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帶你去海邊抓螃蟹－－17年後，遲來的正義………

2008年6月20日，  

大法官會議，作成六四四號解釋， 

針對「人團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及分裂國土， 

大法官認定違憲，即日失效。

17年前，1991年10月18日，台獨聯盟遷台籌備會， 

江蓋世擔任總幹事， 鄒武鑑擔任副總幹事， 

兩人在當天先後遭到逮捕，被羈押在台中看守所。 

鄒武鑑的老婆，帶著八個月大的嬰兒， 前來探監。 

隔窗會面，鄒武鑑很想抱著自己的嬰兒， 但被獄方禁止。

返回牢房，他告訴江蓋世， 他無法抱兒子的痛苦。

後來，江蓋世為這位同舍難友，寫下一首「想子」的詩。 

這首詩刊登在「教會公報」，

當時，人在美國的音樂大師呂泉生教授， 

內心大為感動，因而為之譜曲。

17年前，他們遭捕入獄，鄒武鑑望斷鐵窗，無法抱子。
  

2008年，大法官會議才認定，禁止台灣獨立的法律是違憲的。

當年的嬰兒，已是高中生了。 正義，為什麼來得這麼遲？ 

江蓋世詩作「想子」~側寫好友鄒武鑑獄中想子

在半暝ｅ時陣 

阿爸目睭金金  倒佇眠床
 

在半暝ｅ時陣 

汝敢被蓋燒燒  乖乖Ｙ睏 

人在籠仔內 

無欲想彼Ｙ濟

 

只求阮乖子 

一暝大一寸 

汝著不通踢被亂亂爬 

阿爸娶汝海邊掠毛蟹 

Early Taiwanese Coffee Culture

 

Early Taiwanese Coffee Culture













Date: 2008 May 27th~ 2009 January 4th

Venu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Gallery：2F Room 202 

The development of coffeehouse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occup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the terms “coffee” and “coffeehouse” were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offeehouses in Taiwan were mostly run by Japanese.



In Taipei City, coffeehouses, such as the Chung Yang Restaurant（中央食堂）, Parma Cafe and Daiichi Eiraku（第一永樂）,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Sakaemachi area (around today’s Heng-Yang Road).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studied abroad and ha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Western culture returned home after completing their studies. They helped to popularize the culture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in Taiwan society. It was therefore not long before some Taiwanese people began to run coffeehouses.



These coffeehouses included Werther（維特）, Tianma Teahouse（天馬茶房）and Bolero（波麗路）.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Dadaocheng（大稻埕）District (around today’s Di-Hua Street). They were in fact restaurants, teahouses, cabarets and diners. Bolero, established in 1934,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74 years.



These coffeehous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or example, the well-known composer Deng Yu-Shian, who composed many popular songs such as “Love Song of Four Seasons”（四季紅）, “Sorrow in a Moonlit Night”（月夜愁）, “Longing for the Spring Breeze”（望春風）, and “Flowers in a Rainy Night”（雨夜花）for Taiwanese people, often went to Bolero to gain inspiration. The owner of Tianma Teahouse, Chan Tian-Ma, also composed “Crying Peach Flowers”（桃花泣血記）at his coffeehouse around that same time.



The term “coffeehouse”, in early Taiwan, was not really a coffeehouse, but rather was a place for Western style recreation. Most customers were Japanese people or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studied abroad. At the time, it was quite costly to patronize those coffeehouses. 







Photo courtesy of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website:





Link 1: 

http://www.cna.com.tw/cnaeng/vistaphoto/engexhibition.aspx?Artc_ID=87&CatL_ID=K&CatM_ID=K02





Link 2: http://www.nmh.gov.tw/zh-tw/Exhibition/Content.aspx?Para=0|23|421&unkey=20

油畫家潘朝森 無言美女探索人性

文／邱斐顯

油畫家潘朝森。攝影／邱萬興。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2（2006.6.3~2006.6.9）

潘朝森，一九三八年出生於苗栗市西山里，是潘家的次子。潘朝森的父親，一生在山林服務。潘朝森幼年時期，就隨著家人，住在父親林務局新竹縣尖石鄉內灣村的宿舍裡。但由於工作之故，父親極少在家，一家十多口人的生活重擔，幾乎由母親一手扛下。潘朝森小時候特別乖巧，因此備受母親的呵護。

眼疾之苦 童年黑暗渡日

一九四○年代，台灣的物質水平、醫療水準都尚未起步。學齡前，潘朝森因不知名的眼疾，經歷了兩年黑暗的童年時光。潘朝森憶及當年，不禁莞爾說道：「我那時候猛吃油炸的甜不辣，不知是否因此才導致眼睛紅腫？」至今，他仍然不知原因。不過，此後兩年，潘朝森的眼睛裡佈了紅絲與白點，視身外之物皆模模糊糊。

潘朝森的眼疾，令母親十分憂心。母親不但弄來中藥、草藥，要他乖乖按時服用，還將中藥粉與地瓜、蛋白混合調好，要他敷眼睛。「這個藥汁敷在眼皮上一陣子之後，會乾硬，好像蛋殼一樣，必須輕輕敲，然後把它拿下，如果用力扯，眼皮會很痛。」

為了吃中藥，並避免不小心吃下一些含解藥成份的蔬果，小小年紀的潘朝森，必須單獨一人用餐，吃醬瓜配稀飯，不能與家人同桌飲食。這樣特別隔離的結果，導致潘朝森的身心受創很大。潘朝森的內向與缺乏自信，就從這時候開始。潘朝森也知道母親用心良苦，因此他每次喝藥時，都是一飲而乾。

潘朝森聽過鄰居對他媽媽說：「妳那麼多個小孩，一個瞎眼也不會怎樣？何必那麼辛苦和憂心？」潘朝森的媽媽卻是回答說：「這個孩子實在太乖太聽話，他的眼睛如果瞎了，我實在不甘。」

重見光明 展現繪畫天份

有一次為了醫治眼疾，母親背著他到山裡求訪名醫。去程他們母子涉水渡河（新竹縣的油羅溪），回程大雨滂沱，潘朝森在媽媽背上卻驚覺腳已浸水，如果不是對岸有鄰居叫他們繞道，母子二人或許會因此而遭不測。母親的細心呵護，加上潘朝森自己堅強的意志力，經過兩年的治療，他終於能夠重見光明。

恢復視力不久的潘朝森，很急切地想上學，卻因自己生性膽小、怕光、怕與陌生人交談，差一點成了問題兒童。就在那個模糊的童年裡，潘朝森漸漸發現，自己喜歡塗塗抹抹，喜歡畫畫。小學時期，潘朝森不是被選為做壁報的高手，就是被選去參加繪畫比賽。

潘朝森就讀芎林中學時，遇上了台灣美術教育界的名師——用畫筆展現對台灣之愛的畫家——蕭如松。潘朝森受到蕭如松的訓練及薰陶，得到極大的啟發與鼓勵，「我一生最早的一次個展，就是在蕭如松老師的手中催生。」蕭如松的剛強和潘朝森的文弱，恰成強烈對比，彼此也有互補作用。潘朝森越來越確定自己想走藝術創作路線。潘朝森很感念蕭如松的指導，師生相交四十年的生涯中，即使曾有六年的歲月，潘朝森遭到蕭如松的誤會，潘朝森還是對恩師不離不棄。

中學畢業後，潘朝森報考了台北師範學院藝術科。北師藝術科的錄取率，大約是五、六十人取一人，在一般學生眼中是很難考取的。然而，潘朝森就是考上了。

鍛鍊意志 準備藝術創作

考上後的那個暑假，為了鍛練自己的意志力，家境還算小康的潘朝森，堅持在自己家鄉內灣村對面的南亭村，到苗圃去拔草賺錢。「那個暑假，我每天曬了好幾個小時的太陽去拔草，賺到六十元，並用這筆錢買了一個畫架。」

潘朝森曾到水泥廠做小工。這個工作不像常人想像的那麼容易。水泥調好後，水泥師傅會要求小工把水泥倒在盤子上，不能出差錯。偏偏潘朝森在倒水泥時，連連出了四次差錯，都把水泥倒在盤子外。水泥師傅實在受不了，開口大罵。潘朝森就這樣被水泥師傅罵走。

有一次，潘朝森到田裡工作，他的任務是要挑著秧苗，把秧苗交到插秧者的手上，然而他常常在挑著秧苗的過程中，跌得四腳朝天，因此這份工作也就告吹。後來，他也曾要求要隨著父親，在山裡架設電話。由於電線桿很重，一整天工作下來，潘朝森幾乎是把臉搞得烏漆抹黑地回家的。

經年累月靠著這些意志力的鍛鍊，潘朝森才能讓自己在六十八歲的高齡，還能於週日清晨六點，開著車出門，前往自己位於八里的畫室，一畫就是一整天，直到下午五點才收工回家。「午餐時，我簡單地用電磁爐煮個麵，就能度過一天。」

錯過情緣 心靈轉變甚大

北師藝術科畢業後，潘朝森考上台中師專。師專藝術科的學生，生活起居通常只有宿舍可用，沒有個人的畫室。當時，潘朝森的另一位恩師——台灣膠彩畫家林之助，他不但教導潘朝森，也把自己的美術準備室借給潘朝森使用。台中師專剛畢業時，潘朝森參加中部美展，得到特選第一名的成績。後來，有一件特殊的事情發生，使得潘朝森在繪畫創作中，心靈上有著極大的轉變。

在那次中部美展會場，有一個女生來看畫展，知道潘朝森是第一名時，她似乎對潘朝森很心儀。兩天後，她到學校指名要找潘朝森。潘朝森那時面對女生會自卑，他的身材瘦瘦弱弱，自認不是玉樹臨風的帥哥；而且他心中執著於藝術的追求，甚至還自認為是梵谷的化身，所以對男女交往一事，不知如何應對。

潘朝森只好走出校門，會見這位女生。隨後，潘朝森與那位女生，一起到台中公園繞一圈，之後就各自回家。當時究竟聊了些什麼，現在也回想不起來。那位女生，向他表示，自己叫做徐曉萍，是東勢客家人，在台中市某個小兒科醫院當護士。他們一共在台中公園散步兩次，有一次，潘朝森花了三元，主動請她看一場電影。

還有一次，潘朝森準備五元，打算她來找他時，他可以請她吃飯，兩人各吃一碗兩塊半的蛋炒飯，五元剛剛好。沒想到，她卻沒有事先告知他，就帶了她的一位朋友同行。那一餐，潘朝森只得自己餓肚子。 

無言美女，獨特創作風格。翻拍自／潘朝森畫冊。

這段感情發展，若有似無，本來潘朝森也沒有特別刻骨銘心的感受。然而，就在潘朝森離校前一晚，她來向潘朝森要住址。她似乎想告訴潘朝森，她願意與他訂終生。但是潘朝森卻是清清楚楚地向她表示，自己要當個小學老師，並不打算結婚。

次日，潘朝森要搭車回新竹。出發之前半個多鐘頭，學校西畫社團的小學弟，拿著一大把的萬年青交給潘朝森，並表明是徐小姐所託。這時，潘朝森才突然心慌意亂起來，剎時不知所措。潘朝森在台中師專唸書時，幾乎畫遍整個校園，因此他知道可以將這一大把萬年青種在校園某一處。火車就快要啟程了，他趕緊把萬年青插入土裡，然後匆匆離去。

搭上火車後，潘朝森千頭萬緒，一路沉思，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一般，有著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他突然後悔自己過去不婚的決定。回家之後，他曾瞞著母親，兩次前往東勢去找她。潘朝森到她住的客家小鎮去，兩次都問不到「徐曉萍」的下落。潘朝森只好倖然而歸。後來，有人告訴他，她的本名應該叫做「徐萍妹」，而非「徐曉萍」。

原來，她與潘朝森交往時，對他隱瞞了真相。沒有真實姓名，沒有確實地址，從此以後，她的音訊杳然，再也見不到她的倩影。這段情緣，就這樣陰錯陽差地與潘朝森擦身而過。

潘朝森承認，一九七四年，他以台灣最年輕的畫家身份，於三十三歲的年紀，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開畫展時，他其實是想讓她知道，他還在畫壇努力。潘朝森深深覺得，這份感情很唯美，他遠離了第一時間（當初追她追不到）之後，可以把自己抽離出來，這樣的動力讓他創作一輩子也不會累。

潘朝森畫筆之下的女性，多半沒有嘴巴，臉部呈現平面、沒有立體感，眼睛大都是閉著的。潘朝森強調：「我畫的是人物，不是人體。人體就需要五官清楚呈現，人物創作則是呈現我的感情。我常常覺得張開眼睛，會受傷害，因此我的人物通常是閉著眼的。」也許是這段無緣的愛情，導致潘朝森日後繪畫創作的獨特風格。

馬祖當兵 拿筆偷偷作畫

潘朝森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沒過於在馬祖當兵服役之時。他擔任戰地排長，在馬祖生活了一年十個月，常常目睹馬祖海邊的漁村風景。馬祖的石頭屋，漁夫捕魚、曬網，海邊賣魚的姊弟，即使退伍後，那一幕幕之景，幾乎歷歷如繪。而這段當兵的日子，也是他最痛苦難敖的日子。

當時，政府徵調台灣子弟去馬祖當兵，第一優先考慮的條件是，必須易於管理，因此師專、師院畢業的學生，就是最佳人選。然而，因為馬祖的戰備位置特殊，軍方要求服役的人，不准「畫」任何景物。這對自小就愛畫畫的潘朝森而言，簡直是一種酷刑。「真的完全沒畫畫？」潘朝森笑笑說：「怎麼可能？我還是手癢，畫了將近二十張小小的水彩畫。」

退伍回台前，阿兵哥們一個一個輪番上陣，接受返鄉前的最後檢查。那時約有三百人在同一梯次退伍。潘朝森把自己的畫，藏在包包裡，唯恐被查出來。趁著前一人檢查完之際，趕緊把自己的包包踢到他的腳邊，等到自己通過檢查後，再把包包踢回來自己的腳邊。就這樣，這些珍貴的畫作終於安然無恙地隨著他回到台灣。

放棄寫作，重新塗抹畫布

當兵時，無法作畫的挫折，令他難以忍受，他開始提筆寫作。他在軍中服役，休假日就常寫稿。潘朝森的文筆不錯，馬祖日報、中央日報的副刊，常常刊出他的文章。退伍回台的潘朝森，雄心萬丈，本想改行當作家，當時的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的前身）副刊主編，也向他邀稿。但事後的發展卻事與願違。

潘朝森在副刊上，寫了一篇以「車掌小姐」為主角的短篇小說，他以第一人稱的手法，虛構了一個考上北一女，但沒錢唸書的女孩，不得已只好去當車掌小姐的故事。這篇文章，引起許多人的共鳴，讀者的迴響不小。

讀者之中，有一位老作家，寫了洋洋灑灑的八張信紙給潘朝森，表明想認識「她」，並在信中表示，他可以在學校裡查「她」的資料。這位老作家的舉動，讓潘朝森相當震驚。他覺得自己欺騙了這位老作家。心虛之餘，他決定封「鋼」筆，不再寫作，並重拾「畫」筆。潘朝森後來反省，「文學應用文字來表達，而自己卻應該是用繪畫來表達自己的思維才對。」潘朝森雖然放棄寫作，重拾畫布，但他的畫風與眾不同，總帶有濃濃的文學氣息。

面對台灣的年輕藝術創作者，潘朝森有感而發地表示：「他們的心太浮了，很多人都希望一夜成名、一步登天。」潘朝森特別指出，國家的藝文政策，很可惜地浪費掉了。他舉例而言，像「雄獅美術」這樣的民間私人企業，或是「吳三連文教基金會」，都設立藝術獎項來獎勵新人創作，國家更應該主動提撥經費出來鼓勵新人創作才對。

台灣客籍油畫家潘朝森，學生時代開始投入繪畫的學習與創作，歷經全省學生美展第一名，台陽美展首獎「台陽獎」，省教員美展第一名，以作品「思」代表我國參加法國坎城國際展，榮獲「國家榮譽獎」……。

潘朝森拿著畫筆作畫，超過五十年。

他聽著林間鳥鳴，畫作就以鳥為題；

他看著松鼠跳躍，心境就興奮不已；

他情緒低潮，則造訪山林，與樹交談。

五十年的繪畫生涯，潘朝森不斷克服挫折，

不斷熱情創作，不斷探索人性，

他堅信：「畫作若不能感動自己，就無法感動別人。」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6824 

版畫家林耀堂 「台灣民主國」歷史插畫

文／邱斐顯

 林耀堂。照片提供／林耀堂。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4 （2006.6.17~2006.6.23）

林耀堂，一九四六年，出生於南投埔里。畢業於師大美術系，曾任教於復興商工，也曾任職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美術編輯、台北市福華飯店美術設計主任，目前任教於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與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過去十年間，林耀堂獨力完成一百多幅以台灣當代詩人、作家為對象的版畫系列作品，為台灣當代文學作家的面貌，留下生動而鮮活的圖像。二○○五年，他為《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做插畫繪圖，半年間繪製了二十二幅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歷史插畫。

父母鼓勵  牆壁毛玻璃上作畫

林耀堂出生時，父親已經四十四歲。「我父親是民國前七年生，算來是清朝時代的人。」林耀堂的大哥，排行老大，足足大他二十四歲；大姊排行老二，大他二十二歲。其間，因為母親的身體虛弱，所以間隔了一段長的時間之後再生育。後來母親又生了三個姊姊，林耀堂則是排行老么。

小時候，林耀堂的家境不錯，家裡開碾米廠。父親本來就對子女的文學、美術、音樂等教育很重視，又因中年生得幼子，對林耀堂更是疼愛有加。回憶起幼年生活，林耀堂記得自己四歲時就愛畫畫：「父親常常帶我到處去拜訪繪畫名師，無論是小鎮上的知名畫師，或是台灣早輩西洋畫家蕭木桂老師（日籍畫家石川欽一郎的學生），總是帶我的畫作讓他們看看。」

有些小孩，兒童時期在家裡壁上塗鴉，會遭到大人的責罵。林耀堂不然。他很幸運地受到父親的鼓勵，不但毫無禁忌地在家中的牆上大肆塗鴉，連毛玻璃也成了他繪畫世界的版圖。「幾年前回到老家，牆壁早已粉刷一新，當年的塗鴉不復存在，但是毛玻璃上的畫作，依然清晰可見。」

由於母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林耀堂的大姊，高中時就到台北的靜修女中來唸書。日治時代的靜修女中，是台灣學生眼中的好學校，當時學校裡就教學生畫油畫、畫水彩。三、四歲大的林耀堂，常常看著姊姊畫畫，耳濡目染之下，漸漸喜歡上畫畫。林耀堂表示：「對我來說，繪畫的啟蒙，最大的因素，是來自父母的鼓勵。」

剎那美感  來自天邊一道彩虹

林耀堂五歲時，大姊約二十七歲。原本一直不想出嫁的大姊，終於不敵歲月的催促，也到了必須出嫁的年紀。那時候，他常常看姊姊縫製嫁衣。有一天，父母專程到台中去為她準備嫁妝。那天下午，林耀堂午睡醒來，吵著要找父母，大姊只好先把他帶到天井邊，讓他洗洗臉清醒。他依舊哭鬧不休，姊姊為了哄他，隨手一指，要他看看天邊的一道彩虹。

那一道彩虹，對當時幼小的林耀堂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震撼，「我本來又哭又鬧，沒想到，一看到彩虹，竟然看到整個人都呆住了。美感的啟蒙，就在這一剎那。姊姊跑到廚房去拿涼糕要來哄我，我卻食不知味……」

讀小學時，林耀堂在班上儼然是一個小畫家。「童年時，我的零用錢只有兩毛錢。我用一毛錢去買兩張八開的圖畫紙來畫畫，另外一毛錢才拿去買糖果。」

初中時期，林耀堂離開埔里，到台中的衛道中學去唸書。衛道中學以功課為主，他幾乎很少有畫畫的機會。學校裡，少年林耀堂有一位同學，是許常惠教授的姪子，他常常告訴林耀堂，北台灣有一個綠草如茵、校園漂亮的淡江中學。為了這些吸引人的條件，林耀堂決定選擇淡江中學就讀高中。許常惠教授的姪子，反倒因為祖母捨不得他離家太遠，而沒有去讀淡江中學。

淡江中學  校風自由「色彩繽紛」

淡江中學是台灣最古早的基督教學校，校風非常自由，且注重學生美術、音樂教育的培養。當年，其他學校最多只有兩台鋼琴時，淡江中學就已在校內設置二十多架鋼琴。林耀堂後來才知道，原來淡江中學是一個「不以升學為主」的學校。當別人埋頭苦幹、努力讀書時，可能他們「人生是黑白的」；然而林耀堂在這個重視全人教育的學校裡，很愉快地享受到「色彩繽紛」的高中三年。

淡江中學的社團有美術社。社團的器材設備，不輸給大學的美術系，社團老師也教學生透視、投影等專業美術知識。林耀堂記得，學校裡的美術老師是陳敬輝老師。學生時代的林耀堂，不知陳敬輝老師在台灣畫壇上的重要性，後來才知道陳敬輝老師，原來是日治時代台灣東洋畫的名畫家。

他非常欣賞陳老師的教學態度。陳老師從來不罵人，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打個大哈欠，他會在黑板上，很含蓄地畫下這個學生的打哈欠的素描。「現在，自己當老師才知道，我的耐心還比不上陳敬輝老師。」

林耀堂喜歡藝術，他在風景秀麗、多姿多采的淡江中學唸書，如魚得水。然而，該校不重升學的校風，也讓林耀堂在首次考大學時，嚐到挫敗的滋味。林耀堂決定先服兵役。退伍後，林耀堂考進師大美術系。

師大畢業後，林耀堂到私立復興商工任教。當年復興商工徵求教師時，條件頗為嚴格，只有師大前三名畢業者，才能到該校任教。那時，唸復興商工美工科的學生，對美術的愛好與追求，程度很高。處在菁英學子激盪的環境下，林耀堂強調：「在這種壓力下，自己教學時，不敢稍有懈怠，必須自我提昇，才能夠教好學生。」

擔任美編  為作家詩人畫插畫

後來，林耀堂的父親生病，他於是辭去教職，離開台北，回到故鄉埔里去陪伴父母親。雖然他的兄姊共有五人，但是唯一的哥哥已經五十多歲了，其他都是已出嫁的姊姊，要他們放下各自的家庭，來照顧七十多歲的父母親，似乎有些不易。身為么子的他，單身未婚，因此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整整兩年的時間，他留在埔里，陪伴父親，讓他安享晚年。

林耀堂留在埔里的時候，他師大美術系的廖修平老師，因其家族事業的需要而籌備「台北福華飯店」，所以到處拜訪藝術家收集藝術品。廖修平在藝術家朱銘的陪同下，先到三義去拜訪木雕師傅，繼而又到埔里，走訪一位素人石雕家林淵。並在詢問其他學生之後，得知林耀堂就在埔里賦閒。

廖修平看了林耀堂，勸他回台北，並邀他到福華飯店擔任美術設計主任。林耀堂這才帶著母親北上，到福華飯店任職。兩年後，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有人邀他到銘傳商專去教書。在銘傳任教時，林耀堂才有時間創作，並開始開畫展。

林耀堂曾在聯合副刊擔任美術編輯，其間為不少作家、文學家、詩人的文章畫過插畫。他很欣賞這些藝術創作者，等到自己有時間創作時，林耀堂開始有個念頭，想「替台灣留下一些歷史的圖像」。

林耀堂的創作，常常以人為主題，但媒材卻相當多元，水彩、版畫、彩瓷等多樣性的媒材皆發表過。林耀堂創作的主題中，一貫不變的是對台灣本土、人物的描述，這也是他自己最喜愛的主題。

心血結晶  百位人像版畫創作

一次聚會場合中，林耀堂與一些詩人、作家相遇。活動結束後，詩人林佛兒熱心地邀他上車，表示順道要載他一程。不過，林佛兒車內前座，還載著另一位詩人林亨泰。三人一路聊得很愉快。林耀堂很欣賞林亨泰的文學家氣質。此刻，林耀堂坐在後座，從後座看著林亨泰的身影，他忽然很想用畫筆畫下這個令他心儀的詩人身影。他當場快筆畫下兩張，一張送給林亨泰，一張自己留著。

沒多久，林亨泰也寄了他自己的詩集給林耀堂，做為回報。而林耀堂也把素描化成版畫，回送給林亨泰。詩人、畫家就這樣禮尚往來。林亨泰是林耀堂創作的第一位「詩人模特兒」。一九九八年，林耀堂推出【遇見詩人】個展，共展出四十一位詩人，這是他努力了兩年，以詩人版畫為主題創作的成果。

後來，在作家履彊（台聯黨主席蘇進強）、黃武忠的鼓勵下，林耀堂於二○○一年開始，以「作家」為模特兒創作版畫。二○○三年，林耀堂推出【相遇．文學．畫面】個展，共展出四十八位文學作家。 

林耀堂為鍾肇政作畫。照片提供／林耀堂。

接著，他再以「春天文學對話」為題，繼續繪寫十四位當代女作家創作系列版畫。至今，台灣文壇詩人、作家，已有一百多人都被林耀堂畫過版畫。二○○五年，華視頻道製作【詩人部落格】的節目，首度讓詩人與詩作以影像媒體的方式，呈現在電視螢光幕前。製作單位也徵得林耀堂同意，讓他們把「詩人版畫作品」同時在節目中展現。

春花夢露  蔡瑞月舞目入版畫

二○○○年六月，林耀堂用他的紙筆，為八十高齡的台灣前輩舞蹈家蔡瑞月女士，留下一些特殊的圖像記錄。那時，離蔡瑞月舞蹈教室被人縱火，已有八個月了。林耀堂曾在自己寫的《向蔡瑞月女士致敬》系列文章中，寫著：「我站在火災後的現場，仍可以用怵目驚心來形容我內心的震撼：房舍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內部的角落裡，散亂地置放著一堆舊舞衣，………」

談到畫作蔡瑞月女士的經驗，林耀堂有著無限深沉的感慨：「蔡瑞月女士，她歹命的一生，跟台灣史的發展很相像，很坎坷，她結婚後不久，不止夫妻離散，白色恐怖也隨之到來……」蔡瑞月告訴他：「在綠島的日子，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在月夜能到海邊去『擔肥』的時候。」聽到這種生命場景的描繪，其實感覺非常辛酸的。

有一次，林耀堂造訪蔡瑞月舞蹈教室時，遇上刮大風、下大雨的颱風天。他如期依約前去，眼前看到的是，屋破、雨落，溼漉漉的地板上，工作人員依舊拿著掃把，奮力不懈地在塑膠地板上掃水。那真的只能用「淒風苦雨」來形容蔡瑞月舞蹈教室的處境。在這種十分不捨的情況下，林耀堂畫了一幅蔡瑞月編的舞目【春風夢露】，對蔡瑞月舞蹈教室留下一些「刻骨銘心」的回憶。

歷史版畫  為《黃虎印》一書繪圖

二○○五年，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原著、施如芳編劇的《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進行編寫時，出版社表示，過去沒有人為歌仔戲劇本單獨出書的經驗，希望本書能找圖來配，比較有可看性。

施如芳與林耀堂的太太是同鄉舊識，因此，施如芳央請林耀堂協助此書的繪畫工作。這對林耀堂來說，是一個嶄新的工作經驗，這不僅是自己一人獨自創作而已，還要團隊合作。過去，他為「當代」的台灣文學家作畫。現在，他卻為「古代」的台灣歷史作畫。 

林耀堂於《黃虎印》新書發表會中演講。攝影／邱萬興。

林耀堂花了半年的時間，為這本書繪製了二十二幅插圖。為了劇中的主角人物，他得在自己心中選取「模特兒」來畫。林耀堂坦承：「我只好在課堂上，看看哪個男學生、女學生的長相，適合劇中人。」他偷偷地選定角色，也不告訴當事人，就以這些人為模特兒，把他們外貌、氣質畫入劇中。

而且他所繪製的人物造型，也必須多人討論，以求得共識。例如，原本林耀堂把一個官吏，畫得胖胖的，但一經討論後，發現書中所敘述的官吏乃是清官，那麼，這個官吏就不應該畫成胖胖的，而該改成瘦瘦的，這才符合「清官」的造型。

林耀堂從事繪畫創作四十多年，林耀堂舉辦畫展超過四十次。他對台灣本土的人物、歷史，是如此地用心畫作與記錄。而這些作品，一旦走入數位媒體的科技內，這些文物圖像的保存，意義就更深遠了。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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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團長劉鐘元 台灣歌子戲推手

文／邱斐顯

 

河洛團長劉鐘元。照片提供／劉鐘元。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0 （2006.3.11~2006.3.17）

提起台灣傳統戲劇，很多人都認為「歌子戲」是最具代表性的戲劇。但是仔細深究過去「歌子戲」的戲碼，幾乎氾濫著「愚忠愚孝」、「貞節牌坊」的中國文化，看不到台灣本土有血有淚的歷史軌跡。河洛歌仔戲團創辦人兼團長劉鐘元，不但致力提昇台灣歌子戲的精緻化，也改寫了台灣歌子戲演出曲目的歷史，從台灣本土文學中，找到了台灣歷史的題材，製作以台灣故事為主題的歌子戲。

河洛歌子戲團籌劃演出，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本土歌子戲劇共四齣，依時間先後分別為【台灣，我的母親】、【彼岸花】、【東寧王國】，以及【竹塹林占梅】。

不會演戲，卻懂得經營劇團

劉鐘元，一九三四年生。嘉義農專畢業後，二十多歲的他，在朋友的邀約下，到廣播電台工作。為了增加廣播節目的廣告收益，他開始構思，將台灣民間的傳統娛樂---歌子戲，引進電台，以廣播方式來呈現。劉鐘元所推出的「廣播歌子戲」，是台灣歌子戲跨入廣播史上的首創先例。這一步，也讓劉鐘元從此為台灣歌子戲奉獻心力，五十餘年不停歇。

一九六○年代，廣播歌子戲在台灣社會當紅之際，歌子戲名角「黑貓雲」（許緣），也投效在劉鐘元的製作廣播節目中，成為電台中最主要的演唱角色。許緣的藝名，許麗燕，就是劉鐘元取的。同時加入「廣播歌子戲」的尚有楊麗花、蔡秋錦、黃美惠和陳麗雲等人。

劉鐘元本人不是歌子戲本行出身，也不是歌子戲世家。他投入製作廣播歌子戲以來，沒有特別偏愛某個特定的歌子戲演員，或某一齣戲碼。正因如此，他可以全面關照台灣歌子戲的普遍發展。

隨著時代的進步，「電視機」的問世，劉鐘元製作的歌子戲，從廣播界拓展到電視界。劉鐘元記得，當年電視台的歌子戲節目中，另有一個「王明山歌子戲團」。該團在電視台的攝影棚錄製時，完全照歌子戲「內台戲」的表演方式去演。然而，劉鐘元卻看出這種表演方式的缺點，「在攝影機前，他們的動作不太優雅。」

以此為鑑，劉鐘元不斷地修正自己對歌子戲表演的呈現方式。劉鐘元因而成為「電視歌仔戲」黃金時期最重要的製作核心人物之一。他並集歌子戲名伶石文戶、陳聰明、蔡天送、楊麗花、王金櫻、柳青、柯玉枝、葉青、林美照、黃香蓮、許秀年、巫明霞等人於旗下。

一九八五年，劉鐘元成立了「河洛歌子戲團」。一九九一年，劉鐘元製作了第一齣「舞台精緻歌子戲」——【曲判記】。這齣歌子戲首度登上「國家戲劇院」。從劇本的精選、唱腔的設計、音樂的重新編制、演員肢體動作的展現、服裝與的搭配與考據，團長劉鐘元嚴格要求，一絲一毫都不馬虎。歌子戲從電視走向國家藝術殿堂，劉鐘元再一次改寫了歌子戲的歷史；一九九九年，劉鐘元更是榮獲了「台灣文化傑出人士獎」。

勇於創新，台灣文學上舞台

推展歌子戲事業時，劉鐘元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尊重傳統，勇於創新」。河洛在此後的十三年內，陸續製作了二十二齣大戲，不但題材廣泛，表演形式也相當多樣，甚至廣納建言，勇於嘗試不同曲目的演出風格。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自一九八七年的政治解嚴後，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意識」逐漸抬頭。一些具有反省、批判能力的文化界人士，看到最具台灣特色的歌子戲，演得盡是中國古代傳統故事，從一般電視歌子戲的【貍貓換太子】、【唐伯虎點秋香】、【陳世美與秦香蓮】、【梁山伯與祝英台】，到河洛高水準的「舞台精緻歌子戲」，如【曲判記】、【天鵝宴】、【殺豬狀元】、【秋風辭】，幾乎看不到台灣歷史及文化的呈現，大家開始集思，探討歌子戲與台灣本土文化的關連。

劉鐘元深知大家的期待，但不可否認，「劇本難求」是最大的問題。為什麼常演中國古代戲碼？因為劇本取得容易。他感嘆道：「台灣四百年史，有太多題材可發揮，但是，要拿到好的劇本很難。」

劉鐘元透過劇作家黃英雄，認識了作家李喬，並拜讀了李喬所寫的《台灣，我的母親》。劉鐘元讀後大為感動，徵得李喬同意後，決定以此書為架構，編排出一齣深具台灣意識的本土歌子戲。劉鐘元後來請編劇作家陳永明，把原著改編成歌子戲劇本。劇本編寫過程一改再改，直到第七稿才定案。

河洛編劇，四大本土歌子戲

為了製作台灣本土歌子戲劇，劉鐘元表示：「從有初步構想、找人編寫劇本，甚至到戲劇排練、上演，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有構想，不一定寫得出劇本；有劇本，不一定演得出好戲。這些因素環環相扣，才能有一部精典戲劇產生。」

二○○○年三月，【台灣，我的母親】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順利在國家戲劇院首演。【台灣，我的母親】故事描述清末民初唐山過台灣、來台開墾的彭阿強一家人，為守住土地，與天災搏鬥，與交結清朝貪官的葉阿添對峙，並與日軍侵略等惡勢力相抗爭的歷史故事。這齣戲在舞台上的表現方式，完全拋開過去歌子戲的框架，以最自然的方式，來表現台灣先民的奮鬥史。

【台灣，我的母親】是河洛創團以來，最具台灣本土色彩與立場的代表作。這齣戲也展現了劉鐘元的決心——把台灣文學搬上歌子戲舞台。此後，河洛一再精益求精，二○○一年三月，推出【彼岸花】。這部歌子戲，以台灣早期社會「漳泉兩族械鬥」為藍圖，以「異族男女之愛」為架構，漳州望族青年陳秋生，愛上泉州望族千金林秀蘭，卻因家族世仇而無法結合。這是河洛第一部浪漫愛情鉅作，讓觀眾深刻體驗世仇下的愛情大悲劇。

二○○四年十一月，河洛推出年度大戲【東寧王國】。這齣戲描述鄭成功之子鄭經渡台後，在台灣本土建立「東寧王國」，先採用陳永華屯田政策，致力經營台灣。後鄭經欲反攻大陸，卻遭慘敗。隨後不久，鄭氏王朝也在奸臣弄權中分崩離析。

二○○五年十一月，河洛再推出【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把清朝時期台灣詩人林占梅的一生，刻劃得淋漓盡致，並闡述清朝政府「以台制台」的手段，讓台灣仕紳彼此敵對，以坐收漁翁之利。

 【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照片提供／劉鐘元。

苦無劇本，歌子戲有志難伸

從這四齣戲碼，看得出劉鐘元把歌子戲與台灣歷史、台灣文學結合的用心之深。然而，劉鐘元一再表示，他經常面臨找不到劇本的苦惱。曾經有一齣戲碼，劉鐘元請某位編劇作家寫劇本，但幾經考慮之後，覺得不能採用。「即使不能用，我還是付給這位編劇一半的寫作費用。」劉鐘元對這個劇本沒有放棄，他另請高明，另聘別的編劇作家，完成編劇工作，依舊把自己心中期待上演的戲碼，按部就班地展現成果。

談到台灣本土歌子戲創作，劉鐘元甚至想過，以台灣社會經歷過的「白色恐怖」為題材，來演出歌子戲。不過，一來目前沒有劇本，二來擔心觀眾反應過度，因此，他只能把這個念頭放在心裡。

劉鐘元深表無奈，因為政府常常「做做表面工夫」，並且「以外行來領導內行」。他極力呼籲政府單位：「落實提倡文化發展，必須用心，不可只做表面工夫。」劉鐘元表示，製作一齣精緻的歌子戲，從開始找人練習到真正上場演出，有時三、四個月，有時要半年。光是劇本費，就要花掉四、五十萬，其他包括演員的服裝、梳妝費用、密集排練約一個月，種種開銷累積下來，少說都要三百萬。為了河洛歌子戲團的生存，劉鐘元經常負債纍纍，他最感慨的一句話，就是「藝精人貧」。

中風負債，仍不斷推出戲碼

劉鐘元語重心長表示，「我製作的舞台精緻歌子戲，一定以劇本、以人物為考量，找適當的人選，來演適當的角色，我絕不以家族式分派角色的方式來演出。」劉鐘元強調，河洛堅持採用西方劇場制度，超脫以往傳統內台歌子戲的形式，不但重視舞台、燈光、音樂、服裝等設計，也建立導演排練制度，並增添舞台監督，要求一齣戲碼應不斷排練，讓歌子戲朝向精緻舞台的路線。唯有這樣做，才能提昇歌子戲的藝術價值。

對於政府的文化政策，劉鐘元表示，真正為台灣文化努力的藝術團體，得不到應有的輔導政策和經費補助。「像每年的元宵節燈會活動，各縣市都要辦，不但浪費資源，又無法真正提昇台灣文化。」

三年前，劉鐘元因腦溢血中風被送進急診室醫治。他病情稍稍穩定後，因掛念一齣即將上演的新戲，堅持抱病上場，親自製作。中風後十個月，又因心血管疾病，動了一次手術，在心臟旁邊裝了兩個支架。劉鐘元大病之後，元氣大傷，但是，為了台灣歌子戲的發展，他始終努力不懈，奮勇直前。如果有好的劇本，與充裕的經費補助，我們相信，劉鐘元仍將不斷地製作精緻歌子戲，展現堅忍不拔的台灣精神。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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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藍波安 達悟文學勇士 擁抱飛魚之夢

文／邱斐顯

 夏曼．藍波安，攝影／邱萬興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0 （2006.5.20~2006.5.26）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夏曼．藍波安，達悟族的文學作家，民族正名及自治運動、以及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的先驅，一九五七年生，從小在達悟族人口中的「人之島」——蘭嶼長大。一九八八年，投入蘭嶼反核自救運動，曾擔任蘭嶼「驅除惡靈運動」總指揮。

從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他陸續出版了《八代灣的神話》、《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記憶》等四本文學著作。

夏曼．藍波安是一個能文能武的文學勇士。他擁有淡江法文系學士，以及清大人類學碩士的學歷。他一方面用文學寫作，為達悟族的生命與生活經驗，留下珍貴的文字記述；另一方面，他身兼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的身分，以自己的體力，身體力行，親身參與族人造船、捕飛魚等等的文化模式。

離鄉背井，隻身來台求學

國中畢業後，夏曼．藍波安和他的同學們，離開蘭嶼，前往台東考試。成績不錯的他，很幸運地考上高中。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夢想。夏曼．藍波安揚起了嘴角：「這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一件事。」

然而，家人無法感受到他想唸書的心，也體會不出唸書的重要性，父親要求他回蘭嶼，並留在蘭嶼。

夏曼．藍波安的父母共育有六個子女，有的同父不同母，有的同母不同父。和夏曼．藍波安同父同母的，只有一個妹妹。就達悟族的文化傳統而言，個人的私有財產，如水芋田、造船建屋的素材等，都是父子相傳的。對父親而言，夏曼．藍波安是他的獨子，也是唯一的繼承人。因此，父親要求夏曼．藍波安留在蘭嶼，也就想當然爾。

父命難違，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待了一個多月之後，想讀高中的念頭仍然非常強烈。趁著父親出海抓魚時，他又偷偷跑到台東。

早期，由瑞士籍神父所創辦的台東天主教「培質院」，一直為解決偏遠山區及外島的鄉下小孩、原住民小孩，到台東市區就學的問題而努力。當時，台東教區負責蘭嶼事務的是瑞士籍的賀石神父。在賀石神父的協助下，夏曼．藍波安得以順利住進培質院，安心地在台東求學。

進「培質院」，嚴厲人格訓練

夏曼．藍波安高中時期，培質院的養成教育，對他日後影響很大。尤其是東北籍神父鄭鴻聲，對他的影響更是深遠。「鄭神父管我們管得很嚴，把學生當軍人看待，作息、紀律都如軍令般地要求學生服從。」此外，鄭神父也教導學生一種生活哲學——要自己承擔一切責任與後果。

培質院的管理甚嚴，除了週六下午與週日整天的自由時間之外，只要學校一放學，學生就必須回到培質院。夏曼．藍波安在培質院住了一、兩個月後，因為很想念在蘭嶼的父親，又無法見面，因此他常常掉淚。

他經常寫信給他的妹妹。高二那年，父親到東沙島去採海藻，卻因身體適應不良而生病，後來只好回蘭嶼。父親從夏曼．藍波安給妹妹的信上，得知他在台東的地址，決定來看他。讓夏曼．藍波安感慨更深的是，當他看到父親時，父親卻不認得他了，因為他離開蘭嶼到台東求學時，身高不過才一百三十多公分而已，等父親再次見到他時，他卻已經長到一百七十多公分了。

他拿著公文給父親看，說是政府要他去唸高中，不識字的父親無法再反對，就任他留在台東讀書。夏曼．藍波安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在高中時期學會抽煙後，就展露無遺。高二時，夏曼．藍波安交到一個朋友，他的英文很好，可是卻也很「愛抽煙」。從此，夏曼．藍波安就煙不離手了。

對於鄭神父雖嚴厲但包容他的作風，夏曼．藍波安很是感激。離開培質院，進入社會以後，他常常想起培質院的院訓——「樸實剛毅」，這四個字對他的一生受用無窮。

拒絕保送，自己賺錢謀生

高中畢業時，夏曼．藍波安原本有機會可以被保送大學，甚至有三個學校，師大音樂系、高雄師院音樂系、高雄醫學院，可讓他挑選就讀。不過，夏曼．藍波安堅持不接受「保送制度」。一來，他認為自己的成績沒有好到那種程度，如果憑保送制度，將來在大學裡還是會跟不上其他同學；二來，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難道原住民學生只有靠保送制度，才有機會上大學嗎？」

培質院的鄭鴻聲神父得知他不肯接受保送後，非常生氣，夏曼．藍波安回憶著當年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左撇子，他一巴掌對我打過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還氣呼呼地說：『你不要給我來培質院！』」

放棄了保送之路以後，夏曼．藍波安跟著同學，到中和的腳踏車工廠工作半年，負責做腳踏車的把手零件。當時，他住堂姑的家裡。因為堂姑丈是外省籍，他們就住在眷村裡。這是他第一次開始接觸「眷村」文化。

和一般的眷村小孩比起來，夏曼．藍波安覺得自己的語言比他們差，因而產生自卑感。此外，夏曼．藍波安的自卑感也來自一般人對地理基本常識的欠缺，因為當他告訴別人他來自蘭嶼時，別人都不知道蘭嶼在哪裡，但是只知道他是來自「穿丁字褲」的地方。

蘭嶼小孩，懷抱大學夢想

一九七七年的七月二日，夏曼．藍波安在汽水貨車上，看見貨車因為全台大專聯考之故，車速開得很慢。他內心深處有感而發，就在車上哭了起來。因為他從小學四年級起，就想要唸大學。

一九六七年，國民黨政府撤除山地管制，蘭嶼正式對外開放觀光。小學四年級的夏曼．藍波安，第一次接觸到一位政大關姓的學生，他因參加救國團的活動而前往蘭嶼。這個關姓青年的榜樣，讓夏曼．藍波安開啟了他想「讀大學」的夢想。

他想要憑自己的能力考大學、唸大學，這條路走起來，也就特別辛苦。夏曼．藍波安放棄搬運汽水工作之後，與另一個學長到毛巾工廠、紡織廠工作。這段期間，他曾送過嘉裕西服的貨，也曾送過保力龍的貨，還到基隆去做綁鋼筋的工作，趁著工作之便，他把大台北的地形摸得熟透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夏曼．藍波安決定報考大學聯考。他暫時放下工作，到補習班上課，專心拼命讀書。然而，一向不擅理財的他，很快就把賺來的錢花光，以致到六月時就沒錢可用了。當時他住在永康街，早在考前多日，永康街很多家小吃店都被他賒過帳。

隨車送貨，同時準備聯考

考前兩天，夏曼．藍波安沒錢吃飯，餓著肚子度日子。考試當天，他從永康街徒步走到北一女中的考場去應試。縱使是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是堅持把第二天的聯考考完，他覺得，這是對自己負責。

如果不是自己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期望自己能考上台大考古系，或是哲學系，或是政大歷史系。然而，餓到發昏的地步時，光是連考試作答、用2B鉛筆塗試卷的力氣都沒了，哪裡談得上期望？考完試，他走回永康街，站在二十一巷的日式房子前，為著自己茫茫然的前途而哭。

一九七九年的暑假，考試失敗後，他先回到蘭嶼，之後再回基隆去綁鋼筋。接著他又到染整廠，擔任送貨員、貨運助手的工作。很幸運地，在染整廠送貨時，他遇到一個剛從中興大學畢業、很年輕的隨車司機。他知道夏曼．藍波安很想考大學，也一直幫著他。夏曼．藍波安很感激這個朋友：「他一邊開貨車，一邊幫我復習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我才能一邊工作賺錢，一邊讀書準備考試。」夏曼．藍波安終於在一九八○年，憑著自己的能力考上淡江大學法文系。

在讀大學之前，夏曼．藍波安就已嚐遍人生的挫折。他常常從挫折中反省自己。在他的眼裡，已經沒有什麼事是「順利」的了。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重返蘭嶼，學習飛魚文化

一九九○年代，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重新學習達悟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後，才真正徹底走入蘊育自己的部落文化。從造船、捕飛魚的文化中，他深深體認到海洋文化的生命力，以及達悟族與大自然生態融合成一體的人文思考。夏曼．藍波安認為，台灣也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海島，但是長久以來，受到來自大陸內地的漢民族思想所影響，對海洋生態並不重視也不尊重。

夏曼．藍波安指出，同樣是捕魚，達悟族人抓飛魚，有著文化意涵，只捕捉自己所要食用的飛魚，以求自給自足；而台灣本島的漁船抓飛魚，卻是只有經濟意涵，漁民們橫衝直撞，大把大把地把網撒下，希望捕捉更大量的魚，以便賺更多的錢，完全不尊重蘭嶼的生態，連一百五十米深的海珊瑚也不放過。而蘭嶼在開放觀光後，資本主義的活動方式影響到達悟族人的生活型態，原本族人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也一再遭受到極大的挑戰。

家遭變故，自我放逐南洋

二○○三年三月，夏曼．藍波安的人生再次遭逢重大變故，一個月期間，他接二連三地喪失了母親、父親、大哥三個親人。這對他的打擊相當大，也讓他一直思索著自己何去何從。二○○四年，他入選文建會「全球視野文學創作人才培育計畫」後，夏曼．藍波安就提出「南太平洋夢想之旅」。

這趟航行的時間，從二○○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二○○五年的二月十五日。在心態上，驟然失去三個親人的夏曼．藍波安，有著自我放逐的味道。二○○五年，夏曼．藍波安考上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於五月底，第二次出海航行。這次航行中，夏曼．藍波安成為首位以獨木舟橫渡南太平洋的台灣人。

一位台灣中小企業家資助這次航行，在印尼打造南島民族復古船舷外浮桿獨木舟「飛拉達悟」號，由日本冒險家山本良行任船長，連同夏曼．藍波安，以及五個印尼人在內，一共七人同行。這艘船的船身長十七公尺、寬一米八、高一米八。他們航行中曾遭遇到三次大風暴。夏曼．藍波安一路上只有帶著全球衛星訂位儀，與一些米飯、泡麵，其他就靠釣鬼頭刀魚來充飢，他們並用柴油煮魚來吃，一度釣不到魚時，只能划著船去找其他釣魚的船，向他們要魚來吃。日本船長雖然備有衛星電話，但船出發後，就發生電話按鈕按錯，以致電話打不出去的狀況。這趟航行不算成功。

攝影／邱萬興

六海浬內，保障生態海域

政黨輪替後，夏曼．藍波安表示，則是語重心長地指出，「不容否認，在政策的推動上，民進黨比過去的國民黨更積極、更具體。但是，民進黨的立委在文化上、知識上的素養，還是不夠。」他甚至認為民進黨的立委仍是「民粹」主義至上，把很多應該由全民共同討論的問題，都丟給原住民委員會去解決。

夏曼．藍波安指出，「全蘭嶼的人口，只有四千多人，就算把蘭嶼人全部塞進台北市羅斯福路的台電大樓內，也綽綽有餘。」相較於兩千三百萬的台灣總人口，達悟族在人口比例上，算是非常弱勢的民族，但它卻有著獨特的飛魚文化，台灣執政當局，更應特別珍惜這項台灣人民共同的資產。因此，夏曼．藍波安強烈主張，民進黨政府應該提出「蘭嶼周邊六海浬，列為達悟傳統生態海域」的政策，唯有如此，才能讓當地的海洋資源受到保護而得以永續。「如果這個政策無法通過，那麼，說得再多也是徒然！」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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