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亞芬 台上稱帝，台下教戲！

文／邱斐顯

照片提供／許亞芬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3 （2006.1.21~2006.1.27）

  

十三歲，北投走唱那卡西；轉眼間，劇院殿堂演皇帝！

我和許亞芬的認識，要從二○○一年她演出河洛歌仔戲團的重量級戲碼【秋風辭】談起。那一年的暑假，我帶著五歲的女兒去看【秋風辭】，原本心儀戲裡小生的女兒，看見舞台上的老皇帝「漢武帝」的表演，竟轉而敬佩起來，還央我帶她去認識這位「漢武帝」。這齣戲碼中，擔綱演出「漢武帝」的，正是許亞芬。

【秋風辭】，許亞芬一劇成名

舞台上，許亞芬的「漢武帝」扮相赫赫威武，走起路來虎虎生風，頗有京戲老生穩重的架勢。「漢武帝」劉徹，因年邁而聽信小人讒言，做了錯誤的決定，斬殺太子而懊悔不已。舞台上的許亞芬，衣袖下兩隻顫抖不已的手臂，代表了豐富的肢體語言。很難想像，舞台下卸妝後的許亞芬，竟是臉龐清秀而身材削瘦。許亞芬主演這齣史詩般的大戲【秋風辭】，她一劇成名，從而奠定她在歌仔戲壇巨星的地位。

秋風辭——許亞芬扮演漢武帝

二○○三年，許亞芬成立了「許亞芬歌子戲劇坊」。之後，許亞芬每年都有新的戲碼上演，我和女兒都是她的忠實觀眾。二○○四年的【碧海情天】、【馬賢伏龍】、【廖俠添丁】；二○○五年，有鑑於台灣社會毒品氾濫，為了能讓戲劇影響人心，「許亞芬歌子戲劇坊」更是新編了一齣令人耳目一新的戲碼【無毒有我——林則徐傳】。 

無毒有我林則徐——許亞芬飾演林則徐

許亞芬的母親許緣，藝名「黑貓雲」，台灣早期歌仔戲壇，鼎鼎有名。許亞芬從小生長在歌仔戲世家。父母親為了謀求生計、養育子女，四處奔波演戲，賺錢養家。她的童年，就是隨著父母親的戲班流浪飄泊。國中時候，許亞芬不得不輟學在家，照顧弟弟妹妹。

聊起過去，許亞芬說道：「我小時候曾有兩個心願，一個是以唱歌為職業，另一個是以化妝為職業。」結果現在在歌仔戲的舞台上，她的這兩個興趣都結合為一。

十三歲，北投走唱「那卡西」

她為了幫忙家裡賺錢，十三歲就開始在北投唱起「那卡西」。這種打零工、唱歌賺錢的方式持續了兩年。十五歲時，她親眼目睹了一場黑社會兄弟械鬥實景，年輕的她，非常害怕這種場面，只好放棄賺錢的機會回家。當時父親還問她有沒有其他工作的打算。

母親知道後對她說：「不然來學歌仔戲好了。」那時，歌仔戲的功能多是廟口謝神，或是娛樂街頭巷尾的村夫村婦而已，加上國民黨政府對台語的鄙視與禁令，許亞芬對歌仔戲的前途並不看好，何況自己愛唱的是「流行歌」，而不是父母親的歌仔戲，聽到母親問她學戲，她還直接回答她說：「叫我學歌仔戲，我不如自殺死好。」

青春期的許亞芬，對學歌仔戲的事一直抱著反抗的心態。十七歲時，總算能開始接受父母的建議，嚐試接觸歌仔戲。然而「黑貓雲」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學戲時學得「離離落落」，於是對剛開始學戲的許亞芬教導從嚴。

「媽媽要我從小角色學起，在戲台上，叫我打雜、跑龍套，讓我在戲裡演店小二、丫環，甚至扮演太監、或者充當旗軍之類的角色。」母親以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態，要許亞芬接受一個事實，在戲團裡演出時，「如果有人演得比自己好的，就要好好學人家，如果有人演得比自己不好的，也要忍耐。」

「黑貓雲」，母親愛深責切

母親的嚴厲，對許亞芬的正面鼓勵並不多。記憶裡，有一次，許亞芬跟著母親的歌仔戲團到瑞芳去表演。那一天，喜歡化妝的許亞芬，因為化妝的問題，和母親的意見不合。一位熱心幫忙的阿姨把許亞芬的妝化得有點髒，許亞芬對臉上的妝很不滿意。日場的戲演完後，顧不了晚場還要演戲，許亞芬就把臉上的粉擦掉。母親為了要挫挫她的銳氣，就數落她：「還這麼小，就這麼驕……」

聽完了母親的指責，許亞芬覺得自己很無辜，以為「媽媽一點都不疼愛自己」，委屈地跑去瑞芳的海邊哭個不停，哭到眼睛都腫起來。後來，戲團的阿姨都跑出來找她，才在傍晚把她找回去。阿姨們端了飯，要許亞芬吃晚餐，母親偏偏不吭一聲。個性剛硬的母親並不因此就對她心軟。「媽媽一向都是遠遠看著我的那種人。」

許亞芬剛要踏進歌仔戲圈，母親嚴苛的一言一行，成了她學戲的阻力。她告訴父母她不願意學戲了。幸好，許亞芬的父親用另外一種方式，讓她重新接受歌仔戲。

鼓勵她，父親費一番苦心

許亞芬說，父親以溫柔、鼓勵的方式，循循善誘，才讓她慢慢接受歌仔戲。「爸爸總是比較疼女兒！他用褒獎的方式，誇我有唱歌的底子，基礎很好，唱得不錯，臨場的反應很快，口才又很好，而且唱歌仔戲時，妝扮起來一定很漂亮。」許亞芬被父親的這番話哄得飄飄然，心裡有一種很甜的感覺。

許亞芬家裡七個兄弟姊妹，有的從母姓，有的從父姓。許亞芬是從母姓。父親郭鴻輝，是歌仔戲團的首席樂師，不論是撥的、拉的、彈的，西樂或國樂的樂器，他幾乎都會。他會吹薩克斯風、彈電吉他、彈鋼琴，也會拉二胡、吹統簫、打鼓、敲揚琴。戲團裡的人都說他「十隻椅子坐透透」。

許亞芬跟著父親的戲團，南北奔波了兩年。之後，父親要隨團出國一個半月，夫妻兩個商量後，許亞芬又跟著母親。當時，「黑貓雲」換了一個新的戲團---「寶華星歌仔戲團」。這個歌仔戲團特殊之處在於，日場演京戲，夜場演歌仔戲。而「黑貓雲」本人喜歡欣賞京戲，也鼓勵女兒學。因此，許亞芬白天跟著京戲老師張學武，學唱腔、身段，練跳台、毯子功等。許亞芬在這個團裡，紮紮實實地學了三、四年京戲的基本功。

二十二歲以前，許亞芬在母親的督導下，歌仔戲裡的任何角色都學。這也造就了日後舞台上樣貌多變的許亞芬。她本身的音域寬廣，戲路多元，可演小生、小旦、老生、老旦，就連淨、末、丑的角色也難不倒她。不過，外台戲演多了，內心還是覺得空虛不足。

閻俊霖，生命中最佳伴侶

一九九一年，許亞芬加入了河洛歌仔戲團之後，才開啟了她對歌仔戲的真正的興趣。一九九二年，參加演出【殺豬狀元】時，她認識了當時擔任導演的閻俊霖。因為閻俊霖，許亞芬才了解歌仔戲的美與深奧。這齣戲讓她完全扭轉過去對歌仔戲的觀感。也因為這樣的緣份，許亞芬和閻俊霖步上紅色地毯，共組家庭。

正統京劇科班出身的閻俊霖，是文化大學國劇系國劇組畢業，曾任空軍大鵬國劇隊的隊員，後擔任河洛歌仔戲團導演，導過三齣得獎戲碼【殺豬狀元】、【天鵝宴】、【皇帝秀才乞丐】。許亞芬和閻俊霖，兩人基於對歌仔戲的熱愛，彼此都有某種程度的相互影響力。

出身於外台戲的許亞芬，有感於歌仔戲都能在國家殿堂公演，便開始思索，一般社會大眾無法來國家歌劇院買票看戲，如何讓他們也能接觸到優質的歌仔戲。她開始計畫下鄉，推廣歌仔戲。她不只到學校教學生，甚至到偏遠的鄉下社區，去教社區裡的居民。

許亞芬特別推崇歌仔戲前輩廖瓊枝。「廖老師和我媽媽可算是同輩，我媽媽雖然也收幾個學生，但是基本上她不喜歡教人，她說過，自己的女兒都不教了，還教別人。但是廖老師不同。她的個性溫和，說起話來輕輕柔柔的。是只要有人肯來學，她一定傾囊相授。」廖瓊枝的教學精神深深感動了她，讓她更義無反顧地投入歌仔戲的薪傳工作。

五年前，許亞芬在一次教師研習營的演講中，一位老師興致勃勃地告訴她，課本裡的教材已編有歌仔戲曲調，並當場唱給她聽。許亞芬很感慨，「歌仔戲的曲調裡，有很多好聽的曲調，編教科書的委員，偏偏選不甚好聽的曲調當教材。」這份感慨，給了她一個很強烈的動力，讓她投入一些時間與心力，編了一套適於兒童學習的唐詩歌仔戲曲調，也從這裡，她積極到國小校園去推廣「歌仔戲」教學工作。

從傳統到創新，從熱愛到推廣，許亞芬對歌仔戲有一份發自內心的使命感，她努力地播撒種子，不論在校園，還是在社區，她希望台灣文化之一的歌仔戲不但能深入人心，更要往下紮根，發揚光大。這份認真的理念，也正是目前台灣社會最寶貴的台灣價值。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6824

懷抱獨立建國夢想——李鎮源教授（1915~2001）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圖片攝影／邱萬興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編著者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150~151 

世界級小提琴家胡乃元（圖左）是白色恐怖受難者胡鑫麟醫師之子，也是李鎮源教授（圖右）的外甥。他於1991年10月9日當天，到台大基礎醫學大樓，為「反閱兵、廢惡法」群眾演奏。攝影／邱萬興

李鎮源院士，台灣醫學界的大老，國際知名之藥理學家。早年貢獻心力、時間，於蛇毒研究的醫學領域，晚年則是積極投身於台灣民主、獨立運動之洪流。他堅持理念、絕不妥協、毫無怨尤的精神，猶如一頭雄獅，威武不屈，鎮定從容，自自然然洋溢出一股尊貴的台灣人氣質。

李鎮源院士年輕求學時，是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即現今的台灣大學）醫學部第一屆醫學生。一進入醫學院，李鎮源就全心投入「基礎醫學」之研究，他利用暑假時間到解剖研究室做實驗，並發表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畢業後，李鎮源繼續追隨台灣醫學之父杜聰明，致力於「台灣產毒蛇的毒物學研究」。李鎮源對「蛇毒」的研究早為國際醫學界所肯定，因此膺選為中研院院士，並獲國際毒素學會頒最高榮譽的「雷迪獎」。1985年，李鎮源更出任國際毒素學會會長。

李鎮源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期間，大力提倡專業制度，廢止台大醫師夜間開業及收取紅包的陋規，扭轉了台大醫學院及台灣醫界的不良風氣。這些重大改革，如果不是憑藉著他對理想的堅持及實踐勇氣，是無法做到的。

國民黨來台主政後，1950年的「台北市工委會」案，國民黨特務利用「言論禁制」的白色恐怖，強行帶走了好幾位台大醫師，其中包括他的好朋友許強（被捕後不久就被槍決）和妹婿胡鑫麟（坐牢多年）。這件事在他的心中烙下很深的陰影。

1987年，陳永興、李勝雄和鄭南榕，開始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要求政府為二二八事件平反。陳永興因此開始與李鎮源有所接觸。1989年，李鎮源曾悄悄到為追求「百分之百言論自由」殉死的鄭南榕之靈堂行禮致意。

很多人以為李鎮源是從「一○○行動聯盟」才開始從醫學界轉入對政治及社會關懷的。事實上，身為一位師長，他對台大學生的愛護是很重要的觸發劑。他對很多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出國的留學生，因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不能回台貢獻所學的事，深感痛心。尤其是在1991年9月初，到土城看守所探望李應元、郭倍宏等人之後，終於使他對國民黨潛藏於內心數十年的怒火，一發不可收拾。1991年10月9日 ，「一○○行動聯盟」在台大醫學院基礎大樓前的抗爭，年邁的他行動並不落人後。 

李鎮源教授（左三）等人帶領隊伍，在立法院前演練「愛與非暴力抗爭」。攝影／邱萬興

李鎮源在退休後的日子幾乎是以生命相許，無私地奉獻給台灣社會。他除了積極參與「廢除刑法一○○條」行動之外，也號召 全台 醫師、成立並組織「醫界聯盟」，提倡台灣本土文化、鼓吹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加入聯合國、支持「一台一中」運動，推動台灣正名運動、台灣建國運動，甚至籌組成立「台灣建國黨」。

2000年，台灣第二屆總統直選時，親友學生要為李鎮源做壽，他堅持不受，最後則決定將自己的壽宴，改為陳水扁總統的舉辦募款餐會，並成立醫界後援會，以行動支持台灣人總統的誕生。就在這個場合中，陳水扁喊出了「台灣獨立萬歲！」 

2001年，陳水扁總統陪同李鎮源教授出席「反閱兵、廢惡法十週年紀念」活動。

2001年「反閱兵廢惡法十週年紀念活動」，是李鎮源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為了讓病體衰弱的李鎮源能夠抱病出席參加，陳水扁總統甚至指示承辦單位說，「活動就辦在台大醫學院的門口吧！讓李鎮源院士直接下樓就可以參加了。」當天，陳水扁總統推著李鎮源的輪椅出場。熱愛台灣的李鎮源，不惜以他微弱的氣息呼籲大家，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與言論自由。

撲向蛇籠的火鳥—詹益樺(1957～1989)

撲向蛇籠的火鳥—詹益樺(1957～1989)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74~75

 

俄羅斯的民間傳說裡，有一則「火鳥」的故事： 

當火鳥被伊凡王子抓住而失去自由時， 

火鳥悲哀地唱出：『是誰禁錮了我的翅膀？ 

是誰扭曲了我的身體？受了捆綁的身體漸漸僵硬。  

受了束縛的心靈終將死去。 

沒有自由的火鳥，就像風中之燭，漸漸熄滅……漸漸熄滅……』

詹益樺，1957年2月22日 生，嘉義竹崎人。他在黨外時期默默奉獻，1985年底曾為監察委員尤清競選台北縣長助選，在三重地區為「彩虹戰士」尤清發傳單，開始他的黨外義工歲月；並曾先後在許榮淑、鄭南榕所辦的雜誌社擔任發行工作。　　

 

1986年10月10日，詹益樺第一次上街頭，參加包圍台電反核遊行示威，舉著「我們反對核電廠！」海報，他默默的跟在謝長廷與洪奇昌後面呼口號。一個多月後，12月2日，為迎接前桃園縣長許信良闖關回台，到桃園中正機場接機，包括詹益樺在內共35位民眾，遭軍警暴行毆打，並被集體監禁在桃園縣蘆竹鄉海湖軍營，詹益樺被監禁十幾個小時，眼睛紅腫、頭部因而受傷，這個經驗引起他的極大憤怒，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位於桃園縣蘆竹鄉的海湖軍營，這是當天專門用來關民進黨人士。這個軍營外面的高牆上，每十幾公尺有一個憲兵站崗，肅殺的氣氛、恐怖的場面，猶如刑場一般令人心生恐懼。詹益樺等三十多人被關在軍營空出來的房間，一直到天色很晚時才被釋放。軍營裡的人用軍用大卡車把他們載到非常偏僻的鄉下地方，放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產業道路上，故意讓他們無法順利回家。

12月3日，詹益樺在黨外公政會青島東路總會與民進黨主席江鵬堅、李勝雄律師、游錫堃省議員、以及在機場被毆打受傷的中執委張富忠共同召開中外記者會，指控國民黨在桃園機場事件中毆打三十幾位無辜的接機民眾。他說：「我這一生絕對不再讓這種代誌發生在我身上」。

為了不再受第二次的屈辱，詹益樺甚至留下遺書，表明他的決心「如果國民黨起訴我，在牢裡我要絕食至死」，以徹底抗議這個不義的政權。

1987年，「六一二事件」前夕，江蓋世帶領群眾到士林官邸拜訪蔣經國總統時，詹益樺與周柏雅全程扛著相當沈重的老式麥克風音箱，走了四個多小時，一路毫無抱怨地加入抗議國安法的遊行行列。











（走在最前方，高高扛著音箱者，即是詹益樺。）

1988年1月16日，「許曹德、蔡有全的台獨案」判刑確定之後，全台掀起一陣聲援活動，詹益樺為了蔡有全被關，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聲援活動。

1988年的5月20日 ，台灣農民北上請願，詹益樺開著宣傳衝出重圍援救同志，在立法院前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的流血事件時，為了抗議立法不公，詹益樺甚至憤而拆下立法院的招牌。

1989年5月19日，當鄭南榕的喪禮隊伍遊行到總統府前的時候，迎面伺候台灣人民的，仍舊是大家熟悉的蛇籠、鎮暴警察。鎮暴部隊向和平遊行的民眾噴射強力水柱，引起群眾的憤怒。只是出其不意，一個基層的社會運動草根工作者——詹益樺，在遊行隊伍行進中，竟然把預藏的汽油包在身上，以引火自焚的方式，撲向蛇籠鐵絲網上掛著「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布條上，用他的生命來向國民黨當局做最嚴厲的控訴。

這幕悲劇讓所有在場的人十分震驚和哀傷。沒想到才送走一個在雜誌社內抵死不從的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在鄭南榕的喪禮上，竟又有一個追求台灣民主的基層黨工，以同樣的自焚方式來反抗國民黨。

詹益樺來自台灣社會的中下階層，嚐盡各式各樣的生活疾苦，卻仍然勇敢地加入追求民主自由的行列。在鄭南榕自焚之前，詹益樺南下投入戴振耀草根運動的組織工作，住在戴振耀家裡。他在高雄縣六龜、甲仙、美濃、旗山、大樹、內門等地區，幫助艱苦農民，為農民爭取權益。他過著苦修式的生活，有時甚至以宣傳車為床，從不叫苦。詹益樺的言行舉止令人如此感心，他的自焚更是令大家哀思不已。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之後，詹益樺曾在他的日記裡表明，「我願與上帝同在，不願屈服在豬槽下，鬥陣吃饙，作為一個快樂的豬。」面對國民黨這個不公不義的政府，他抱著「寧願死，也不願再受其羞辱」的決心。正是這樣的決心，讓他的行徑有如那隻失去自由的火鳥一般，視死如歸。終於他張開雙手，以十字架的姿勢，在自燃的熊熊烈火中，用身體撲向阻擋民主前進的蛇籠，為台灣人民留下永恆的典範。

 

 

「424 刺蔣案」三十八周年紀念

「424 刺蔣案」三十八周年紀念

     

      自左而右：史明，鄭自才，黃文雄  （圖片提供：鄭自才）

終於回鄉的鮭魚－－刺蔣案主角黃文雄返台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235~236

  

黃文雄行刺蔣經國，那歷史性的一槍，雖然未能結束蔣家政權，卻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對蔣家政權的唾棄。

 

196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依然對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而大權在握的蔣介石開始將政權逐步轉移給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先後擔任黨、政、軍、特各種要務職位，於1965年1月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

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蔣介石經常派蔣經國出國訪問。

1970年3月，蔣經國將出訪美國的計畫一經報紙披露，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圈裡，開始有人表示「要給蔣經國一點警告」。

1970年4月18日，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的邀請前往美國，做為期十天的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援助。

早在蔣經國訪美之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就已先致函給美國總統尼克森，要求美國停止對「蔣家政權」的援助。美國各地的台獨聯盟成員，也在蔣經國所到之處舉行多場示威遊行。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原本預定於上午11點45分，赴紐約第五街中央公園附近的廣場飯店，應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之邀演講，他原想從隔街的飯店徒步到會場，卻因下雨而改乘汽車。然而，廣場飯店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台獨聯盟示威抗議的隊伍。

中午12點左右，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蔣經國在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正走向飯店門口之際，混在抗議人群中的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班學生黃文雄，突然自示威的行列中衝出來，朝蔣經國背後開出那歷史性的一槍。

黃文雄開槍的那一剎那，被身旁的警察發現了。他朝著黃文雄的手肘劈了過去，讓手槍失去了準頭，隨後三名警方人員將黃文雄撲倒在地。而當時，黃文雄的內弟，台獨聯盟的秘書長鄭自才，則從人群中跑出來打算救援黃文雄，兩人同時都被美國警方逮捕。

台灣留美學生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人行刺蔣經國一事，是震驚中外的政治暗殺事件，「424的槍聲」驚醒了國民黨統治者，也喚醒了沈默許久的台灣人。

在籌劃「424刺蔣案」時，鄭自才一邊在紐約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一邊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

黃文雄，1937年出生，台灣新竹人。1967年赴美時先就讀於匹茲堡大學，後來加入台獨聯盟。事件發生時，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黃文雄那革命性的一槍，成功地向全世界控訴蔣家的罪行。黃文雄被捕時，高喊著：「讓我像男子漢般一樣站起來！」充分展現出他不平凡的骨氣與尊嚴。全球各地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424刺蔣事件」。鄭自才和黃文雄成了台灣人的英雄。營救鄭、黃兩人的捐款四處湧來，海外的台灣人湊足了錢，分別以九萬元及十萬元的美金，才將兩人保釋出來。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但是給國民黨的蔣家政權一個大大警惕。蔣經國返台後，為避免被暗殺的歷史重演，自此不再踏出國門。兩年後，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極力推動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起用台籍政治菁英，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施啟揚等獲重用，被稱為「台灣本土化」的開始。 

「刺蔣案」的審理拖了一年多，1971年5月中旬，美國法院的陪審團判決兩人有罪。1971年7月6日 ，刺蔣案宣判，黃文雄、鄭自才兩人棄保逃亡。鄭自才先逃至瑞士，轉到瑞典；此後分別在瑞典、英國、美國的監獄服刑。最後鄭自才才在1991年6月22日 ，以「黑名單闖關」的方式成功地現身在陳婉真的「叛亂餐會」上。

然而，黃文雄卻是二十一載，杳無音訊。九○年代，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陳菊在歐洲見到黃文雄。陳菊因而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是的，我真的見到了黃文雄〉。在陳菊的勸說下，黃文雄終於考慮返台。

黑名單中最後一個被解除返台限制的就是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1996年5月6日，黃文雄闖關入境。二年後，1998年11月10日，黃文雄被政府查獲，控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未得許可入境罪名起訴。









附註：2005年，當我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時，礙於篇幅與版面的安排與設計，未能將鄭自才在刺蔣案之後的個人境遇，做一個完整的描述。











4月24日至 5月24日，鄭自才將於「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舉辦個人油畫展「自由的風佇底吹」，中央社英文網站上，有鄭自才個人完整的英文簡介：



http://www.cna.com.tw/cnaeng/vistaphoto/engexhibition.aspx?Artc_ID=72&CatL_ID=K&CatM_ID=K02 







下列圖片由鄭自才提供。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中）

 

　　 六月九日 那天，我拿著那張海報，在立法院前靜坐。第二天， 六月十日 ，我看了《民眾日報》，不禁笑了出來。《民眾日報》是台灣南部的大報，他們的言論一向同情反對運動，有關黨外或後來成立的民進黨，該報報導的幅度，相當寬廣，而一九八六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該報更是大力捧場，而慘遭停刊七日的命運。以這樣親近反對運動立場的報紙，你知道他們在報導我的新聞時，是怎麼處理的呢？

 

　　我的新聞相片，那張海報上頭的「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標語，「台灣獨立」四個字，竟然被塗掉了，而相片圖說只寫江蓋世拿著「人民有主張××××的自由」。《民眾日報》如此，其他立場中間的報紙，頂多指出我去抗議示威，但絕口不提我主張「台獨思想自由」的事，等而下之的，國民黨控制的報紙，根本就完全封鎖我們的新聞。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蔡文旭大概是全台灣第一個人，在公開的場合，帶領著群眾，高呼口號「台灣獨立萬歲！」。在他之前，鄭南榕於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 ，在金華國中一場演講會上，他批評國安法時，而舉例說「我主張台灣獨立」。這句話，將來就會違反國安法的。

 

　　在這裡，我用這樣的篇幅，交待當時的背景，就是要讓讀者去體會，我們那一群年輕人，為了挑戰統治者的最高權威，那時的心情，好像一步一步走上叛亂罪的鋼索。時隔多年，蔡文旭提到這事，他坦誠道：

 

　　「我還這麼年輕，我喊出了那句口號之後，我的心情非常壞，我想到，我可能被抓，被關，將來找不到工作，……」

 

　　話說回頭，我們在監察院停了幾分鐘，為了不讓警方調兵譴將，將我們團團圍住，於是，我就帶領著隊伍，走向行政院。因為我踏大步快速前進，跟上來的民眾只有十幾人。我一走出去時，我的精神非常緊張，陳明秋事後也告訴我，那時的我，臉色非常蒼白。我們接近行政院入口處的崗哨時，他們的拒馬還來不及拉出來，阻擋我們前進，我們已經走進去了。這時，只見一位年輕的憲兵，氣極敗壞的衝到我的面前，聲音顫抖的問道：

 

　　「你－－你們－－要幹什麼？－－這裡－－是不准－－」

 

　　我看到這位憲兵他那緊張的神情，不禁同情起他來了，緊張的，害怕的，應該是我，可是，眼前這位穿著軍裝的年輕小伙子，突然看到我們這群不速之客，嚇得額頭冒汗，說話顫抖。他兩手張開，擋住我的去路，我就對他微笑，伸出手來，要跟他握手，並向他說：

 

　　「我們是來向行政院抗議的，請不要擋住我的去路。」

 

　　在幾十秒內，我看他一時反應不過來，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就不想為難他，於是，側身向左跨一步，從他旁邊走過，繼續大踏步拿著那張海報，直走到行政院大廈台階前，而那位憲兵也愣了一下，然後趕緊回頭跑，去向上級報告。我走到了台階，遇到另外一位憲兵，他一臉無奈的表情，一個人站在大門口，兩腳張開，兩手攤開，要求我們不要闖進去。我也不為難這位憲兵，我們象徵性的抵達行政院大門口，幾分鐘後，又轉移陣地，朝向現在的中正一分局，也就是過去的市議會大樓那個方向邁進。我們一群上百人，走到市議會大廈前，停留了幾分鐘，高呼反對制定國安法的口號。

 

　　「行，來去總統府！」一位民眾興奮的大吼。

　　「好，咱來去總統府廣場散步！」另一位高聲呼應。

　　現在，我的身旁，幾位反對運動中的好朋友都聚集來了，蔡文旭背起高功率的手提麥克風，充當隊伍指揮，陳明秋在一旁協助指揮調度，台北縣黨部幾位黨工，跟在我身邊保護我，也保護我手中那張僅有的海報，我的身後，由原本的上百人，變成兩三百人，這時，我開始大踏步，帶領著群眾，沿著中山南路往景福門邁進。

 

　　「咱欲出頭天！－－有一日－－咱欲出頭天！－－」

 

　　沿著中山南路，我們一邊唱歌，一邊前進，沒受到半點阻擋。警方估計錯誤了，他們原以為，我們只是靜坐的活動，卻沒料到，我們最後的目標是總統府。在那時，總統府廣場，是人民的禁區，只供「偉大的領袖」，在國慶大典時，接受人民的歡呼，但卻不准任何示威團體，進入博愛特區。

 

　　我還聽說過一個笑話，曾經有一個人，他不滿蔣介石政權，有一天，突然提著一個燈籠，跑到總統府廣場前，走來走去，便衣情治人員一看到那個傢伙，立即上前盤問，問他為什麼大白天提著一個燈籠，在那裡走來走去，這位老兄只說了一句話：

 

　　「太暗了！」

 

　　接著，他就被情治人員帶走了，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的下落了。

　　這個笑話，是不是真有其人，我不得而知，但流傳開來，他的意義顯示，當年的時空背景下，總統府廣場前，統治者所規劃的「博愛特區」，對台灣人民，既不博，又不愛，這個博愛特區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隊伍前進，我們一邊高歌，一邊鼓掌，許多人臉上掛著笑容，互相恭喜，大家能參與這場邁向博愛特區的散步之旅。我們只是一群黨工，沒有任何公職帶頭，卻走出這條路來！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上）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歷史性的一天。

 

　　當天早上，我還是一身昨天的打扮，同樣的海報標語，同樣的時間，來到了立法院的大門口靜坐。那一天的情況，跟前一天相比，情勢完全改觀了。民進黨的社運部，自 六月十日 起，發動一場連續三天的包圍立法院，抗議國民黨制訂國安法的行動，因此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前來立法院，再加上前一天，被反共愛國陣線的成員怒罵我、丟我石塊，一位警官又毆打我，這個事件， 六月九日 的自立晚報報導了出來，有些民眾看了那則報導，心中忿忿不平，專程在 六月十日 趕來立法院，為我助陣，要向警察討一個公道。

 

　　六月的大熱天，頂著豔陽，兩三百名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大門口前，或站著批評國安法，或坐在牆角休息，而昨天前來示威的「反共愛國陣線」，今天就不再出現，所以現場也沒有部署什麼龐大警力。我還是持續坐在正門的石階上，坐久了，難免背發酸、腿發麻，我就稍微伸展一下，又繼續再靜坐下去。偶爾有熱心的民眾，會跑過來跟我聊聊天，為了節省體力，我盡量少講話，或乾脆雙手合什，表示感謝。

 

　　下午三點，聚集的民眾愈來愈多，民進黨社運部所安排的立法院場外演講，正式開鑼，洪奇昌、朱高正等立委，輪番上陣演講。他們演講時，許多民眾紛紛鼓掌叫好，而我一邊在聽，一邊在思考：

 

　　「統治者敢會聽著人民的心聲？咱的立委，有話講到無話，伊們敢會聽？最後的結果，嘛是透過彼陣萬年立委的投票部隊，硬將國安法通過，到時陣，咱除了發表嚴厲的譴責聲明，咱擱會使做啥米？……咱一定要有行動！……」

 

　　一九八七年代的總統府前廣場的博愛特區，是統治當局的權威象徵，他們用龐大的軍警，來維持這個形式上的統治權威，而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的示威請願活動，進入博愛特區。統治者以這種方式，叫台灣人民乖乖馴服，另一方面，又要運用他一黨掌控的立法院，去制訂違反世界民主潮流的國安法，以黑紙白字的法律條文，封住人民的嘴巴，不得主張台灣獨立。

 

　　此時此地，我怎麼能夠只是靜靜的坐在這裡？……那時候，我就決定，好，你們要「橫柴舉入灶」，我就挑戰你們的最高權威！

　　下午三點左右，我與幾位雜誌社的朋友陳明秋、兵介仕、蔡文旭等人討論，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我要闖博愛特區，希望他們協助。他們表示支持，就開始暗地調兵遣將，招呼一下幾位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同仁，以及一些基層的黨工。

 

　　事實上，率領群眾走進博愛特區，這是個臨時的決定，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組織，也沒有事前的計畫，我們沒有宣傳戰車，沒有示威布條，也沒有事前的遊行計畫，更沒有沙盤推演，而我現在手中所擁有的，只有一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再加上我對甘地精神的堅強信念而已。

 

　　下午四點二十分，民進黨的立委們演講告一段落，我就站了起來，跟現場幾百位民眾說道：

 

　　「各位，現在，我欲去行政院，抗議伊們提出國安法草案，來剝奪咱人民的思想自由。……過程中，若是遭到任何的逮捕，我無欲做任何抵抗，敬請逐家接受我這個原則，堅持甘地的非暴力精神。」

 

　　一時之間，群眾歡聲響起，鼓掌叫好，我拿著那一張全開的海報，走入人群，走到前面。只見那些便衣情治人員，一時措手不及，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們一群上百人就走出立法院大門，沿著中山南路，穿越青島東路，走向監察院。

 

　　隊伍一出發，我們才發現，沒有麥克風，實在無法指揮整個隊伍的前進，因此，蔡文旭趕快跑去向謝長廷服務處的黨工廖耀松，借一個手提麥克風。蔡文旭拿到，又匆匆忙忙由後趕上隊伍。這時，隊伍的前進，由陳明秋負責指揮，蔡文旭負責麥克風，帶領大家呼口號、唱歌，鼓舞大家的士氣。蔡文旭帶領大家高聲大喊：

 

　　「台灣人萬歲！－－」

　　「反對國安法！－－」

　　「思想自由！－－」

 

　　我們雖然人不多，但能在警方措手不及之下，我們走到監察院的大門口，每個人臉上，洋溢興奮之情，大家也都盡情的高呼口號。這時，陳明秋眼看民氣可用，就告訴蔡文旭，帶領群眾高喊「台灣獨立萬歲」，這時的蔡文旭，也沒做什麼考慮，立刻拉開他那宏亮的大嗓門，帶頭高呼：

 

　　「台灣獨立萬歲！－－」

 

　　不料，他這句口號一喊出來，全場的空氣突然凍結了，沒有半聲的回應，蔡文旭心裡也嚇了一跳，不敢再喊下去了。

 

　　蔡文旭那時只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曾在台北縣尤清的服務處擔任黨工，因緣際會，與鄭南榕相識，後來，自由時代欠人手，鄭南榕就把他挖來上班，上班沒兩個多月，就遇到雜誌社員工總辭，然後我們幾個朋友，就一起規劃推動台灣獨立思想自由運動。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下）

我笑了一笑，謝謝對方的提醒，依然靜坐下去。不過我靜坐到了早上十點四十分，覺得還是到大門靜坐較好，就轉移陣地，來到了立法院正門的台階上，坐下了來，然後再把海報攤開，又繼續我的靜坐行動。

 

沒想到，我坐下來不到兩分鐘，愛陣的示威群眾，立刻飛出了一塊饅頭那樣大的石塊，砸在離我 兩公尺 的地方，接著，愛陣人馬，人手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狂熱揮舞，更有人高舉旗桿，準備拋向我，還不斷破口大罵：「共產黨！」、「王八蛋！」、「打死漢奸！」



 

就在他們辱罵當時，愛陣的一位成員，爬上立法院大門的圍牆，手上拿一塊巨大的石塊，擺出一副要將我置之於死地的姿勢，準備向我丟來。



 

我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的走進立法院的前庭，走上石階，放下包包，攤開海報，然後盤腿而坐，我這樣短短的 一兩 分鐘的和平舉動，竟激起他們萬丈的怒火，並狠心的拿大石塊，要砸我這個靜坐在地，手無寸鐵的人。



 

「要走？還是繼續坐下來，任他們毆打？」我心裡掙扎了一下子，後來我下定決心，我不走了，這是我做一個非暴力的實踐者，所應面對的考驗。



 

幸好，愛陣那邊的人，有人出面維持秩序，大聲高喊：「保持理性！」接著，城中分局員警才趕了過來，維持秩序，要求愛陣的示威群眾，留在大門圍牆外。而我一個人，就靜坐在台階上，面對著他們，繼續的靜坐。這時候，我才定下了心，張開眼，好好的看著站在我正對面的愛陣群眾。



 

他們大約有三、四十人，有些人手上拿著白布條，其中一條寫著「不信朱高正，真是神經病？」。沒拿布條的，大都人手一根中華民國國旗，從他們的呼喊聲音來判斷，應該以外省籍的民眾居多。



 

其中，有一個愛陣的成員，跨前跑向我幾步，看到我地上的海報，發出淒厲的叫聲：「哇啊！天啊！他是－－台－－獨－－啊！－－」

接著，那邊又響起了一陣叫罵聲。其實，我並不恨他們，如果我出生在眷區，而我的父母、師長從小就告訴我，台獨就是暴力份子，台獨就是共產黨，那麼，我也會跟他一樣，看到台獨那兩個字，會發出那樣淒厲的叫聲。我們的偏見，常常是後天的社會環境影響。







想到這裡，我不但不恨他們，反而同情起他們來了，因為，他們看到台獨這兩個字，他們根本沒有充分的資訊，去了解台獨是什麼，也沒有機會，去了解真正的台獨份子，是不是如政府所描繪的那樣，忘祖背宗，殘暴恐怖。他們明明看到，我身上穿的是「甘地精神」綠背心，我沒有帶任何武器，也沒有向他們挑釁，我只是靜靜的坐著，保持微笑，還試著說服自己，若遭受辱罵或面臨暴力威脅，依然保持友善的微笑，可是，唉，這沒有用的，因為反台獨的情緒，已經蒙蔽了他們的理性……。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跟他們有同樣的出身背景，我也許會跟他們一樣，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對著一個呼籲「台獨思想自由」的年輕人，大吼「打死漢奸」，想到這裡，我就不禁想到西方哲學家盧騷說過的一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

 

因此，人類的偏見，往往來自統治者的思想枷鎖，不敲掉人民思想的腳鐐手銬，就無法去避免，政治族群間的傲慢與偏見，而如何敲掉思想枷鎖呢？就是我現在坐在立法院大門口所要做的事情……。

 

「起來！離開這裡！」我背後傳來一聲喝斥。我坐沒多久，立法院警衛隊出動了，城中分局的員警也包圍了過來，硬是半推半拉的，把我帶到立法院會客室。警察執行公權力，有他的立場，因此我不做任何抵抗，而任其推拉，沒想到，在推拉的過程，一位二線一星的警衛隊警官，出其不意的，以拳頭猛擊我的背部。人被他們架著，背部又挨了一拳，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只好任其擺佈。

 

那位出其不意打我的警官，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是，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眼尖，抄下了他臂章的號碼，是「駐六○○一」。當場有人問我：「你要不要告那個警官？」

 

我只好苦笑一番，對他答道：「不會啦，我靜坐抗議的對象，是國安法啊，又不是警察！」警察把我拖離了正門階梯之後，就強力的不准我在原地繼續靜坐，但是，我也不想就此終止原定的靜坐活動，只好再回到原來的群賢樓前，繼續靜坐，警察看我離開立法院大門口，就不再理我，於是，我一個人，就一直坐到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