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1日 星期三

傅正敬悼郭雨新先生





傅正敬悼郭雨新先生



雨新先生!

魂兮歸來乎?歸何處?!

台灣的鳥已停止歌唱!

台灣的泥土也不再芬芳!

台灣只是個失去的樂園!

但是啊!但是!!!

您祖先的根是在台灣!

您子孫的夢也是在台灣!

的生命更獻給了台灣!

魂歸何處兮?!歸故鄉!!!

 



流落台灣35年的江蘇高淳縣人 傅正 敬悼 

 


1985812   


 


20078月,我為了整理郭雨新百歲冥誕的紀念文章,在鄭南榕基金會的圖書館裡,過期的雜誌架上,翻出一篇文章。這是郭雨新過世後,自美國移靈返台時,傅正先生所寫的一篇悼念郭雨新的詩詞。 





從這篇悼念郭雨新的詩句裡,看得出傅正不捨一位長期獻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客死異鄉。然而,歷史的軌跡竟然是這樣安排的:6年後,1991年,才64歲的傅正,竟也因病(胃癌)去世。 



 


1950年,傅正23歲,隨著部隊撤退來台。直到1991年,他64歲過世時,他已在台灣生活了41年。他一生中待在台灣的歲月,遠比他留在中國大陸的歲月還長。 





 


傅正有知識份子的風骨,一旦看穿國民黨的專政本質,與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便悍然與這個政權決裂。傅正憑著他對「民主」、「自由」堅信不移的理念,追隨雷震的腳步,投入《自由中國》雜誌行列,並毫無畏懼地在國民黨政權「戒嚴時期」之內,參與兩次「組黨」。 





 


傅正的勇氣令人敬佩,因為他已經在第一次「組黨」過程中,飽受國民黨的政治迫害而入獄63個月,而這並沒有嚇阻他投入第二次組黨的行動。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前夕,他小心翼翼地與當時的黨外人士協調、組織,並參與創黨宣言、黨綱、黨章等重要文件的草擬工作。  


 


傅正對台灣的熱愛,不是用嘴巴講的「光說不練」,而是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傅正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遠遠勝過於許多以「父」、「祖」之名,表明「心向中國」的政客;或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失勢,既得利意喪失,而想奪回政權的失意政客。







雖然傅正在悼念郭雨新的悼詞中,署名「流落台灣的江蘇高淳縣人」,但是他一生的所做所為,其實就是真正的「台灣人」。

 



 


 



 



 


 



 



 


 

2007年11月12日 星期一

民進黨組黨關鍵人物——傅正













民進黨組黨關鍵人物



——傅正(19271991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134~137 




 


 


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



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  



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



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 



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



只有民主。   ——傅正








傅正,黨外人士都尊稱他為「傅老師」,是民進黨建黨十人小組的成員之一,也是民進黨草創時期的功臣。傅正老師的個性耿直,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有學問、有良心、有反省能力的外省人。因為他對民主自由的熱愛,使他在以台灣本土菁英為主流的民進黨內,相當為人敬重。



 





 


 


傅正,本名中梅,1927年生於江蘇高淳,青年時期正好遇上二次世界大戰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使他求學過程頗為坎坷。抗戰末期,傅正曾經響應蔣介石「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青年軍的報國行列。二次大戰後,傅正得以復學,1946年,就讀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







 


 


隨後,傅正參與學運,並因積極反共,表現傑出優異,1947年,被遴選加入青年軍延安參觀團擔任採訪組長,並且到蔣經國親自主持的嘉興夏令營受訓。一年以後,傅正慢慢見識到國民黨團操控學運的手段,對國民黨大失所望,決心轉往武漢大學政治系,專心治學,追求真理。







 


 


19495月,武漢棄守,傅正隨著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的部隊撤退,親眼目睹三十萬大軍覆沒之悲劇,從此痛恨「槍桿子出政權」的惡性循環,堅信唯有民主才能救國,立誓終身為民主自由而奮鬥。







 


 


1950年到台灣之後,傅正參加國防部政幹班,1952年,再調政工幹校,負責訓練政工幹部。1953年,傅正認清了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以本名向雷震所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投稿,開始脫離「蔣經國之路」而走向「雷震之路」。







 


 


傅正在《自由中國》初期,以寫文章批判時政為主,他當時嚴厲指出國民黨一黨專政之私,挑戰國民黨旗下的反共救國團制度,並堅決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中華民國總統。他不但批判國民黨在台灣的選舉徇私舞弊,更主張成立反對黨,以制衡國民黨。







 


 


《自由中國》後期的活動,則以籌組反對黨為最重要的目標。由於獲得雷震的信任,傅正開始以「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兼秘書身分,南北奔走,拜訪台灣各地之黨外領袖,希望能順利組成一個反對黨。













 


 


19606月,雷震、傅正等人結合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著手籌組反對黨。國民黨終於拿雷震和傅正開刀。94日爆發震驚海內外的「雷震案」,當時33歲的傅正,和雷震同時被國民黨構陷入罪並逮捕入獄。雷震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傅正則被判「感化教育」,63個月。這是傅正第一次參與組黨活動。







 


 


出獄後,傅正先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世界近代史。1972年,傅正到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一直到過世前,先後講授中國政府、行政法、中國政治學名著選讀、中國憲法與政府、地方政府、中國近代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傅正就這麼默默地在校園內散播民主思想的種子。由於他隻身來台,沒有家累,學生們就宛如他的子女一般。他在校園內深得學生的敬重與愛戴。







 


 


雷震案後,台灣民主運動在國民黨政權高壓統治下,沉寂了十多年之後,才有《台灣政論》雜誌出刊。然後陸陸續續的黨外雜誌出刊、被查禁,直到1979年,《美麗島》雜誌出刊。  





 


 


傅正憂慮台灣的民主發展再度遭國民黨政權扼殺,因此便積極介入黨外運動,與當時年輕一輩的意見領袖交往,不但在黨外雜誌上寫文章鼓吹民主自由的思想,同時常常幫黨外公職候選人助選,並協助黨外公職問政。







 


 


然而組黨的夢想仍常存在傅正的心中。因有雷震組黨失敗的前車之鑒,傅正一直很小心謹慎地為組黨事宜構思、佈局。198673日,傅正出面邀請黨外人士聚餐,洽談組黨的可行性。餐後大家在周清玉的家裡,對於進行秘密規劃組黨的事情交換意見。自此之後,大家每週聚會一次,成員有:費希平、傅正、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陳菊、黃爾璇等10人,秘密協商組黨方式、黨章、黨綱、創黨宣言,黨名也由這10人小組討論決定。此小組一直到928日民主進步黨宣布建黨為止,沒有再增減人數。這就是民進黨「建黨10人小組」的由來。







 


 


為了決定民主進步黨的黨綱規章架構,尤清和黃爾璇到傅正家裡,就中外政黨規章做詳細比較,然後向小組提出報告。為了分工起見,宣言部份委由傅正負責研擬工作。其他黨章、黨綱初稿文字的斟酌修正,傅正的貢獻很大,尤其遇到大家意見相左而僵持不下時,就由他來排難解紛。傅正一再告誡大家「千萬不可洩密」,否則會重蹈「中國民主黨」的覆轍。







 


 


傅正在「建黨10人小組」及其後的「18人工作小組」中,均擔任重要文件之研擬,對於創黨文字之斟酌,周密精微,對於制度的參與策劃,建樹甚多,遇困難則盡心調和排解,使創黨工作不致消極轉向。民進黨宣布創黨後,傅正仍強調「人可以抓,黨不能毀」之決心,並提醒創黨同志隨時做萬全的準備,及安排第二波、第三波的人選。







 


 


同為創黨同志的尤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許多人當時面對可能全面被逮捕的危險,都有著焦躁、不安、憂慮的心情,唯有他(傅正)始終在謹慎的安排中,勇往直前,沒有任何退縮。」







 


 


民主進步黨創黨後,中央黨部幹部選舉時,淡泊名利的傅正,只屈就於「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之職位,協助民進黨發展黨務。每次開會傅正一定都是最早到。誰遲到,誰沒有來、誰說了什麼話,他都用筆記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黨內也博得「太史公」的封號。







 


 


傅正以一個大陸籍學者的身分,無財無勢,卻因其道德人格與組黨經驗,成了組黨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且在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氣氛中,順利地推動組黨工作。這不只是傅正的第二次組黨活動,也是傅正一生奮鬥努力的結果。







 


 


1990年,傅正因胃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心中仍掛念著想為雷震撰寫完整的傳記,想為中國民主黨與民主進步黨撰寫組黨歷史。1991510日,傅正病逝於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享年64歲。對民進黨而言,傅正已經鞠躬盡瘁了,他終身為民主奮鬥不懈的所做所為,將永遠留在台灣人民的記憶之中。  


 


 

2007年11月11日 星期日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中)

 


 


一個禮拜後,我如期銷假上班。一位同事迎面就問:「怎麼樣,好一點了沒?」


「謝謝,謝謝關心,我已經好多了。」這時,鄭南榕走來,一看到我,就熱情的握手。好啦,我就繼續上班吧。


 


雖然我人是回到了雜誌社,可是我的心,已經飛到外面去了,我心裡一直再反覆的思索,以什麼樣的訴求,用什麼方式,進行全島行軍。


 


首先,我想到的是延續去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十九日,民進黨將舉行第二次的五一九綠色行動,這是以全黨的力量,再度向統治當局施壓,要求解除戒嚴。


 


「這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如果我能找一群人,放下工作,暫時離開家庭,一起跑全島,四處宣揚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時代意義,這不就是最好的訴求嗎?」


 


想到這兒,我感到很興奮,就找朋友討論,但還是碰到同樣的問題,「有誰願意跟我走呢?放棄工作,離開家庭,四處流浪,又很可能有牢獄之災?……」 


 


一天晚上,我重讀甘地傳,有新的感觸。甘地的偉大,在於他的悲天憫人的胸懷,更在於他透過絕食、禁慾、長途行腳、粗衣淡食……等,培養出異於常人的意志力,當他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情,他那個瘦瘦乾乾的柔弱肢體,卻包裹著一顆鋼鐵般的心。他是印度獨立建國的精神領袖,受到印度人民萬人擁戴,被尊稱為「聖雄」,可是,他卻再三的強調,「我不是聖雄!」,他討厭被人民當成神那樣,來頂禮謨拜,他厭惡受到英雄崇拜,……。


 


他的想法,與現代一般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說是一個異類。選舉的時候,候選人拚命打廣告,提高知名度,目的是讓更多的人民,知道他,信任他,甚至對他產生英雄崇拜,而在一些極權獨裁國家,領導者不需經過選舉的洗禮,或只是形式上的選舉,那些政治人物,他們無不千方百計的創造自己的神話,讓千萬的人民崇拜他,歌誦他,把他當成民族救星、太陽與鋼,永遠不會犯錯的偉人!


 


可是,甘地卻極力的強調,「我不是神,我不是聖雄,我也會犯錯,……」。想到這裡,我終於領悟到,原來是我自己心裡的束縛太多,而導致我下不了決心,甚至今晚下了決心,明天太陽出來,決心就蒸發掉了,甘地這面鏡子,使我照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脆弱角落--

 


 


  我擔心,走在路上,人家把我當成瘋子;


  我擔心,沒人願意跟著我四處流浪;


  我擔心,新聞記者收到我的新聞稿,就一把丟到垃圾筒裡去;


  我擔心,走不了多遠,腳底起泡,兩腿發酸,胃痛襲來;


  我擔心,半路被警察抓去,家人毫不知情;


  我擔心,全島各地的民進黨朋友,沒有幾個人,會站出來幫忙;


  我擔心,這樣的全島行軍行動,上不了媒體,甚至被人當成鬧劇一場……。


 


問題就出在這裡!追求完美,心裡就無法放鬆,而求名心切,煩惱自生。連甘地他自己,都一再疾聲呼道,「我不是聖雄!」,那麼,我憑什麼去當一個完美的英雄呢?明明自己有懦弱的時候,有貪生怕死的時刻,有好名求利的慾望,有掩飾自己過失的不良記錄……,為什麼我不敢坦白呢?為什麼我不敢面對自己呢?


 


徹夜深思,我眼前的迷霧逐漸散去,我慢慢的,清楚的看到我的目標,是的,我要走出去,這時,我下定了決心,要在一九八七年的五一九紀念活動之前,我要全島走一趟,去實踐深藏在我心中的那個夢想。


 


五月二日早上,我到了雜誌社,就在佈告欄上,貼了一份「自我放逐」的聲明。這份聲明裡,我表明了,我想離開雜誌社,去全島進行運動。


 


編輯部的同仁王鴻仁,他是自由時代的主筆之一,中英文俱佳,個性溫和,對我非常照顧,因他年齡比我稍長,所以常以長輩指導後輩的態度,給我不少正面的指導。他看到我在佈告欄上,貼了那張,不禁露著微笑,走過來勸我道:「你要辭職就辭職,不要用『自我放逐』那樣的字眼,那樣會傷了人。」


  


我另外一位同事羅美玲,她也好言相勸:「兩者不可得兼的,你必須做個決斷,要辭職就辭職,好好的去搞運動;不辭職,就留在雜誌社,好好的寫文章。」


 


主編胡慧玲也好言相勸,希望我別離開。她是一九五八年生,台東人,一九八○年台大歷史系畢業,她的文采與美貌,在黨外雜誌圈內,為人所津津樂道,她的先生林世煜,是一九八四年代《深耕雜誌》的總編輯。胡慧玲一直在《自由時代》擔任主編,直到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往後,她就在台美文教基金會(現已更名為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擔任幹事。


 


胡慧玲花了相當大的精力,投注在台灣的口述歷史,她自一九九二年起,連續出版下列書:《悲情車站二二八》、《基隆漁港二二八》、《台北南港二二八》、《我喜歡這樣想你》、《島嶼愛戀》等。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很喜歡讀文學作品,自己也愛寫文章,可是自從到了黨外雜誌,除了每週不斷而來的趕稿壓力,再加上街頭運動,如火如荼,每天忙透了,所以一趕起稿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路殺到底,也不管遣詞造句,通不通順,稿子趕出來,才是第一要務,所以,我常常跟胡慧玲說:「我的文章,愈寫愈糟,有時還跑出西式語法,唉!……」


 


她還是勸我,好好的多看別人的好文章,自己好好的寫。話說回來,她知道我想「自我放逐」,而眼前採訪組人手有限,因此她極力勸我,應與雜誌社的編務為重,希望我在街頭運動與雜誌社工作,兩者兼顧。


 


我心裡雖然感激同事們的慰留,可是,我已經自己在製做傳單了。我採訪組的另一位同仁兵介仕,他焦慮的來電問道:「你敢真的,欲照計畫進行嗎?」


 


「是啊,我不愛擱逐天趴佇桌仔寫稿,我欲出去行全島。」過幾天,我等待的機會來了。


 



 



 


 


(未完待續)

 



 


 

2007年10月8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
離職出走(上) 


 




一九八七年三月初,長期的雜誌社工作,使我產生了職業倦怠症。
 



 


我曾經在報紙上,剪下了一則感人的新聞,有一位美國的殘障青年,他叫做傑夫基斯(Jeff  Keith),他一隻腳自膝蓋以下切除,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感到自卑、自憐,反而裝上了義肢,積極復健,而後他立下雄心,要以單腿橫跨美國,在許多朋友及熱心人士的支持下,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一步一腳印,完成了這段橫跨美國之舉。



 


這個小故事,使我非常感動,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有點徬徨,不單單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也不單單是因為鄭南榕的工作狂與他的脾氣,叫我無法適應,最主要是,我一直有個想法,為什麼我老是要拿筆,專門批評統治當局或反對運動領導階層呢?難道,我只能在方格子裡,去翻翻反對運動稻田裡的土壤嗎?為什麼我就不能走出來呢?





我在三月四日的日記裡,寫下了這段話:
 



 


    「我的世界太窄了!


     除了雜誌,就是雜誌,難道不該追求些別的嗎?」





我以前一直有個夢想,我要走遍台灣,去認識台灣的每一塊土地,上山下海去聽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像傑夫基斯那樣的殘障青年,他能單腿橫跨美國,而四肢健全的我,又為什麼做不到呢?……
 





 


三月八日星期日下午,我陪同家人去基隆八斗子的忘憂谷,難得有個禮拜天,又是三八婦女節,我跟哥哥們就帶著我媽去北海岸,過一個下午看海的時光。


 


那天晚上,我正要好好的上床睡覺時,突然電話鈴響,一看看時鐘,已經半夜十二點了,嘴裡正嘀咕著,是誰又要吵我清夢,一接電話,又是鄭南榕。


 


「昨天,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佇彰化遊行,結果,彰化團管區司令金夢石他不准咱舉旗仔,煞發生衝突,……你趕緊咧,寫一篇聯合質詢稿,咱通乎立法委員,提去立法院,……」


 


「好的,……我馬上就寫!……」我很不情願的答應了下來。我想,他大概不知道現在是幾點了,也沒有去體會到我也需要有休息的時間,不能二十四小時都是政治、政治、政治!我實在很憤怒,氣他為了一件並不緊急的事情,而深更半夜打攪我難得的家居生活。以前,我身上沒有掛呼叫器,還羨慕別人,看到他人身上有個嗶嗶作響的呼叫器,嗯,很現代,可是,來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們採訪組幾位成員,身上都戴著呼叫器,這下子我才叫苦了,因為鄭南榕經常熬夜,脾氣一來,有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深更半夜也呼叫你,你若回了,一晚的寧靜可能泡湯了,你若不回,第二天,他就會問你,「昨晚你去那裡了?」,後來,我學乖了,夜深了,就趕緊把呼叫器關掉,甚至電話鎖起來,免得又有一位總編輯,半夜來跟你「魔音穿腦」,讓你輾轉反側不成眠。


 


我好想向鄭南榕提出辭呈,但一直不敢開口,看到他那樣日以繼夜的工作,看到他以無比的毅力,一步步的開拓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空間,我實在不敢向他說,「NYLON,我欲走啊,你家己擱去找人。」,……。 


 


三月十三日晚上,我窩在自己的房間,讀了幾個禮拜的《卓別林自傳》,終於看完了。卓別林這位喜劇大師,我看了他的傳記之後,有很多感觸,他不單單只是一個笑匠而已,他還有多采多姿的一生。下面這段話,我再三的深思,感觸良多,我把它抄在我的日記本上: 


 


「我一向堅信,幸與不幸,就像天上的雲彩一樣,隨風飄來,不期而至。


   因為知道這一點,每當我遇到惡運,我不致於驚駭過度;

好運當頭,我依然會驚喜交加。」


 


既然人生的際遇,如同天上的雲彩,幸與不幸,功成名就或落魄潦倒,都不是絕對的,那麼,我還怕什麼呢?我還擔心什麼呢?我還在意什麼呢?我還眷戀一份雜誌社的薪水嗎?我為什麼還要繼續拿著一枝筆,不斷的在桌上爬格子、爬格子、爬格子?為什麼不張開眼睛,離開台北,到全島各地,去尋找台灣的生命力呢?


  


有一天,我告訴一位朋友,說我想效法當年的甘地,他從南非返回印度時,走遍印度大鄉小鎮,去了解印度人民的生活,去聽聽人民的心聲。結果,我那位朋友聽了哈哈大笑,而說道:「印度是印度,台灣是台灣,你啊,你走不了全島的!」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對方笑的也對,畢竟,全島行軍也罷,或環島行腳也罷,苦是苦了一點,只要有毅力,烏龜也走得到終點的,問題是,我要做全島性的抗議行軍,過去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若我首開此例,統治當局,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嗎?我也不知道。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我一到自由時代雜誌社,馬上當面跟鄭南榕提出辭呈。因為雜誌社同仁已經有人跟他提到了這件事情,所以他聽到我說不幹了,臉上並沒呈現詫異的表情,他還是那張沒有變化的臉,只是淡淡的說:「辭職不准,你可以休息,不用寫稿,但薪水照領。」


 


我不想接受這樣不工作,又可領薪水的特殊待遇,我執意要辭職,但又熬不過他的要求,我只好退一步說,好吧,我休息一個禮拜,他還想跟我理論,那時我的胃不太舒服,我就說胃很痛,我要走了,便匆匆的離開他的辦公室,提前返家。 


 


 


                                            (未完待續)

2007年9月8日 星期六

深情之愛--懷念盧修一立委

文/邱斐顯




盧修一墨寶「深情之愛」。


盧修一生前的頭銜很多,但是在我認識他的十年裡,我習慣以「教授」來稱呼他。從我踏入社會的第二年,一直到我結婚、生子、甚至面臨重大病變,教授一直給我莫大的鼓勵和幫助。幾天前,從我的一堆結婚照片中,翻出兩張陳郁秀老師用筷子餵教授吃湯圓的照片,看得真的叫人不得不感傷。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二○事件」剛過,我進入當時民進黨的機關刊物——《民進報》(周刊)工作,擔任採訪編輯。那時候,教授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外交部主任。我們彼此曾經共事了一段時間。在所有的黨務工作人員中,教授是少有的一個職稱雖高,卻能放下身段,和我們這群年輕的刊物編輯們打成一片的「主任」。


一九八九年,教授決定投入選舉行列,在他的故鄉台北縣參選立委。那年,民進黨中央黨部的不少幹部都投入選舉,我因工作之便,就近參與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的台北市議員選舉陣營。從黨外參選的經驗而言,反對黨的選舉向來首重文宣。教授則是找江蓋世做為他的文宣大將。


蓋世和我在一次餐會中認識,接下來,我們一邊忙助選,一邊談戀愛。選舉結束後,皆大歡喜,上榜者眾,落榜者希。這是解嚴後第一次選舉,民進黨在國會的勢力大增。教授更是以台北縣第一高票拔得頭籌,從此展開他的政治生涯。 



盧修一。照片提供/邱萬興。


一九九○年初,我加入新國會聯合辦公室,擔任盧修一、葉菊蘭、洪奇昌、戴振耀等立委的聯合助理。於是我有更多機會和盧教授共事。一九九○年中,我決定到英國進修社會學碩士,教授則以留學歐洲的經驗,鼓勵我出國深造。


一九九一年,我拿到碩士回來。然而,我和蓋世之間有了波折,我們分手了。 教授知道後,怕我被失戀的心情擊倒,故意安慰我說:「不要太難過!有失敗的經驗也不錯!我是失戀後才認識陳郁秀老師的,妳看,『好康的,都在後壁!』」


一九九三年,我和蓋世克服了一些感情波折後,決定重新開始我們的交往。有一回,我和蓋世去看一個畫展,碰巧被教授和陳郁秀老師遇上了,教授笑著問我們說:「你們又在一起了啊?」就這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和蓋世的婚禮上,便請教授和陳老師當證婚人。


由於和盧教授熟稔,教授在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五年競選二、三度立委連任前,打算出版他的書時,蓋世、我,和小邱都成了他的最佳編輯人選。一旦我們答應幫盧教授編書,他幾乎是完全放心地交給我們編輯。《蘆葦與劍》、《白鷺鷥之歌》、《盧修一問政選集》,與《盧修一的性情世界》等書,就是這樣由小邱、蓋世和我,與教授的助理們共同完成編輯工作的。


一九九四年,蓋世第一次參選台北市議員。教授對蓋世的幫忙不餘遺力,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只要事先告訴他,他再忙也會抽空出席。蓋世順利當上議員之後,陸陸續續辦了好幾次募款餐會,教授每次都是餐會的席上貴賓。


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在仁愛醫院生產。雖然生產不是生病,但這畢竟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雖然最親近的家人都來關心,我卻很想見見住在離醫院很近的教授和陳老師。我打電話到他們家去留話,以為他們忙,頂多回個電話就夠了,沒想到教授和陳老師真的撥空來看我。「開始當父母了,以後要操心的事多得很呢!」


其實,我們不是不知道教授的病。只是,我們越熟稔,越不知如何啟口問他病況。誠如一些好友說的,「問也不是,不問也不是!」


一九九七年的十月中,蓋世和我帶著一歲多的女兒佳盈,到教授的家裡去探望他。看見小小訪客來訪,他童心未泯地帶著佳盈,在屋裡看看金魚、看看烏龜。他擔心佳盈怕生,趕緊從他的擺飾中,找了一個掌心大小的「音樂旋轉象」送給佳盈,而且還去房裡把小兒子佳德找來和佳盈玩球。


教授對我表示,他的聽力已因化療之故而受損,坐在電話旁也聽不見電話鈴響,而且走起路來也是搖搖晃晃的。我們聽了心裡難過,不知該怎麼安慰他時,他卻又轉移話題,帶我們到他的書房去,告訴我們,他現在花比較多的時間,看看自己愛看的書,寫寫自己喜歡的字。


他拿起自己已寫好的墨寶——中國古書「樂毅論」中的一段文字——「伊尹放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硬是要塞給我,並且告訴我這段文字其中的寓意,似乎在暗示我他無法實踐的抱負。我知道,他在政壇努力這麼久,這場病真是讓他有志不能伸。我的眼睛看到書房另一角落有一幅墨寶,上面寫著——「深情之愛」,這才是我所想要的,教授向來浪漫出名,他和陳郁秀老師兩夫妻的感情正如這四個字,而我希望,我和蓋世也是如此。我和盧教授為了墨寶討價還價,最後他說:「妳一定要收這幅大的,我才要附送妳這幅小的。」 




盧修一墨寶「樂毅論」。


十一月底,縣市長改選前夕,我和蓋世在電視上,看見教授瘦骨嶙峋地在寒風飄搖中,向台北縣的選民跪票。頓時覺得好心酸!我才和蓋世討論要找個時間去探視教授,誰知道,就在選舉當天,我自己也病了,進醫院門診後就被醫師強留下來。


渡過了一個很難熬的週末之後,我從仁愛醫院轉到台大醫院。原本我和蓋世決定不對外表示我生病住院的事,然而,當時,台北市長陳水扁與社會局長陳菊還是來了。我問菊姐,「怎麼會知道我生病住院?」


菊姐說:「盧修一在八樓病房,是他告訴我們的。」我很訝異,教授自己都得住院做化療,怎麼還是消息那麼靈通?我對菊姐說,我很想去看教授,但是包括她、蓋世,和阿扁市長都反對。他們都不忍讓兩個癌症病人互相見面後更加難過。我和盧教授只好寫卡片互相為對方加油打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下旬,蓋世的募款餐會,我人尚在醫院,無法出席。事後,無意中從蓋世的日記中,看到一段話:「今年的募款餐會,有兩個人無法出席,讓我非常難過。一個是我最敬愛的立委盧修一,一個是我最親愛的牽手邱斐顯。老天真是會捉弄人。」這段話讓我頓時眼淚奪眶而出。


十二月底,我出院後,狀況比較好。反而從電視上得知教授的病況不穩,我只能擔心他,也不能為他做些什麼。三月初的祈福晚會過後,輾轉得知教授的病況較佳,我也替他高興。


最後一次看到教授,是在今年四月中旬。我正在等著一有空病房就要做第二階段化療。趁著空檔,蓋世和我帶著佳盈到關渡的和信醫院去看看教授。走到病房走廊,蓋世先進病房,我帶著佳盈走在後面。快兩歲的佳盈向來活潑外向,這回卻出其反常,在走廊上搖頭搖手,大聲用她的童言稚語說:「啊,不要哇!」


我在走廊上好心急,這不是我預期的。我抱起佳盈,快步走近病房門口,佳盈瞥見教授因化療而掉髮成光頭的模樣,更是抗拒進病房。換蓋世接手來抱佳盈,也是一樣的結果。我趕緊拿出包包裡的「音樂旋轉象」,交給教授,試圖喚起佳盈半年前的記憶,讓她把「音樂旋轉象」和「盧伯伯」聯想在一起。


我擔心教授會因這一景而傷情,沒想到,他在病床上拼命動腦想法子誘導佳盈進病房。他拿起一隻扇子,上頭放著「音樂旋轉象」,用另一隻手向佳盈招啊招的。教授真是用心,只要有小孩在身邊,他一定會盡全心和小孩互動,即使他人在病床上也是如此。佳盈在他的努力之下,終於解下戒心來和「盧伯伯」握握手,玩一玩。


就如陳郁秀老師所言,對教授的去世,心中有著百般的「捨不得」。這種「捨不得」的感覺,除了老師之外,所有疼愛教授和被盧教授疼愛的人,也都心有戚戚焉。當我自己也和盧教授一樣,需要拿出勇氣來和癌症做長期抗戰時,我總會想到教授在自己病中還不忘關心我。我覺得,生命是無常的,有時,一個意外就足以改變人的一生。人活著時,如果能盡力去關愛更多人,那麼,他的生命就夠豐富了。


 (邱斐顯執筆於台大醫院第三階段化療中,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註:本文中有部分段落,已收錄於《生命的禮讚--盧修一博士紀念文集》一書中。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陳永明 抗癌寫作 台灣歷史劇第一人

文/邱斐顯

  
歌仔戲編劇陳永明。照片提供/陳永明。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1 2006.5.27~2006.6.2


歌仔戲資深編劇陳永明,自一九六○年代,台視、中視、華視開播的「電視歌仔戲」時代起,就開始參與製作與編劇,從事歌仔戲編劇工作已長達四十多年之久。陳永明的代表性作品,如【孔明三氣周瑜】、【陳三五娘】、【台灣,我的母親】、【東寧王國】等,皆是膾炙人口的精彩好戲。


【孔明三氣周瑜】一劇,曾獲當年金鐘獎最佳地方戲曲獎。【陳三五娘】則是他創作生涯中最為滿意的一部作品。近年來,陳永明尤其致力於使用近代故事編寫台灣歷史歌仔戲,【東寧王國】更是他在生命攸關之際,癌症開刀、化療、及放療中,抱病編寫完成的嘔心瀝血之作。


六個股東  一個無薪的夥計


陳永明,一九四五年生,南投集集人。陳永明的祖父原是有錢人,但因事業失敗而家道中落。陳永明的父親育有六個子女,家庭負擔很大。小時候,一家人住在屋簷有燕尾(『翹脊』)的大厝時,陳永明曾不解地想著:「為什麼家裡這麼窮,可是住的屋子卻這麼美?」


父親是個有學問的人,陳永明唸書時,父親親自教他漢學,幫他打下一些不錯的文學基礎。初中畢業後,家裡的經濟能力無法供他繼續讀書。父親對他說:「想讀書,就得自己賺錢。」因此,他就隨著大他十一歲的三哥,到台北來發展。他哥哥和劉鐘元(現為河洛歌子戲團團長),以及另外四個好朋友,共同集資合開一家廣告公司。陳永明說:「他們六個股東,只聘一個夥計,那就是我,而且是沒有薪水的。」那個年頭,只求有飯吃就不錯了。陳永明什麼雜務都做,來者不拒,工作和睡覺都全在這個公司裡。


劉鐘元開始拓展廣播歌仔戲的事業,陳永明也跟著接觸到很多人,他因此增廣見聞。許多大公司的老闆、藝文界的人士,都在這個辦公室進進出出,交換意見,陳永明的閱歷也因而豐富。


閱歷豐富  自修研讀寫劇本


早期,台灣歌仔戲的演出是沒有劇本的,通常只備有故事大綱、人物、場次、幕表,並無台詞,更遑論劇本!一齣戲的劇本,大都存在於「排戲人」的腦中。排戲人,指的是這齣戲的編戲人或導演。陳永明在自己摸索編劇的歷練中,曾受幾個歌仔戲排戲人,如陳金樹、陳清海、陳雲川等前輩的影響。


台灣歌仔戲史上,最早使用「劇本」概念的,當屬陳澄三先生。一九五二年,陳澄三成立職業歌仔戲班——拱樂社。當時他曾聘請專人編寫歌仔戲劇本,首創歌仔戲定本演出的模式。隨後,陳澄三基於成本考量,便以錄音方式,取代現場演員的唱唸及文武場的伴奏,這也開啟歌仔戲以錄音班來演出的先例。陳永明指出,「那個年代,歌仔戲雖有劇本,卻常常『有音無字』,因此,劇本中使用白字(錯別字)也就天經地義了。」


廣播歌仔戲的年代,仍不興採用劇本。陳永明在廣告公司工作時,就提著錄音機,到電台廣播室去為歌仔戲錄音。這些歌仔戲錄音帶錄好之後,會送到中南部電台去放送。陳永明也幫以月琴彈唱台灣民謠的楊秀卿女士錄音。後來,廣告公司另外成立錄音室,陳永明不僅負責錄音。還兼任節目的策劃與安排及配音工作。


淡泊名利  掛不掛名沒關係


一九六三年,電視歌仔戲時代來臨,電視台的「編審制度」也隨之而來。製作歌仔戲的節目時,電視台主管開始要求製作單位「寫劇本」。電視台的編審人員,有的是大學戲劇科的教授,他們學問雖好,但是不懂台語。為了讓他們看得懂歌仔戲內容,歌仔戲的劇本就必須改寫。陳永明的文學基礎不錯,能夠把傳統歌仔戲的文本,改寫成讓編審看得懂。而且「遇到劇本不合理,或不精彩的地方,我可以把它修改得更好」。陳永明可說是「傳統歌仔戲文本」與「現代歌仔戲劇本」之間的橋樑。


原先台視歌仔戲的形式是單元劇,後來中視歌仔戲則演變為連續劇的形式。這時,歌仔戲的製作群才開始成立「編劇小組」。陳聰明、石文戶、蔡天送等人,常常是導演兼編劇。因為共事關係,他們的編寫的劇本也成了陳永明學習的來源。而陳永明本人,則是身兼節目策劃、音效指導、打字幕等多種工作。台視聯合歌劇團剛開播時,葉青看見字幕上有個熟悉的名字「陳古今」。她問陳永明:「陳古今是誰,從中視跟我到華視、又到台視,我竟然不認識他!」陳永明才說「是我…」因為工作太多樣,所以用了好幾個化名。而且他對名份亦不計較,即使不掛名,他也無所謂。這樣的個性,一直持續到現在,依然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電視歌仔戲時代,電視媒體播出的內容,完全由國民黨一手掌控,歌仔戲劇本完成後,還必須送交「警備總部」審查,審查通過才准開演。陳永明擔任電視歌仔戲編劇時,曾經發生過一件事,至今依然令他心有餘悸。


警總問話  編劇接著沒飯吃


有一回,他根據古書《古今奇觀》的典故,編寫一齣【蘇小妹三難新郎】的戲碼,戲裡有兩句唱詞為:「幾回口角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劇本透過編審人員送到警備總部審查後,編審打電話對他說:「警備總部的長官找你!」


陳永明趕到警備總部去,問他話的人,一直質問他:「你寫這句『毛裡有聲傳』是什麼意思?你是說毛澤東傳話來嗎?」那個年代,國民黨政權聞毛喪膽、聞匪色變,台灣人民的思想只要與共產黨的領導人物沾上一點邊,就會吃不完兜著走,「匪諜」、「通匪」的罪名就紛紛扣上來。


陳永明向他解釋:「這不是我自己編出來的,古書裡早就有寫的。」對方要他拿出證據,他只好騎著摩托車,趕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買了一本《古今奇觀》,再趕回到新莊二重埔的警備總部去報備。


後來,有一段時間,國民黨政府嚴加限制電視台「台語節目」的播出時間,當時電視歌仔戲團只好來個大整合,終致只剩下「楊麗花歌仔戲」。陳永明無法再以歌仔戲維持生計,只好改行從事室內設計工作。這是陳永明人生經歷中,第一次的重大挫折,「做一個長期編劇工作者,這是我頭一擺吃不到編劇飯的經驗。」


然而,由於自己對編劇工作的醉心,他仍在正職的工作之餘,持續編寫劇本。陳永明語重心長地說道:「過去二、三十年間,台灣歌仔戲界圈內,只有極少數人能靠編劇維生。」


陳永明表示,劇碼若與自己的理念符合,他常常不計結果一頭投入。【孔明三氣周瑜】就是這種情況下編寫出來的。【孔明三氣周瑜】創造了高收視率而且得了金鐘獎,但編劇的陳永明依舊沒有劇本寫。


【陳三五娘】 四句聯簡潔有力


一九九○年左右,陳永明歷經了在台灣沒錢賺的苦境,以及事業失敗、離婚、喪母等重大挫折後,本想到中國大陸走一走、散散心,之後就回台。他沒想到,自己竟因緣際會地留在中國大陸居住,租地種植水果,而且一住將近十年。在大陸期間,他再婚,並於五十二歲的年紀,再生下一個最小的兒子。


一九九六年,葉青歌仔戲團的製作人蔡見賢,主動找陳永明編寫歌仔戲【陳三五娘】的劇本,並且表明是電視台指定的。陳永明因此回台編寫劇本,大腹便便的妻子也一起回台。【陳三五娘】的劇本,是陳永明本人相當滿意、甚至視之為畢生得力之作。他以「四句聯」寫出整齣戲的歌詞,不但台詞句句押韻,而且歌詞簡潔有力。


「那是十年前的作品了,現在要我再寫出那樣的作品,我也做不到了。」或許是想到妻子就要臨盆,幼子即將出生,身為人父的他,必須為未出生的小孩多賺點奶粉錢,他工作起來文思泉湧,特別賣力。【陳三五娘】編寫完成的幾天前,他的小兒子提早誕生了。


陳永明與其他歌仔戲編劇最大不同之處,是因為他曾於一九九○年到二○○○年的十年間,住在中國大陸相當長的一段日子。海峽兩岸對歌仔戲文化的對待方式,他都很清楚。台灣歌仔戲苦於沒有好劇本,常常拿大陸劇本來套用,但是大陸的歌仔戲卻常有政治意涵,例如【天鵝宴】、【鳳凰蛋】、【良弓吟】等戲碼,都是諷刺毛澤東掌權後,對身邊戰友鬥爭不已的史實。陳永明覺得,這些都不是本土歌仔戲應有的戲劇內容。


癌症病房  編寫【東寧王國】劇本


從二○○○年到二○○五年之間,河洛歌子戲團一共推出四部台灣本土故事的歌仔戲,其中三部,【台灣,我的母親】、【東寧王國】、【竹塹林占梅】的劇本,都是由陳永明改編而成的。有些人批評陳永明編的戲劇,都有著強烈的意識型態,陳永明不但不在意這些批評,而且堅信:「意識型態是編劇人對故事的忠誠,如果編劇不忠誠於自己的題材,那就遑論感動觀眾了。」


二○○四年四月初,陳永明因腸癌而住進馬偕醫院,先開刀,後又做化療、放療。然而,河洛的劉鐘元團長,卻在此時告訴陳永明,他們以前曾經談過的夢想------編一齣台灣本土歷史歌仔戲,已經有點眉目了。劉鐘元找來郭弘斌先生所著的《鄭氏王朝---台灣史記》一書,想編演一齣【東寧王國】,希望陳永明幫忙編劇。


當時,陳永明一方面感慨台灣政治時事,一方面心儀鄭氏王朝中,鄭經的軍師-----堅持屯田開墾、教養生息,為台灣鞠躬盡瘁的陳永華。即使陳永明在大病之中,仍接下這個工作,抱病在病床上編寫劇本。他也曾向劉鐘元團長請求人手支援編劇工作,無奈劉團長也找不出合適的人選來協助他。他只好頂著化療、放療的痛苦,親自著手編劇。「坦白說,還因為想賺這點劇本費,去買些親戚朋友好心推薦的健康食品和補品來抗癌」。


在陳永明的編劇下,陳永華的人物刻劃非常突出。【東寧王國】一劇中,陳永明特別想以「東寧王國的亡國錄」來警惕台灣人民,如果不知團結,就會遭人分化,以致亡國。他沉痛地說:「如果沒有台灣這個土地做後盾,共產黨不會瞧得起去大陸的台灣人。就像當年,滿清設立『修來館』來籠絡台灣軍政民等,東寧王國滅亡後,『修來館』不但關門歇業,連當初開的支票也都不再兌現了。」



  
【東寧王國】演出海報。照片提供/河洛歌子戲團。


政府無心  編劇人才難培養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對政黨輪替之後的文化政策也非常失望。陳永明強調,民進黨政府在執政的心態上,認為不必特別去籠絡台灣人,反正投票時,台灣人再怎樣也會支持本土政權。因為這樣的執政心態,所以對本土藝術不用心、也不會加強本土文化的比重。甚至連執掌文化的文建會,也常對本土藝術產生鄙視心態,認為歌仔戲藝術是「廉價」的、「不值得提倡」的。外國的、西洋的樂團、藝術表演,就砸下重金,本土劇團只能申請一丁點兒的補助。


陳永明提出文化界人士共同的心聲:「國家應該提撥預算,來補助本土戲劇文化事業,因為這些戲劇的製作,需要相當龐大的經費。」數年前,歌仔戲製作人蔡見賢,在公共電視台,製作一個精緻歌仔戲連續劇,錄製陳永明改編自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桃花扇》的【秦淮煙雨】歌仔戲劇本,由葉青歌仔戲團演出。然而,由於製作成本太高,編、導、演、樂、景各方面又都執著於品質,結果製作人賠錢倒貼。


陳永明願意把歌仔戲編劇技巧,教給有興趣、且有心從事歌仔戲編劇的人。但是最困難的前提在於,政府沒有藝術創作的配套措施,好讓編劇人才得以發揮。導致編劇人不能以其專業來維持生計,生計都無以維持了,哪有能力教育後進?而且,戲劇表演團體也因為節省經費,常陷入「苦無劇本」的困境。


陳永明從事歌仔戲編劇,長達四十年,
陳永明病房奮力抗癌,長夜漫漫仍不放棄,
陳永明編寫【東寧王國】,台灣歷史劇第一部,
陳永明自知餘生可貴,渴望編劇薪火相傳!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下)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台灣革命黨」於紐約宣佈解散。當時台灣革命黨主席是洪哲勝,副主席是許信良,一般島內人士,都不太清楚這個黨究竟是什麼黨,後來又為什麼要宣佈解散。三月二十五日,鄭南榕一大早就打電話給我,叫我越洋專訪洪哲勝。

 



 


當天下午,我聯絡到了洪哲勝,說明了我訪問的主題,我直接就問:「國民黨還沒倒,為什麼就要自我解散台灣革命黨呢?」

 


 


他講了一些原因,可能涉及到海外台灣人運動的分分合合,內幕我也不太清楚,我最有興趣的,就是繼續追問:「你要放棄台獨嗎?」他馬上答道:「我們現在講民主自決,不談台獨。」

 


 


做完了洪哲勝的專訪,我更下定決心,要到美國去走一趟,畢竟,海外的台獨運動,理論是什麼?如何實踐?我都不清楚,而有些政治訴求,例如,「台灣人出頭天」、「自決救台灣」、「台灣人走台灣路」等,其實講的都是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可是,在台灣,台獨是國民黨當局最高的言論禁忌,台灣的前途與命運,他們不讓人民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之下,公開的討論,就因如此,我就愈想把它搞個清楚,愈想把它擺上講台,讓人民各吐心聲。

 


 


這裡,附帶提一件趣事,四月十三日,洪哲勝從美國送來一張傳真信給我,他署名「楚也」。他還自己引經據典的說明:「亡秦者,楚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哦,原來,他把國民黨比做秦朝,把自己比做亡秦的楚國,所以用個筆名「楚也」。接著,他提到我的名字,又補充說明:

 


 


    「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


     蓋世,楚(霸王)也!」

 


 


由洪哲勝的筆名,我可以體會到,海外台灣反對運動人士,那種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想要返回故鄉,打倒國民黨政權,卻踏不到家鄉的土地,找不到可以使力的戰場,那種無奈,那種悲憤,那種痛苦,簡簡單單「楚也」兩個字,道出了其中的心酸……。





三月三十一日
我訪問到了「世界台獨聯盟」副主席許世楷">席許世楷博士。他是我台大政治系的學長,後來赴日留學,投身日本的台獨運動,成為國民黨的黑名單,而有家歸不得。在整個訪問過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再的強調,「我們堅持革命路線」。這篇訪問稿,可以說是在當時國內的報章雜誌,首度以大篇幅,把「台獨聯盟」領導人的政治主張,完整的報導出來。刊載這樣的報導稿,依當時的政治言論標準,形同「為叛亂團體宣傳」。

 


 


我知道,鄭南榕是要拿這樣的訪問文章,來試探統治當局的忍耐限度。我把那篇訪問專稿寫完了,我笑著對鄭南榕說:「好啊,煞落來,我想欲訪問你,來談談台灣獨立,好否?」他裝著一個苦瓜臉,笑著答道:「拜託咧,你嘸通害我!」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我終於聯絡到上國民黨的頭號敵人,也就是長期領導台獨聯盟的 張燦鍙博士。因為他行蹤不定,為了聯絡他,我可花了一點心血。我把預先擬定的問題,打了傳真出去,給海外某個聯絡的人,等了好久,才得到回音,知道他願意接受我的專訪,我就感到非常興奮。凌晨十二點十分,我在雜誌社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道:




  「我是張燦鍙。」


  「你好,我已經等你足久啊!」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一手抓話筒,一手抓筆,快速把他的話寫了下來,又反覆的問他,「你講的,敢是按呢?」,以便確定對方的講話原意。就這樣,我從凌晨十分一直訪問到一點二十五分,整整一小時又十五分的越洋電話,讓我感受到的,他是一個思維清楚的讀書人,而不是紅毛綠眼的土匪頭子。還有,他講了一口道地的台灣話,許多政治或經濟上專門的術語,能很輕鬆的,以台語表達出來,這一點,就叫我佩服不已,因為當時的我,台語很菜,無法流利的唸報紙,更不用說即席的台語演講。

 


 


整個訪問,張燦鍙強調一個重點,他說:「海外台獨聯盟,要走比民進黨更堅強的路線,這樣獨盟就成了國民黨的首要打擊對象,而間接的保護民進黨。」

 


 


張燦鍙在一九八七年所說的話,時隔四年之後,也就是一九九一年,島內爆發了獨盟事件。當時的民進黨已經通過「台獨黨綱」,而台獨聯盟更是台獨的招牌老店,可是,國民黨當局為了鎮壓,逐漸高漲的台獨運動,就先拿獨盟領導人士開刀,將他們逮捕下獄,而放過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一九九一年的「獨盟事件」,果真應驗了張燦鍙四年前的預言。

 


 


話說回來,我做完了張燦鍙的專訪,雜誌社的編輯部,非常重視這篇訪問稿,而鄭南榕本人更是關心。最後我們將這篇名專訪的標題訂為「建立東方的瑞士」,並且以封面故事刊出。

 


 


雜誌社有位同仁問:「會不會因為這篇,而吃上官司呢?」


「應該不會吧!」我自我安慰答道。

 


 


讓台獨聯盟的首號領袖張燦鍙,直接透過《自由時代》,向台灣人民宣傳台獨主張,這是一個創舉。鄭南榕不去擔心,他會不會再度入獄,完稿的那晚,我又看他咧著滿嘴薰黑的牙,咬著一根香菸,在編輯室裡走來走去,心情好像特別高興,一副那種「老神在在」的態度,有事,我來擔,其他的,你們只管去做吧。

 


 


我們所擔心的事,並未發生。那事直到後來,《自由時代》刊登了許世楷博士的新憲法,國民黨當局再也不忍不下了,才決定把鄭南榕當做叛亂嫌犯,移送法辦。





2007年9月2日 星期日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上)



 



 


一九八六年,從許信良在海外推動「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開始,我就對海外的台灣人運動,有很大的興趣。

 


過去,國民黨當局告訴我們,在海外搞台獨的,是叛祖背宗的暴力份子,是為害台灣安定的不法份子。美麗島事件之後,我曾經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政府的宣傳相片,上面是一張台獨聯盟領袖張燦鍙的相片,模模糊糊的,隱隱約約看出來,好像是一個紅毛綠眼,獐頭鼠目的土匪頭子。那時,我一看,除了不了解台獨運動是什麼,直接的印象是,「好可怕喔!」



 


一九八六年,島內的反對運動,先是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再來就是成立「民主進步黨」,這兩波重大事件,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與日本的台灣同鄉,激起了很大的迴響。這段時間,我也陸陸續續的透過越洋電話或傳真,與海外的台灣同鄉積極聯絡。那時,我心裡一直有個困惑:「為什麼政府口中的通緝犯,卻是說起話來彬彬有禮的博士,或是大學任教的教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有一個異想天開的計畫,那就是,我想要到美國去,以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寫一本「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書。我說是「異想天開」,那是因為我根本沒有多餘的錢,供我去美國一趟,奔波各地,採訪撰稿,那時,我每個月賺來的薪水,繳繳房租,交給我媽生活費,身上放一些零用的,所剩就不多了,別說是買一張飛機票,甚至留在美國幾個月。



 


「這項寫作計畫,有人會支持我嗎?」我想了一想,「為什麼不說出來呢?只要是夢想,就要說出來,就要去做,曾經有人講過,『偉大的夢想,要經年累月才會實現的。』,既然是這樣,我總得找一個人,把我的夢想說了出來吧。」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當時擔任「海外組織」發言人的許丕龍,我跟他說,我有這樣的計畫,不知道海外那方面,那裡可以獲得這樣的經費贊助。聲音極富磁性的許丕龍,二話不說,很爽朗的答道:「真好,我會甲你鬥想看覓。」



 


我很感謝他的熱心,不過,我再補充一句道:「丕龍兄,但是,我已經對外宣佈過,台灣若無解嚴,我就絕對無欲出國。」越洋電話線那端,傳來爽朗的哈哈笑聲,許丕龍連聲說道:「我了解,我了解!……」



 


其實,我那時的心裡很矛盾,我是很想到海外,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開拓一下視野,免得自己像井底之蛙,可是,自己講出的誓言,我又不得不守住。



 


一月二十一日,我在外頭忙了一天,直到晚上十一點四十分,才踏進家門,我媽媽面色驚慌的,馬上對我說道:「電視有報出來喔,有一對姓蕭的立法委員尪仔某,伊們乎人槍殺,我真驚你也去遐……」



 


我連忙安慰她道:「無啥米代誌啦,免煩惱,彼件甲錢有關,甲咱反對運動無關係啦,……即馬,時代無仝啊!……」



 


真的是時代不一樣了,以前,我還聽過這樣的故事,有兩位台大學生,暗中計畫籌組反對黨,事情爆發了,結果呢,雙雙就從台大校園裡失蹤了。不過,自從黨外的力量逐漸興起,再加上民進黨成立了,國民黨當局要整肅一個異議份子,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粗魯,至少也要撲撲司法的「粉底」。雖然如此,老人家看到電視上,發生政治人物遭到槍擊的事件,放心不下,總是難免。



 


對我而言,這些都不算什麼,如果,我每天老是再擔心,發生什麼意外,那麼,我怎麼能夠集中精神,去追求我的目標呢?



 


既然暫時出不去,於是,得到總編輯鄭南榕的支持,我計畫一系列的專訪,越洋訪問海外台灣人運動領袖,從一九八七年三月一直到四月,《自由時代》大幅度的刊出許世楷、彭明敏、洪哲勝、陳唐山、張燦鍙等人的專訪。



 


島內的反對運動,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成立之後,終於告一個段落,而反對運動人士,下一波的目標,是要求解除戒嚴,這也是新生的民進黨,所接下最重要的棒子。但是,台灣獨立這個議題,國民黨政權禁令高懸,少數的反對運動領袖,只能在私下的場合,相互交換意見而已,他們不得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訴諸民眾。



 


這階段的《自由時代》就扮演一個衝破「台獨」禁忌的火車頭,一篇又一篇的海外運動人士的專訪,台灣獨立的主張,開始流入島內的反對運動人士,及廣大的讀者群。



 


三月十一日,我聯絡上彭明敏 教授。訪問中,我直接問他:「彭教授,你何時才會返來?」




彭明敏很感傷的答道:「我老母佇一九八五年過身,我想欲返去,伊們無欲
乎我返去,所以,我也無法度返去見我老母,……我是一個通緝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