邱斐顯訪談心情燒錄（2）／緣起／二、寫作過程．精神支柱——《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文／邱斐顯

 圖／江蓋世書道創作 F0101P3＜緣起＞_彩墨宣紙（2013）

二、寫作過程．精神支柱

我很幸運，我的先生江蓋世，始終在我身旁不斷的幫助我。他全力支持我寫作。如果不是他一路支持與鼓勵，就無法完成這一系列的訪談。

蓋世和我一樣，二十多年前從事文字工作。他專心從政後，也多年不曾提筆寫作。他寫下年輕時期，全心投入民主運動的心路歷程——《我走過的台灣路》，那是將近十年前的事了。看到我接下雜誌社的訪談工作，他也替我高興。

每一次，我的訪談寫作完稿後，他是第一個幫我看稿、改稿的人；他花了很多時間與我討論寫作內容；他更嚴厲要求我斟字酌句、推敲文辭。

2006年10月，當我讀到《從難民到國務卿——歐布萊特回憶錄》一書時，我才赫然發現，麥德琳．歐布萊特在結婚生子後，為了寫一份有關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徘徊掙扎的報告，也曾經有這樣與我很類似的經驗，她的先生——喬瑟夫．歐布萊特，也曾經這樣幫她潤飾、改稿的。 

這份報告的整個寫作過程獲得喬鼎力支持，他甚至願意幫我潤稿。喬謹慎又注意細節，用字一絲不苟，他建議我將文中的「女孩」（girls）的字眼，改以「婦女」（women）代之。  

——摘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從難民到國務卿——歐布萊特回憶錄》第70頁

蓋世雖然讀的是台大政治系，卻是非常酷愛文學。大學時期，他迷上羅曼羅蘭所著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把那本書當成他的案頭書。之後，他又不斷地閱讀大文豪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拜倫、邱吉爾等人的文學著作。

他不斷地強調，要我注意文章前後的邏輯，以及遣詞用字的修辭。我用心地寫，他也拼命地改，我的草稿紅線畫了一條又一條，牽過來又牽過去。甚至為了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我們都會討論很久。有時，我的文章被他改得七零八落時，我索性丟給他一句氣話：「你卡賢，你來寫！」

這時，他總會安慰我：「我很久沒寫作了，怎麼寫得出來？但是我喜歡看書，尤其是文學鉅著，我知道什麼文章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你的文章稍微再改一改，就很好了。」他比我更早在雜誌社工作，尤其二十年前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工作時，採訪寫作的速度又快，產量又多；趕稿的時候，他一天可以拼出一萬多字來。不過，自從一九九七年底，他出版了《我走過的台灣路》之後，他就很少再觸及寫作一事了。

說來矛盾，要他先幫我看稿、改稿，我常常不服氣；但是他如果真的不幫我看稿，我又不放心交稿。我開始寫作的第一篇訪談報導，就在他的鼎力協助下，把文稿完成了。事實上，應該說，我所寫作的這二十四篇訪談報導，十九個我們自己選取的藝術工作者名單，包含各篇文章的主標，內文分段的小標等，全都是我們兩個人一邊討論，一邊構思出來的。

原本這只是單純的訪談寫作工作，總編輯高天生也給了我四、五個訪談名單——從導演黃明川，台灣史學者李筱峰、戴寶村，台灣本土文學出版商林文欽，台灣文物史學者莊永明，到台灣史學者楊碧川。面對這些早已為台灣文史努力奮鬥許久的前輩，我只是盡力，把他們的貢獻再一次記述與報導。

這五期訪談報導結束後，總編輯高天生表示，如果我還打算繼續寫作，他已經沒有其他人選可給我訪談報導，他希望我自己尋找訪談題材。這下子，換我傷腦筋了。人海茫茫，標準何在？我要如何選取訪談對象？不由分說，蓋世就是我第一個求援的人。

由於蓋世自己本身對藝術的熱愛，在兩屆八年台北市議員任期內（從1994年到 2002年），他對藝術活動，常表現出高度的熱誠。過去，蓋世的服務處辦餐會，他一定安排這些本土藝術家到場。他和藝術家們接觸的機會也因而增多。

當我想採訪更多藝術家時，我們就一起討論，什麼樣的藝術家，可以列入採訪對象？幾番討論後，我們的共識是：要具「台灣價值」的藝術家。台灣的藝文界，有許多藝術家，他們的各種表現，都非常優秀、傑出。但是我們想針對這個藝術家是否能「彰顯」台灣價值，作為訪談人物取捨的標準。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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