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1日 星期六

版畫家林耀堂 「台灣民主國」歷史插畫

文/邱斐顯


 林耀堂。照片提供/林耀堂。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4 2006.6.17~2006.6.23


林耀堂,一九四六年,出生於南投埔里。畢業於師大美術系,曾任教於復興商工,也曾任職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美術編輯、台北市福華飯店美術設計主任,目前任教於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與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過去十年間,林耀堂獨力完成一百多幅以台灣當代詩人、作家為對象的版畫系列作品,為台灣當代文學作家的面貌,留下生動而鮮活的圖像。二○○五年,他為《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做插畫繪圖,半年間繪製了二十二幅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歷史插畫。


父母鼓勵  牆壁毛玻璃上作畫


林耀堂出生時,父親已經四十四歲。「我父親是民國前七年生,算來是清朝時代的人。」林耀堂的大哥,排行老大,足足大他二十四歲;大姊排行老二,大他二十二歲。其間,因為母親的身體虛弱,所以間隔了一段長的時間之後再生育。後來母親又生了三個姊姊,林耀堂則是排行老么。


小時候,林耀堂的家境不錯,家裡開碾米廠。父親本來就對子女的文學、美術、音樂等教育很重視,又因中年生得幼子,對林耀堂更是疼愛有加。回憶起幼年生活,林耀堂記得自己四歲時就愛畫畫:「父親常常帶我到處去拜訪繪畫名師,無論是小鎮上的知名畫師,或是台灣早輩西洋畫家蕭木桂老師(日籍畫家石川欽一郎的學生),總是帶我的畫作讓他們看看。」


有些小孩,兒童時期在家裡壁上塗鴉,會遭到大人的責罵。林耀堂不然。他很幸運地受到父親的鼓勵,不但毫無禁忌地在家中的牆上大肆塗鴉,連毛玻璃也成了他繪畫世界的版圖。「幾年前回到老家,牆壁早已粉刷一新,當年的塗鴉不復存在,但是毛玻璃上的畫作,依然清晰可見。」


由於母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林耀堂的大姊,高中時就到台北的靜修女中來唸書。日治時代的靜修女中,是台灣學生眼中的好學校,當時學校裡就教學生畫油畫、畫水彩。三、四歲大的林耀堂,常常看著姊姊畫畫,耳濡目染之下,漸漸喜歡上畫畫。林耀堂表示:「對我來說,繪畫的啟蒙,最大的因素,是來自父母的鼓勵。」


剎那美感  來自天邊一道彩虹


林耀堂五歲時,大姊約二十七歲。原本一直不想出嫁的大姊,終於不敵歲月的催促,也到了必須出嫁的年紀。那時候,他常常看姊姊縫製嫁衣。有一天,父母專程到台中去為她準備嫁妝。那天下午,林耀堂午睡醒來,吵著要找父母,大姊只好先把他帶到天井邊,讓他洗洗臉清醒。他依舊哭鬧不休,姊姊為了哄他,隨手一指,要他看看天邊的一道彩虹。


那一道彩虹,對當時幼小的林耀堂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震撼,「我本來又哭又鬧,沒想到,一看到彩虹,竟然看到整個人都呆住了。美感的啟蒙,就在這一剎那。姊姊跑到廚房去拿涼糕要來哄我,我卻食不知味……」


讀小學時,林耀堂在班上儼然是一個小畫家。「童年時,我的零用錢只有兩毛錢。我用一毛錢去買兩張八開的圖畫紙來畫畫,另外一毛錢才拿去買糖果。」


初中時期,林耀堂離開埔里,到台中的衛道中學去唸書。衛道中學以功課為主,他幾乎很少有畫畫的機會。學校裡,少年林耀堂有一位同學,是許常惠教授的姪子,他常常告訴林耀堂,北台灣有一個綠草如茵、校園漂亮的淡江中學。為了這些吸引人的條件,林耀堂決定選擇淡江中學就讀高中。許常惠教授的姪子,反倒因為祖母捨不得他離家太遠,而沒有去讀淡江中學。


淡江中學  校風自由「色彩繽紛」


淡江中學是台灣最古早的基督教學校,校風非常自由,且注重學生美術、音樂教育的培養。當年,其他學校最多只有兩台鋼琴時,淡江中學就已在校內設置二十多架鋼琴。林耀堂後來才知道,原來淡江中學是一個「不以升學為主」的學校。當別人埋頭苦幹、努力讀書時,可能他們「人生是黑白的」;然而林耀堂在這個重視全人教育的學校裡,很愉快地享受到「色彩繽紛」的高中三年。


淡江中學的社團有美術社。社團的器材設備,不輸給大學的美術系,社團老師也教學生透視、投影等專業美術知識。林耀堂記得,學校裡的美術老師是陳敬輝老師。學生時代的林耀堂,不知陳敬輝老師在台灣畫壇上的重要性,後來才知道陳敬輝老師,原來是日治時代台灣東洋畫的名畫家。


他非常欣賞老師的教學態度。老師從來不罵人,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打個大哈欠,他會在黑板上,很含蓄地畫下這個學生的打哈欠的素描。「現在,自己當老師才知道,我的耐心還比不上陳敬輝老師。」


林耀堂喜歡藝術,他在風景秀麗、多姿多采的淡江中學唸書,如魚得水。然而,該校不重升學的校風,也讓林耀堂在首次考大學時,嚐到挫敗的滋味。林耀堂決定先服兵役。退伍後,林耀堂考進師大美術系。


師大畢業後,林耀堂到私立復興商工任教。當年復興商工徵求教師時,條件頗為嚴格,只有師大前三名畢業者,才能到該校任教。那時,唸復興商工美工科的學生,對美術的愛好與追求,程度很高。處在菁英學子激盪的環境下,林耀堂強調:「在這種壓力下,自己教學時,不敢稍有懈怠,必須自我提昇,才能夠教好學生。」


擔任美編  為作家詩人畫插畫


後來,林耀堂的父親生病,他於是辭去教職,離開台北,回到故鄉埔里去陪伴父母親。雖然他的兄姊共有五人,但是唯一的哥哥已經五十多歲了,其他都是已出嫁的姊姊,要他們放下各自的家庭,來照顧七十多歲的父母親,似乎有些不易。身為么子的他,單身未婚,因此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整整兩年的時間,他留在埔里,陪伴父親,讓他安享晚年。


林耀堂留在埔里的時候,他師大美術系的廖修平老師,因其家族事業的需要而籌備「台北福華飯店」,所以到處拜訪藝術家收集藝術品。廖修平在藝術家朱銘的陪同下,先到三義去拜訪木雕師傅,繼而又到埔里,走訪一位素人石雕家林淵。並在詢問其他學生之後,得知林耀堂就在埔里賦閒。


廖修平看了林耀堂,勸他回台北,並邀他到福華飯店擔任美術設計主任。林耀堂這才帶著母親北上,到福華飯店任職。兩年後,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有人邀他到銘傳商專去教書。在銘傳任教時,林耀堂才有時間創作,並開始開畫展。


林耀堂曾在聯合副刊擔任美術編輯,其間為不少作家、文學家、詩人的文章畫過插畫。他很欣賞這些藝術創作者,等到自己有時間創作時,林耀堂開始有個念頭,想「替台灣留下一些歷史的圖像」。


林耀堂的創作,常常以人為主題,但媒材卻相當多元,水彩、版畫、彩瓷等多樣性的媒材皆發表過。林耀堂創作的主題中,一貫不變的是對台灣本土、人物的描述,這也是他自己最喜愛的主題。


心血結晶  百位人像版畫創作


一次聚會場合中,林耀堂與一些詩人、作家相遇。活動結束後,詩人林佛兒熱心地邀他上車,表示順道要載他一程。不過,林佛兒車內前座,還載著另一位詩人林亨泰。三人一路聊得很愉快。林耀堂很欣賞林亨泰的文學家氣質。此刻,林耀堂坐在後座,從後座看著林亨泰的身影,他忽然很想用畫筆畫下這個令他心儀的詩人身影。他當場快筆畫下兩張,一張送給林亨泰,一張自己留著。


沒多久,林亨泰也寄了他自己的詩集給林耀堂,做為回報。而林耀堂也把素描化成版畫,回送給林亨泰。詩人、畫家就這樣禮尚往來。林亨泰是林耀堂創作的第一位「詩人模特兒」。一九九八年,林耀堂推出【遇見詩人】個展,共展出四十一位詩人,這是他努力了兩年,以詩人版畫為主題創作的成果。


後來,在作家履彊(台聯黨主席蘇進強)、黃武忠的鼓勵下,林耀堂於二○○一年開始,以「作家」為模特兒創作版畫。二○○三年,林耀堂推出【相遇.文學.畫面】個展,共展出四十八位文學作家。 



林耀堂為鍾肇政作畫。照片提供/林耀堂。


接著,他再以「春天文學對話」為題,繼續繪寫十四位當代女作家創作系列版畫。至今,台灣文壇詩人、作家,已有一百多人都被林耀堂畫過版畫。二○○五年,華視頻道製作【詩人部落格】的節目,首度讓詩人與詩作以影像媒體的方式,呈現在電視螢光幕前。製作單位也徵得林耀堂同意,讓他們把「詩人版畫作品」同時在節目中展現。


春花夢露  蔡瑞月舞目入版畫


二○○○年六月,林耀堂用他的紙筆,為八十高齡的台灣前輩舞蹈家蔡瑞月女士,留下一些特殊的圖像記錄。那時,離蔡瑞月舞蹈教室被人縱火,已有八個月了。林耀堂曾在自己寫的《向蔡瑞月女士致敬》系列文章中,寫著:「我站在火災後的現場,仍可以用怵目驚心來形容我內心的震撼:房舍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內部的角落裡,散亂地置放著一堆舊舞衣,………」


談到畫作蔡瑞月女士的經驗,林耀堂有著無限深沉的感慨:「蔡瑞月女士,她歹命的一生,跟台灣史的發展很相像,很坎坷,她結婚後不久,不止夫妻離散,白色恐怖也隨之到來……」蔡瑞月告訴他:「在綠島的日子,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在月夜能到海邊去『擔肥』的時候。」聽到這種生命場景的描繪,其實感覺非常辛酸的。


有一次,林耀堂造訪蔡瑞月舞蹈教室時,遇上刮大風、下大雨的颱風天。他如期依約前去,眼前看到的是,屋破、雨落,溼漉漉的地板上,工作人員依舊拿著掃把,奮力不懈地在塑膠地板上掃水。那真的只能用「淒風苦雨」來形容蔡瑞月舞蹈教室的處境。在這種十分不捨的情況下,林耀堂畫了一幅蔡瑞月編的舞目【春風夢露】,對蔡瑞月舞蹈教室留下一些「刻骨銘心」的回憶。


歷史版畫  為《黃虎印》一書繪圖


二○○五年,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原著、施如芳編劇的《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進行編寫時,出版社表示,過去沒有人為歌仔戲劇本單獨出書的經驗,希望本書能找圖來配,比較有可看性。


施如芳與林耀堂的太太是同鄉舊識,因此,施如芳央請林耀堂協助此書的繪畫工作。這對林耀堂來說,是一個嶄新的工作經驗,這不僅是自己一人獨自創作而已,還要團隊合作。過去,他為「當代」的台灣文學家作畫。現在,他卻為「古代」的台灣歷史作畫。 




林耀堂於《黃虎印》新書發表會中演講。攝影/邱萬興。


林耀堂花了半年的時間,為這本書繪製了二十二幅插圖。為了劇中的主角人物,他得在自己心中選取「模特兒」來畫。林耀堂坦承:「我只好在課堂上,看看哪個男學生、女學生的長相,適合劇中人。」他偷偷地選定角色,也不告訴當事人,就以這些人為模特兒,把他們外貌、氣質畫入劇中。


而且他所繪製的人物造型,也必須多人討論,以求得共識。例如,原本林耀堂把一個官吏,畫得胖胖的,但一經討論後,發現書中所敘述的官吏乃是清官,那麼,這個官吏就不應該畫成胖胖的,而該改成瘦瘦的,這才符合「清官」的造型。


林耀堂從事繪畫創作四十多年,林耀堂舉辦畫展超過四十次。他對台灣本土的人物、歷史,是如此地用心畫作與記錄。而這些作品,一旦走入數位媒體的科技內,這些文物圖像的保存,意義就更深遠了。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河洛團長劉鐘元 台灣歌子戲推手

文/邱斐顯

 

河洛團長劉鐘元。照片提供/劉鐘元。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0 2006.3.11~2006.3.17


提起台灣傳統戲劇,很多人都認為「歌子戲」是最具代表性的戲劇。但是仔細深究過去「歌子戲」的戲碼,幾乎氾濫著「愚忠愚孝」、「貞節牌坊」的中國文化,看不到台灣本土有血有淚的歷史軌跡。河洛歌仔戲團創辦人兼團長劉鐘元,不但致力提昇台灣歌子戲的精緻化,也改寫了台灣歌子戲演出曲目的歷史,從台灣本土文學中,找到了台灣歷史的題材,製作以台灣故事為主題的歌子戲。


河洛歌子戲團籌劃演出,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本土歌子戲劇共四齣,依時間先後分別為【台灣,我的母親】、【彼岸花】、【東寧王國】,以及【竹塹林占梅】。


不會演戲,卻懂得經營劇團


劉鐘元,一九三四年生。嘉義農專畢業後,二十多歲的他,在朋友的邀約下,到廣播電台工作。為了增加廣播節目的廣告收益,他開始構思,將台灣民間的傳統娛樂---歌子戲,引進電台,以廣播方式來呈現。劉鐘元所推出的「廣播歌子戲」,是台灣歌子戲跨入廣播史上的首創先例。這一步,也讓劉鐘元從此為台灣歌子戲奉獻心力,五十餘年不停歇。


一九六○年代,廣播歌子戲在台灣社會當紅之際,歌子戲名角「黑貓雲」(許緣),也投效在劉鐘元的製作廣播節目中,成為電台中最主要的演唱角色。許緣的藝名,許麗燕,就是劉鐘元取的。同時加入「廣播歌子戲」的尚有楊麗花、蔡秋錦、黃美惠和陳麗雲等人。


劉鐘元本人不是歌子戲本行出身,也不是歌子戲世家。他投入製作廣播歌子戲以來,沒有特別偏愛某個特定的歌子戲演員,或某一齣戲碼。正因如此,他可以全面關照台灣歌子戲的普遍發展。


隨著時代的進步,「電視機」的問世,劉鐘元製作的歌子戲,從廣播界拓展到電視界。劉鐘元記得,當年電視台的歌子戲節目中,另有一個「王明山歌子戲團」。該團在電視台的攝影棚錄製時,完全照歌子戲「內台戲」的表演方式去演。然而,劉鐘元卻看出這種表演方式的缺點,「在攝影機前,他們的動作不太優雅。」


以此為鑑,劉鐘元不斷地修正自己對歌子戲表演的呈現方式。劉鐘元因而成為「電視歌仔戲」黃金時期最重要的製作核心人物之一。他並集歌子戲名伶石文戶、陳聰明、蔡天送、楊麗花、王金櫻、柳青、柯玉枝、葉青、林美照、黃香蓮、許秀年、巫明霞等人於旗下。


一九八五年,劉鐘元成立了「河洛歌子戲團」。一九九一年,劉鐘元製作了第一齣「舞台精緻歌子戲」——【曲判記】。這齣歌子戲首度登上「國家戲劇院」。從劇本的精選、唱腔的設計、音樂的重新編制、演員肢體動作的展現、服裝與的搭配與考據,團長劉鐘元嚴格要求,一絲一毫都不馬虎。歌子戲從電視走向國家藝術殿堂,劉鐘元再一次改寫了歌子戲的歷史;一九九九年,劉鐘元更是榮獲了「台灣文化傑出人士獎」。


勇於創新,台灣文學上舞台


推展歌子戲事業時,劉鐘元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尊重傳統,勇於創新」。河洛在此後的十三年內,陸續製作了二十二齣大戲,不但題材廣泛,表演形式也相當多樣,甚至廣納建言,勇於嘗試不同曲目的演出風格。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自一九八七年的政治解嚴後,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意識」逐漸抬頭。一些具有反省、批判能力的文化界人士,看到最具台灣特色的歌子戲,演得盡是中國古代傳統故事,從一般電視歌子戲的【貍貓換太子】、【唐伯虎點秋香】、【陳世美與秦香蓮】、【梁山伯與祝英台】,到河洛高水準的「舞台精緻歌子戲」,如【曲判記】、【天鵝宴】、【殺豬狀元】、【秋風辭】,幾乎看不到台灣歷史及文化的呈現,大家開始集思,探討歌子戲與台灣本土文化的關連。


劉鐘元深知大家的期待,但不可否認,「劇本難求」是最大的問題。為什麼常演中國古代戲碼?因為劇本取得容易。他感嘆道:「台灣四百年史,有太多題材可發揮,但是,要拿到好的劇本很難。」


劉鐘元透過劇作家黃英雄,認識了作家李喬,並拜讀了李喬所寫的《台灣,我的母親》。劉鐘元讀後大為感動,徵得李喬同意後,決定以此書為架構,編排出一齣深具台灣意識的本土歌子戲。劉鐘元後來請編劇作家陳永明,把原著改編成歌子戲劇本。劇本編寫過程一改再改,直到第七稿才定案。


河洛編劇,四大本土歌子戲


為了製作台灣本土歌子戲劇,劉鐘元表示:「從有初步構想、找人編寫劇本,甚至到戲劇排練、上演,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有構想,不一定寫得出劇本;有劇本,不一定演得出好戲。這些因素環環相扣,才能有一部精典戲劇產生。」


二○○○年三月,【台灣,我的母親】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順利在國家戲劇院首演。【台灣,我的母親】故事描述清末民初唐山過台灣、來台開墾的彭阿強一家人,為守住土地,與天災搏鬥,與交結清朝貪官的葉阿添對峙,並與日軍侵略等惡勢力相抗爭的歷史故事。這齣戲在舞台上的表現方式,完全拋開過去歌子戲的框架,以最自然的方式,來表現台灣先民的奮鬥史。


【台灣,我的母親】是河洛創團以來,最具台灣本土色彩與立場的代表作。這齣戲也展現了劉鐘元的決心——把台灣文學搬上歌子戲舞台。此後,河洛一再精益求精,二○○一年三月,推出【彼岸花】。這部歌子戲,以台灣早期社會「漳泉兩族械鬥」為藍圖,以「異族男女之愛」為架構,漳州望族青年陳秋生,愛上泉州望族千金林秀蘭,卻因家族世仇而無法結合。這是河洛第一部浪漫愛情鉅作,讓觀眾深刻體驗世仇下的愛情大悲劇。


二○○四年十一月,河洛推出年度大戲【東寧王國】。這齣戲描述鄭成功之子鄭經渡台後,在台灣本土建立「東寧王國」,先採用陳永華屯田政策,致力經營台灣。後鄭經欲反攻大陸,卻遭慘敗。隨後不久,鄭氏王朝也在奸臣弄權中分崩離析。


二○○五年十一月,河洛再推出【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把清朝時期台灣詩人林占梅的一生,刻劃得淋漓盡致,並闡述清朝政府「以台制台」的手段,讓台灣仕紳彼此敵對,以坐收漁翁之利。



 【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照片提供/劉鐘元。


苦無劇本,歌子戲有志難伸


從這四齣戲碼,看得出劉鐘元把歌子戲與台灣歷史、台灣文學結合的用心之深。然而,劉鐘元一再表示,他經常面臨找不到劇本的苦惱。曾經有一齣戲碼,劉鐘元請某位編劇作家寫劇本,但幾經考慮之後,覺得不能採用。「即使不能用,我還是付給這位編劇一半的寫作費用。」劉鐘元對這個劇本沒有放棄,他另請高明,另聘別的編劇作家,完成編劇工作,依舊把自己心中期待上演的戲碼,按部就班地展現成果。


談到台灣本土歌子戲創作,劉鐘元甚至想過,以台灣社會經歷過的「白色恐怖」為題材,來演出歌子戲。不過,一來目前沒有劇本,二來擔心觀眾反應過度,因此,他只能把這個念頭放在心裡。


劉鐘元深表無奈,因為政府常常「做做表面工夫」,並且「以外行來領導內行」。他極力呼籲政府單位:「落實提倡文化發展,必須用心,不可只做表面工夫。」劉鐘元表示,製作一齣精緻的歌子戲,從開始找人練習到真正上場演出,有時三、四個月,有時要半年。光是劇本費,就要花掉四、五十萬,其他包括演員的服裝、梳妝費用、密集排練約一個月,種種開銷累積下來,少說都要三百萬。為了河洛歌子戲團的生存,劉鐘元經常負債纍纍,他最感慨的一句話,就是「藝精人貧」。


中風負債,仍不斷推出戲碼


劉鐘元語重心長表示,「我製作的舞台精緻歌子戲,一定以劇本、以人物為考量,找適當的人選,來演適當的角色,我絕不以家族式分派角色的方式來演出。」劉鐘元強調,河洛堅持採用西方劇場制度,超脫以往傳統內台歌子戲的形式,不但重視舞台、燈光、音樂、服裝等設計,也建立導演排練制度,並增添舞台監督,要求一齣戲碼應不斷排練,讓歌子戲朝向精緻舞台的路線。唯有這樣做,才能提昇歌子戲的藝術價值。


對於政府的文化政策,劉鐘元表示,真正為台灣文化努力的藝術團體,得不到應有的輔導政策和經費補助。「像每年的元宵節燈會活動,各縣市都要辦,不但浪費資源,又無法真正提昇台灣文化。」


三年前,劉鐘元因腦溢血中風被送進急診室醫治。他病情稍稍穩定後,因掛念一齣即將上演的新戲,堅持抱病上場,親自製作。中風後十個月,又因心血管疾病,動了一次手術,在心臟旁邊裝了兩個支架。劉鐘元大病之後,元氣大傷,但是,為了台灣歌子戲的發展,他始終努力不懈,奮勇直前。如果有好的劇本,與充裕的經費補助,我們相信,劉鐘元仍將不斷地製作精緻歌子戲,展現堅忍不拔的台灣精神。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夏曼.藍波安 達悟文學勇士 擁抱飛魚之夢

文/邱斐顯


 夏曼.藍波安,攝影/邱萬興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0 2006.5.20~2006.5.26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夏曼.藍波安,達悟族的文學作家,民族正名及自治運動、以及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的先驅,一九五七年生,從小在達悟族人口中的「人之島」——蘭嶼長大。一九八八年,投入蘭嶼反核自救運動,曾擔任蘭嶼「驅除惡靈運動」總指揮。

從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他陸續出版了《八代灣的神話》、《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記憶》等四本文學著作。

夏曼.藍波安是一個能文能武的文學勇士。他擁有淡江法文系學士,以及清大人類學碩士的學歷。他一方面用文學寫作,為達悟族的生命與生活經驗,留下珍貴的文字記述;另一方面,他身兼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的身分,以自己的體力,身體力行,親身參與族人造船、捕飛魚等等的文化模式。


離鄉背井,隻身來台求學


國中畢業後,夏曼.藍波安和他的同學們,離開蘭嶼,前往台東考試。成績不錯的他,很幸運地考上高中。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夢想。夏曼.藍波安揚起了嘴角:「這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一件事。」

然而,家人無法感受到他想唸書的心,也體會不出唸書的重要性,父親要求他回蘭嶼,並留在蘭嶼。

夏曼.藍波安的父母共育有六個子女,有的同父不同母,有的同母不同父。和夏曼.藍波安同父同母的,只有一個妹妹。就達悟族的文化傳統而言,個人的私有財產,如水芋田、造船建屋的素材等,都是父子相傳的。對父親而言,夏曼.藍波安是他的獨子,也是唯一的繼承人。因此,父親要求夏曼.藍波安留在蘭嶼,也就想當然爾。

父命難違,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待了一個多月之後,想讀高中的念頭仍然非常強烈。趁著父親出海抓魚時,他又偷偷跑到台東。

早期,由瑞士籍神父所創辦的台東天主教「培質院」,一直為解決偏遠山區及外島的鄉下小孩、原住民小孩,到台東市區就學的問題而努力。當時,台東教區負責蘭嶼事務的是瑞士籍的賀石神父。在賀石神父的協助下,夏曼.藍波安得以順利住進培質院,安心地在台東求學。


進「培質院」,嚴厲人格訓練


夏曼.藍波安高中時期,培質院的養成教育,對他日後影響很大。尤其是東北籍神父鄭鴻聲,對他的影響更是深遠。「鄭神父管我們管得很嚴,把學生當軍人看待,作息、紀律都如軍令般地要求學生服從。」此外,鄭神父也教導學生一種生活哲學——要自己承擔一切責任與後果。

培質院的管理甚嚴,除了週六下午與週日整天的自由時間之外,只要學校一放學,學生就必須回到培質院。夏曼.藍波安在培質院住了一、兩個月後,因為很想念在蘭嶼的父親,又無法見面,因此他常常掉淚。

他經常寫信給他的妹妹。高二那年,父親到東沙島去採海藻,卻因身體適應不良而生病,後來只好回蘭嶼。父親從夏曼.藍波安給妹妹的信上,得知他在台東的地址,決定來看他。讓夏曼.藍波安感慨更深的是,當他看到父親時,父親卻不認得他了,因為他離開蘭嶼到台東求學時,身高不過才一百三十多公分而已,等父親再次見到他時,他卻已經長到一百七十多公分了。

他拿著公文給父親看,說是政府要他去唸高中,不識字的父親無法再反對,就任他留在台東讀書。夏曼.藍波安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在高中時期學會抽煙後,就展露無遺。高二時,夏曼.藍波安交到一個朋友,他的英文很好,可是卻也很「愛抽煙」。從此,夏曼.藍波安就煙不離手了。

對於鄭神父雖嚴厲但包容他的作風,夏曼.藍波安很是感激。離開培質院,進入社會以後,他常常想起培質院的院訓——「樸實剛毅」,這四個字對他的一生受用無窮。


拒絕保送,自己賺錢謀生


高中畢業時,夏曼.藍波安原本有機會可以被保送大學,甚至有三個學校,師大音樂系、高雄師院音樂系、高雄醫學院,可讓他挑選就讀。不過,夏曼.藍波安堅持不接受「保送制度」。一來,他認為自己的成績沒有好到那種程度,如果憑保送制度,將來在大學裡還是會跟不上其他同學;二來,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難道原住民學生只有靠保送制度,才有機會上大學嗎?」

培質院的鄭鴻聲神父得知他不肯接受保送後,非常生氣,夏曼.藍波安回憶著當年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左撇子,他一巴掌對我打過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還氣呼呼地說:『你不要給我來培質院!』」

放棄了保送之路以後,夏曼.藍波安跟著同學,到中和的腳踏車工廠工作半年,負責做腳踏車的把手零件。當時,他住堂姑的家裡。因為堂姑丈是外省籍,他們就住在眷村裡。這是他第一次開始接觸「眷村」文化。

和一般的眷村小孩比起來,夏曼.藍波安覺得自己的語言比他們差,因而產生自卑感。此外,夏曼.藍波安的自卑感也來自一般人對地理基本常識的欠缺,因為當他告訴別人他來自蘭嶼時,別人都不知道蘭嶼在哪裡,但是只知道他是來自「穿丁字褲」的地方。


蘭嶼小孩,懷抱大學夢想


一九七七年的七月二日,夏曼.藍波安在汽水貨車上,看見貨車因為全台大專聯考之故,車速開得很慢。他內心深處有感而發,就在車上哭了起來。因為他從小學四年級起,就想要唸大學。

一九六七年,國民黨政府撤除山地管制,蘭嶼正式對外開放觀光。小學四年級的夏曼.藍波安,第一次接觸到一位政大關姓的學生,他因參加救國團的活動而前往蘭嶼。這個關姓青年的榜樣,讓夏曼.藍波安開啟了他想「讀大學」的夢想。

他想要憑自己的能力考大學、唸大學,這條路走起來,也就特別辛苦。夏曼.藍波安放棄搬運汽水工作之後,與另一個學長到毛巾工廠、紡織廠工作。這段期間,他曾送過嘉裕西服的貨,也曾送過保力龍的貨,還到基隆去做綁鋼筋的工作,趁著工作之便,他把大台北的地形摸得熟透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夏曼.藍波安決定報考大學聯考。他暫時放下工作,到補習班上課,專心拼命讀書。然而,一向不擅理財的他,很快就把賺來的錢花光,以致到六月時就沒錢可用了。當時他住在永康街,早在考前多日,永康街很多家小吃店都被他賒過帳。


隨車送貨,同時準備聯考


考前兩天,夏曼.藍波安沒錢吃飯,餓著肚子度日子。考試當天,他從永康街徒步走到北一女中的考場去應試。縱使是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是堅持把第二天的聯考考完,他覺得,這是對自己負責。

如果不是自己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期望自己能考上台大考古系,或是哲學系,或是政大歷史系。然而,餓到發昏的地步時,光是連考試作答、用2B鉛筆塗試卷的力氣都沒了,哪裡談得上期望?考完試,他走回永康街,站在二十一巷的日式房子前,為著自己茫茫然的前途而哭。

一九七九年的暑假,考試失敗後,他先回到蘭嶼,之後再回基隆去綁鋼筋。接著他又到染整廠,擔任送貨員、貨運助手的工作。很幸運地,在染整廠送貨時,他遇到一個剛從中興大學畢業、很年輕的隨車司機。他知道夏曼.藍波安很想考大學,也一直幫著他。夏曼.藍波安很感激這個朋友:「他一邊開貨車,一邊幫我復習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我才能一邊工作賺錢,一邊讀書準備考試。」夏曼.藍波安終於在一九八○年,憑著自己的能力考上淡江大學法文系。

在讀大學之前,夏曼.藍波安就已嚐遍人生的挫折。他常常從挫折中反省自己。在他的眼裡,已經沒有什麼事是「順利」的了。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重返蘭嶼,學習飛魚文化


一九九○年代,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重新學習達悟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後,才真正徹底走入蘊育自己的部落文化。從造船、捕飛魚的文化中,他深深體認到海洋文化的生命力,以及達悟族與大自然生態融合成一體的人文思考。夏曼.藍波安認為,台灣也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海島,但是長久以來,受到來自大陸內地的漢民族思想所影響,對海洋生態並不重視也不尊重。

夏曼.藍波安指出,同樣是捕魚,達悟族人抓飛魚,有著文化意涵,只捕捉自己所要食用的飛魚,以求自給自足;而台灣本島的漁船抓飛魚,卻是只有經濟意涵,漁民們橫衝直撞,大把大把地把網撒下,希望捕捉更大量的魚,以便賺更多的錢,完全不尊重蘭嶼的生態,連一百五十米深的海珊瑚也不放過。而蘭嶼在開放觀光後,資本主義的活動方式影響到達悟族人的生活型態,原本族人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也一再遭受到極大的挑戰。


家遭變故,自我放逐南洋


二○○三年三月,夏曼.藍波安的人生再次遭逢重大變故,一個月期間,他接二連三地喪失了母親、父親、大哥三個親人。這對他的打擊相當大,也讓他一直思索著自己何去何從。二○○四年,他入選文建會「全球視野文學創作人才培育計畫」後,夏曼.藍波安就提出「南太平洋夢想之旅」。

這趟航行的時間,從二○○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二○○五年的二月十五日。在心態上,驟然失去三個親人的夏曼.藍波安,有著自我放逐的味道。二○○五年,夏曼.藍波安考上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於五月底,第二次出海航行。這次航行中,夏曼.藍波安成為首位以獨木舟橫渡南太平洋的台灣人。

一位台灣中小企業家資助這次航行,在印尼打造南島民族復古船舷外浮桿獨木舟「飛拉達悟」號,由日本冒險家山本良行任船長,連同夏曼.藍波安,以及五個印尼人在內,一共七人同行。這艘船的船身長十七公尺、寬一米八、高一米八。他們航行中曾遭遇到三次大風暴。夏曼.藍波安一路上只有帶著全球衛星訂位儀,與一些米飯、泡麵,其他就靠釣鬼頭刀魚來充飢,他們並用柴油煮魚來吃,一度釣不到魚時,只能划著船去找其他釣魚的船,向他們要魚來吃。日本船長雖然備有衛星電話,但船出發後,就發生電話按鈕按錯,以致電話打不出去的狀況。這趟航行不算成功。


攝影/邱萬興



六海浬內,保障生態海域


政黨輪替後,夏曼.藍波安表示,則是語重心長地指出,「不容否認,在政策的推動上,民進黨比過去的國民黨更積極、更具體。但是,民進黨的立委在文化上、知識上的素養,還是不夠。」他甚至認為民進黨的立委仍是「民粹」主義至上,把很多應該由全民共同討論的問題,都丟給原住民委員會去解決。

夏曼.藍波安指出,「全蘭嶼的人口,只有四千多人,就算把蘭嶼人全部塞進台北市羅斯福路的台電大樓內,也綽綽有餘。」相較於兩千三百萬的台灣總人口,達悟族在人口比例上,算是非常弱勢的民族,但它卻有著獨特的飛魚文化,台灣執政當局,更應特別珍惜這項台灣人民共同的資產。因此,夏曼.藍波安強烈主張,民進黨政府應該提出「蘭嶼周邊六海浬,列為達悟傳統生態海域」的政策,唯有如此,才能讓當地的海洋資源受到保護而得以永續。「如果這個政策無法通過,那麼,說得再多也是徒然!」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許亞芬 台上稱帝,台下教戲!

文/邱斐顯



照片提供/許亞芬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3 2006.1.21~2006.1.27

  
十三歲,北投走唱那卡西;轉眼間,劇院殿堂演皇帝!

我和許亞芬的認識,要從二○○一年她演出河洛歌仔戲團的重量級戲碼【秋風辭】談起。那一年的暑假,我帶著五歲的女兒去看【秋風辭】,原本心儀戲裡小生的女兒,看見舞台上的老皇帝「漢武帝」的表演,竟轉而敬佩起來,還央我帶她去認識這位「漢武帝」。這齣戲碼中,擔綱演出「漢武帝」的,正是許亞芬。


【秋風辭】,許亞芬一劇成名

舞台上,許亞芬的「漢武帝」扮相赫赫威武,走起路來虎虎生風,頗有京戲老生穩重的架勢。「漢武帝」劉徹,因年邁而聽信小人讒言,做了錯誤的決定,斬殺太子而懊悔不已。舞台上的許亞芬,衣袖下兩隻顫抖不已的手臂,代表了豐富的肢體語言。很難想像,舞台下卸妝後的許亞芬,竟是臉龐清秀而身材削瘦。許亞芬主演這齣史詩般的大戲【秋風辭】,她一劇成名,從而奠定她在歌仔戲壇巨星的地位。




二○○三年,許亞芬成立了「許亞芬歌子戲劇坊」。之後,許亞芬每年都有新的戲碼上演,我和女兒都是她的忠實觀眾。二○○四年的【碧海情天】、【馬賢伏龍】、【廖俠添丁】;二○○五年,有鑑於台灣社會毒品氾濫,為了能讓戲劇影響人心,「許亞芬歌子戲劇坊」更是新編了一齣令人耳目一新的戲碼【無毒有我——林則徐傳】。 






許亞芬的母親許緣,藝名「黑貓雲」,台灣早期歌仔戲壇,鼎鼎有名。許亞芬從小生長在歌仔戲世家。父母親為了謀求生計、養育子女,四處奔波演戲,賺錢養家。她的童年,就是隨著父母親的戲班流浪飄泊。國中時候,許亞芬不得不輟學在家,照顧弟弟妹妹。


聊起過去,許亞芬說道:「我小時候曾有兩個心願,一個是以唱歌為職業,另一個是以化妝為職業。」結果現在在歌仔戲的舞台上,她的這兩個興趣都結合為一。


十三歲,北投走唱「那卡西」

她為了幫忙家裡賺錢,十三歲就開始在北投唱起「那卡西」。這種打零工、唱歌賺錢的方式持續了兩年。十五歲時,她親眼目睹了一場黑社會兄弟械鬥實景,年輕的她,非常害怕這種場面,只好放棄賺錢的機會回家。當時父親還問她有沒有其他工作的打算。


母親知道後對她說:「不然來學歌仔戲好了。」那時,歌仔戲的功能多是廟口謝神,或是娛樂街頭巷尾的村夫村婦而已,加上國民黨政府對台語的鄙視與禁令,許亞芬對歌仔戲的前途並不看好,何況自己愛唱的是「流行歌」,而不是父母親的歌仔戲,聽到母親問她學戲,她還直接回答她說:「叫我學歌仔戲,我不如自殺死好。」


青春期的許亞芬,對學歌仔戲的事一直抱著反抗的心態。十七歲時,總算能開始接受父母的建議,嚐試接觸歌仔戲。然而「黑貓雲」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學戲時學得「離離落落」,於是對剛開始學戲的許亞芬教導從嚴。


「媽媽要我從小角色學起,在戲台上,叫我打雜、跑龍套,讓我在戲裡演店小二、丫環,甚至扮演太監、或者充當旗軍之類的角色。」母親以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態,要許亞芬接受一個事實,在戲團裡演出時,「如果有人演得比自己好的,就要好好學人家,如果有人演得比自己不好的,也要忍耐。」


「黑貓雲」,母親愛深責切

母親的嚴厲,對許亞芬的正面鼓勵並不多。記憶裡,有一次,許亞芬跟著母親的歌仔戲團到瑞芳去表演。那一天,喜歡化妝的許亞芬,因為化妝的問題,和母親的意見不合。一位熱心幫忙的阿姨把許亞芬的妝化得有點髒,許亞芬對臉上的妝很不滿意。日場的戲演完後,顧不了晚場還要演戲,許亞芬就把臉上的粉擦掉。母親為了要挫挫她的銳氣,就數落她:「還這麼小,就這麼驕……」


聽完了母親的指責,許亞芬覺得自己很無辜,以為「媽媽一點都不疼愛自己」,委屈地跑去瑞芳的海邊哭個不停,哭到眼睛都腫起來。後來,戲團的阿姨都跑出來找她,才在傍晚把她找回去。阿姨們端了飯,要許亞芬吃晚餐,母親偏偏不吭一聲。個性剛硬的母親並不因此就對她心軟。「媽媽一向都是遠遠看著我的那種人。」


許亞芬剛要踏進歌仔戲圈,母親嚴苛的一言一行,成了她學戲的阻力。她告訴父母她不願意學戲了。幸好,許亞芬的父親用另外一種方式,讓她重新接受歌仔戲。


鼓勵她,父親費一番苦心

許亞芬說,父親以溫柔、鼓勵的方式,循循善誘,才讓她慢慢接受歌仔戲。「爸爸總是比較疼女兒!他用褒獎的方式,誇我有唱歌的底子,基礎很好,唱得不錯,臨場的反應很快,口才又很好,而且唱歌仔戲時,妝扮起來一定很漂亮。」許亞芬被父親的這番話哄得飄飄然,心裡有一種很甜的感覺。


許亞芬家裡七個兄弟姊妹,有的從母姓,有的從父姓。許亞芬是從母姓。父親郭鴻輝,是歌仔戲團的首席樂師,不論是撥的、拉的、彈的,西樂或國樂的樂器,他幾乎都會。他會吹薩克斯風、彈電吉他、彈鋼琴,也會拉二胡、吹統簫、打鼓、敲揚琴。戲團裡的人都說他「十隻椅子坐透透」。


許亞芬跟著父親的戲團,南北奔波了兩年。之後,父親要隨團出國一個半月,夫妻兩個商量後,許亞芬又跟著母親。當時,「黑貓雲」換了一個新的戲團---「寶華星歌仔戲團」。這個歌仔戲團特殊之處在於,日場演京戲,夜場演歌仔戲。而「黑貓雲」本人喜歡欣賞京戲,也鼓勵女兒學。因此,許亞芬白天跟著京戲老師張學武,學唱腔、身段,練跳台、毯子功等。許亞芬在這個團裡,紮紮實實地學了三、四年京戲的基本功。


二十二歲以前,許亞芬在母親的督導下,歌仔戲裡的任何角色都學。這也造就了日後舞台上樣貌多變的許亞芬。她本身的音域寬廣,戲路多元,可演小生、小旦、老生、老旦,就連淨、末、丑的角色也難不倒她。不過,外台戲演多了,內心還是覺得空虛不足。


閻俊霖,生命中最佳伴侶

一九九一年,許亞芬加入了河洛歌仔戲團之後,才開啟了她對歌仔戲的真正的興趣。一九九二年,參加演出【殺豬狀元】時,她認識了當時擔任導演的閻俊霖。因為閻俊霖,許亞芬才了解歌仔戲的美與深奧。這齣戲讓她完全扭轉過去對歌仔戲的觀感。也因為這樣的緣份,許亞芬和閻俊霖步上紅色地毯,共組家庭。


正統京劇科班出身的閻俊霖,是文化大學國劇系國劇組畢業,曾任空軍大鵬國劇隊的隊員,後擔任河洛歌仔戲團導演,導過三齣得獎戲碼【殺豬狀元】、【天鵝宴】、【皇帝秀才乞丐】。許亞芬和閻俊霖,兩人基於對歌仔戲的熱愛,彼此都有某種程度的相互影響力。


出身於外台戲的許亞芬,有感於歌仔戲都能在國家殿堂公演,便開始思索,一般社會大眾無法來國家歌劇院買票看戲,如何讓他們也能接觸到優質的歌仔戲。她開始計畫下鄉,推廣歌仔戲。她不只到學校教學生,甚至到偏遠的鄉下社區,去教社區裡的居民。


許亞芬特別推崇歌仔戲前輩廖瓊枝。「老師和我媽媽可算是同輩,我媽媽雖然也收幾個學生,但是基本上她不喜歡教人,她說過,自己的女兒都不教了,還教別人。但是老師不同。她的個性溫和,說起話來輕輕柔柔的。是只要有人肯來學,她一定傾囊相授。」廖瓊枝的教學精神深深感動了她,讓她更義無反顧地投入歌仔戲的薪傳工作。


五年前,許亞芬在一次教師研習營的演講中,一位老師興致勃勃地告訴她,課本裡的教材已編有歌仔戲曲調,並當場唱給她聽。許亞芬很感慨,「歌仔戲的曲調裡,有很多好聽的曲調,編教科書的委員,偏偏選不甚好聽的曲調當教材。」這份感慨,給了她一個很強烈的動力,讓她投入一些時間與心力,編了一套適於兒童學習的唐詩歌仔戲曲調,也從這裡,她積極到國小校園去推廣「歌仔戲」教學工作。


從傳統到創新,從熱愛到推廣,許亞芬對歌仔戲有一份發自內心的使命感,她努力地播撒種子,不論在校園,還是在社區,她希望台灣文化之一的歌仔戲不但能深入人心,更要往下紮根,發揚光大。這份認真的理念,也正是目前台灣社會最寶貴的台灣價值。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