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8日 星期四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1-3 張貼海報(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一章 萌芽
1-3   張貼海報(上)


進入台大第一年,我就住在紹興南街的台大男生第四宿舍。那是一棟新建的宿舍大樓,來自全島各地考上台大的學生,能夠擠在一起,一塊讀書,一塊吃飯,一塊睡覺,一塊在宿舍球場奔馳,一塊在隔壁女生宿舍大門口站崗,一塊在寢室內高談闊論,或互相交換蹺課心得,或彼此吹噓戀愛經驗,或大談國家大事……


在我們男生宿舍裡,是挺自由的,有時教官會嘮嘮叼叼的,要求我們注意生活上的一些小細節,除此之外,我們在男生宿舍裡,自成一個世界,有得吃,有得喝,有得住,有得玩,有得讀書,可是,唯獨一件事情萬萬不得做,不得搞任何學生地下組織。


有一天,一位別系的同學,過來找我,壓低著聲音說道:「蓋世,有一本書很棒哦,想不想看啊?」


「什麼書,這麼神秘兮兮的?好啊,拿來我看看吧。」


不一會兒,他傳來一本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李敖的大名,我早已風聞,只知道他是文壇的怪傑而已,而看了他的書,讓我如獲至寶,看得大呼過癮。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本書,不過是罵罵國民黨的官場現形記,批批瓊瑤不食人間煙火的虛幻愛情故事,戳戳來自中國大陸殘留的「吃人的禮教」,如此而已,但卻是當年的禁書。


我看了意猶未盡,還想再要幾本李敖的書,可是那位同學卻緊張兮兮的答道:「噓,別那麼大聲,那是禁書哦,不要大聲張揚。」向他要不到,我就跑到台大總圖書館,去翻箱倒篋,找出好幾本《自由中國》雜誌,在雜誌裡,讀到李敖寫的令人拍案叫絕的文章,同時,也初次接觸了雷震、傅正等人,早期鼓吹開放黨禁的文章。


雖然有這樣的接觸,我對於組黨這件事,當時只有糊模的概念,只知道政黨政治,就是制衡政治,至於台灣人要不要自決?或甚至台灣要不要走向獨立路?我都不清楚。


讀建中的時候,我就跟一般的高中生一樣,人在台灣,心中不知有台灣,只想國家強大,統一中國。到了台大,我慢慢的發覺,統一中國,是個遙遠的目標。一九七八年三月廿一日,這一天,原本是窩在宿舍安靜自習的日子,但在外頭,卻是國民大會票選總統的重要日子。


國民黨撤退來台,原有的國民大會,也跟著搬到台灣,他們搬是搬來了,卻從不落地生根,整個國家的總政策,放在反攻大陸,因此,國民大會的架構不變,國大代表也從不改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憲政怪獸。國大代表們每六年開一次會,為國民黨的總統副副總統候選人,國大代表他們坐擁高薪,只做合法背書的橡皮圖章。


話說那天早上,我本來好端端的窩在寢室裡看書,不知怎麼搞的,宿舍的喇叭,傳來嘈雜的電台播報聲:


「蔣經國一票!蔣經國一票!蔣經國一票!……


「到底是那個傢伙搞的鬼,吵死人了,……」我心頭不太愉快,走出寢室外面,看了一看,原來是整個宿舍的擴音器,現場播放正在中山堂舉行的國民大會,總統副總統的選舉過程。


「算了,忍一忍吧,看我的書吧。」我再走進寢室,坐著桌前,想把心靜下來,可是那擴音器的聲量,不但未減,而且一聲聲「蔣經國一票------」尾音拉的好長,國民大會現場聲音嘈雜,我忍了半個多鐘頭,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心想,我雖然只是個學生,也許我知道的有限,但我清楚,任何民主國家,選總統,人民就直接投票,可是台灣人民卻無權選自己的總統,而每次都由這個「萬年國會」來票選總統!這還不打緊,出馬競選的,只有一組人選,形同國家花了大把的錢,養了一千多位國大代表,平常沒事幹,每六年就上場充當投票部隊。


當時在寢室裡,孤零零的一個人,可是我的心裡告訴自己,時候到了,我有話說,我們的宿舍有一個封閉形的天井,開票的噪音,繼續在天井裡迴盪不去,宿舍裡的同學,也不知跑那裡去了,聽不到往日嬉笑玩樂的聲音,遙遠的地方,又傳來一串串鞭炮聲,祝賀蔣經國當選的鞭炮聲,此起彼落……


我拿出一張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決定寫張海報,聲明退出國民黨,表明我反對蔣經國,以萬年國會「總統加身」的作法,於是,我一個字一個的慢慢寫下來,下面就是我反對將家政權的第一張小型海報內容:



    「我不認為中國的命運永遠

     被懸著是對的;

     我不認為那一串串的鞭炮聲

     一聲聲的唱票,

     意味著

     中國偉大時刻的來臨;

     我不認為兩個中國的對立

     是中國人之福;

     我更不認為這個現狀的無盡

     的延長給中國歷史帶來多少

     光輝;



     我認為:

     真正民主的中國的建立歷程

     是 艱辛的 漫漫長期的

     但我們要去爭取

     我們要祖國國土出現全民的

     不是一家一姓的中國!

     所以 今天

     我退出國民黨。



     江蓋世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寫好之後,檢查一下,沒有錯字,嗯,很好,我不怕人家追究,我偏要人家知道,這件事是我幹的,因此,整整齊齊簽了名,又細心的蓋了我的章,好了,拿出去貼吧。我打開房門,四週一望,沒半個人影,就快步走到男生宿舍大門口,貼上去,然後又走進寢室,可是待在裡頭,感到有點緊張,呼吸急促,好似一個全副武裝的,衝上前線的士兵,四下望去,空無一人,頓感淒涼。


「去外頭走走吧,做了就不要怕,該來的總要來。」主意打定,穿著拖鞋,我就走出宿舍,在紹興南街、徐州路附近,逛了一陣子,心情放輕鬆了些,才緩緩的拖著腳步,回到宿舍來。進了大門時,抬頭一看:


「哇,我的海報被人撕掉了!是誰的幹的呢?……


我快步的走進寢室房間,一看,我的海報是被人撕了下來,竟然折疊起來,好端端的擺在我寢室的桌子上!我心頭很不舒服:「這是誰幹的呢?誰故意找砸?……但是,對我不滿,又怎麼會把海報好端端的,擺放在我桌上呢?」


原來,是宿舍的工友,趁人不注意的時候,迅速的把它撕了下來。沒多久那工友偷偷跑來找我。他是一位強壯的青年人,大約卅來歲,長得魁梧的身材,外貌樸實耿直,平日的的工作,就是打掃男生宿舍的裡裡外外,常常看著他,頂著大太陽,汗流浹背,整理宿舍庭院的花草,或到處敲敲打打,修修補補。


他平常也不愛講話,偶而會跟學生打打招呼,然後就埋頭苦幹,做自己的活兒。他來找我,眼神懇切,面容憂慮道:


「少年人,卡忍耐咧!彼張是我甲你撕落下來,趁無人看著,趕緊收起來!」


「哦,原來是你,真謝謝你了。」我這才恍然大悟。我好想對他解釋,國民大會是萬年國會,蔣經國「御用」國會來黃袍加身,------唉,講這麼多,他能聽懂多少?他還緊緊的抓著我的手,一副既責怪又拜託的的表情,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想到自以為非常莊嚴神聖的抗議行動,貼出來沒多久,也沒有幾個學生看到,就被這位老兄一隻粗壯的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撕了下來,我又好氣又好笑,只好苦笑著,跟他說聲謝謝。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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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1-2 浪漫狂飆





2006年9月26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一章 萌芽 1-2 浪漫狂飆


1-2  浪漫狂飆


進台大以前,我是個符合一般社會標準的乖學生,班上成績排名在前面,當班長,當兩次全校模範生,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打撞球……。可是一進了台大,我開始懷疑這些價值觀念。


我不喜歡上課,老愛泡在圖書館,或捧著書,在樹下自我欣賞。剛開始,我一頭栽入胡適的白話世界,他以那淡如白開水的文筆,向傳統的中國社會開刀,我看了大呼過癮,把台大圖書館內整套的胡適選集,陸陸續續看完。


另一方面,我也開始去摸索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及列寧的著作,這一大堆社會主義的著作,台大政治系的辦公室有全套的,我有空沒空,就去抱一堆回來,也不管裡頭抽象的哲學史觀,或經濟思想,我了解多少,我像隻飢渴的馬,走過荒漠之地,來到清澈小溪旁,拚命的豪飲。


我愈來愈討厭上課,尤其討厭那些照本宣科的教授,他們無法啟發我,只會浪費我寶貴的時間。大一第一學期結束時,成績單一公佈,我的一門「法學緒論」居然被當時的法學院院長姚其清當掉了,我難過了一個星期,雖然跟我一起被當的不下十來位,這麼一當,敲碎了我拿「書卷獎」的美夢。


我因禍得福了,一門課被當了之後,我徹頭徹尾的反省,乖乖的上課,乖乖的讀教科書,是非常無聊的,成績,閃一邊去,我愛看,我就看,我愛做夢,我愛讀詩,我愛寫情書,我要打破傳統,做個浪漫狂飆的學生。


我不想墨守成規,強烈的念頭,要打破傳統。雖然讀的是政治系,我卻老想跑到台大文學院,去旁聽莎士比亞的課,或聖經文學,或泡在圖書館裡一整天,看盧騷,黑格爾,羅素……,有一陣子,狂烈的熱愛上俄羅斯文學,管他的學期考試快到,我只顧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高爾基的著作……,我人雖在台灣,卻隨著俄國文豪,倘佯在靜靜的頓河,奔馳在烏克蘭大草原,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走過農奴的悲慘世界,幻想自己走入民間,宣揚自己所相信的真理。



有一次,心血來潮,一大早,我就跑到政大圖書館,一口氣借了八本書,在三樓牆角找到一個位置,除了中午吃飯或上廁所之外,書一本一本的看,筆記一頁一頁的寫,一直到圖書館三樓的燈都全關了,唯有我還賴著不走,捨不得把桌上的燈關掉!


為了考試,這麼拚命嗎?才不是呢!我借了一堆與考試無關的文學哲學的書。為了考試,我才不會這麼拚命的。我還記得很清楚,正當圖書館要打烊了,我手頭看的是,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哥德把主人翁維特的戀情,寫得非常細膩,我看幾頁,整個心如同磁石給吸住了,維特高興,我就高興了,維特沮喪,我也跟著愴然若有所失,看到最後,維特寫給他無緣的愛人夏綠蒂的絕別書時,我的心,好像被凍在那裡,忘了自己是在政大圖書館裡,也沒察覺到圖書館工作人員催著要關門了……


胡適解放了我的文筆,我學習用淺顯的白話,去表達我的思想與感情,改掉了以前愛吊書袋的毛病;而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的文學鉅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則解放了我的思想,強化了我要打破傳統,打倒權威的慾望。


羅曼羅蘭,生於一八六六年。他出生的地點叫做克拉姆西,這個地方,在一八七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割讓給德國。從小就做了亡國奴的羅曼羅蘭,長大之後,他藉著一支筆不斷的創作,抒發悲天憫人的胸懷。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羅曼羅蘭一生的思想精華,作者花了廿五個年頭,寫出長達一百多萬字,它描寫一位熱血澎湃的音樂家,橫衝直撞的,討伐當時封建社會的傳統,他揮舞著唐吉訶德的長矛,去戳破現實社會的謊言。


大一時,我的同班同學賴昭志,跟我住在台大男生宿舍同一寢室,我倆不約而同的迷上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每天一大早,他一骨碌翻下床來,第一件事,就是看這本書。一大清早就看,深夜也看,可見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魅力了。而我呢,簡直看得比聖經還勤。以前看到厚厚的書,重要的章節翻一翻就夠了,不重要的,就隨電風扇讓它吹走。


原本,我看這本書,是抱著翻小說的心情去看,但看了一章之後,我的速度卻慢了下來,原因是:「這麼好的書,我怎麼捨得秋風掃落葉?我要邊看邊咀嚼,邊咀嚼邊回味!」


進入大學,剛開始接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尤其是類似「職業革命家」的觀念,總覺無比的快意恩仇。我要幹我所能幹的事,冬風吹,戰鼓擂,誰也不怕誰!我不但在校園裡,愛講大話,也喜歡到處寫信,表達與眾不同的看法。當時的國民黨教育,給我們一個刻板的框框,中國大陸那邊是不自由的,共產主義是可怕的,沒有人性的,而台灣這邊是自由民主的,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是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可是,上了大學以後,我就覺得這套框框,相當荒謬可笑,有一次,我就寫了一封信,寄給同班同學石之瑜,信上大意如下:


「人類的思想,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我們來做個實驗,把一百個台灣出生的嬰兒,送到大陸去,同時,把一百個中國大陸的嬰兒,送到台灣來,你看看,結果會是如何呢?廿年後,台灣成長的中國大陸嬰兒,長大成人後,他嘴巴裡不是喊共產主義萬歲,而是三民主義萬歲。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成長的台灣嬰兒,廿年後,他們的腦袋裡,國民黨政府是蔣家集團,共產主義世界才是天堂。因此,兩邊政權,加在人民頭上的思想教條,只是環境的產物,絕非真理。」


我完成了這一封信,看了再看,甚表滿意。好東西,不該獨享,就沒頭沒腦的裝入信封,貼上郵票,寄去石之瑜他家。反正,我倆互相寫信,瞎扯打屁慣了,我也不問他收到沒有,過了一陣子,我也就忘了。



沒想到,有一天他氣極敗壞的找我,掛著一付苦瓜臉劈頭問道:「喂,你老兄寫了什麼信給我,調查局找上門來了!」


「調查局?我…………啊,我想起來了,我寫了一封信,討論台灣與中國大陸嬰兒交換的事,你收到了沒有?」


「當然有啊!調查局還去問老爸呢,說江蓋世,這個人真名是什麼?我簡直笑不出來了!」


原來,在蔣經國當權的時代,即使是兩位台大學生的通信,也可能會遭到檢查。調查局居然正事不幹,卻把我的信扣押,還要調查是否共產黨派來的地下組織,幹什麼勾當。


時隔將近廿年,石之瑜在美國拿個政治學博士,順利返回母校,目前就在台大擔任政治系副教授,我倆在聊起這段往事,不禁相視哈哈大笑。


在那時,一般的同學,要嘛盡情的玩樂,要嘛參加社福社團,聊表自己對社會應盡的心意,而更多的人,希望快快畢業,乘風破浪遠渡美國求學。我呢,也不想遙遠的未來,只是討厭當年的國民黨教育,在我頭上所鑄的思想緊箍咒,我恨不得快快將它砸下來。


我常常踩著一輛中古鐵馬,快速的在台大總區椰林大道馳騁,迎面而來的涼風,吹得我心滿意足,雖然我要去擺路邊攤,我要去當家教,我是個無殼蝸牛,要去租一個房子,跟媽媽住在一起,我要去應付一大堆無聊的考試……,我還是把自己弄得很快樂,穿著短褲,繫上球鞋,頂著風沙,滿頭是汗,我的心裡,不斷的吟唱著,唐吉訶德自封騎士時的歌詞: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

      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濘,

      負擔那負擔不了的風雨,

      探索那探索不及的辰星。」


唐吉訶德的詩詞,盤繞腦海,讓我慢慢的看不到眼前的人情世故,聽不到師長昔日的耳提面命,看不到擺在眼前的法條律令,突然間,我發現,戳破虛偽,好比高空跳水,一樣的爽快,向權威挑戰,惹得他們臉色鐵青,頭上冒煙,是人間最大的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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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5日 星期一

石雕藝術家王秀杞 石頭對話 人性刻劃

文/邱斐顯

 王秀杞,圖片/翻拍自王秀杞作品集。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72006.4.29~2006.5.5


一件石雕作品,評價好不好,不在於作品的「事件性」或「個案性」,而在於這件作品是否刻劃得出一個普遍的「人性」。放眼望去,石雕藝術家王秀杞的作品,幾乎都表達了他想要呈現的「人性」。


許多年前,台北縣政府計劃在林口鄉社區的婦幼公園,放置一件藝術品,以紀念「白曉燕事件」。然而,在王秀杞的巧思規劃下,他創作的雕塑品「大地之母」,傳達了「天下慈母心,放諸四海皆同」的理念,取代了行政官僚希望以「事件性」為主導的藝術設計,得以陳列在該公園。王秀杞堅信,透過作品,達到藝術潛移默化、教化人心的目標,是他從事公共藝術創作時,內心最為關注的議題。


王秀杞,一九五○年出生,世居於陽明山上舊稱「燒粳燎」山谷中的新安里。王家在這個山谷裡,有著數畝祖傳田地。由於家族世代務農,王秀杞從小就常跟著父母兄姐,到田裡耕種。王秀杞家裡共有七個兄弟姊妹,以農維生的父母親,經濟負擔很大。為了賺錢、養家活口,王秀杞也曾在三更半夜,跟著家人挑著橘子,步行兩個多小時的崎嶇山路,於大清早趕到山下的士林市場去賣水果換錢。


作品蘊涵道地的台灣味


農家繁重的勞動生活,不但鍛鍊了王秀杞過人的體力與耐力,也孕育了王秀杞對台灣本土文化藝術創作的動力。


王秀杞的作品,處處看得見「台灣味」,例如:「播種」、「守望」、「歸」、「龍骨車」、「捕魚」、「月琴」、「講古」、「望春風」、「耕」。生肖屬牛的王秀杞,更是以牛為題,創作了很多石雕品。


在山裡長大的王秀杞,從小就與泥土、石頭為伍,陽明山的安山岩,對他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印象中,小學的時候,他就喜歡和同伴坐在大石頭上,把泥土與小石頭當成玩具來玩。他也曾在溪流中,把石頭堆成一個小水壩當泳池,看著水流穿過小水壩而行的景象。他甚至會自己一個人,把許許多多形狀不一的奇形怪石當成朋友,說起悄悄話。直到王秀杞的石雕藝術作品成名之後,他還是認為:「石雕就是我的語言、我的工具!」


回憶起小時候,王秀杞說:「媽媽常帶我們到關渡的媽祖宮去拜拜,偶爾也會到台北市艋舺的龍山寺。那時候,我就對廟裡的『石獅』、『龍柱』、『石堵』等的石雕作品非常好奇。」王秀杞唸國立藝專雕塑科時,透過李梅樹老師的引介,認識了負責三峽祖師廟整修工作的石雕師傅劉老師(綽號阿狗師),與木雕師傅黃龜理老師之後,他更加體認到,廟宇的石柱雕刻,既要鏤空又不能刻斷,實在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江湖一點訣   慢工出細活


聊到廟宇的石柱雕刻,王秀杞說了一個很幽默的小故事。「有經驗的老師傅刻龍柱時,刻了一陣子之後,就要抽煙、喝茶,甚至和人聊天,過了一會兒才繼續工作,他刻龍柱的功夫又細緻又精確。而沒有經驗的小學徒,以為老師傅偷懶,於是為了趕時間多做一點工,就拼命不停地刻,卻常刻斷作品。」


王秀杞指出,這是因為雕刻石頭時,石頭因磨擦而產生能量,內行的老師傅會等石頭能量釋放出來,並且冷卻之後,才繼續雕刻。這正是石雕前輩們口耳相傳的秘訣——慢工才能出細活。


藝專畢業後,在創作過程中,王秀杞仍三不五時聘請阿狗師,到工作室來指導自己的石雕技術。王秀杞開始創作人像雕刻時,由於沒有錢雇用一般藝術家所需的模特兒,身邊的親人,包括王秀杞的阿媽、父親、老婆、外甥兒女等,都成了王秀杞的模特兒。早期王秀杞很滿意的一個石雕作品「講古」,就是以父親、外甥兒女為模特兒而完成的。


那時候,最辛苦的莫過於王秀杞的太太,「她除了要花時間照顧家庭,還要長時間擔任我的模特兒。」


雕塑第一名,「永久免審查」


一九八四年,王秀杞參加全省美展,拿下「雕塑第一名」的成績,並獲得「永久免審查作家」的特殊榮譽。父親在得知這個消息後,高興得不得了,還為此大肆宴請親友。不識字的父親,認為古代有「文狀元」、「武狀元」,兒子獲得這份藝術界的殊榮,也就跟狀元差不多了。


然而,提起這個「永久免審查作家」制度,王秀杞卻是感慨萬千。既然成為「永久免審查作家」,在石雕藝術方面的成就得到肯定,王秀杞為什麼還深深感慨?


原來,當時每年舉辦比賽的「全省美展」,簡章中規定:「如果參賽的藝術家,連續三年的參賽作品,都得到前三名的成績,就可以獲得『永久免審查作家』的特殊榮譽。」


王秀杞參賽的第一年,得到第二名;第二年,第三名;第三年,才得到第一名。他參加美展比賽的項目是「石雕」,作品的重量很重,體積也很大,他事後才知道,第二年他得到第三名的原因,竟然是——評審者在評審時,連運送作品過程中所裝置的架子、箱子也不拆。


王秀杞認為,「一件雕塑品,從應該從四面八方去欣賞、研究,甚至是從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去觀賞。」因此,這樣含糊、偷懶的評審方式,讓王秀杞頗為憤慨。這件事反而激勵他,第三年更用心、更努力準備參賽。


制度坑人  藝術家有苦無處訴


第三年的參賽,王秀杞花了「十萬多元」,買了好幾噸重的觀音山石,做為雕刻的素材。二十多年前的「十萬多元」,對家境不是很好的王秀杞而言,負擔非常大。


王秀杞用了半年的時間完成這個石雕。他以這塊數噸重的觀音山石,刻出他想傳達的理念「守望」——「一個原住民牽著一條狗,守望著自己的土地、家園」。這個作品果然得到了「第一名」,而他獲得的獎金,是「三萬元」。


由於比賽辦法上規定,得獎作品歸由「主辦單位」(即「全省美展」)所得,參賽作者不得領回。因此,這件得獎的藝術品——「守望」,當時就由主辦單位全權處理。現在,這件約值市價兩百萬元的石雕作品,就陳列在台中市國立美術館的戶外,永遠回不到原創作者的手中。


據王秀杞所知,他連續三年的得獎作品,除了「守望」,因太重才沒有搬動外,另兩件作品則被主辦單位收到倉庫內。


「全省美展」的這種比賽,雖然鼓勵藝術家提出創作,然而,入不敷出的獎金所得,以及不尊重原創作者的智慧財產權,不讓藝術家保有其作品的做法,在在都令藝術家深表不滿。王秀杞用一句非常貼切的台語「啞巴壓死子」,來形容藝術家參賽時,被制度所坑、且無處投訴的遭遇。(後來,經過藝術家們努力多年爭取,這個制度終有改善。目前,已另立較合理的得獎作品收購辦法。)

  

  王秀杞作品——逗蛙,圖片/翻拍自王秀杞作品集。



不懂藝術欣賞  就會糟蹋藝術


其實,當年,作品「守望」寄去參賽前,王秀杞就嘗到行政人員不尊重作品的滋味。「全省美展」的收件處是台中的中興新村,不過,台北的藝術家也可將作品寄到新公園的省立博物館,請他們代收、代寄。王秀杞自己花了五千元的運費,請卡車公司把作品從陽明山的工作室,運送到省博館。省博館的代收者,卻以王秀杞的作品太重太大為由,恐嚇他:「下次作品再這麼重、這麼大,就不幫你收件!」


不只王秀杞一個人面臨這樣的問題,很多藝術家都有相同的經驗。王秀杞轉述了某位書畫家在當時曾經說過的俏皮話:「如果不懂藝術的行政人員,如此對待我們的藝術品,下次我就要設計一副巨大無比的書畫作品,大到連博物館的門都進不去,然後我就把作品放在門口,把門堵住,看他們怎麼辦?」


王秀杞提起,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有個藝術家用鋼筋、水泥,混合成一個藝術品,放在展覽會場門口處,第二天,作品不翼而飛,大家正揣測誰來盜走這件藝術品?後來才得知,收垃圾的人把它當成垃圾清走了。


先顧腹肚,再顧佛祖


做為一個藝術家,藝術和個人經濟生活之間,應取得一個平衡點。對於藝術品的價值,王秀杞一直抱持一個很合乎人性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一件作品花了創作者很多心血和時間去完成,卻只向收藏者收取不成比例的一點點費用,那就對不起自己的付出;反過來說,如果向收藏者收取高於價值太多的費用時,那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王秀杞舉了一個實例。有一位台灣前輩畫家,他辛苦了大半輩子之後,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有一次某個畫廊幫他開畫展,一次開給他三千萬元的支票。他接到支票之後,痛哭流涕地說:「如果這三千萬,早在三十年前給他,那該有多好。過去,他想出國,去看看別國的藝術家創作,沒錢,辦不到;他想給老婆買化妝品,沒錢,買不起;自己住家屋頂漏水,沒錢,沒辦法修房子……」王秀杞用了一句頗為幽默的台語,明白地坦承:「藝術家總得『先顧腹肚,再顧佛祖』。」


前不久,有一位科技大亨,想在亡妻墓前,放置一件亡妻「少女形貌」的人像雕塑品。他對王秀杞的人物雕塑非常欣賞,也央請王秀杞照著他愛妻的照片雕塑,幫他完成心願。王秀杞的友人知情後,調侃王秀杞的事業「發了」,但王秀杞仍然秉持著一顆平常心,只收取合理的費用。王秀杞表示,「費用因素倒不是我最主要的考量,而是我贊同他希望『墓園藝術化』的理念,讓後人到墓園看到墓碑時,不再是冰冷冷的墓碑而已,還看得到有人性的藝術品。」


讓藝術走入全民的生活


法國著名的羅丹美術館,收藏並陳列著羅丹所有的雕塑藝術品,有室內的,也有室外的。羅丹美術館不但吸引世界各國的藝術家,也吸引世界各國的觀光客去參觀羅丹的藝術品,甚至羅丹美術館也免費開放給法國的兒童參觀。此外,羅丹美術館更是主動與世界各國的藝術界接洽,安排機會讓羅丹的藝術品到世界各地展覽。


反觀台灣,政府對推動藝術,或是保存藝術的政策,不夠主動積極,對全民的藝術教育也有待加強與普及。王秀杞曾自我解嘲:「我常與石頭對話,比較少與人深入談話。」他覺得藝術應該是讓人垂手可得,從生活中就看得到、摸得到的。他最大的期盼,是台灣這塊土地上能夠「藝術生活化」,讓藝術走入全民的生活。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楊 碧川 :台灣「歷史運動家」

文/邱斐顯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0 2005.12.31~2006.1.6


 楊碧川。攝影/邱斐顯


只有高中學歷,出版了超過三十本以上的歷史書籍,楊碧川從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只認為自己是創造歷史的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堅信研究歷史、撰寫歷史,要從生活中去了解,他甚至以「歷史運動家」自許。


獄中經歷勝過學校知識


讀初中時,楊碧川讀了鄭學稼教授的《史大林評傳》,就對托洛茨基深感興趣,並且痛恨史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團。讀高中時,他對世界歷史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七○年,讀高中的楊碧川就被國民黨政府以「蓄意顛覆政府」為由,抓到綠島去關,前後共七年。


綠島坐牢期間,他堅持不肯與獄方合作,不肯「對其他人犯打小報告」,獄方因此不給他任何看書、寫字的機會。只要楊碧川一寫東西,獄卒就把他寫的東西搶走,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們也不放過。


在獄中的歲月,楊碧川甚至因罹患肺病,一個人被關在獨居房約三、四年的時間。七年的獄中時光,獄方嚴格控制他們的思想,不但不讓他接觸任何書籍,連報紙也不讓他看。他除了一個人腦中思考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他身繫囹圄時,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前輩政治犯。黃華教他英文,江漢津教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都利用在一起的時間「口授心傳」。楊碧川因此在獄中學到許多「在一般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與學問」。


一九七七年出獄後,只有高中學歷的楊碧川,開始靠著自修的方式,不斷努力學習英文、日文,並博覽群書。他仍醉心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以及台灣史、世界史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台大學生李文忠,開始幫他安排到台大校內的社團去講授台灣史、世界史。他的課吸引不少台大學生。這些學生後來畢業後仍與他保持聯繫,甚至成為朋友。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十年間,楊碧川幾乎都是靠著朋友或學生的經濟支援而維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新潮流》雜誌創刊,楊碧川是十八個創刊編輯委員之一。在黨外雜誌百花齊放的年代裡,社會主義的研究算是熱門的顯學。但是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楊碧川就與新潮流系的友人漸行漸遠而分道揚鑣了。


一九八七年,在綠島前輩政治犯柯旗化的鼓勵之下,開始出版他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簡明台灣史》。問他,「這本書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觀點是否相近?」楊碧川答道:「我們的史觀是一樣的,我出這本書,為的是希望更多人深入了解台灣史。」


地下電台引發的思考


一九九○年起,台灣的反對運動開始從平面的文字轉往有聲的電子媒體發展。當時,由於媒體的掌控權操縱在國民黨的手中,加上人民對國民黨諸多的批判與不滿,「地下電台」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地一個接一個成立。楊碧川在電台上「講史」成了很受歡迎的節目。


這些地下電台的經費來源有限,他常常自掏腰包來電台做節目。有些朋友因而贊助他一些經費來營生。「地下電台」當紅的年代,楊碧川的節目不但支援全台,就連錄音帶都是可以賣錢的,一卷五十元。


然而,也正因為經常在線上講史,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叩應(call-in)聽眾」,楊碧川發現,有不少基層民眾,其實沒常識、不讀書,又喜歡亂扯與雄辯。他非常感慨,他雖然學歷不高,但用心自修學問;相較之下,很多人不管學歷高不高,常常不根據事實或理論而言,就胡說八道一通。


國民黨當權的時代,「地下電台」再糟也就是電台被罰款,負責人被起訴、判刑而已。令楊碧川詫異的是,民進黨執政後,對「地下電台」的做法,竟然是釜底抽薪地對它施以「抄台」的手段。


楊碧川忿忿不平說道:「民進黨執政前,我一年的演講、出書的收入可達十萬至二十萬元,民進黨執政後,我反而沒有收入!」


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別人


楊碧川的個人著作,至少超過三十本以上。他寫過的書裡,自己最喜歡的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但他也很坦白,「這本書沒什麼人要看,除非是被指定為教科書。」


而他所寫的人物傳記如《切.格拉瓦傳》、《托洛茨基傳》、《後藤新平傳》,常是參考中文、英文、日文多國文字,並且融會貫通之後才寫的,不是逐字翻譯而來的。


看看楊碧川的著作,由此可知,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性格,非常強烈。台灣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欽佩的是為台灣獨立而死的英雄---陳智雄。廖文毅在日本推展台灣獨立運動時,曾委派陳智雄到東南亞向台僑鼓吹台獨,國民黨政府於是千方百計將他誘捕回台。


一九六一年,國民黨因陳智雄組織「同心社」,宣揚台獨主張,將他逮捕。一九六二年,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陳智雄被綑綁後拖出去槍決,離開押房時,還高呼「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臨刑前,陳智雄拒絕下跪,最後壯烈成仁。楊碧川的心中,這個徹底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雖死猶榮。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當作大學,並從火燒島(即綠島)及其他的黑牢裡,鍛鍊出自己反抗統治政權的意志。楊碧川所寫的《托洛茨基傳》,雖然到一九九七年才出版,中間經過二、三十年,他仍不改其志。而寫這本《托洛茨基傳》,也是為了紀念台灣早期犧牲的鬥士,並藉此勉勵年輕的台灣人,要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其他被壓迫的同胞。


為蒐集資料,不惜千里找書


為了讀書、寫書,他常到國外找書。「我太太最不喜歡和我出國,因為我不是去旅遊,而是去找資料。」他在許多台灣同鄉的協助下,一九八七年就到哈佛大學蒐集資料。紐約、日本、香港、大陸也都留有他蒐集資料的足跡。


一九九九年他寫了一本書---《國共談判(毛蔣大決戰三部曲1)》,由一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後來有很多讀者迴響,大多是我們所謂的「老芋仔」(即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人)。他們看完書之後,才了解當年的國共歷史,以及當年為何而來台灣,大有那種『就算要死,也得知道為什麼死的』深刻感動。楊碧川很興奮地說:「我讓他們了解歷史,他們從了解而『支持』我對台灣獨立的堅決主張。他們甚至告訴我,如果我有需要找他們,他們一定站出來支持我。」


礙於制度,臨時講師有志難伸


二○○二年,在好友趙天儀的安排下,楊碧川到台中的靜宜大學歷史系,擔任「臨時講師」,時薪五百八十元。每週一的下午有四堂課要上。這個工作持續了兩年。到了二○○四年,楊碧川開始向系方提出「申請為正教授」的要求。然而礙於教育部的法令規章,他的要求無法如願以償,他也因此就拒絕再接受臨時講師的教職。他覺得自己比起正規的大學教授還認真,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是他強烈控訴台灣的教育制度、文憑主義的原因。「有的人雖然考試得第一,或者拿到博士學位,但不表示他真的把知識、學問讀進腦子去。」


過去半年多的時間裡,楊碧川選擇以「發傳單,每張0.35元」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零用金。問他如何度日,他幽默地說:「手頭真的很緊時,會向老婆領取三千元的愛心零用金。因為,除了抽點煙、買點書之外,我是不會亂花錢的。」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楊碧川認為,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很多制度並沒有改變多少。他甚至認為還有許多值得「革命」的空間。「這二十年來,我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以往尊敬的朋友們,幾乎一個個成了半調子的史大林。革命尚未成功,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篡奪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獨立的那一點點的成果。我也看到年輕的一代,享受台灣人民的血汗代價,個個成為小官僚、小政客的醜陋一面。」


鑽研歷史的楊碧川,眼看二○○五年底,民進黨選舉大敗,他深信:「民進黨執政,為了討好財團,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唯有敗選,才能讓民進黨自我反省,他們是如何失去民心。這些貪官酷吏,離人民愈來愈遠了!」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06年9月21日 星期四

沈明正 掌中絕藝 指上超塵


文/邱斐顯


 布袋戲導演沈明正劇本編寫中。圖片提供/沈明正。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62006.4.22~2006.4.28


布袋戲在台灣文化中,一直扮演著一個很特殊的角色。從過去到現在,包括日治時代與國民黨統治時代,布袋戲的歷史演變,相當崎嶇坎坷。一九七○年代之後至今,從李天祿「亦宛然」、新莊許家班「小西園」、雲林黃家「雲州大儒俠」、「霹靂」,到中南部的沈明正布袋戲團,都為台灣的布袋戲文化,做了很大的貢獻。


「明曉掌中演絕藝,正知指上幻超塵」是沈明正為保存、延續台灣布袋戲文化努力的最佳寫照。


沈明正,一九五九年生,雲林斗六人,成長於戲劇家庭。父親沈雀是知名藝人,先後經營歌仔戲團與布袋戲團。過去農業社會時代,不少歌仔戲團員,常因經濟問題向團主借錢,有時錢借走了,人也跑了。「我父親便在這種經濟負擔下,結束歌仔戲團。後來他又頂下一個布袋戲團。但是他不會演布袋戲,只能當戲團老板。」


耳濡目染,踏入布袋戲界


沈雀五十多歲才「中年得子」沈明正。沈雀的布袋戲團因為所聘的演師不錯,演出機會很多,經常在廟會中演出外台布袋戲。沈明正從小在戲棚下耳濡目染,加上自己對布袋戲產生濃厚的興趣,因而開啟他拜師學藝的歷程。


沈明正十二、三歲時,由於電視布袋戲的興起,以及國民黨政府政策——明令「跑江湖」藝人禁止賣藥,父親的布袋戲團只好解散。沈明正於是到嘉義大林鄉向吳金興(阿郎)老師學習。


老師是個很特別的人,平常與人講話時會「口吃」,但是一上場演起布袋戲卻從不「口吃」。阿老師的劇團,有一位「阿川」先生,人稱「變景川」,他會在舞台上用機關變景,能設計夜光效果,還會用一個圓形轉盤,裝上電動馬達,讓木偶騎著腳踏車,並用繩子把木偶拉到觀眾席。


不但如此,阿川還製造特殊現場效果,用飛機、大炮引爆,讓糖果掉下來,使得看布袋戲的兒童歡笑不已。劇團尚有一位配樂師「阿華」,用音樂把整場的氣氛帶得很恰當。這個劇團因此頗受歡迎,外台戲演出機會接應不暇。沈明正就在這個劇團中一步步學習。


布袋戲界有個術語,稱之為「開口」,意思是操作木偶者能兼「口白」。十五、六歲的沈明正,在學習過程中,阿老師訓練他的膽識,讓他試著「開口」助演,並不斷練習。


中學畢業後,因對布袋戲的愛好與投入,沈明正不再升學,繼續投入布袋戲的學習行列。當兵前,他因緣際會向南投「新世界掌中劇團」的陳俊然老師學習。因為已有「開口」演布袋戲的經驗,沈明正就在陳俊然的本團,當起「半學徒」助演。


開口操偶,有機會就練習


那時,布袋戲的外台戲分日戲與夜戲。日戲算是練習場,讓學徒直接上場演出,台下觀眾不多,是訓練學徒開口演出的時機。夜戲則是團主本人的功力秀。有的觀眾甚至會直接向團主反映當天日場學徒的表現。沈明正便是從日場的演出開始磨練起。


有一次中秋佳節,陳俊然的布袋戲團廣受各地廟會邀請,本團之外又分了二、三團四處演出,沈明正就在二團擔綱演出。想起當初學習過程,沈明正表示:「做學徒是非常辛苦的,學布袋戲要靠自己觀察與揣摩;跟著老師出去演外台戲與內台戲時,要靠自己去背戲劇內容,學老師的聲調、語氣、口白的方式。」


那時,有一個「中聲唱片公司」,曾幫陳俊然把布袋戲的劇情錄製成唱片發行。沈明正很認真地聽著唱片學習口白,常常三更半夜還不睡,躲在棉被裡,邊播放唱片邊拿手電筒抄劇本提綱,也常常因而被罵。不過,沈明正的功夫也因此慢慢累積下來。


退伍後,沈明正仍一心朝布袋戲事業發展。當時中興電台的副台長孫正明先生正從事廣播工作。同是演布袋戲出身的孫正明,有心想提攜後進,培養電台的布袋戲聽眾,沈明正便毛遂自薦與孫正明接觸。沈明正很幸運地進入電台,從事布袋戲廣播,跟著孫正明老師邊做邊學。


孫正明與陳俊然同輩,那時陳俊然最成名的代表作「鐵漢男俠」,已經在電台播了一陣子,沈明正進電台後,由於陳俊然的外台戲仍然很多,就由沈明正接著播演這齣「鐵漢男俠」。


彙音寶鑑,用台語讀漢字


沈明正在電台工作時,除了「鐵漢男俠」之外,也花了相當多的功夫在錄製古書歷史劇布袋戲。為了加強口白的功力,孫正明推薦沈明正熟讀《彙音寶鑑》一書。這是一本查閱台語語音資料極為重要的工具書,是嘉義梅山的沈富進先生所編著。靠著這本《彙音寶鑑》,沈明正以自修的方式,把歷史古書的台語口白,鍛鍊到「看到漢字,就能讀出台語的音」。


在電台製作廣播布袋戲時,因為聽眾看不到影像,聲音的表達就特別重要,不但口白要流暢、配樂要合宜,機器音量的控制也要恰當,沈明正回憶道,「我曾在錄音間裡,嘴在講,腳在踏,手在打,眼睛還要注意看機器訊號是否正常……」孫正明常常以此為傲。如果有朋友來訪,孫正明就會帶他們進錄音室參觀,並陶侃沈明正像猴子一樣,自己一個人乒乒乓乓地錄音。沈明正也因此鍛鍊出十八般武藝。


一九七九年,沈明正創立「沈明正廣播劇團」,當時他只有二十歲,但是他投入的努力與用心,不下於許多布袋戲界的老前輩。他把歷史古書如《三國演義》、《封神榜》、《春秋戰國》、《少林演義》等,以精彩的口白、緊湊的劇情,透過廣播電台的放送,風靡了不少中南部的布袋戲愛好者。


歷史古書,題材栩栩如生


一九九二、九三年間,沈明正開始在電台播出一套完整的《三國演義》。之前,沈明正的外台戲演《三國演義》時,由於時間有限,都是只演其中一段的故事而已。《三國演義》開播後,曾有某個歷老師打電話到電台,指明要買他的布袋戲錄音帶。這位老師告訴沈明正:「因為每次上到<赤壁賦>時,學生都很難讀得通、記得住。」而沈明正卻能把《三國演義》的故事說得栩栩如生,他打算買來放給學生聽。


問起沈明正,為何早期沒有往三家電視台發展,他非常感慨地指出,曾有家電視台的節目經理與他接觸過,這個經理也找了某個導播到中部來看他的布袋戲《少林寺》演出。


沈明正忿忿地說:「沒想到這位導播一來就對我明講,如果我能拿出兩百萬來,他立刻可以安排演出。」這樣大言不慚的要求,令沈明正相當吃驚。他看沈明正不依,還退而求其次,要求沈明正給他六十萬,讓他去布置音樂設備。


沈明正痛心疾首地說:「我花了三十多萬搭布袋戲的布景、舞台,他連看也不看,竟是以這種方式對我變相勒索。」事後,他輾轉得知,這個導播是蓄意「封殺」他上電視台。


這個事件,對沈明正個人的影響很深。那時候開始,他對自己立下一個心願:「將來有一天,一定要把我的布袋戲拍成片子。」一九九○年代起,沈明正的布袋戲在中南部地區的地方電視頻道播出。一九九九年,沈明正製作了電視版的布袋戲《三國演義》,在衛星頻道的「環球電視台」播映,讓全台喜歡布袋戲的觀眾,除了「霹靂」之外,還有另一種更優質的選擇。






【三國演義】布袋戲布偶,圖上為孔明,圖下為關公。
圖片提供/沈明正。


三國演義,正好借古諷今


為了演好《三國演義》,沈明正仔細地研讀了三種版本,一是大字足本的完整版,一是兒童易懂的白話文淺顯版,還有一個是學者專家的人物評論、批判版。經過多方的比對,抓住書中各個人物的性格,多方揣摩、刻劃之後,沈明正才開始製作拍攝。這部年度歷史大戲,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拍攝製作完成。


在《三國演義》的布袋戲裡,雖然演的是歷史故事,但是沈明正不忘扣住現實社會的政治現象,他鞭辟入裡的政治批判,其實是相當「草根」的,他毫不諱言地指陳當下台灣社會的政治亂象。布袋戲「借古諷今」的功能,沈明正演來正是絲絲入扣。


其他還有多部歷史劇布袋戲,如「薛仁貴征東」、「鐵漢男俠」也都是在沈明正精心策劃下,用心製作出來的。


目前,沈明正布袋戲劇團的野台戲公演,每年都超過兩百場以上。沈明正本人除了接受大專院校推薦公演外,並配合藝術學院,擔任暑期大專學生木偶研習指導藝師。


二○○六年年初,民進黨新舊閣揆交接後,新聞局辦了一個,「SHOW台灣!尋找台灣意象系列活動」,第一階段票選時,超過七十八萬名民眾投票,選出布袋戲、玉山、一○一大樓、美食及櫻花鉤吻鮭等五大主題,認為這些最能代台灣意象。五大意象中,則以「布袋戲」代表台灣文化認同。


無校無系,尚待政府努力


這項票選結果,看在沈明正的眼中,其實很荒謬。談到布袋戲的遠景,沈明正並不樂觀。他坦白指出,從過去到現在,政府根本沒有對台灣的布袋戲文化用心耕耘。第一,過去國民黨戒嚴時期,是由台灣省教育廳在管劇團,每年都會舉辦戲劇比賽,所謂的評鑑,都用外行人來對各布袋戲劇團評審,沈明正最氣憤的是,「評審者,有的甚至連台語都聽不懂。」


第二,國民黨政府從來沒有制定政策,來鼓勵年輕一輩的台灣人學習布袋戲藝術。京劇來台後,為了培養學生學習京戲,國民黨政府不論用政府力量或是讓私人辦學,「復興劇校」、「大鵬劇校」、「華岡藝校」。各級藝術學校設有歌仔戲科系,則是近幾年的事。然而,不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是民進黨政府,從沒有為布袋戲設過任何科系,正式招收過學生。


在這種情形下,民進黨政府還誇口說「布袋戲代表台灣文化認同」,這樣的說法實在讓他無法苟同。沈明正從事布袋戲演藝事業二十多年,從有興趣到全心投入,他還是一心一意想把布袋戲發揚光大。他期待有朝一日,至少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民進黨政府真正重視這項民間藝術,開辦學校或科系,以國家力量來培植演布袋戲的人才。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06年9月19日 星期二

漢人學者林清財 熱情研究平埔族音樂

文/邱斐顯

 

林清財教授。照片提供/林清財。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8 2006.2.25~2006.3.3


平埔族(西拉雅族)是漢人來到台灣第一個接觸的原住民,四百年來她一直在台灣歷史文獻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腳色。台灣人若要建構自己族群的主體性,瞭解自己的歷史文化,對平埔族群作系統性的研究工作,不但重要而且是非常迫切的課題。已有不少民族學、人類學者,貢獻所學,對平埔族群的歷史文化做相關的研究,但在音樂研究部份,仍嫌毛麟鳳角。林清財教授可說是台灣終戰以來,平埔族音樂研究第一人。


花東縱谷囝仔 巴黎學民族音樂


林清財教授,台灣民族音樂學家,著重於原住民音樂,尤其平埔族音樂。師大音樂研究所畢業後,繼而到法國巴黎第十大學進修。


一九八六年起,林清財開始研究原住民音樂,他的熱情始終如一,持續十多年不間斷。一九九八年起,林清財擔任中央研究院「數位博物館專案先導計劃——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群)」計劃的共同主持人。二○○三年,他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國家型計劃」共同主持人。


林清財是台灣第一位「大量且系統化」研究平埔族音樂的學者。他對台灣原住民族的音樂研究極為用心,成果非常豐碩,但他是一個漢人,為什麼會花費很多的精力,鑽研台灣的原住民族音樂?


林清財,一九五七年出生於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東里村古代稱為「大庒」,村民百分之九十為原住民。林清財從小在花東縱谷的山裡長大。他記得很清楚:「鄰居非常少,只有十多戶客家人,兩戶外省人,兩戶河洛人,即我爸爸和我伯父兩家人,其餘皆為平埔族的原住民。」


小時候住在山裡,人煙稀少,鄰居彼此住得很遠,童年也沒什麼娛樂,林清財的父母親因此有很多時間,常對子女述說家族的故事。


聊起家族史,林清財侃侃而談:「我父親,出生於宜蘭林家。我祖母是第一個宜蘭歌仔戲『查某囝仔班』的成員。」這個「查某囝仔班」全部由小女生所組成,約成立於一九二三年間。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個由女生反串男生演出的歌仔戲班。林清財的祖母負責戲班的化粧、管理後台的工作。


「哪叱鬧東海」,林家花蓮當長工


一九二四年,戲班應邀出海到宜蘭外海的龜山島,去演一齣戲「哪叱鬧東海」。回程途中,船隻進港前,竟不慎翻船,死了七人。「我祖母與大姑姑都不幸罹難。而我父親遭逢如此重大變故,導致他與伯父二人,不得不離鄉背井,另謀生計。」


當時,父親的舅公被原住民招贅,住在花蓮。花蓮開墾欠缺人手,舅公就把他們兄弟兩人,帶回花蓮當長工。


林清財的母親,本是豐原人,外祖父是中醫師,家境還算不錯。然而,林清財的母親,因當時台灣社會的傳統觀念,而被父母送給東勢客家人當童養媳。她不喜歡「被送做堆」的對象,於是逃婚,逃去投靠在花蓮工作的大哥,後來才有機會認識林清財的父親。


林清財的家族史,幾乎是台灣歷史發展的縮影。「日治時代,我大舅在『大庒』當苦力頭(即工頭之意),帶著一大群工人,幫日本人採收甘蔗。而我父親就是他手下的工人之一。我媽媽因此認識我爸爸,兩人後來在此成家立業。」


林清財的父母生育了六個子女,他排行老五。他出生後,母親聽信算命仙之言,認為他難帶、難照顧,要給別人做「義子」才會改善狀況,便找了一位平埔族的鄰居潘春花,讓林清財認她為「義母」。名義上認義母,但儀式上卻稱之為「給太祖(西拉雅人的神)做兒子」。


兩家人住得雖近,卻也隔了一條溪。林清財的父母後來還向義母的哥哥買了旱地。林清財後來才知道,自己滿月時,媽媽抱他到河邊去給原住民做兒子。


林清財自此有一段與眾不同的成長歷程。「從小到大,我跟義母一家人都很親,我跟著他們一起到山裡去,他們教我如何做陷阱、打獵……」林清財自然而然,融入原住民的生活。義母潘春花,日後更成為他在東部做田野研究的一大幫手。


林清財讀花蓮師專時,就非常喜歡音樂。他參加合唱團、軍樂隊、國樂社,彈吉他、吹口琴、彈風琴。師專三年級時,他決定考音樂組。師專畢業,林清財前往花蓮玉里高寮國小教書。高寮國小的學生,以阿美族和平埔族西拉雅人居多。他負責帶兒童樂團與合唱團。兩年後調動,他轉到吉安國小。


二十多歲的林清財,開始對平埔族人的歷史,感到很好奇又有興趣。幾年後,他想繼續深造,便北上拜師學藝,先找師大音樂系的教授曾道雄教授學聲樂,然後準備考師大音樂系。「有一次,曾道雄老師到花蓮來,我陪著他到處玩,老師很詫異我對原住民文化接觸之深,建議我,另找台灣民族音樂學家許常惠教授,學習樂曲分析與民族音樂學。」


西拉雅族義母 陪他做田野調查


他考進師大音樂系就讀一年後,「因為大學部沒有開民族音樂學的課,升大三那年,我以同等學歷報考研究所,結果就考上了。」考上那年,一九八六年,許常惠教授做高雄縣民俗技藝的音樂資源調查,林清財也參與園區規劃案,擔任音樂組調查員。從此之後,林清財開啟了對原住民音樂研究之路。


本來,林清財想做阿美族或卑南族研究。不過,中央研究院的劉斌雄教授建議他先做平埔族研究。林清財坦承有其他因素讓自己的研究改變方向:「劉斌雄教授認為,一來平埔族(西拉雅族)因漢化較深之故,二來還沒有很多人了解平埔族。他只做平埔族文化面的研究,希望我能做音樂面的研究。」


劉斌雄教授向林清財推薦潘英海。潘英海,人類學者,當時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已經做了半年平埔族的研究。林清財和潘英海後因研究平埔族,成為好友與學術搭檔。根據研究,西拉雅族是分佈在台灣南部的平埔族,也是十七世紀與荷蘭人、漢人接觸最頻繁的台灣原住民。後來幾經遷徙,以致高雄、台東、花蓮等地都有西拉雅族人。


有一次,在台南,西拉雅族人舉辦對祖先(太祖)生日的夜祭歌舞活動,林清財前往參加,卻只錄到了十幾首曲子。照研究所的規定,要五十首才夠作分析研究,才能寫出碩士論文。原本許常惠教授擔心資料太少,怕林清財的碩士論文做不下去。


林清財因資料不夠,便帶潘英海回到自己的故鄉「大庒」去研究西拉雅人。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林清財內心最大的衝擊是:「我們對生長在周邊的人,很少真正了解他們的過去,漢人甚至瞧不起原住民。」他在大庒出生長大,當地的西拉雅人很容易接受他,做研究調查沒有困難。


檳榔請示太祖 尫姨起乩顯祖靈


另一位台灣民族音樂學家呂炳川,曾把兩首西拉雅族的歌曲,錄製在唱片裡。林清財曾經帶著這張唱片,四處尋訪西拉雅族人。林清財記憶猶深,有個西拉雅族的老人對他說:「我不是番仔,但我會唱這些歌。」還有個八十多歲的老婦人,在林清財播放這些歌曲給她聽之後,她竟然放聲大哭,說:「這是我爸爸、我祖父在我小時候唱給我聽的歌。」林清財就從音樂研究中,找到西拉雅族人的後代。


為了深入研究原住民音樂,林清財也常對原住民部落裡的「尪姨」做研究。尪姨是原住民部落裡的領袖,她可做法、行醫、救世。田野調查採訪尫姨時,有許多禁忌不能觸犯,例如不能放屁,不能吐痰。家中供奉太祖者,甚至不能照相。原住民相信,照相會讓人的靈魂跑掉。林清財無奈地表示,「有一次在恆春,想訪談一位『尪姨』,對方不肯,也堅決不願被照相。我們就被趕出來。」


有一次,一個平常肯被採訪的瞎眼尪姨,聽說林清財要對她拍照,原本要拒絕林清財的訪談。於是,林清財就照西拉雅人的方式,「帶著檳榔去請示太祖」,跋筊,表示想訪問太祖的歷史。結果尫姨就起乩,以祖靈附身的方式,對林清財陳述太祖的歷史。林清財慢慢了解到,西拉雅人的歷史文化,是「不拿香、愛唱歌謠、有墓碑」。


研究中,林清財蒐集到很多原住民有趣的史料,例如「飛番與飛番墓」。他也曾經以「八仙遇到耶穌」為題,公開演講。


期盼早日成立 國家級音樂研究機構


林清財語重心長表示:「西方音樂研究是群體性的研究,他們運用政府機構、國家政策系統化的力量在做研究。」而台灣的音樂研究發展,仍處在散兵游勇、單打獨鬥的階段,沒有一個正式的政府機構,或是研究中心。然而,放眼望去,我們看不到一個預算獨立、人事獨立的國家級音樂研究機構。台灣的音樂研究只能偏勞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蒐集整理,而欠缺國家團隊持之以恆的系統性研究。


林清財強調:「我希望現在政府的文化政策應該改變,不要專辦世俗化、普遍化的活動,應該用做一些永續發展的研究上,才能提昇台灣音樂研究發展的水準。」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