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0 （2005.12.31~2006.1.6）
楊碧川。攝影／邱斐顯
只有高中學歷，出版了超過三十本以上的歷史書籍，楊碧川從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只認為自己是創造歷史的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堅信研究歷史、撰寫歷史，要從生活中去了解，他甚至以「歷史運動家」自許。
獄中經歷勝過學校知識
讀初中時，楊碧川讀了鄭學稼 教授的《史大林評傳》，就對托洛茨基深感興趣，並且痛恨史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團。讀高中時，他對世界歷史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七○年，讀高中的楊碧川就被國民黨政府以「蓄意顛覆政府」為由，抓到綠島去關，前後共七年。
綠島坐牢期間，他堅持不肯與獄方合作，不肯「對其他人犯打小報告」，獄方因此不給他任何看書、寫字的機會。只要楊碧川一寫東西，獄卒就把他寫的東西搶走，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們也不放過。
在獄中的歲月，楊碧川甚至因罹患肺病，一個人被關在獨居房約三、四年的時間。七年的獄中時光，獄方嚴格控制他們的思想，不但不讓他接觸任何書籍，連報紙也不讓他看。他除了一個人腦中思考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他身繫囹圄時，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前輩政治犯。黃華教他英文，江漢津教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都利用在一起的時間「口授心傳」。楊碧川因此在獄中學到許多「在一般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與學問」。
一九七七年出獄後，只有高中學歷的楊碧川，開始靠著自修的方式，不斷努力學習英文、日文，並博覽群書。他仍醉心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以及台灣史、世界史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台大學生李文忠，開始幫他安排到台大校內的社團去講授台灣史、世界史。他的課吸引不少台大學生。這些學生後來畢業後仍與他保持聯繫，甚至成為朋友。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十年間，楊碧川幾乎都是靠著朋友或學生的經濟支援而維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新潮流》雜誌創刊，楊碧川是十八個創刊編輯委員之一。在黨外雜誌百花齊放的年代裡，社會主義的研究算是熱門的顯學。但是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楊碧川就與新潮流系的友人漸行漸遠而分道揚鑣了。
一九八七年，在綠島前輩政治犯柯旗化的鼓勵之下，開始出版他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簡明台灣史》。問他，「這本書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觀點是否相近？」楊碧川答道：「我們的史觀是一樣的，我出這本書，為的是希望更多人深入了解台灣史。」
地下電台引發的思考
一九九○年起，台灣的反對運動開始從平面的文字轉往有聲的電子媒體發展。當時，由於媒體的掌控權操縱在國民黨的手中，加上人民對國民黨諸多的批判與不滿，「地下電台」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地一個接一個成立。楊碧川在電台上「講史」成了很受歡迎的節目。
這些地下電台的經費來源有限，他常常自掏腰包來電台做節目。有些朋友因而贊助他一些經費來營生。「地下電台」當紅的年代，楊碧川的節目不但支援全台，就連錄音帶都是可以賣錢的，一卷五十元。
然而，也正因為經常在線上講史，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叩應（call-in）聽眾」，楊碧川發現，有不少基層民眾，其實沒常識、不讀書，又喜歡亂扯與雄辯。他非常感慨，他雖然學歷不高，但用心自修學問；相較之下，很多人不管學歷高不高，常常不根據事實或理論而言，就胡說八道一通。
國民黨當權的時代，「地下電台」再糟也就是電台被罰款，負責人被起訴、判刑而已。令楊碧川詫異的是，民進黨執政後，對「地下電台」的做法，竟然是釜底抽薪地對它施以「抄台」的手段。
楊碧川忿忿不平說道：「民進黨執政前，我一年的演講、出書的收入可達十萬至二十萬元，民進黨執政後，我反而沒有收入！」
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別人
楊碧川的個人著作，至少超過三十本以上。他寫過的書裡，自己最喜歡的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但他也很坦白，「這本書沒什麼人要看，除非是被指定為教科書。」
而他所寫的人物傳記如《切．格拉瓦傳》、《托洛茨基傳》、《後藤新平傳》，常是參考中文、英文、日文多國文字，並且融會貫通之後才寫的，不是逐字翻譯而來的。
看看楊碧川的著作，由此可知，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性格，非常強烈。台灣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欽佩的是為台灣獨立而死的英雄---陳智雄。廖文毅在日本推展台灣獨立運動時，曾委派陳智雄到東南亞向台僑鼓吹台獨，國民黨政府於是千方百計將他誘捕回台。
一九六一年，國民黨因陳智雄組織「同心社」，宣揚台獨主張，將他逮捕。一九六二年，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清晨，陳智雄被綑綁後拖出去槍決，離開押房時，還高呼「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臨刑前，陳智雄拒絕下跪，最後壯烈成仁。楊碧川的心中，這個徹底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雖死猶榮。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當作大學，並從火燒島（即綠島）及其他的黑牢裡，鍛鍊出自己反抗統治政權的意志。楊碧川所寫的《托洛茨基傳》，雖然到一九九七年才出版，中間經過二、三十年，他仍不改其志。而寫這本《托洛茨基傳》，也是為了紀念台灣早期犧牲的鬥士，並藉此勉勵年輕的台灣人，要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其他被壓迫的同胞。
為蒐集資料，不惜千里找書
為了讀書、寫書，他常到國外找書。「我太太最不喜歡和我出國，因為我不是去旅遊，而是去找資料。」他在許多台灣同鄉的協助下，一九八七年就到哈佛大學蒐集資料。紐約、日本、香港、大陸也都留有他蒐集資料的足跡。
一九九九年他寫了一本書---《國共談判（毛蔣大決戰三部曲1）》，由一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後來有很多讀者迴響，大多是我們所謂的「老芋仔」（即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人）。他們看完書之後，才了解當年的國共歷史，以及當年為何而來台灣，大有那種『就算要死，也得知道為什麼死的』深刻感動。楊碧川很興奮地說：「我讓他們了解歷史，他們從了解而『支持』我對台灣獨立的堅決主張。他們甚至告訴我，如果我有需要找他們，他們一定站出來支持我。」
礙於制度，臨時講師有志難伸
二○○二年，在好友趙天儀的安排下，楊碧川到台中的靜宜大學歷史系，擔任「臨時講師」，時薪五百八十元。每週一的下午有四堂課要上。這個工作持續了兩年。到了二○○四年，楊碧川開始向系方提出「申請為正教授」的要求。然而礙於教育部的法令規章，他的要求無法如願以償，他也因此就拒絕再接受臨時講師的教職。他覺得自己比起正規的大學教授還認真，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是他強烈控訴台灣的教育制度、文憑主義的原因。「有的人雖然考試得第一，或者拿到博士學位，但不表示他真的把知識、學問讀進腦子去。」
過去半年多的時間裡，楊碧川選擇以「發傳單，每張0.35元」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零用金。問他如何度日，他幽默地說：「手頭真的很緊時，會向老婆領取三千元的愛心零用金。因為，除了抽點煙、買點書之外，我是不會亂花錢的。」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楊碧川認為，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很多制度並沒有改變多少。他甚至認為還有許多值得「革命」的空間。「這二十年來，我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以往尊敬的朋友們，幾乎一個個成了半調子的史大林。革命尚未成功，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篡奪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獨立的那一點點的成果。我也看到年輕的一代，享受台灣人民的血汗代價，個個成為小官僚、小政客的醜陋一面。」
鑽研歷史的楊碧川，眼看二○○五年底，民進黨選舉大敗，他深信：「民進黨執政，為了討好財團，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唯有敗選，才能讓民進黨自我反省，他們是如何失去民心。這些貪官酷吏，離人民愈來愈遠了！」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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