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三節
楊啟壽，他出自嘉義農校，卻轉而沈浸神學，奉獻原住民教育。
楊啟壽，他投身花蓮玉山神學院長達30載，他與師生拓荒開墾，
如今校園的花草樹木，隱約留下他當年辛苦植栽的身影。
楊啟壽，他擔任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期間，他參與起草及發表
「台灣主權獨立宣言」，為台灣民主人權歷史，寫下重要的一頁。
他信奉「壓傷蘆葦，祂不折斷」的疼惜理念，
他力行「壓傷蘆葦，與其同在」的實踐哲學。
這就是楊啟壽牧師。
三、原民教育
追隨高俊明，接觸原住民
1959年蜜月期間，楊啟壽牧師與新婚妻子王滿合影。相片來源／掃描自楊啟壽著《傷ついた葦と共に》（日文版，中譯《與受傷的蘆葦同在》）第50頁
楊啟壽就讀南神時，高俊明是高他兩屆的學長。高俊明愛唱歌，楊啟壽愛彈琴，兩人常常在一起彈彈唱唱。巧的是，高俊明的小妹嫁給了蔡培火的兒子，而楊啟壽的大哥則是娶了蔡培火的女兒。
玉山神學院一度因財務困難而關閉了一陣子，有些原住民學生轉來南神就讀，但他們對台語不熟，無法使用台語上課，高俊明於是請楊啟壽用日語來教原住民學生。這是楊啟壽第一次接觸原住民。
楊啟壽南神畢業後，受派到屏東九如教會。那時，高俊明已志願去為原住民服務，受派為駐在屏東的巡迴牧師。有機會，楊啟壽就騎著腳踏車去拜訪高俊明。在九如牧會期間，楊啟壽曾經跟著高俊明到高雄縣三民鄉布農族地區去傳道。
當時，入山要管制，要事先申請。那一次，他們從屏東搭著巴士要到甲仙，不料中途遇到山崩，巴士司機告訴他們，車子無法再開進去，如果他們還要往前行，只好下車，自己用「走」的走進去。他們只好背著不輕的背包（內有原住民所需的藥品），走兩小時到甲仙。隔日，將重物託給教會派來的原住民信徒，然後，徒手步行。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遠，幾個小時後，開始覺得餓了，才發現沒有地方可買食物止飢。沒辦法，我們只好繼續走，走到兩腳發軟，走了十個小時，終於抵達部落。」回憶當年走訪三民鄉的鮮活經驗，八十一歲的楊啟壽娓娓道來，記憶猶新。他們一共停留一個禮拜，宣教並教原住民唱聖詩；原住民很純樸，有活力；在這個部落裡，只有小小的跳蚤給楊啟壽不少困擾，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原住民的教會。
玉神開墾期，師生同勞動
相片來源／掃描自楊啟壽著《傷ついた葦と共に》（日文版，中譯《與受傷的蘆葦同在》）第60頁
因為這些彼此共同的經驗，後來當高俊明到玉山神學院（簡稱玉神）擔任院長時，就邀楊啟壽到玉神來教書。玉神是為訓練原住民傳道師而設的學校，位在花蓮偏僻的鄉下，從嘉義去玉神，要坐兩天的車才會到。有些親友反對楊啟壽到後山去擔任一所窮學校的老師，這個工作更加印證了他父親說的「呷不飽，餓不死」。
一般神學院畢業的學生，只有傳道師的資格。傳道師受派牧會兩年，牧會地點由教會派任，不能由自己指定。傳道師牧會兩年之後，考試並提交工作論文，以便升任牧師。一旦升任為牧師之後，就可以自由選擇到哪裡牧會。通常許多牧師會選擇大城市或大都會區的某教會去牧會。但是，對楊啟壽而言，他不想當牧師，他只想受派到玉神教書服務，可以讓他實踐他的夢想，於是決定接下這份工作。
玉神學生唱聖詩，相片來源／楊啟壽提供
1959年，楊啟壽結婚後十日，就自行前往花蓮玉神去教書。當時，玉神只有三位老師，一位是花蓮在地的張雲錦牧師，一位是高俊明牧師，另一位就是楊啟壽。
高俊明和楊啟壽向張雲錦牧師租房子住，兩人每天一早從花蓮出門，搭著巴士一路到壽豐鄉鯉魚潭的玉神所在地去。「學校只有臨時搭建的小教室，冬天冷風會從壁縫吹進來。」
「那個時候，一個學校該有的設備，玉神通通沒有，因此，從周二到周五，每天下午三小時，全體師生不論風雨，都必須去勞動開墾。」同時，因為學校為了自立而向政府承租廿甲造林地。從學校到這個造林地，要走兩個小時的路程。學生除了每週十二小時的粗重勞動外，還有一學期一、二次的勞動服務週，這是一天工作八小時連續三天的粗重勞動。學校常利用勞動週到造林地種樹、砍草。有一年，學校賣了造林地的樹木，以得到的一百萬元，建造了一棟至今仍在使用的三樓女生宿舍。這樣吃重的工作，連原住民學生也吃不消，有些學生會因此編造理由逃避。
楊啟壽的 夫人－－王滿 老師，後來也跟著楊啟壽到玉神來。王滿 老師畢業自純德女中音樂專修科，於是擔任玉神的音樂教師。
談到玉神開墾階段，楊啟壽自我解嘲說：「我常常跟高俊明牧師半開玩笑地說，我會來玉神，都是他陷害的。」說來也好笑，楊啟壽覺得，他要走的路似乎都是上帝安排好好的。他先前讀的嘉義農校，所學的一些農地開墾的知識，到玉神來任教時，全都派上用場了。
教育原住民，師生共開墾
玉神學生山中禮拜，相片來源／楊啟壽提供
從1959年起到1970年，楊啟壽一直與高俊明並肩在玉神教育原住民學生。他們不只負責課業教授，也教導學生自立、集體做工，他們與學生一同做事、一起工作，讓學生們對學校有認同感。這也開啟了日後玉神每學期兩次，每次三天，全校師生必須參與學校勞動的制度。
那時候，學校還沒有規模，他們向政府承租土地、開墾學校，當時學校裡沒有水，學生們要從山上接水管到學校來。全體師生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完成這個工程。
談起教育原住民的經驗，楊啟壽表示，「那時候談不上什麼成就感，自己覺得有挫折感。」那些挫折感包括：原住民學生程度不好，語言、文化、教育程度都不同，而彼此間最大的障礙是認同問題。他曾經試著去了解學生的處境，但學生會自我設限，不肯敞開心靈，說出他內心的話。楊啟壽開始體會到，教師的責任在於了解學生真正的需要；他也學到，教育的秘訣，就是尊重學生。
楊啟壽提到，一九七○年代，曾有日本的大學教授深入礦區研究礦工的問題，但當時也有礦工明白指出這樣的研究和實際狀況的差異很大。因為這位大學教授深入礦區與礦工生活一段時間後，回到自己的地方，享有安定的生活及穩定的工作，比起礦工依然處在危險不安的環境、生活上的壓力，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位教授很難體會礦工的痛苦，也因此很難認同他們。這個情形，與原住民教育的處境很像。如果獻身原住民教育者，不能與原住民學生同甘共苦，一樣走不進學生的內心。
未完待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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