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日 星期一

邱斐顯訪談心情燒錄(1)/緣起/一、訪談報導.心得整理——《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文/邱斐顯



圖/江蓋世書道創作 F0101P2<緣起>_彩墨宣紙(2013)



一、訪談報導.心得整理


2005年 10月,我結束了長達十個月之久的《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二十五年,1975~2000》上下兩冊一套書籍的執行編輯工作。因為我想在編輯或寫作的領域,繼續發展,於是經好友黃怡的引荐,我與《新台灣新聞周刊》總編輯高天生洽談之後,我嚐試以關心台灣文化的角度,報導致力台灣文化推展與保存的人物,以每周一文的合作模式,在《新台灣新聞周刊》雜誌的「文化視窗」專欄,定期發表文章。


邱斐顯訪談心情燒錄(2)/緣起/二、寫作過程.精神支柱——《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文/邱斐顯



 圖/江蓋世書道創作 F0101P3<緣起>_彩墨宣紙(2013)



二、寫作過程.精神支柱


我很幸運,我的先生江蓋世,始終在我身旁不斷的幫助我。他全力支持我寫作。如果不是他一路支持與鼓勵,就無法完成這一系列的訪談。


蓋世和我一樣,二十多年前從事文字工作。他專心從政後,也多年不曾提筆寫作。他寫下年輕時期,全心投入民主運動的心路歷程——《我走過的台灣路》,那是將近十年前的事了。看到我接下雜誌社的訪談工作,他也替我高興。


每一次,我的訪談寫作完稿後,他是第一個幫我看稿、改稿的人;他花了很多時間與我討論寫作內容;他更嚴厲要求我斟字酌句、推敲文辭。


2006年10月,當我讀到《從難民到國務卿——歐布萊特回憶錄》一書時,我才赫然發現,麥德琳.歐布萊特在結婚生子後,為了寫一份有關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徘徊掙扎的報告,也曾經有這樣與我很類似的經驗,她的先生——喬瑟夫.歐布萊特,也曾經這樣幫她潤飾、改稿的。 


這份報告的整個寫作過程獲得喬鼎力支持,他甚至願意幫我潤稿。喬謹慎又注意細節,用字一絲不苟,他建議我將文中的「女孩」(girls)的字眼,改以「婦女」(women)代之。  

——摘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從難民到國務卿——歐布萊特回憶錄》第70頁


蓋世雖然讀的是台大政治系,卻是非常酷愛文學。大學時期,他迷上羅曼羅蘭所著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把那本書當成他的案頭書。之後,他又不斷地閱讀大文豪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拜倫、邱吉爾等人的文學著作。


他不斷地強調,要我注意文章前後的邏輯,以及遣詞用字的修辭。我用心地寫,他也拼命地改,我的草稿紅線畫了一條又一條,牽過來又牽過去。甚至為了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我們都會討論很久。有時,我的文章被他改得七零八落時,我索性丟給他一句氣話:「你卡賢,你來寫!」


這時,他總會安慰我:「我很久沒寫作了,怎麼寫得出來?但是我喜歡看書,尤其是文學鉅著,我知道什麼文章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你的文章稍微再改一改,就很好了。」他比我更早在雜誌社工作,尤其二十年前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工作時,採訪寫作的速度又快,產量又多;趕稿的時候,他一天可以拼出一萬多字來。不過,自從一九九七年底,他出版了《我走過的台灣路》之後,他就很少再觸及寫作一事了。


說來矛盾,要他先幫我看稿、改稿,我常常不服氣;但是他如果真的不幫我看稿,我又不放心交稿。我開始寫作的第一篇訪談報導,就在他的鼎力協助下,把文稿完成了。事實上,應該說,我所寫作的這二十四篇訪談報導,十九個我們自己選取的藝術工作者名單,包含各篇文章的主標,內文分段的小標等,全都是我們兩個人一邊討論,一邊構思出來的。


原本這只是單純的訪談寫作工作,總編輯高天生也給了我四、五個訪談名單——從導演黃明川,台灣史學者李筱峰、戴寶村,台灣本土文學出版商林文欽,台灣文物史學者莊永明,到台灣史學者楊碧川。面對這些早已為台灣文史努力奮鬥許久的前輩,我只是盡力,把他們的貢獻再一次記述與報導。


這五期訪談報導結束後,總編輯高天生表示,如果我還打算繼續寫作,他已經沒有其他人選可給我訪談報導,他希望我自己尋找訪談題材。這下子,換我傷腦筋了。人海茫茫,標準何在?我要如何選取訪談對象?不由分說,蓋世就是我第一個求援的人。


由於蓋世自己本身對藝術的熱愛,在兩屆八年台北市議員任期內(從1994年到 2002年),他對藝術活動,常表現出高度的熱誠。過去,蓋世的服務處辦餐會,他一定安排這些本土藝術家到場。他和藝術家們接觸的機會也因而增多。


當我想採訪更多藝術家時,我們就一起討論,什麼樣的藝術家,可以列入採訪對象?幾番討論後,我們的共識是:要具「台灣價值」的藝術家。台灣的藝文界,有許多藝術家,他們的各種表現,都非常優秀、傑出。但是我們想針對這個藝術家是否能「彰顯」台灣價值,作為訪談人物取捨的標準。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07年3月27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6龍山寺風雲錄(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6龍山寺風雲錄(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天剛破曉,一群遠從南部來的黨外人士,悄悄的走進龍山寺……。



 



  動盪的時代,不安的一天。



 



  台北市的龍山寺,四週商家,警方早已下令,五一九當天不要營業,因此,原本熱鬧非凡的龍山臨時商場,家家戶戶,鐵門深鎖。正對著龍山寺前面,更有人在商家前面,懸掛著紅色的抗議布條,反對黨外人士的示威,上面寫著,如:「請不要來破壞地方秩序」、「請不要來影響我們生意」等。



 



  早上九點多,來自全島各地的黨外人士群聚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大家心裡又是興奮,又是緊張。雖然,我們對外宣稱,將要把大隊示威人馬,帶去總統府廣場,可是我們心裡明知,這一段坎坷路,實際的距離並不遠,但走起來,可能相當久,因此,不少人暗地憂心忡忡:「走得出去嗎?……」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公職率領,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上百名警員,將龍山寺前的鐵門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更在龍山寺外面的道路,形成另一圈更大的包圍圈,透過一層警察人牆,將圍觀民眾,阻隔於外,不讓他們進來參加。



        那時,是高度威權、白色恐怖的時代,警方只派出女警大隊與身穿卡其布,頭戴白色鋼盔,手持警棍的警員而已,而且,堵住大門的總警力不超過一百位,若依現在示威群眾的標準而言,這樣單薄的警力,一陣衝撞,就可將他們衝垮,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又足以證明,以那樣少的警力,竟能把一大群黨外領導精菁與群眾,團團圍住,使其乖乖就範。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白色恐怖時代,人民是多害怕政府的威權統治!



 



  隊伍開拔,鐵門後的群眾,就有人喊,「衝啊!」,可是前面的巨大鐵門已經鎖上了,警察又組成四、五道人牆,大家不得其門而出。



 



  這一天的實際領導者是鄭南榕,但他事前透過臨時性的組織,推出當天的執行委員會,事實上,這個委員會是空的,實際的運作還是鄭南榕為主的黨工系統,因為許多黨外公職人員,事先都無法評估,領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呢?沒有人知道。



 



  警方與群眾,隔著鐵門互相推擠,一位高級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



 



  結果,擠在前面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間卻愣住了。那時,我正站在立法委員江鵬堅的旁邊,只見他擠得滿頭大汗,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



 



  江鵬堅站出來,擔任當天示威的總領隊,他踏出這一步,扛下示威的重責大任,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他領導了這一場轟動海內外的示威,而後也成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的創黨主席。



 



  這一場反戒嚴示威,雙方打了一場長達十二小時的持久戰,由早上十點,僵持到晚上十時,由白天,戰到黑夜,由豔陽高照,汗流浹背,戰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而又雨過天晴,烈焰懸空,地上雨水蒸發,柏油路面曬得燙腳,而示威者身上的衣服,由乾而濕,由濕而乾,汗水、雨水、淚水,攪和成一片……。



 



  國民黨採取包圍的消耗戰,也不攻擊,也不驅除,也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示威者你要出去,可以,讓你出去,晚來的黨外人士或旁觀的民眾,你想進來,對不起,門都沒有,除非你硬闖。因為黨外人士,過去沒有打過這樣漫長的持久戰,漸漸的,有的人,熱的受不了,有的人,餓得發昏,而鄭南榕這邊,也沒有料想會有這樣的場面,糧食飲水的後勤補給,事先都沒準備。於是,困守在龍山寺廣場的黨外人士,透過麥克風,向龍山寺外的民眾緊急呼籲求援。



 



  當時,示威現場分成兩個場景,一個是內場,以公職人員為主,手持綠色的橫布條,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外場,少數的黨工,及一大批國內外的媒體記者,就站在外場,這批人的外面,警方又以一個封鎖圈團團圍住。



 



  我身披綠背心,上面寫著「甘地精神」,頭上綁著一條長條的綠絲巾,在外場走來走去。



 



  眼看內場的公職人員,遭到團團圍住,不得動彈,於是有人建議:「我們既然走不出去,就讓我們在大門廣場外這條馬路上,拿著布條來示威吧!」



 



  於是,我跟蔡有全、蕭裕珍、田媽媽、陳萬富,還有幾位黨工,一起拿著一面綠色長布條,上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然後,蔡有全走在中間,我們就在空曠的第一層封鎖圈內,昂首闊步,高聲大喊,公然「示威遊行」起來了!一時間,引來許多攝影記者猛拍鏡頭,而場內被圍困的黨外人士,也向我們歡呼叫好,就這樣,內呼外應,外呼內應,我們就不再感到孤單無聊,剛開始時的害怕與無助,也消之無形。



 




 



(未完待續)

 


2007年3月26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下)



 



也因為黨外人才輩出,讓人感覺,康寧祥幾乎在原地踏步。幾年之後,當他又在風雨之中,以那同樣的粗獷沙啞的聲音,聲嘶力竭的吶喊:「我康寧祥------為了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命運……」我聽了之後,再也不像當年背著書包去聽他的演講,那樣的感動了。



 



  話說回頭,我進到康寧祥的辦公室,跟他說明來意,並問他:「五一九當天,你會不會去參加龍山寺的示威呢?」


  他只是簡單的答道:「我會在適當的時機,有所表示。」



 



  面對這位當年的黨外巨星,給我這樣模稜兩可的答覆,我感到有點失望,也不想再多說,就起身告辭了。



 



  五月十日下午四點,我寫了一份《靜坐聲明》,呼籲黨外公政會的公職人員,加入龍山寺的五一九綠色行動。當天早上,台北市黨外公政分會成立,他們就在下午四點,於公政會館召開記者會。一群黨外公職人員,都會湊在一起,又有一堆記者,我選定這個時機,來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



 



  可是,我算錯了。來參加的黨外公職人員不少,記者也不少,但他們看到我蹲在公政會館樓下的入口處,拿著一幅「五一九綠色靜坐」的海報,好像看到廟口行乞的流浪漢,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視若無睹,有的人匆匆走過,少數幾位還會跟我點個頭,而攝影記者,也紛紛擦身而過,只有一兩位記者照個相後,馬上匆匆上樓,我一個人就從下午四點,靜坐到傍晚,再也看不到人進進出出了,我只好收拾收拾海報,悻悻然的離開那兒……。



 



  「國民黨將怎麼對付五一九綠色行動呢?抓人、關人、還是運用鎮暴警察把我們團團圍住?」這個問題,沒有人知道,因為台灣實施戒嚴以來,從來沒有人計畫這樣一場反戒嚴示威。



 



  五月十八日早上,新店分局長陳良國、巡官郭承憲等一行人,突然跑到我家來,讓我嚇了一跳,以為他們要提早採取行動。



 



  陳分局長一臉苦笑,不斷拜託我:「江先生,明天的龍山寺示威,請你不要參加。」


  我了解他的來意,知道他們不致於輕舉妄動,我繃緊的神經,稍微放鬆了些,就回答他們道:「五一九綠色行動,是我們自由時代雜誌社,不斷的對外宣傳呼籲,我拚命的叫人去參加,我自己怎麼可能不去呢?」



 



  他們又一再的央求,說是上面的壓力太大了,請我務必給他們有個交待。看樣子,若得不到滿意答覆,他們是不肯離去的,我只好婉轉的說聲:「好吧,我會考慮的。」於是,他們終於起身,告辭而去。



 



        其實,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鐵定會參加的,我告訴他們,「我會考慮的」,下面一句話還沒說出來,那就是,「我今晚不會住在新店的家裡,也不會害你們半夜守在我家樓下大門口,被蚊子叮了一整個晚上!」。



 



  他們一走,我就趕到雜誌社去。整個雜誌社,為了明天的示威,忙得不可開交,鄭南榕忙著接電話,指揮東,指揮西,他的臉上,並沒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愁容,反倒像是學校的小朋友,明天要去郊遊,忙著準備糖果點心,那樣的興奮快樂。



 



  一九八六年的時代,黨外還沒有發動過有組織、有紀律的大型示威行動,鄭南榕他也沒有經驗,為了控制這一次的示威場面,他就調來將近十來個發行書報的小弟,充當糾察隊。



        這支鄭南榕臨時組成的糾察隊,從來沒有經過任何訓練,只是讓他們掛個臂章,有個示別標誌而已,當然,第二天群眾一聚集,鎮暴警察一包圍,這批糾察隊員,就紛紛做鳥獸散了。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肯定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裡面,有的人,只有十、七八歲。



 



  雜誌社裡,大伙兒忙得不可開交,我突然看到一大包草綠色的軍帽,頭上有個青天白日徽章的那種。我愣了一下,回頭質問鄭南榕:「這欲做啥米?這是軍帽啊!」


  

        「糾察隊要戴的。」


  「按呢無好啦!你叫這寡囝仔,帶軍帽仔,萬一國民黨變臉,煞掠去判軍法,這嘸是害死人咧?」



 



  鄭南榕想一想,就說,「那按呢,我將彼粒頭徽剪掉,好否?」,說著說著,他就自己拿起一把剪刀,把一頂一頂軍帽的頭徽剪去。



        我看他剪帽徽的動作,還是深覺不妥!可是,我一向對鎮暴軍警,象徵國民黨的權威,沒有好感,要是在明天的示威場合裡,讓這些糾察隊員,頭上戴這種軍帽,豈不太荒謬了?我只好再跟鄭南榕建議:「
Nylon,我無贊成咱用彼寡軍帽仔,請你擱考慮看覓咧,不要用啦!」


  

        鄭南榕考慮了一陣子,最後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不用那些軍帽了。

2007年3月6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下)



 



另一位面貌削瘦、皮膚蒼白、身材略矮但體格結實的男子,也對我大聲吼道:「你太囂張了!」看到他們對我這樣惡形惡狀,再看看我身旁的警察,對這兩名男子的恐嚇,視若無睹,都露出事不關己的神情,我心裡想著:「這兩名陌生男子,我跟他們素不相識,也無冤無仇,他們敢公然,專程跑來這裡鬧場,背後可能有人唆使,我跟他們罵回去,又有什麼用呢?算了吧,不要理會他們,也許,台灣戒嚴了卅八年,他們毫不知情!」



 



  我心頭想了一想,反倒同情他們的無知,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按捺住自己的脾氣,露出笑容,走向他們,主動伸出我的手,想跟他們握手,他們一臉憤怒,拒絕跟我握手。然後,我就上了呂國民的車子,胡光明、呂洪淑女跟我們同車離去。



 



呂國民的車子,一離開桃園火車站前廣場,他就警覺到,有一輛淡綠色轎車,緊跟在後。呂國民是桃園黨外人士的重要人物,他對桃園市街道非常清楚,他擔心後面跟著來的,就是揚言要剁掉我腳跟的惡漢,因此,他就猛踩油門,東奔西竄,企圖把後面那輛淡綠色轎車甩掉,於是,兩輛車子,就在桃園市展開飛車大追逐,呂國民的開車技術不錯,但後面追蹤的人,技術也很高竿,尾隨其後,讓我們甩也甩不掉。



 



呂國民在情急之下,靈機一動,把車子殺進桃園縣警察局,啊哈!這一招,果然見效,後面那輛車子就不見蹤影了。呂洪淑女是呂國民的太太,她是當時的桃園縣議員,她就立即向警局報案。過了一陣子,警局督察與刑警隊長,從外頭回來,他們跟我解釋:「跟在你們後面的,是我們派出所的警察,是要保護你們的,而不是要追殺你的,請不要誤會。」



 



  可是我的心裡,卻搞不懂,若說要保護我們,幹嘛不用警車?若要派便衣,也可打個招呼,表明他們的善意,何苦瘋狂大飆車,非緊跟著我們不可?



 



  後來,他們要求我去指認,開那輛淡綠色轎車的人,是不是揚言要殺我的壯漢,我想一想,也沒有這必要了,就想離開警察局,回台北去找朋友,可是督察卻堅持叫警局的便衣人員,保護我回到新店的家,我說不必了,我自己想走,可是督察說,基於職責,他們還是會一路尾隨保護,不然,我要是半途發生意外,他們沒法對上面交待。



 



呂國民、呂洪淑女他們夫妻倆,也勸我接受警方的保護,兔得壞人真的半路攔殺,他們非常擔心我的安危。我也不再堅持己見,就在四個便衣警員的陪同下,驅車北上,回到新店。剛開始時,心中還存有一絲絲恐懼,因為初入黨外,聽過許多黨外前輩提起,過去國民黨情治人員,對付政治異己的手段,非常可怕……。



 



然而,一路上我跟這些便衣聊天,內心的緊張,逐漸鬆弛,我跟他們聊起,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待遇,他們的家庭……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們的兄弟的一樣,只不過,他們的工作是警察,而我是黨外,這是基本的不同。



 



  四月六日桃園的示威,有驚無險,平安落幕。事後,我把這段經歷,告訴一位桃園黨外朋友,他聽了之後,不禁哈哈大笑,對我說道:「哈哈!……你太糗了!看你嚇得那樣子,他們跟你無冤無仇,幹嘛要殺你這一號的小人物?因為你三不五時,就來桃園示威,害警察勤務增加,不能正常休假,所以找一些人來嚇嚇你,就是叫你少來桃園,這樣知道了吧?」



 



  「你這麼一說,那麼來砸場的,要殺我的,就是警方暗中派來的嗎?」


  「你太笨了!你不會自己去想一想吧,哈哈!……」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也不曾去追查究竟如何。那些砸場的壯漢,是不是警方派來的人馬?這並不重要。經過了這一個事件,我學到了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當對方惡言相向時,若我們能保持微笑,伸出友誼的手,我們的神智會比較清醒,我們的判斷,會比較正確,而冷靜的判斷,是一個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要件。



 



  這使我想起,南北戰爭時代的林肯總統,他說過一句名言:



 


    「心無惡意對眾人,


     胸懷善念抱蒼生。」



 



  心中絕無惡意,除非聖人再世,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若我們心無仇恨,甚至對那些揚言要加害我們的人,依然能露出微笑,我們可以得到心中的寧靜,而這個寧靜,有助我們度過難關。第二度的桃園之行,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林肯這句名言的哲理。


 

2007年2月23日 星期五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中)  



 




 



下午三點,我們準時抵達桃園火車站前廣場,桃園黨外民歌手邱垂貞,抱著一把吉他,也趕來火車站,他準備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在搭火車之前,跑過來看看我這小老弟。



 



  到了現場,桃園分局長馬上過來阻止我,我身披綠背心,前面貼上黨外兩個字,後面貼著「甘地精神」四個字,我好言的跟他表示,我這是和平的示威,若是警察要逮捕,我不做任何抵抗。我不理會分局長的阻撓,就把我前一晚準備好的保麗龍標語板拿出來,擺在廣場中央,靠著那一尊蔣介石銅像。



 



這時,突然衝來幾位身材高大的壯漢,二話不說,搶下我們的保麗龍標語板,不到三十秒,我那辛辛苦苦寫好的標語板,已被撕得粉碎……。



 



  邱垂貞見狀,跟那些流氓作風的壯漢理論,又轉過頭來,與分局長大吵。來來往往的乘客,雖然很多,可是大家都不敢靠過來,更別說他們會為我仗義直言了。後來,陸陸續續又有幾位桃園的黨外朋友到場關心。



 



邱垂貞因為要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不得不跟我告辭,叫我自己多保重,然後就匆匆忙忙走去車站搭火車。沒想到,那些撕毀我標語牌的壯漢,竟然一路尾隨邱垂貞,還趁機揍了邱垂貞幾拳。



 



火車站前停放數十輛計程車,可是很多計程車司機,遠遠的站在那裡圍觀。陳鼎森拿著傻瓜相機,要為我拍照,居然當場被人家警告「不准拍照!否則給你好看!」。



 



那分局長手裡抱著一本六法全書,說我公然的違法,我就笑著反駁道:「我違反那一條法?請你當場逮捕吧!」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而另外一位警官,拚命的把我拉到旁邊,壓低聲音說道:「江先生,早一點結束吧,意思到了就好,拜託啦!」



 



  「我這個人講信用,我的示威是三點到四點,時間一到,我馬上離開。」


  我時間訂這麼短,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根本沒有組織,也沒有基本的群眾,時間短,比較能操之在我;第二,那時傳真機不發達,桃園的記者發稿,最好在四點以前完成,然後,把稿件拿到郵局,經過鐵路托運,剛好趕上報社編輯檯截稿時間,所以我設定在四點以前結束活動。



 



  就這樣,幾位黨外朋友一旁看著,我一個人身穿綠背心,在火車站前廣場走來走去,四點一到,我就宣布結束活動,然後,跟警察一個個握手,向他們抱歉,因為我的示威,而增加他們的勤務。我也同時感謝幾位一旁關心的黨外朋友,因為當初考慮到,這樣子的反戒嚴示威,不知道會不會被抓,要先由我來當試驗品,我可不能一開始就拖累別人,所以請那些黨外朋友,請他們過來關心,但不必參與。



 



  跟朋友告別了,我就一個人孤零零的去搭火車。往台北的途中,腦海裡不斷撥放火車站前,我的標語牌被撕碎的那一幕………。組黨的慾望,又在胸中翻滾……。窗外的樹木、房舍一幕幕往後拉。回到了台北,踏進家門,看到我媽,心中不禁感觸良深:「回家的感覺真好!……」



 



  四月六日,也就是下一個禮拜天,同樣的下午三點,我再度披著「黨外」、「甘地精神」的綠背心,在桃園火車站,推出同樣的劇碼,宣傳五一九反戒嚴行動。這一次,來聲援的的黨外朋友比較多了,有林熺模、胡光明、王國治、李阿生、呂國民、呂洪淑女……等人。



 



這一次的行動,可沒有上一次那麼輕鬆,當我把保麗龍標語牌拿出,圍觀的人群中,馬上竄出兩名壯漢,劈哩叭啦的,把我辛辛苦苦寫的海報標語,幾秒鐘內完全毀掉。我也不還手,也不跟他們理會,我就坐在火車站前廣場中央。我請胡光明幫我照相,現場的情治人員,卻故意站在他面前,阻擋他拍照,我想拿著寫滿標語的長布條,請人照相,可是在現場指揮的桃園市副分局長,一個箭步靠過來,把我的布條搶走,我無可奈何,只好一個人,一言不語的靜坐在那裡……。



 



  下午四點一到,我收拾了一下道具,準備打道回府,剛才那兩名壯漢,一高一矮,衝到我面前,高個子的穿著一件武術館的背心,走到我面前,狠狠的推我一把,就在許多警察及情治便衣人員面前,指著我的鼻子,高聲恐嚇道:「那是乎我擱看著你,我就剁斷你的腳筋!」



 



                           (未完待續)

2007年2月15日 星期四

外省籍台大教授張忠棟——堅持「台灣獨立」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執行編輯

◎圖片攝影/邱萬興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編著者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p. 270~271



1989年張忠棟教授參加「修改大學法」活動。攝影/邱萬興



自由主義學者—張忠棟教授(1933~1999)


在台灣崎嶇坎坷的民主運動道路上,張忠棟教授曾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率性,展現一個正直知識份子的風骨,投身民主改革運動。對於時政,他不斷提出真摯的呼喚、痛切的針砭。


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從一個所謂的「外省籍」教授,轉變成一個徹底支持台灣獨立的「新台灣人」,張忠棟教授的言行思想一直是隨著時代改變而自我調整。


不論是早年處身在國民黨,或是後來加入民進黨,甚至到最後因理念不合而脫離民進黨,張忠棟教授始終是言行一致的自由主義學者。


張忠棟,1933年出生於漢口市。1949年來到台灣,唸完台南二中,考上台大歷史系。大學畢業、服役後,曾任教於新竹中學。1959年考上台大歷史系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在系裡任教。隨後又前往美國,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1973年返台,在母校、母系講授美國史、美國外交史、中美關係史等課程,並兼任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1975年10月,在楊國樞、胡佛等台大教授的邀請下,張忠棟加入《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會,開始以溫和理性的方式臧否國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台灣政治的戒嚴氛圍肅殺,張忠棟經常挺身而出,宣揚自由主義的理念,力主台灣應該民主化。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位「自由主義」學者的台大教授,企圖發表一份聲明,呼籲國民黨政府「明辨事實真相,不要趕盡殺絕」,來營救黨外人士。這份聲明後來因聯合報與國民黨當局的封殺而無法刊出。這四位台大教授因此被國民黨軍方以及保守份子視為眼中釘,甚至被封為自由主義的「四大寇」、「四大毒草」。自此之後,這幾個教授在戒嚴時期參加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備受國民黨情治機關的騷擾和打擊。


八○年代之後,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張忠棟則試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協助黨外,制衡國民黨,並要求國民黨貫徹民主憲政。「黨外公政會」得以順利成立,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人居中協調,出力不少。1986年,民進黨突破黨禁之後,張忠棟教授更是毫不保留地為民進黨人士助選站台。


在台灣的民主浪潮裡,張忠棟教授的身影幾乎是不曾缺席的。1989年,要求修改「大學法」;1990年,要求「反軍人干政」的示威抗議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張忠棟教授積極投入與參與。


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展,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也從要求「民主」,漸漸轉變為要求「台灣獨立」。過去幾位曾在戒嚴時代極力主張自由主義的外省籍學者,卻在台灣獨立的聲浪高漲時退縮卻步,只有張忠棟教授例外。張忠棟教授堅持「自由主義」的理念不變,卻在台灣的統獨論戰之爭中,更有其「大是大非」的明確抉擇。


1990年12月,第一個認同台灣獨立理念的學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在籌備創會期間,討論創會宗旨。張忠棟教授曾發言明講:「『認同』這兩個字,用字太不積極,應該改成『促進』台灣主權獨立才夠積極。」接著,張忠棟教授毫不遲疑地加入「台灣教授協會」。


1991年4月,張忠棟教授因看不慣國民黨「踐踏民主憲政」的作法,憤而退出中國國民黨。1991年8月,張忠棟教授加入民進黨,並積極參與在8月召開的「人民制憲會議」,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的研議。1991年年底,張忠棟教授獲民進黨提名並當選為不分區國代。1991年9月,張忠棟教授抱病參加廢除惡法刑法100條的「100行動聯盟」靜坐行動。在靜坐示威中,身體虛弱的他被警察強行抬走,但其堅毅不拔而抵抗強權的神情,卻是令人動容。


1992年4月21日,在民進黨推動的「總統直選運動」大遊行中,張忠棟教授帶領群眾高呼「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獨立建國」的口號。1992年8月23日,他加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


張忠棟教授後來因罹患肝癌,身體違和。患病期間,他仍熱心參與各種有關「民主」、「憲政改革」及「台灣獨立」的群眾運動。


有一次,在中山足球場的一場大型演講會上,張忠棟抱病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請大家多多原諒。」話一說完,全場報以如雷的掌聲。


張忠棟教授為台灣民主、獨立運動的這份心力,讓台灣人民深深感動不已。


有一次聚會中,張忠棟教授和同樣罹患肝癌、熱衷台灣獨立運動的林永生碰面。因為兩人初次見面,李筱峰教授便從旁介紹他們兩人互相認識。張忠棟教授和林永生寒暄後,得知林永生也患了相同的病症,就握起林永生的手,笑著說:「我們倆真是雙重同志。」


1997年,國民黨、民進黨兩黨聯合修憲期間,張忠棟教授因理念不合而選擇離開民進黨,但他的理念仍深受民進黨人士的敬重。


1999年6月11日,張忠棟教授病逝於台大醫院,遺體捐給台大醫院。張忠棟教授過世後,親友依其生前意志,不發訃文、不舉行公祭,僅於6月19日在台北市和平東路的靈糧堂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告別儀式。


(參考資料來源:李筱峰教授、《新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