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1-6 學習台語（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上）

 

　　　

 

　　有人說，「當兵一隻蟲，退伍一條龍」，我雖然沒有猛龍過江的得意，卻有得到解放的快感，畢竟，離開了軍中的封閉社會，我可以暢懷高歌，不必擔心，唱錯了歌譜，遭來上面的批判。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退伍後第四天，我馬上就去許榮淑立委的《台灣潮流》雜誌社報到。許榮淑曾創辦《深耕雜誌》，集合了當時的黨外青年才俊，如邱義仁、林濁水、林正杰、林世煜……等人，形成了黨外運動強而有力的言論機關。

 

後來，為了一些因素，深耕解散了，邱義仁等人另創新潮流雜誌社，而林正杰則另組前進雜誌社。許榮淑在深耕解散了之後，她邀請了于良麒擔任總編輯，把雜誌名稱改為「台灣潮流」，再重新出發，我就是在那段雜誌社重整時期，加入黨外雜誌的陣營，成為黨外運動的新兵。

 

　　我從來沒有讀過什麼新聞採訪的理論專書，可是，我一進去上班，就得背著相機，拿著錄音機，開始幹起採訪記者。我喜歡不恥下問，不懂的，我就找人問，採訪工作，還難不倒我，可是語言方面，卻碰到了難題。

 

　　我是桃園大溪人，從小就講台灣話。我六歲的時候，全家搬來台北，七歲上小學，就讀於當時頗具盛名的西門國小。那所國小，嚴格的貫徹國語政策，同學若在學校，不小心講出了台灣話，老師會罵「不可講方言」。我幼小的心靈裡，國語是正統的，是官方的，是上流的，而我的母語，竟成了方言，不入大雅之堂的，是該被處罰的。

 

就這樣，我從西門國小，到延平初中、建國高中、台灣大學，全部的求學過程中，我都一直使用「國語」，除了日常生活，跟家人講話聊天之外，我不常說台灣話，我甚至害怕讓別人聽了我講話之後，指出我講的是「台灣國語」，我會感到很不好意思，我這麼拚命的練習，聽相聲，學京片子，到頭來，還是被人家聽出我的台灣口音！

 

　　我對於黨外運動，並不陌生，因為人在軍中時，每個禮拜固定出刊的黨外雜誌，我都不會放過，黨外運動裡的政治明星人物，雖然沒有正式接觸過，但他們長相，他們的政治主張，我都略知一二。

 

　　九月十二日，我去訪問黨外編聯會新任會長邱義仁，請他談黨外運動的組織與動員。那時，我暗地詫異：「奇怪，政治學上的一些專門術語，為什麼他能用台灣話表達，而且講得那麼流利？」

 

接著，我陸陸續續採訪很多黨外人士，我發現他們溝通的主要語言，就是台語，不管是政治學或經濟學，一些專有名詞，台語照樣表達的出來，而我呢，拿起報紙的政治新聞，用台語唸，一路踉踉蹌蹌，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不但舌頭吃螺絲釘，偶而腦袋出現一片空白，只得張口結舌，或再回過頭用北京話唸出來。

 

　　當時的黨外運動，是國民黨極力打壓的本土反對運動，因此黨外人士被迫害情結很重，深怕圈子裡面，有國民黨派來臥底的「爪爬仔」。因此，黨外陣營一有新進人員加入，除非是有資深的黨外人士引介，否則總會引來一陣的懷疑，「他是誰？那裡人？以前在幹什麼？……」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台灣籍的菁英，慘遭國民黨屠殺，而播下了省籍仇恨的種子，那種仇恨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年代。

 

　　黨外陣營雖然不強調「血統純正」，但不可否認的，除了費希平、林正杰等人，其餘的黨外領導階級，清一色都是本省人。像我跑到中南部，與當地的黨外人士聊天時，他們的談話裡，常常把外省人稱做「鴨山仔」、「呷餿仔」、「咬柑仔」、「外省豬」等。

 

如果有外省第二代，認同黨外政治改革的理念，想要投身黨外運動，常常私下會遭來他人的質疑：「彼個鴨山仔敢無問題嗎？看伊少寡怪怪咧？……」

 

　　我的父母都是桃園大溪人，講起來，我應是「血統純正」的台灣人，但我那外省腔調的台語，給我帶來一點困擾，剛開始跟黨外人士認識，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阿你家是叼位人？……啥米？你也是台灣人！汰也歸嘴番仔腔帶彼倪重咧？……」

 

　　剛開始，我會費力的解釋：「我是正港台灣人啊！只是，六歲以後就搬來台北，從小到大，在學校裡都講國語，所以……唉，歹勢啦！我以後會打拚，好好的去學！」

 

　　過了一陣子，人家問我同樣的問題，我也懶得去解釋這麼多，畢竟，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國民黨三十年來的國語政策，配合強而有力的廣電媒體，獨尊北京話為國語，而壓迫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其他族群的母語。像我的朋友，中南部上來的，在校的時候也都是用台語交談，所以長大出了社會，講台語是件輕鬆的事，但對我們這些在台北長大的小孩，卻沒有那麼幸運，從小的教育，告訴我們方言是不好的，講方言的人，好像電視粗俗劇裡頭，阿匹婆、阿西、素珠、脫線……等電視演員，笑鬧劇中所扮演的中下階級人物。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