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1-7人權行軍（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7人權行軍（下）

那天下午，電話不斷，大都是來勸阻我的。周伯倫勸道：「你去，一定會被抓，何必呢？將來還可為黨外做更多的事！」編聯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大家都習慣暱稱他為「喇叭」的邱義仁，他也來電勸我：「再三思考！」林正杰也打電話來說道：「你一個人走，效果不大，後果是沒有什麼，你應當專心寫一些心路歷程的文章！」

另外，我大學的老同學張所鵬也極力勸阻我，他提出三點理由反對，最後更語重心長的問我一句話：「你難道都不考慮自己的家庭嗎？」……

一整個下午，朋友善意的電話，不但阻擋不了我，反而更讓我下定決心，我很天真的認為，也這麼自我期許：

 　　　　「自我要求，比要求他人更重要；

　　　　　自我犧牲，比犧牲他人更高貴。」

坦白講，我當時沒有一點恐懼感，也管不了什麼抓不抓，關不關的問題，只圖個浪漫一場，快意恩仇而已！

我一定要走，別人再怎麼反對，我還是要走。這樣的心理壓力之下，我原有的十二指腸潰瘍，又發作了，整天隱隱作痛。我媽媽上台大醫院做檢查，過去所開過的腦部骨瘤手術，台大洪慶章教授說，還要再動一次手術，換一小塊人工頭蓋骨，這事情，也讓我心頭憂心忡忡。這下子，我該怎麼辦？……

隔天，我向許榮淑提出辭呈，但為她挽留。



我想離開雜誌社，實踐人權行兵是一個理由，但心中更強烈的動機，則是我討厭每天趴在雜誌社裡，寫，寫，一直寫，成了一位批判他人，而不願自我實踐的寫稿匠！這時，我再也無心替雜誌社寫文章，這下子，可苦了謝志祥一個人，讓他獨撐雜誌社的編務工作。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幾位朋友決定，當天晚上八點，要約我到黨外公共政策會的會議室，好好的跟我談一談。

前一天，我寫好了一份聲明，請人家幫我打好了字，我準備大量的影印，由南走到北，一路走，一路發，我那份簡短的聲明如下：

　　　　　我們的抗議---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的堡壘，

            而學術自由是言論自由的最後防線。

  　　　我們不認為言論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非法手段，加以剝奪；

            我們更不認為學術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司法手段，加以箝制。

  　　　為了維護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們不得不向政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晚上八點左右，黨外界的朋友，紛紛抵達黨外公政會會館，共有謝長廷、劉守成、田秋堇、邱義仁、賀端蕃、吳乃仁、吳乃德、曾心儀、黃嘉光、陳錫福、周伯倫、程福星等十二人。

一開始，這些朋友，每個人都以不同的觀點，勸我打消個人人權行兵的行動，我的臉上，雖然不願意插著投降的白旗，但我的心裡，已經慢慢的軟化了，我心想：「這十幾位黨外的先進，比我早出道，比我有更多的歷練，雖然我的構想，自認為很有創意，但是沒有朋友的支持，我怎麼能夠完成千里跋涉的行動呢？……不！不行！我不能這樣輕易放棄！……但是，由南到北，我又認識幾個朋友？誰又願意支持我呢？……」

就這樣，我靜靜的聽著他們的勸阻，而不作任何辯解，因為我的決心，已經開始動搖了，再耗下去，只是為自己的面子，不願意輕易俯首稱臣，承認自己的無知與衝動。

快要十點了，自由作家曾心儀直接了當的一句話，要求我不要再固執下去，她神情嚴肅的對我說道：「我們黨外運動，是要求團體行動的，現在，大家一致反對你，將來要是你出了事，我們也無法支援你！」

賀端蕃，長期從事勞工運動，一副削瘦的臉龐，兩眼炯炯有神，留著一撮鬍子，一頭散髮，好似雜草叢生，他說起話來，簡捷有力，咄咄逼人，最後，輪到他發言，他不客氣的說道：「今天晚上，我們由八點開到十點，整整兩個鐘頭，就因為你一個人堅持，而浪費了我們十二個人，總共二十四個鐘頭的時間，這樣吧，就請你暫緩二十四個小時，再考慮考慮，要去你就去吧！……」

聽完了曾心儀與賀端蕃的話，我原先鋼鐵般的意志，早就像破碎的城牆，一塊一塊的磚頭，紛紛剝落，而後宣告倒塌了。這時黃嘉光笑著臉，拍拍我的肩膀，說：「行啦！咱去飲酒啦！」

我跟著大家，走出了公政會，我的臉，雖然擠著笑容，但擠得好勉強，我就像一個苦練多年的田徑選手，到了田徑場上，臨時被宣佈資格不符，不得不垂頭喪氣，悻悻然的離開場地。我跟大家去台大對面的大學口，一起吃火鍋。

「人權行兵」這齣戲，就在熱騰騰的火鍋湯，所升起的熱氣中，宣告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