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繪人生 精神醫師 劉嘉逸(上)

文／邱斐顯

 

長庚醫院精神科主任劉嘉逸醫師。照片提供／劉嘉逸。

本文刊載於2009年11月《人本教育札記》。

二○○八年，長庚醫院精神科主任劉嘉逸醫師，獲頒長庚大學優良教師教學獎。他在得獎心得說道：「我們仍關心社會，關心醫療，關心教育。然而，面對七零八落的教改，苟延殘喘的健保，民怨四起的醫院評鑑，以及富裕貪婪、價值體系逐一崩解的台灣社會，卻無助地發現，自己僅是時代巨輪中的小鐵屑，年輕時的豪情壯志，也已成『狗熊無力可回天』的笑談。能做的，也是最後的寄託，似乎僅剩『教育』了。感謝從幼稚園到現在，所有教導我的師長，以及在教育上，共同踏實地努力的朋友們。願教育讓我們的下一代更好，天祐台灣。」

劉嘉逸，從小喜歡畫畫、喜歡寫作；醫學院畢業後，全心投入精神醫學與教學工作。然而，即使行醫二十多年，他還是這麼認為：「如果我沒當醫生，大概會畫畫、寫文章，四處流浪吧！」

幼稚園時，學用台語祈禱

如果你有機會坐下來和劉嘉逸醫師對談，你會發現，他有著一張和藹可親的臉龐，鼻樑上掛著一副圓框眼鏡，嘴角總是微微上揚。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醫師，一個很有耐心的「精神科醫師」。他開口說台語時，可以讓人感覺到台語的優美；而談起他的精神醫學專業，卻又不會令人覺得他的專業高深莫測。

劉嘉逸，一九五八年出生於南投縣魚池鄉。幼年時，就讀基督教長老教會所辦的「長愛幼稚園」，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幼稚園的老師教導學生，用「台語」來祈禱，「我記得老師雖然用台語教我們，但他不是教我們說『上帝』，而是說『天父』。」

小學時期，劉嘉逸就讀南投國小。對於當年的小學老師們，他一直感念在心。小學一、二年級的級任老師是本省籍的簡惠蓮老師；三、四年級是外省籍的陳芝芃老師；五、六年級是本省籍的賴煥昌老師。「那 時候的老師，不論是源自日治時期的本省籍教師，或來自中國大陸的教師，都非常注重生活教育。」劉嘉逸回憶道，「賴煥昌老師是我們學校的棒球教練。除了教書，他還教我們打棒球。我甚至因此加入棒球校隊。」小學時期，除了喜歡運動、打棒球之外，劉嘉逸也喜歡文學與創作。他寫稿、投稿，常有作品發表。

劉嘉逸出身書香世家。他的祖父從南投北上求學，讀到台北師範學校之後，回到魚池教書。他的父親也從南投到台北求學，高中時讀的是建國中學，大學時則是讀「行政專校」（即國立中興大學前身）。父親讀大學的年代，「行政專校」是僅次於台灣大學的第二個好學校，學校設立旨在培養公務人員。

父親雖是公務員，但是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劉嘉逸小學畢業後，先後參加了台中、嘉義、台北等地的私立初中聯招。他的成績優秀，同時考上了台中的衛道中學以及台北的再興中學。父親為了訓練他獨立，於是鼓勵他到台北唸書。

再興中學是當時著名的私立中學，一半的學生是由原本就讀再興小學的權貴子弟直升而入，另一半則是透過向外招考的方式招收學生。透過考試，這一半考進去的學生，以本省的農家及公教子弟居多，但雖然社經背景不同，但相處融洽，很多同學現在仍有聯絡。雖然再興中學是私立學校，但因校方提供獎學金，加上父親是公務員的身份（子女就學時有經費補助），劉嘉逸讀書時，並不會因就讀私立學校之故，而造成家庭的負擔。

比起父親的想法與作法，劉嘉逸母親的想法就保守許多。他回憶著：「我媽媽知道我一個人要到台北唸書，非常不捨，她覺得，我那時候身高不過一百三十多公分高，甚至有點營養不良，她真的不放心讓我一個人去台北求學。」不過，在父親的堅持下，劉嘉逸還是進了再興中學的大門。

再興中學，那位關懷社會的王老師…… 

再興中學三年裡，劉嘉逸被編到一個比較活潑的班級「愛班」。他記得，班上同學愛玩，很多校內比賽的成績沒有非常傑出。而他的導師李家祺（初二至初三的歷史老師），則會激勵同學的士氣，鼓勵大家除了讀書，還需五育均衡發展。並引導大家閱讀胡適、陳之藩、亞當斯密、馬基維利等名家著述。他記得李老師曾以「求知識，爭人格」勉勵他們。

離鄉背井、隻身北上求學的同學們，約有二、三十人住在學校宿舍。再興中學的生活教育非常嚴格，校方規定，晚上七點到九點，住校學生必須留在教室裡自習。初二那年，晚自習的課輔工作，由一位家住基隆、但尚在政治大學研究所唸書的王老師擔任，住校學生的家長聯絡簿自然也由王老師代簽。

劉嘉逸對這位王老師印象很深。當時，有些同學向王老師反應，不想待在教室裡唸書。王老師知道後表示，他可以理解學生的無奈，他覺得學生應該可以自由選擇他要讀書的環境，只要學生不走出校門，他答應讓學生在校園內其他角落自習。學校反對，但王老師會幫同學據理力爭。除此之外，王老師也常常教導學生，要關心社會弱勢者，「能到再興中學來讀書，就表示你們的家境，比其他窮苦人家出身的小孩好。」

事隔多年，劉嘉逸才知道，這位王老師，原來就是長年投身民主運動的台灣文學作家王拓。王老師的啟蒙，讓劉嘉逸知道要去關心社會弱勢者。當年（1972）年，王老師教他們的時候，怎麼知道幾年後（1979）會發生「美麗島事件」，怎麼知道他會因此而入獄，又怎麼知道往後會有民進黨成立，他甚至因而當上國代、立委？

建中青年，多彩多姿的文藝歲月

高中聯招放榜，劉嘉逸考上建國中學。進了建中之後，他高一自學吉他、投稿寫文章，高一下被延攬入《建青》（建中青年）編輯部，參與寫作、編輯的工作。高二的導師李美枝老師，任教的課目是地理，對學生有愛心、又有耐心。直到大學畢業，他都還與李老師保持連繫。「我高二的時候，因為加入建青，在教室的時間很少，在社團寫文章、編刊物的時間較多。有時候，晚餐吃飽後就睡覺，半夜才爬起來讀書。」

「我其實還不算是建青的核心幹部，那一年，總編輯是林端（現任台大社會系教授），副總編輯有兩位，一位是王汎森（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另一位是楊慶華（曾任婦產科醫師，已因心臟病過世）。其他較為知名編輯為作家謝材俊（作家朱天心的先生，知名詩人、作家、評論家），以及高三就得聯合文學首獎的作家丁亞民。吳祥輝是大兩屆的學長，王浩威則是小我兩屆的建青總編輯。」

這樣人才濟濟的社團，開拓了劉嘉逸的文學視野。「我曾經為《建青》寫過六千字的長篇文稿，對我而言，這是一大挑戰。以前，我只是寫寫短篇文章、小品、隨想，這個經驗是一大突破。」

劉嘉逸雖然對文學興趣濃厚，但受家人的影響，加上自然科的成績不錯，高三就轉到丙組（自然組）的班級去。建中三年，他得到兩個寶貴的收穫，一個是自由不羈的學習態度，一個是對自己負責的態度。

百人共眠，醫學院實驗室當寢室

一九七五年，陽明醫學院剛成立。次年，劉嘉逸考上陽明，成為該校第二屆學生。「當時學校還沒蓋好宿舍，只好把原本一間大實驗室挪來當成寢室。校方來不及隔間，就把近百張的床，兩張、兩張並排在一起。這間寢室，一共住了一百個人。」

醫學院的學生共處一間百人寢室，會是什麼景象？

大寢室裏的理髮師。圖左：連德正（現為榮總內科主治醫師），

圖右：李心白（現為屏東基督教醫院骨科主任）。

「有人很早就入睡休息，有人深夜才起來讀書，有人彈吉他，有人聊天，有人寫作業，大家倒也相安無事。」大學寢室內一籮筐的趣事，直到如今，仍深烙劉嘉逸腦海中。例如教官早晨會到寢室來，大呼小叫地要同學們起床；也有同學在寢室幫同學理頭髮的精彩鏡頭。讓他最難忘的一件趣事是，班上有位詹姓同學大二就談戀愛，大三的時候，女友的父親想把自己的女兒早早嫁出，這位同學在極大的壓力下，不知所措。「當時，我們的教官左其鼎和學生處得不錯。」左教官得知此事，就鼓勵他「老弟啊，敢愛敢恨，勇敢去搶過來吧！」想不到老詹真的連夜去「搶婚」成功。後來就在學校旁的小餐廳裡，全班同學幫他們舉辦了溫馨歡樂的婚禮。」

因為學校小，師生關係密切，當時陽明的院長韓偉教授極重視生活及人格教育，老師不論是來自北京協合、湖南湘雅的資深前輩，或歸國二十幾三十歲的年輕教授，都充滿理想與教育熱忱。

劉嘉逸毫不避諱地指出目前高等教育體的盲點。「以前，大學老師，把心力投注在教育上，經師人師，影響學生很大，像我們班很多同學走小兒科，走基礎醫學，走公共衛生，都是受老師的感召。然而，現今大學教師的升等制度，只重視論文發表，不重視教學輔導。『重視教學』的口號喊得鑼鼓喧天，一到『升等制度』，還是比論文。論文多，升等才有望。這種情況下，誰願意花時間來教學生，多跟學生相處呢？」這樣的教育制度，著實令人擔憂。

從小到大，劉嘉逸常常被編到「愛玩的班」，大學亦然。他進陽明醫院那年，醫學系依考生姓名筆劃編成甲、乙兩個班，甲班同學讀書較認真，劉嘉逸就讀的乙班則琴棋書畫運動遊玩樣樣來，大家戲稱自己是「放牛班」。導師武光東教授是當年從中國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少年兵，刻苦向學，先後就讀建中、台大，而後出國留學，成為知名的遺傳學家。他是一位關心社會的自由主義學者，深具科學、民主情操，也是一位相當有風骨的知識份子，影響全班同學深遠。「畢業這麼多年， 武老師到一直是我們放牛班的精神領袖。」 

2009年陽明醫學系第二屆乙班同學會，前中為永遠的「精神領袖」武光東教授，最後排右為劉嘉逸。

受陳永興醫師感動，決志當精神科醫師！

大二那年，劉嘉逸讀了陳永興醫師寫的一本書《飛入杜鵑窩：一個精神科醫師的反省和呼喚》，深受感動。陳永興在書中提到，當時，全台灣的醫療體系，只有九十九個合格的精神科醫生。劉嘉逸覺得，投入其他科別的醫生很多，不缺他一個，但如果他能投入精神科的醫療領域，就可以發揮多一點力量，去幫助別人。

大四的時候，劉嘉逸就很明確地知道，自己要往精神醫學去發展。劉嘉逸很喜歡小孩，本想當小兒科醫師。大六實習時，同學們碰到小病童因醫療操作哭鬧無法擺平時，最常作的就是call「卡通醫師」劉嘉逸來逗小朋友笑。但當他真正到小兒科實習時，遇到小孩因癌症而過世的病例，心軟的他，卻承受不了這種傷心難過而嚎啕大哭。這更讓他確定不選小兒科，而選精神科做為他的志業。

這些年中，台灣精神醫學界的前輩，時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的葉英堃醫師，曾率領療養院的主管，到陽明醫學院，說服學生加入精神醫學陣容。除此之外，劉嘉逸也記得，一九八○年代的某一天，他們幾個醫學院學生曾到陳永興醫師的府上訪問陳醫師，和陳醫師長談。陳永興除了關心台灣精神醫學發展外，也投入很多心力在台灣的反對運動上。

曾任陽明醫學院及榮總精神醫學部主任的沈楚文教授，亦是劉嘉逸學習的典範。「沈醫師的脾氣很好，對屬下包容，作風開放，他從來不怕自己的屬下能力過強而搶功。在我認識他的時間裡，我從沒看過他發脾氣或大聲說話。」沈楚文醫師的退休茶會上，劉嘉逸曾問他：「沈老師，您怎能那麼有耐心，都不會生氣或發脾氣？」沈楚文醫師回答他：「生氣無濟於事，而且常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去處理生氣所帶來的後遺症。」簡單一句話讓劉嘉逸豁然頓悟。劉嘉逸後來領導林口長庚精神科，以開明自由 (liberal) 風格著稱，即深受沈教授的影響。

為了說服媽媽，家中牆上貼滿剪報！

一九八○年代，台灣最熱門的醫學科系，不外乎「外科」、「內科」、「婦產科」、「小兒科」等科系。相較之下，「精神醫學」是一門非常冷門的醫學，很多人認為，精神科醫生的患者不是一般人，而是精神有異常的人，尤其是「瘋子」。  

劉嘉逸說道：「如果醫學院老師知道你想往精神科發展，多半會鼓勵你、支持你；如果家人知道的話，多半不贊成。」當年劉嘉逸選擇精神科，最大的阻力，來自家庭。

為了讓父母接受他的決定，他常常在家裡的牆上，貼了一些剪報，告訴家人精神醫學的重要性。他的妹妹到現在還記得，當年家中牆上貼滿剪報的景象。後來父親不但接受他的選擇，也幫著他說服他母親。

（未完待續）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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