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3日 星期三

江蓋世作詞,呂泉生作曲「囚人搖籃歌」(一)

文/邱斐顯


  

呂泉生教授。照片提供/辜惠倫。 


音樂大師呂泉生教授,於 2008年 3月17日過世,享年92歲。


2008年 6月23日,榮星合唱團於台北新舞台,為呂泉生教授舉辦一場紀念音樂會。


我想在中央社的英文網站上,介紹這個紀念音樂會的展演活動,6月中旬,便開始積極找人提供資料。我上網找到榮星合唱團的網站,終於找到一位團員辜惠倫小姐。6月17日,幸好辜惠倫幫忙,給了我不少呂泉生教授的電子圖檔,以及一些文字參考資料。


比起另一位較年輕的台灣音樂家蕭泰然教授,呂泉生教授的英文資料似乎非常有限。在Wikipedia英文網站裡,蕭泰然教授的英文資料,滿滿一大篇;而呂泉生教授的英文資料,則尚無人編寫。


我再以呂泉生教授的英文名字搜尋,找到了台美基金會(Taiwanese-American Foundation)。該會於二○○七年十一月,頒發「人文成就獎」給呂泉生教授。因此,我在這個網頁裡,找到了部份的英文資料。除此之外,我也參考了一些相關網站,如「Cultural Taiwan」、「Taiwan News」。


最後,我自己把一部份重要的中文資料,編譯成英文文稿,之後再請中央社外籍顧問 Peggy Carr 協助修訂。


編譯過程中,我有機會重新認識呂泉生教授一生的作品,因而對他更加敬佩。


他在二次大戰末,1945年,因為思念自己的嬰兒,而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搖嬰仔歌」。然而,1991年,他75歲的時候,人在美國,看到教會公報上,刊出江蓋世為友人鄒武鑑所寫的一首詩「想子」,他老人家竟然親自為這首詩譜曲,做成「囚人搖籃歌」。


當年江蓋世、鄒武鑑等「台獨聯盟」成員,被國民黨當權以叛亂犯收押於台中看守所,鄒武鑑隔著鐵窗,無法抱子的痛苦,透過江蓋世的文筆,感動了高齡75歲的呂泉生教授。這首「囚人搖籃歌」收錄於1992年初版,1997年修訂一版的《呂泉生歌曲集》(榮冠樂譜出版社)。


讓我感動的是,呂泉生教授,在「搖嬰仔歌」創作之後的四十多年,仍為「無法抱子」的痛苦,感同身受。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江蓋世作詞,呂泉生作曲「囚人搖籃歌」(二)

文/邱斐顯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一。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一九四三年,呂泉生應「厚生演劇研究會」邀請,擔任新劇《閹雞》配樂作曲與樂隊指揮。他採用大量臺灣民謠為素材,編寫配樂,引起轟動。〈丟丟銅子〉、〈一隻鳥仔哮救救〉、〈六月田水〉等民謠一經改編演唱,予人耳目一新的觀感,頓時改變一般民眾對「民謠」一詞鄙俗的印象,賦予民謠新的社會定義。


呂泉生一生埋首寫作歌曲,以之為樂、以之為業,其所編、作的作品總和超過三百七十首。名作如〈搖嬰仔歌〉、〈杯底不可飼金魚〉、〈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等,不但是名家音樂會上演出的曲目,也在小市民口中傳唱不歇。


其中〈一隻鳥仔哮救救〉,其旋律之淒楚,意涵之深遠,成了早期台灣黨外運動聚會中,經常被傳唱的一首名曲;甚至許多被名列為黑名單,無法返鄉的海外台灣人也常常唱著此曲,以表他們的心聲。


巧的是,就在 呂泉生 教授紀念音樂會的這篇英文報導編輯完成後不久,七月初,高齡 82歲的「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阮美姝老師親自打電話,邀請江蓋世參加她的感恩音樂會。這場音樂會的主要目的是,她要為她父親——「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阮朝日先生,舉辦 107歲的生日紀念會。她音樂會上,邀請旅美聲樂家吳庭和先生,演唱呂泉生老師的作品〈杯底不可飼金魚〉與〈囚人搖籃歌〉。江蓋世是〈囚人搖籃歌〉的作詞者,因而被邀請。


這場音樂會於 7月 6日 (周日)舉行。前一天晚上,女兒正練著琴,我讓女兒看著樂譜,彈起這首〈囚人搖籃歌〉。音符在琴鍵上彈來躍去,我聽著聽著,剛好先前才整理過呂泉生老師的英文報導,突然一個靈感湧上來:我覺得這首〈囚人搖籃歌〉的曲調,很像呂泉生老師把他的〈搖嬰仔歌〉加上了〈一隻鳥仔哮救救〉。


我怕自己的想法太突兀,只好寫 e-mail 向辜惠倫請教。她是呂泉生的學生,我希望向她求證,我這個感受不是天馬行空:「不知妳聽過〈囚人搖籃歌〉嗎?不知道我會不會說得太離譜?」。惠倫很快給我回音,她知道呂泉生老師所作的這首「囚人搖籃歌」,她回信說:「我聽過!被您一說還真是的,曲中真有其他兩首之精髓,因而更令人動容了!」


不但如此,惠倫也幫我把 e-mail 轉給呂泉生老師的女兒呂玲兒。不久,惠倫再把她的回信轉給我。她的回信如下:


Funny, I was humming this melody in the car this afternoon. 

I remembered that my father once told me that if you read these lyrics repeatedly and you would find the melody there which always matches with the tone as we say the words. This is a beautiful piece specially sung by a good baritone.


哦!That’s it. 如果我不是剛好編輯到呂泉生老師的文章,大概也不會得出這個結論,這是我的一大收穫!對蓋世而言,這也是一個莫大的收穫!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二。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三。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四。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2010年6月14日 星期一

江蓋世《我走過的台灣路》 序






 


江蓋世《我走過的台灣路》序


 


台大學生時代,我就很想寫一本書。





那時的夢想,總有一天,我要把我看到的,我聽到的,我做過的,我走過的,那一串串心路歷程忠實的寫下來。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寫了一本偉大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在前言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人類的歷史,很有耐心的,等待被壓迫者,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讀這句話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有先知預言的氣勢,但並無深刻體認。




一九八六年,台灣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那一年,我開始投身反對運動,而後鼓吹台獨思想自由,進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回首我走過的台灣路,我才深深的體會到,羅曼羅蘭那句話的偉大之處。他的話,等於是鼓舞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告訴他們:「眠不會久長,天總是會光。」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買了一本《甘地傳》。看了這本書之後,甘地他那枯瘦的身影,他那嘴角的微笑,他那一雙拖鞋,他那一根拐杖……,都不時在我腦海中盤旋;最重要的,是他那「愛與非暴力」的精神,成了我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精神指導。


 


我想寫這一本書,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二十年前,我這個台大學生,當年立志寫書的夢想,今天,我要把它實現;


 


第二,我要以自己的「甘地精神」奮鬥經歷,為台灣的歷史做見證,我想向世人說明,追求台灣民主獨立的坎坷路途上,跟我一起奮鬥的年輕人,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


 


說起我的寫作計畫,也是一波三折的。


 


我曾三度動筆想寫這本書,但都功敗垂成。


 


雖然三度功敗垂成,我還是不死心,腦中一直編織著這個夢想。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度參選,當選台北市議員。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百週年,就在這個具有特別歷史意義的一年,我第四度下定決心,無論如何,我要排除萬難,非完成這本著作不可!這一次,我終於貫徹到底,從一九九五年七月開始,歷時兩年,我終於完成了這本書,也實現了我二十年前的夢想。


 


有關這本書的寫作,我想做幾點說明:


 


第一,我是以自傳的體裁,來寫我倡導「甘地精神」,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心路歷程,年代是從一九七三年我讀建中的學生時代,一直寫到一九八八年底,我離開土城看守所。跨越的時間,有十幾年,但重點都集中在一九八六年及一九八七年這兩年,因為,這兩年,正是台灣由威權統治邁向民主政治的分水嶺。


 


寫作的過程,我力求人事時地物符合史實,但我並不是一位歷史學家,我只能針對我最了解的事實,依據我的日記、剪報、相關資料及訪問有關人士,而忠實的寫了下來。但是,畢竟我寫作的方式,是自傳的體裁,難免在記錄史實上,無法面面俱到。這一點,還請讀者原諒。台灣近十年來的民主運動史,是由許許多多的人,用他們的鮮血、辛勞、汗水與熱淚,共同寫下來的,我所寫的,只是整部民主運動史的一小頁。


 


第二,我曾在牢裡學習台語文,創作台語詩,試寫台語散文。因此,我寫這本書,本文都是用中文表達,而文內對話方面,則看對話者的場合與時機,而用台語文寫出來。因為我覺得用台語文的對話,比較能忠實的表達我當時的思想與感情。


 


第三,為了有效完成這項寫作計畫,不讓我這本書第四度流產,我請了一位中文電腦輸入高手來幫我的忙。我利用公餘之暇,或犧牲假日,以口述的方式,完成這本書。我根據事先擬訂的大綱與細目,逐章逐節的口述,然後,她直接在電腦上打字。我一邊唸,她一邊打字,遇有錯字,或文詞不妥之處,我們可以馬上修改。我們這種合作的方式,給我兩大好處,第一是,短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寫上幾千個字;第二是,我直接口述,她馬上打字出來,這樣可以讓我寫出來的文章,比較口語化,而口語化的文章,讀起來比較平易近人。


 


最後,我想說一些感謝的話:


 


在這裡,我感謝那些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們,沒有他們的犧牲與奉獻,就沒有我們這一代前仆後繼的反對運動;


 


在這裡,我更要感謝全島各地,那許許多多公開的或暗地的支持者,沒有他們的協助與鼓舞,我們不可能一趟又一趟的走完全島的台灣路;


 


我感謝這些年來,跟我一起奮鬥的同志,與不時給我支持的好友,因著他們,使我得以在面臨挫折、遭到打擊時,依然能微笑向前,繼續奮鬥!


 


我感謝家母及兄姊的支持,讓我在坎坷的路途中,永遠有個溫馨的避風港;


 


我感謝我的電腦打字助理 顏秀珍 小姐,因著她的協助,我得以逐章逐節,努力向前,終於完成這本書;


 


最後,我感謝我的太太邱斐顯,兩年來,她不但細心的為我校稿,也不斷提供一些寫作上的意見,更給我無比的精神支持,使我全力以赴,夢想成真。


 


出書前夕,我想說的是:


 


「非暴力就是愛,台灣人民要走台灣路。」





蓋世於初版前夕,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2010年6月12日 星期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一章 萌芽




1-1   懵懂的台大學生


一九七六年,我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政治系。台大,是多少年輕學子所嚮往的明星學校,從懵懵懂懂的建中少年,走進台大的椰林大道,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曾記得聯考之前,在公館附近搭乘公車的時候,看到三三兩兩的台大大哥哥大姊姊,身上穿著卡其校服,胸前繡著「國立台灣大學」六個字,心中好生羨慕,暗想:「將來我一定要進去!」


這個夢想,果然實現了。建中畢業,我考上台大政治系的國際關係組,也就是一般通稱的外交系。那時,我心中好樂,有一天,我將要成為外交官。可是,我去打工的時候,出了個糗。


事情是這樣的,考上大學之後,一位同班同學名叫做黃振榮,他來找我道:「走吧,我們一起去打工吧。」我們兩個就一起去一家可樂公司打臨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著貨車去送貨,或搬回空的可樂瓶子。


有一天,送到一家雜貨舖,那歐巴桑站在店門口的走廊上,笑咪咪的對我們說:「少年仔,恁真辛苦!」


跟我同組的伙伴,他長我幾歲,大概是國中畢業就出來做事,長得一臉橫肉,滿嘴髒話,但有時也不失赤子之心,專愛開別人玩笑。他對著老闆娘,手指我神氣地說道:「頭家娘啊,阮這咧少年仔,是台大的學生喲。」


「台大的?敢真的?是讀嘟一系?」


被老闆娘一褒獎,我心頭飄飄然,就搶著答道:「我剛剛考上台大政治系,就出來打工的。」


「夭壽短命的,別的嘸讀,偏偏欲去讀政治系!敢毋使轉別系嗎?」


我心中暗暗叫苦,原以為台大的金字招牌,會贏得她的一陣讚美,想不到,聽到「政治」這兩個字,老闆娘臉上的表情,由擠滿的笑容,眼睛瞇成一線,頓時,眉頭一皺,嘴角下垂,眼神露出無比的惋惜之意。 


那老闆娘的一張臉,正是當時台灣社會環境的活生生寫照。什麼都可以碰,就是政治少去碰,台大是一流的,台大政治系卻是「頭殼壞去」的人,才會去讀的。


那時,在我懵懵懂懂的腦子裡,有聲嘶力竭的黨外政見發表會,有遙遠的二二八悲劇,有廖添丁故事裡的日本警察大人的嘴臉……,我就是想讀政治系,我可不管外面的社會怎麼個想法。政治可不可怕,我不懂。我天天頭戴著高中大盤帽,揹著大書包,做著建中紅樓夢。我常常幻想,總有一天,我能振臂高呼,為自己的國家,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一進台大,夢想將來當個外交官,因此,一口流利的英語,是少不了的。大一時,我常常跟同班的幾位好友,如:石之瑜、曾永光、佟光華……等人,我們常常有空沒空,就用英語交談,或討論國家大事,或大談個人的戀愛經驗,或瞎掰打屁。


當時我是住在台大法學院的宿舍,可是每天上課,都要搭公車到羅斯福路的台大總區來,有一次,在總區下完了課,我就提議道:「我們不要搭公車了,怎麼樣,大家一路由這裡走回法學院吧!」眾人皆說好,於是,一夥四、五個人,展開長途跋涉的「英語徒步」,由台大總區出發,走新生南路,轉到仁愛路,拐進徐州路,最後抵達紹興南街的台大第四宿舍。


奇怪,一個小時下來,腳是有一點兒酸,但我們心裡頭,一點兒也不累,原因無他,我們邊走邊用英語打屁,講得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兩人對講,三人搶話,偶爾有路人走過,總是撇過頭來,投下狐疑的眼光:「這群人是不是瘋子?」我們也不管人家怎麼看,也不理會別人暗地咒罵我們,說我們崇洋媚外,反正我們心中有個亮,希望未來能夠出席國際青年的會議,一展英語的辯才,別人的笑罵或暗幹,也就丟到後腦勺了。


為了進一步磨練自己的英語能力,我跟同班好幾位同學,一起去報名參加「國際事務研習會」,那時一個暑期青年國際事務的研習營,全部活動,都是說英語,還有模擬國際會議,因此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去報名參加。要進去,還真不簡單,先通過筆試還要再來一關口試。


那次筆試,在台大總區考試,我時間記錯了,遲到了半個鐘頭,才大搖大擺地走進考場,一看場外無人,門口站了個應試的老師,我心頭一驚:「慘了,我太胡塗了,大家都在考試了。」我趕快趨前一步,向那位老師苦苦哀求,拜託他給我一個機會。」


「來不及了,人家已經考了半個鐘頭,我看你還是明年再來吧。」他搖搖頭苦笑道。「拜託,拜託!千萬給我一個機會!考不過,我也算了,但還有一點時間,請幫個忙吧。」


熬不過我的哀求,那老師一臉不情願的說道:「好吧,好吧,你趕快進去吧,快要下課鈴響了!」於是我趕緊衝進考場,抓起試卷緊握著筆,深呼吸一口,埋頭猛寫,一看試題,還好,並不難,我也不知哪來的衝勁,幾乎憑著反射動作,瞄一下題目也沒經過長時間思考,瞬間作答,就這樣,好像從台北,一路飆車,直奔高雄,險象環生,抵達終點了,我喘了一口氣,轉過頭來,看看前後左右,咦,我都寫好了,別人還在寫,難道我亂寫不成?罷,罷,罷,管他的,交卷吧,考不上就算了,我也懶的再詳細檢查,交了卷走出試場,鈴聲就響起了。


原以為,這下子沒指望了,想不到,筆試放榜了,我居然榜上有名!要是我一踏進門,碰了釘子,馬上垂頭喪氣的走開,那一切就沒輒了,還好,憑著一股傻勁,我用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亂闖瞎撞,倒給我考上了,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通過了筆試,下一關,我可沒那麼輕鬆,碰到的是當面口試,應試的那一天下午,心裡蠻緊張的,不斷地對自己打氣:「別緊張,會就會,不會就不會,又不是考聯考!」口試前一小時,我就在台大校園裡逛來逛去,走啊走的,走到舟山路側門的小庭院,那裡有一棵綠意濃密的大樹,樹下有好幾塊大石頭。


我突然眼睛一亮,看到一位美國女孩子,坐在樹下乘涼,這不是最好機會嗎?我趕緊趨步前往,但走了幾步,又故意放慢腳步,略做輕鬆狀,以免人家以為我是個莽撞的人,趨前一看,她一頭金髮披肩,皮膚白晰,長得有點像「戰爭與和平」電影裡的女主角奧黛麗赫本,雖不比她的美麗,卻跟她一樣有無比的優雅的氣質。我走前一步跟她聊起,才知道,她是來台留學的女學生,名叫安妮,在台大的史丹佛研究中心就讀,聊了幾分鐘,我不再那麼緊張了,愈講愈順,嗯,真好,英語口試之前,能跟一位老外場外即席練習,好像舌頭塗了一些潤滑油,愈講愈順溜。 


最後,我看看錶,也該走了,突然想起還沒自我介紹,便對她說道:「 My name is Chiang Kai-Shih。」只見她瞪著大大眼睛,噗哧笑了一聲,正當我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她笑著回我一句話道:「My name is Mao Tze-Tung!」


她誤會了,我也傻在那裡。原來,她以為我故意開她玩笑,自稱是「蔣介石」,天大的冤枉啊,我跟蔣介石既不同名又不同姓,只不過是英文唸起來,完全一樣,害她也回我一句,「我是毛澤東」。


跟她揮手道別後,我參加了口試,如願以償的通過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那位美國女孩子,當時我也忘了,互相留下聯絡住址電話。可是,她的一句會錯意的玩笑,卻給我無比的衝擊。


我在建中時,曾與成千上萬的學生,雙手拿著彩球,空中揮舞,高呼「蔣總統萬歲!萬萬歲!」我們的大盤帽底下,裝的是,蔣介石是「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國家的舵手」……。而毛澤東呢,他是一個大獨裁者,他是一個萬惡不赦的屠夫,他是個自由中國的頭號敵人。我們是民主的,他們是獨裁的,蔣介石是民主的,毛澤東是獨裁的,這麼簡單的二分法,就是我們一般學生的政治認知,可是,安妮的一句話,卻敲碎了我過去的認知,我一提蔣介石,她就回應毛澤東,是不是在老外的眼中,這兩個政權的領導者,真的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比,還是極權獨裁的難兄難弟呢?


後來,我把這段故事,告訴我的同學,他們也就不時開我的「蔣介石」玩笑。往後的大學生涯,我躺在台大椰林大道上的草地上,我看的書愈多,我離開蔣介石愈遠,等到我畢業當兵退伍之後,投入黨外運動,便徹頭徹尾的向蔣家政權宣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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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序




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台灣國際詩人】李魁賢專訪-用台語,創作歷史長詩《二二八安魂曲》 文/邱斐顯



  詩人李魁賢簽書會,攝影/江蓋世。


台灣詩    走國際    詩人李魁賢  



詩人李魁賢,1937年出生於台北淡水,於台北工業專科學校(現台北科技大學)主修化學工程,後於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主修德文。自1953年(17歲)首度發表詩作以來,持續不斷寫詩、譯詩,長達五十多年。他的詩作、譯作等身,除了在台灣發表之外,也發表於中國、美國、菲律賓、香港等地,各種語文的翻譯本,並在日本、韓國、加拿大、紐西蘭、荷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印度、希臘、西班牙等國的文學雜誌及詩刊發表。





李魁賢筆耕多年的傲人成果,攝影/江蓋世。


李魁賢是一個同時享譽台灣及國際詩壇的台灣詩人,不但屢獲台灣文壇的諸多獎項,如吳濁流新詩獎、巫永福評論獎、笠詩刊評論獎、行政院文化獎、吳三連獎等;也常獲得外國的文學獎項,如英國國際詩人學會傑出詩人獎、印度千禧年詩人獎。印度詩壇更是三度(2001年、2003年、2006年)提名他角逐諾貝爾文學獎。
 

退休開始學電腦   設部落格

2007年底,李魁賢卸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的職務。2008年,71歲的李魁賢在女兒的協助下,學習電腦操作。他除了學會用注音符號輸入中文,也學會用Skype通訊軟體,與國外的女兒連繫。父女兩人,一端在台灣,另一端在美國,遇到電腦上不懂的問題,遠在美國的女兒,就是他最佳的幫手。


學會使用電腦後,李魁賢陸陸續續把自己的作品(1034首詩)整理建檔,放到個人部落格「名流書房」(http://kslee-poet.blogspot.com/)。他也利用電腦整理自己的傳記,目前已鍵入數十萬字的文字資料。本來他以為從國藝會董事長的職務退下來,會比較清閒,沒想到學了電腦之後,文字創作開始從「平面」轉為「電子」,從「書」變成「網頁」。


李魁賢經常使用電子信件與朋友連繫,甚至處理編輯工作。2009年3月底,再訪蒙古計畫啟動後,他發現該計畫的人事、經費都有困難,因為不希望第三屆台蒙詩歌節流於兩國詩人單純見面聚會,於是策劃編輯一冊英文《台灣心聲--台灣現代詩選》,透過蒙古的世界詩歌年鑑網絡,發行全球,並在第三屆台蒙詩歌節(2009年7月)會上推出。


在短短的三個月中,藉著新興的網路科技,李魁賢與蒙古詩人朋友在網路上魚雁往返,快速且大量傳輸台灣的詩作。目前,他正積極策劃2011年的台灣詩人訪土耳其計劃。他表示,全世界約有七千萬人使用土耳其的語言和文字,如果我們藉著文化交流的活動,把台灣詩傳播到土耳其及其臨近的國家,對台灣文化的國際化將有不少幫助。他不但想把「台灣詩」行銷全世界,也想讓「台灣詩」揚名國際,甚至希望藉此提升「台灣」與「台灣詩」的國際地位。


父親不支持寫作   故意藏書

李魁賢回憶,他讀小學時,台灣仍在日治階段,因此他讀了兩年日文教育。但隨即二戰結束,學校裡的日文教育就換成「漢文教育」。那時兵荒馬亂,再加上中國政府來台後,很多台籍教師從教日語改成教國語,他們的「北京語」都是現學現賣的,往往是前一天晚上學,第二天早上教。小學三年級以後,李魁賢就覺得自己的「中文」學得離離落落。


嚴格說來,直到初中三年級,他的「中文」才認真地學兩年。他喜歡讀《開明少年》,卻因辭彙不夠,表達能力不佳,作文大傷腦筋。他坦承自己想要寫作,卻因中文底子不好,所以轉而寫詩,因為詩的語句較短,可以達意,又不受限於古文的語法結構。十七歲時,他首次投稿,第一首詩作〈櫻花〉就順利發表於《野風》文藝雜誌。當時《野風》的主編是田湜(本名陳文尚,曾在僑委會擔任專員)。雖然文稿來來去去,但直到李魁賢四十多歲時,兩人才偶然在一個場合中相遇。


但是李魁賢的家人並不支持他的寫作。「我的詩發表在雜誌上,雜誌寄到我家去,我父親接到後,就把它收起來,藏在抽屜裡,不讓我知道。有一次,我無意中打開抽屜才發現的。以後,每次有書或雜誌寄來,我父親也都不說,我們也心照不宣,因為他不喜歡我寫詩投稿。」然而幾十年下來,詩的創作與翻譯,卻成了李魁賢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


一九五○年代,書信的遞送完全靠郵差,李魁賢提到,因為他的詩作常有機會發表,家裡常收到這類信件,久而久之,連郵差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址。「我讀工專的友人要寄信給我,不知道我淡水的確實地址,只在信封上署名『淡水李魁賢』,結果,郵差真的把信送到我家來。」


一隻蠟燭兩頭燒  多語並進

李魁賢是極少數擁有多種語文能力的台灣詩人。小學時期,他接受兩年的日本教育,擁有一點日文基礎。服完兵役後,他先在中壢的泰豐橡膠廠擔任助理工程師,再考取台灣肥料公司(台肥公司)南港廠。在台肥公司任職時,他積極自修日文;除此之外,因有感於德國科技的先進,一心想前往德國留學,在業餘開始學習德文。


一九六○年代,學習外語的環境不佳,可是李魁賢仍盡其可能把握任何機會,不斷充實自己的外語能力。1961年,他到台灣大學夜間補習班進修語言課程。一周有三天,他分別學英文、德文、日文等三種不同的語言。英文課,學的是翻譯;德文課,學的是基礎德文,任教的是周學普教授;日文課,學的是會話,任教的是曹欽源教授。


學英文翻譯時,李魁賢利用業餘時間,嘗試做翻譯工作,1961年便翻譯作家黎錦揚的小說Lover’s Point,這是一個敘述華人移民美國的故事,譯名為《天涯淪落人》。黎錦揚是華人作家,在二次世界戰後,最早以英語撰寫中國人題材,並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享譽西方文壇。1963年《天涯淪落人》連載於自立晚報副刊。196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李魁賢的譯作。


1961年,也是李魁賢異常忙碌的一年,他除了在台肥公司南港廠上班,擔任值班主管,以及下班後進修語言之外,還在百吉洋行(一家出口茶業、代理Goodyear人造膠等物品的貿易公司,位於台北市中山堂附近)兼差。「那段往返台北、南港的日子裡,我可以從南港一坐上火車就開始睡覺,火車抵達台北車站時就自動醒來,趕著下車。」在這樣忙碌的日子裡,他養成了一有機會就閉目養神的習慣,「回想那時候,我真是一隻蠟燭兩頭燒。」


學了一學期德文後,李魁賢轉到德國文化中心繼續進修。1963年,他考進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德文科高級班,同班同學中,有後來擔任過考選部長的劉初枝女士,以及監委轉任大法官的黃越欽教授。一九六四年,李魁賢自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進修結業,並考取公費獎學金留學奧地利維也納。那時候,考上公費獎學金的人毛麟鳳角,他是其中一個。但不知何故,獎學金取消,失去出國留學的機會。


中譯里爾克詩  台譯莎劇

1967年,李魁賢被台肥公司派往瑞士工作三個月。李魁賢自認為是「執迷不悟的(德國詩人)里爾克迷」,1966年,他曾以中文翻譯英文版的里爾克《致青年詩人書簡》。在戒嚴時期出國不易的一九六○年代,李魁賢把握人在瑞士工作的機會,輾轉向德國出版社郵購了六大卷里爾克全集,及里爾克生前出版的單冊作品等書。光是購買這些書,就耗去他整整三個月的薪水。


1969年,他出版翻譯里爾克詩集《杜英諾悲歌》、《給奧菲斯的十四行詩》和《里爾克傳》。1972年,他應邀參加設於瑞士之「里爾克學會」,成為會員。1977年,他出版翻譯里爾克詩集《形象之書》,再版《杜英諾悲歌》、《給奧費斯的十四行詩》、《里爾克傳》。1988年,他重訂再版《杜英諾悲歌》。1990年,他與「同為里爾克迷」的中國詩人馮至會晤相談。1994年,他翻譯《里爾克詩集》三冊。2001年他翻譯《里爾克書信集》。


從1966年至2001年的三十多年間,他不斷翻譯里爾克的詩作。在台灣,翻譯里爾克作品的第一把交椅,非李魁賢莫屬。


除了大量以中文翻譯里爾克的詩,李魁賢也於1999年,創下台灣翻譯史上首度以台語文字,翻譯英國大文學家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暴風雨》(該書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台灣翻譯文學作品中,中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是由梁實秋翻譯的。李魁賢譯的台語版《暴風雨》,算來可說史無前例。以下摘自書中一段英語、台語對照:


While you here do Snoring lie      你倒在此當鼾, 
Open-ey’d Conspiracy                 目珠金金的陰謀,
His Time doth take.                    得到好時機,
If of Life you keep a Care          如果你愛顧性命,
Shake off Slumber, and bewar    愛睏暝趕走,專心: 
Awake, awake.                          清醒,清醒!


修法文一時迷糊   以德語答

1968年,李魁賢離開台肥公司。雖然醉心文學領域、詩的創作,此後李魁賢的工作卻一直與發明、專利研發、專利說明書翻譯息息相關。他的翻譯功力遊刃有餘,可以毫無困難地把英文、德文、日文翻成中文。不過,1978年,當他帶團去日內瓦參加發明展時,卻赫然發現自己十多年下來,德文雖行,德語卻說不出口。


隨後,因為工作上需要,他又進修法文。有一回李魁賢上法文課時,發生一件有趣的事,「老師用法語問我一個問題,我竟然不自覺地用德語回答他。」事後,別的同學才告訴他這個狀況。


藝術家惺惺相惜   相見隨緣

1953年,李魁賢17歲,發表第一首詩〈櫻花〉於《野風》文藝雜誌。當時《野風》的主編是田湜(本名陳文尚,曾在僑委會擔任專員)。雖然文稿來來去去,但十多歲時的李魁賢,不曾見過田湜本人;後來,直到李魁賢四十多歲時,兩人才偶然在一個場合中相遇。





1995 年在亞洲詩人會議日月潭大會中,李魁賢與韓國、印度、尼泊爾、新加坡詩人(左起)合照。照片/李魁賢提供。



1995年,李魁賢擔任台灣筆會第五任會長。該年,台灣筆會與《笠》詩社等其他社團合辦「一九九五亞洲詩人會議台灣日月潭大會」,他擔任大會秘書長。為擴大亞洲詩人參與範圍,他特別多邀請了幾位印度詩人。其中,他頗為欣賞的印度詩人普拉薩德博士(Dr. V.S. Skanda Prasad)卻無法來台。往後幾年,李魁賢一直沒機會和普拉薩德博士見到面。但是,普拉薩德博士欣賞李魁賢的詩,於是向李魁賢邀稿。李魁賢寄給他一首描寫獄中政治犯友人的詩--〈留鳥〉。這首詩打動了普拉薩德博士,以至於他把這首詩推薦給印度《國際詩人》月刊,也使得李魁賢榮獲2000年印度千禧詩人獎。

留鳥      李魁賢/作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不學候鳥
追求自由的季節
尋找適應的新生地
寧願
反哺軟弱的鄉土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斂翅成為失語症的留鳥
放棄語言 也
放棄海拔的記憶 也
放棄隨風飄舉的訓練
寧願
反芻鄉土的軟弱


〈留鳥〉描寫一些勇於從文學走向政治活動的朋友,他們入獄、出獄的情形,李魁賢覺得自己沒有膽量、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活動,但是對於這些文人朋友的舉動非常欽佩,因此以詩作記錄了台灣戒嚴統治下的白色恐怖。


印度詩人中,李魁賢與克里濕納.施里尼華斯博士(Dr. Krishna Srinvias)有過不少交往。施里尼華斯博士是印度詩壇的領袖之一,生於1912年,不但是世界詩人協會創辦人兼會長,又擔任機關誌《詩人》(Poets)主編數十年。他曾與菲律賓尤松博士(Dr.Amado Yuzon),以及台灣的鍾鼎文博士,共同發起成立世界詩人會議。 




2003 年李魁賢再度訪印,與印度元老詩人 Krishna Srinivas 合影。
照片/李魁賢提供。


1973年,世界詩人會議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第二屆時,李魁賢初次與施里尼華斯博士認識。1976年,在美國巴爾的摩與辦第三屆時,他們又碰面。施里尼華斯博士主動告訴李魁賢說,「我們三年前在台北見過,我對你有印象。」此後,他們保持通信。2001年四月世界詩人節,施里尼華斯博士獲世紀詩人金牌獎。2002年,李魁賢獲印度麥克爾‧默圖蘇丹學會(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簡稱M.M學會)頒贈麥克爾、默圖蘇丹獎。他前去印度領獎時,不忘拜會這位詩人朋友。2002和2003年,施里尼華斯博士兩度在馬徳拉斯熱情接待李魁賢帶領的台灣詩人訪問團,兩人晤談甚歡。2007年,李魁賢有機會再造訪印度時,這位詩人已高齡九十五歲了。2008年初,李魁賢自國藝會董事長卸任不久,卻得知九十六歲的施里尼華斯博士仙逝了。


二二八安魂長詩  記述史實 

李魁賢的詩作,始終關懷社會、關懷弱勢,針對台灣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他寫下了兩百二十八行的歷史長詩〈二二八安魂曲〉。這首詩的創作,先以華語發表,後以台語發表,歷時多年,創作歷程頗為特殊。


當初,音樂家游昌發希望能找到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詩來譜成清唱劇,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詩。為此,李魁賢與游昌發深談了一個晚上。李魁賢瞭解他的想法後,開始構思,後來以華語寫下第一章〈寒夜〉,游昌發便將它譜成輕歌劇,於2002年6月15日在台灣文資中心首演。〈二二八安魂曲〉第一章〈寒夜〉寫受難者,第二章〈消息〉寫受難者的太太,第三章〈呼喚〉寫受難者的女兒。第四章〈輪迴〉寫一個遺腹子。第五章〈審判〉,寫亡靈回來說話,讓它產生一種戲劇性效果,第六章〈安魂〉,由詩人為亡靈安魂。整首長詩發表於2003年2月28日《自由時報》,前一晚由台灣北社安排在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晚會朗誦。



  
台語版〈二二八安魂曲〉則於2006年2月28日發表於《台灣日報》,全詩六章兩百二十八行。後來,師大音樂系主任柯芳隆教授將〈二二八安魂曲〉譜成交響樂與合唱曲。2008年4月7日,在師大音樂系師生與系友的聯合演奏、合唱下,於國家音樂廳舉行首演。


詩的批判力強弱  有待考驗 

這些年來,藉由各種台語詩選、中文詩選、詩評活動,以及把詩作編入教材的方式,詩的教育大為普及,讀詩、寫詩的人口逐漸增多。李魁賢就曾看過小學老師教學生讀詩、寫詩。


李魁賢曾在1993年寫了一篇文章〈外向性詩人的三個階段〉,指出外向性詩人把詩做為手段,透過詩的營造,去干涉外在的現實社會。他強調,外向性詩人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詩批判」,第二個階段是「以文章批判」,第三個階段是「以行動批判」。


然而,隨著政權輪替,李魁賢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詩壇,對政治的批判力不似過去那般敏銳,尤其是經過2000年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方向與目標有所模糊,甚至停滯不前。


李魁賢猶記得,2000年總統大選前,陳水扁曾在台北市誠品書店敦南店,發表由文化界人士規劃的「文化白皮書」,他也受邀出席。當時陳水扁坦承對文化不懂,但會請文化界人士主持,可惜的是,陳水扁順利當選總統後,並未著力推動。陳水扁首次在總統府接見文化界的人士是詩人鄭愁予,陳並朗讀鄭愁予的詩「這土地我一方來/將八方離去……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誇讚此詩「雋永」,而不知此詩的漂流心態,不具土地認同性。


「文化白皮書」裡提出設立台灣藝術院來取代中央研究院的政見,位階等同法國法蘭西學院一般。李魁賢於2004年獲吳三連獎,由吳樹民率領晉見陳總統時,曾向陳水扁總統提醒這個議題,然而總統的答覆是:「這個是我的政見,我知道要做啊……」後來,也沒有下文了。


再者,就詩的本身而言,台語詩的發展困境,有所謂的「語言的革命運動」(如漢羅合寫,或全羅馬拼音),而非台語詩也有轉型期的困境,如要批判的對象敵友不清、或自我意識不明;再加上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及對物質的需求大過於精神需求等等,這些現象不僅讓詩的批判力弱化,文章的批判力也弱化,行動的批判力更是弱化。2008年的總統大選後,又換回國民黨執政了,李魁賢表示,「詩的批判力能不能由弱化轉為強化,還是有待時間的觀察與考驗。」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