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5日 星期日

【台語詩人】李勤岸專訪-為了研究台語文,不惜賣掉一棟房子! 文/邱斐顯


詩人李勤岸   為台灣催生國字




李勤岸獲2004年第12屆南瀛文學傑出獎。照片提供/李勤岸。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7 2006.7.8~2006.7.14


「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因為這個疑惑,一個台灣子弟,不惜賣掉房子,接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捐款、募款,甚至是朋友父親的身後遺款資助,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十年努力,終於為台灣找到自己的文字,開啟有文有字的母語推廣運動。他,就是詩人李勤岸,一位畢生為台灣研究「國字」的人。


李勤岸,一九五一年生,台南新化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七四年開始寫詩,從中文詩寫到台語詩。大學時代,從中文系唸到外文系;後出國進修,再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十多年來,李勤岸投入母語運動,雖然辛苦,但從不放棄。



師生保守   對中文系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李勤岸自台南二中畢業,因沒有錢讀大學,因此先服兵役。退伍後,他做了三年的推銷員,賺了一點錢,才報考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勤岸以「慕隱」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一九七四年,加入「後浪詩社」,並在《後浪詩刊》發表第一首詩。李勤岸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考上了東海大學中文系後,本來以為自己能在文學天地裡,得到更多的學識涵養,沒想到事與願違。


李勤岸比他的大學同學們,年長七、八歲,而且出過社會,閱歷豐富。他對大學教師的做法與期待,也和同學們不同。中文系的老師上課時,言語中常常透露著一些強烈排外的見解,他們告訴學生:「台灣只剩下中文系能保留中國文化傳統……」


李勤岸的心裡,對這樣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結果,班上竟有同學,要他勿以自己的問題影響老師教學進度。「我沒想到,中文系的老師,思想封閉保守,連學生也如此。」這個刺激,讓他萌生去意。基於對文學的喜愛,李勤岸選擇轉系,改唸外文系。


改讀外文  請益文壇耆老楊逵


東海外文系的外老師,不僅教學作風靈活,而且教學觀念進步,光是課程設計,就夠令李勤岸印象深刻的了。當時,有個老師要班上每個學生,各自扮演一個聯合國的代表,並針對他所給的議題——「評論是否要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提出自己的論點。李勤岸在外文系四年的薰陶之下,對英語教學頗有心得。 



大學期間,李勤岸因地緣之便,有機會向台灣文壇耆老楊逵請益。
 照片提供/李勤岸。


一九七六年,他的詩作《示範公墓》獲第一屆「草根詩獎」;一九七七年,他的散文《牆》獲「愛書人散文獎」;一九七八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黑臉》。


一九七九年,李勤岸大學畢業後,到台南家專擔任英語教師。一九八○年,他擔任詩人季刊社社長。詩人季刊社的前身,即是後浪詩社。


一九八三年,李勤岸加入「春風詩社」,積極參與政治詩運動。春風詩社於一九八二年創社。春風詩社的詩人與詩作,有著社會主義理想性格的左派思想。春風詩社前後總共只出版五期刊物,每一期出版,都遭國民黨查禁,刊物還在印刷廠內,就被當時的警備總部派人來搶、來抄。這段時間,李勤岸常常嚐到被人跟蹤的滋味。


一九八五年,李勤岸申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他取得碩士資格後,回台於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李勤岸在中山大學任教一年,觸目所及皆是「國民黨利用職業學生監視一般學生」、「教官干預校務」等事實,當時,他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因此遭到國民黨另眼相待。


〈解嚴以後〉 台語意識開始萌芽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余光中與外文系主任黃碧端,李勤岸因與他們理念不合,而遭排斥。李勤岸因此提出「評鑑制度」,讓學生來評鑑大學老師。李勤岸表示:「在台灣,我是第一個提出評鑑制度的老師。這只不過是把我在美國求學的經驗,用來落實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而已。」


學生對李勤岸的風評很好,但校方依舊執意把李勤岸解聘。為此,李勤岸不惜與余光中、黃碧端在報章上打筆戰。最後,李勤岸憤而辭職,並於六月十三日,為這件政治迫害事件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多月,蔣經國總統才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台灣社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八月,李勤岸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


解嚴後不久,有一次,教權會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一個大型演講會。李勤岸寫了一首詩〈解嚴以後〉,準備演講時朗讀。不料,李勤岸上台朗讀時才發現,這首用華語寫成的詩,他竟然無法當著廣大群眾的面,把詩讀好。他當時也不知如何用台語寫詩,然而,想用台語表達詩作的意識,卻因此而逐漸萌芽。


李勤岸遭解聘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年間,沒有別的學校敢聘用他。他雖有教師資格,也只能以兼課維生,因此,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李勤岸在母語文學創作上,有很深的挫折感。他的「語言意識」產生之後,看到不少前輩在台語文字化領域裡,各自埋頭苦幹,卻難以整合出一套全面適用的語言文字系統,他開始思考出國深造,希望對語言學有更深入研究。


台語無字  到底是欲按怎樣寫


一九九○年,一次聚會場合,台灣語言學的前輩學者鄭良偉教授,曾鼓勵李勤岸出國進修語言學。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李勤岸就已經認識鄭良偉教授了。那一年,李勤岸拿到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返台前,他過境夏威夷,拜訪自己的老師---曾任東海外文系主任的李英哲教授。


有一次,李英哲教授家裡辦個聯誼餐會,鄭良偉教授也受邀其中。當時鄭良偉曾問李勤岸:「你寫作,敢有用台灣話來寫?」那時,李勤岸聽到這樣的問題,簡直不可思議,他無法想像:「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幾年過去了,李勤岸慢慢體會出「需要用台語寫作」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找學校,積極準備出國唸語言學的一切安排。


一九九一年,李勤岸不但參與發起「蕃薯詩社」,投入台語文運動,同時也加入台獨聯盟。李勤岸並申請賓州州立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攻讀修辭語言學博士班。李勤岸選擇該校就讀,因為它是最便宜的公立學校。此時,李勤岸四十歲,完全沒顧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差、語言學理論基礎也差,就憑著一股信念勇往直前。


那時候,他太太剛生下小孩不久,他們的經濟壓力不小。幸好太太全力支持他。面對這些困難,李勤岸認為:「只要有心,就可以解決,再大的難題也可以面對!」


轉學重讀  健康差一點出問題


賓州讀了一年,有一天,李勤岸突然接到鄭良偉的電話。鄭良偉透過美國查號台,查到李勤岸的電話。鄭良偉非常希望他能轉學去夏威夷大學語言研究所。當時,鄭良偉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幾經考慮後,李勤岸接受這個建議。


要去夏威夷大學唸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幸虧自己的妹妹、好友鄭邦鎮、廖永來等人申出援手,給他經濟援助,他才能成行。


然而,李勤岸料想不到,夏大語言所不承認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學分,要求他再從語言學碩士班修起。夏大語言所要求極為嚴格,教授功課盯得很緊,學生被逼得很辛苦。夏大語言所規定,學生必須通過「初考」,才能撰寫博士論文。


李勤岸前四年從不敢放假,也沒回來台灣過,孜孜矻矻拼命地唸,仍然考不過。沈浸在文學世界多年的李勤岸,怎麼也無法想像唸語言學,竟然要修數理、分析、統計等課程,他一度想放棄。


這段期間,吃緊的經濟壓力,也逼著李勤岸想放棄繼續唸書的念頭。因為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學業和經濟的壓力都很大,健康也差一點要出問題,我甚至必須到海邊去游泳,透過海療,來放鬆自己緊繃的弦。」


友人相助    咬緊牙關完成學業


一些海外留學生,得知李勤岸的經濟狀況後,約有二十個留學生,每人每個月出點小錢,積少成多地把錢資助李勤岸。主編《台文通訊》的鄭良光,即鄭良偉之弟,也給他經濟上的幫忙。鄭良光對他說:「你將來有錢再還我,不然,你就把這筆欠債,還給台灣。」


李勤岸咬緊牙關拼命讀,終於通過初考。初考通過後,李勤岸回到台灣,把房子賣掉,再把錢拿去夏威夷大學繼續拼博士學位。此時,同為台語文運動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等人,他們自己經濟也不好,還幫李勤岸為攻讀博士學位而募款;廖瑞銘也在其父過世後,將父親喪後的餘款,全數交給李勤岸,以做進修用途。「在這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我才可能完成學業。這個語言博士學位,真的得之不易。」


一九九五年,李勤岸擔任台獨聯盟中委之一,負責宣傳部,兼編獨盟的刊物《公論報》。李勤岸開始在《公論報》用台語寫社論。當時,獨盟內部為此不同觀點,有著嚴重衝突,因為一些資深的老盟員不贊同他的作法。他們認為,刊物是要做宣傳用的,如果讓人看不懂,怎麼做宣傳?


李勤岸一邊苦讀語言學,一邊在獨盟內部,堅持做實驗性的語文運動。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第一屆北美洲台語夏令會在休士頓舉辦。李勤岸在會中發表〈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的論文。會中,作家賴永祥發表論文時,提起「白話字」小說,提到鄭溪泮、賴仁聲等作家用台語白話字寫小說,並將這些作品拿給李勤岸看。李勤岸這時才了解,原來早已有人以這種方式,做母語文學的創作。


論文重提  斷詞分析母語文學


李勤岸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要做此研究,於是論文題目重新提出,委員會、指導教授全部更換。他並與鄭良偉教授的一個美國學生合作,針對這些文學創作資料,設計一套軟體去斷詞、去分析。李勤岸用了三年半時間撰寫論文,從一九九七年寫到二○○○年,才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有一次,李勤岸的好友李筱峰來夏威夷拜訪他。向來鑽研台灣史的李筱峰,看見李勤岸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研究書籍,就對他說:「那些語言學的專書,我看不懂,我看看這本《歷史語言學》好了。」李筱峰一看也十分不解地搖搖頭:「怎麼這本書裡頭,全是數學、邏輯概念?」


經過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淬練,李勤岸發現,自己竟然也能克服以前對數理知識的恐懼,透過種種學術上的訓練,便能夠發揮無限的潛力,突破過去的知識障礙。


二○○○年,李勤岸回到台灣,申請到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書,不料該校校長表示,因為一些政治因素,學校遲遲不發聘書給他。政黨輪替之後,教育界仍有此戒嚴下的心態,這是李勤岸始料未及之處。 



李勤岸與太太攝於 Boston 住處。照片提供/李勤岸。


一通電話  哈佛大學走馬上任


二○○一年,李勤岸的太太,當時擔任鄭良偉教授的助教,得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正要開設「台語文課程」,並徵求台語教授,便通知他去申請。原先他並不積極,但後來連系主任彼得.鮑伯也打電話找他去。然而,彼得.鮑伯的「親中立場」,李勤岸很不以為然。他們兩個幾乎在電話中起爭執。不過,縱使政治立場不同,彼得.鮑伯仍堅持邀他去教授台語,就憑這點,李勤岸不得不信服,美國人可以在不同觀點下共事。


李勤岸在哈佛大學任教了兩年半,於二○○四年離開美國。由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因此,李勤岸回台任教。但是由於不合理的新制規定,舊制就擔任過講師的李勤岸,只能擔任助理教授之職。針對此事,他也只能徒呼無奈。


對於台灣目前的語言文化政策,李勤岸表示,前幾任教育部長都不曾真正用心推動母語教育,只有杜正勝部長有心有魄力在做,體制上有著不少困難,但他仍努力實行。李勤岸語重心長地指出:「母語運動,還有一段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期待我們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母語環境。」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08年9月28日 星期日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2 進軍士林官邸(四)

  

  
「回歸憲法」、「反對國安法」,人民抗議的聲音,就在街頭。
攝影/邱萬興。



我們沿著南京東路東行,到吉林路口左轉北進,六點三十五分左右,走到了文化大學城區部時,幾位年輕的學生,站在樓上,對著我們的隊伍大罵「混蛋!」又高喊「中華民國萬歲!」這些年輕學子的挑釁行為,引起我們隊伍中的群眾不滿,但我一再要求陳明秋透過麥克風呼籲,我們是非暴力的遊行,希望群眾保持冷靜,陳明秋也帶頭率領群眾呼喊「台灣人萬歲!」,回應那些文化大學學生的挑釁,但是,我們還是眼朝前方,繼續前進,不理會任何的挑釁。


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多鐘頭,而且沿途唱歌呼口號不斷,但我們並不感到疲倦,許多新聞媒體的記者,一路跟著我們的隊伍。晚上七點零八分,天色已暗,我們遊行隊伍,走到了民權東路距離新生北路約 五十公尺 的地方,我往前一看,前面有一撮的人,站在前面,我心頭一愣,「前面發生了什麼事嗎?」,等我們往前接近,原來,是當時的中山分局長蔣延遠,他只帶著一名警官,站在那裡,要來跟我們協商,而他旁邊則擠著一群記者。


我從來沒見過蔣延遠,只是從報章上得知,他是一位鐵面無私,自律甚嚴的警官,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他擔任號稱「天下第一分局」的中山分局分局長,而後,曾任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警政署督察室主任,一九九六年因為電玩天王周人蔘案件,台北市許多高階警官紛紛涉案,而不得不隨同警政署長顏世錫引咎辭職,提前下台。


當時的蔣延遠,他並沒有帶一票的霹靂警察,也不躲在鎮暴警察的後面,反而帶著一名警官,主動的走到群眾場合裡面,要來跟我們協商,他這種突破傳統的作風,讓我感到他的善意,因此,與他一接近,我立即要求我們的隊伍,全部當街靜坐下來,不要有任何的騷動。於是,我們兩個,就在二、三十名的記者包圍之下,強烈的鎂光燈閃個不停,開始進行對話。


當時,我只記得他非常彬彬有禮,我也一再強調,非暴力是我的最高原則,我們寧願接受逮捕,也不做任何抵抗。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帶著一台錄音機,蹲在我們身旁,將蔣延遠與我的談判,做了全程的錄音,因此,我跟蔣延遠之間,短短的三分鐘的對話,他寫下這樣詳細的報導,下面這個報導,刊載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的自立晚報,我把它全文刊出,好讓讀者,更能體會當時雙方談判的過程:


          和平對話‧各說各話
       警方勸導遊行隊伍解散
       江蓋世強調非暴力色彩


(台北訊)昨天傍晚,一部分民進黨群眾突然發起「遊行至士林官邸抗議」活動,他們經由復興橋、中山北路、南京東路、民權東路沿途遊行,高呼口號,表示反對制定國安法,晚間七時零八分,遊行隊伍行進至民權東路距新生北路五十公尺處、古都民藝館門前,中山分局長蔣延遠帶著一名警官,步行趕來協商,與發動這場遊行的民進黨員江蓋世,有如下一場對話:


群眾:警察來了,大家就地坐下。
蔣延遠:我是一個人來的,很有誠意與你們協商,請問你們打算遊行到那裡?
江蓋世:我們採取的是非暴力的遊行方式,要一直走到不能走的地方為止。
蔣:為了不妨害社會和交通秩序,你們還是不要再走了,早一點解散好了。
江:國民黨制訂國安法實在沒有必要,所以我們才要遊行,警察打算在什麼地方向我們動手?
蔣:我保證警察不會動手,你們還是不要堅持了吧!
江:我們的遊行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堅持非暴力方式,不會對別人造成妨礙。
蔣:你們的行動一定要分寸才行。
江:因為國民黨一定要制訂國安法,我們只好採用這種方式,希望警方也不要採用暴力手段。
蔣:我保證警方不會有任何暴力行動。
江:你們的鎮暴部隊放在那裡?
蔣:我們的確有調動鎮暴部隊,目前正部署在前面一個地方,到了那裡,一定會阻止你們繼續前進。
江:我即使被擋住,也一定採取非暴力的方式。
蔣:還是不要堅持了,早點解散吧。 

雙方談判至此,似乎並無轉圜餘地,蔣延遠隨即離開現場。
當雙方談判時,江蓋世帶著遊行的群眾坐在地上,蔣延遠則蹲在他的面前,由於現場喊叫聲不絕,鎂光燈不停閃動,整個談判過程在不很順暢的環境中進行,歷時約三分鐘。


我從來不認識蔣延遠,但是,與他蹲在馬路上談判三分鐘,他給我的印象卻非常深刻。站在警方的立場,尤其是在戒嚴的時代,他背負著上級龐大的壓力,不容許我們這批遊行隊伍,走到士林官邸,直接挑戰總統的權威,可是,他並不因為有這樣的壓力,而在處理群眾的場合,失去了應有的沈著與冷靜,而且,他只帶著一個警官,直接走入抗議群眾的隊伍,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的警界,是非常少見的。我那時心裡只有兩個方案,一個是,堅持絕對的非暴力,而迫使他們將我現場逮捕,另一個是,假使警方也堅持非暴力,不願對我們動手,那麼,在凌晨以前,我方已精疲力竭時,我必須以和平方式收場,而宣佈遊行結束。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三)




 上街抗議是為了思想自由而戰。攝影/邱萬興。



我們這次進軍士林官邸,整個行動是臨時起義,我只知道目標朝向官邸,但遊行的路線並沒有事先規劃,而剛剛上了復興路橋途中,有一輛反方向的自用轎車,那位車主拉下窗戶,罵了一句話,而引起群眾的不滿,就有人包圍上去,用腳踹他的車子,甚至向裡面的車主吐口水,幸好有隨行的民進黨的糾察義工,趕快制止,遊行隊伍一陣騷動之後,繼續在陸橋上往前走。


說實在的,當時我也不知道,警方將如何對付我們,當場逮捕呢?或在那一個街口,以拒馬或水龍車等待我們呢?為了紓解我本身的壓力,也想讓遊行隊伍抱著輕鬆愉快的心理,遇到狀況時,不會反應過度,或以暴制暴,因此,我走在前面,手上拿著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海報,我一邊走,一邊保持微笑,我可不要讓媒體記者,看到我掛著一張繃緊的臉,好像風蕭蕭兮易水寒,一去不返的送葬隊伍那樣。我想讓群眾體會,我們是為了思想自由而戰,我們是非暴力的鬥士,我們的臉上應該呈現著笑容,我們的喉嚨應該發出快樂的歌聲,所以,我請拿麥克風的兄弟,不斷的唱歌,不斷的呼口號,也不斷的呼籲,站在道路兩旁的觀看者,加入我們的陣營:


「現在,阮欲去士林官邸,請逐家做伙鬥陣行!」


我們一群一百多人,走向復興路橋,沿著中山北路,往北前進,這時,我的心情輕鬆了下來,我的耳畔,隱約聽到自由的號角,我不斷跟前後左右的伙伴,打打氣,說說笑。我曾經看過一捲記錄片,裡頭記錄美國六○年代,金恩博士所領導的民權運動,他們那些民權鬥士,面臨警方逮捕的時候,是一邊拍手鼓掌,一邊載歌載舞,走進警察逮捕犯人的大型巴士。或許是民情不同,過去黨外的示威,有人敢走出來,已經難能可貴了,若是一邊走,一邊載歌載舞,恐怕會被路人當做神經病,因此,傳統的遊行,就是以莊嚴、肅穆、悲壯、激昂的基調,來展現我們的訴求。這一次,我希望用快樂的心情,創造歷史!


走在中山北路上,我們士氣愈來愈高昂,人數也由一百多人增加到兩百多人,後面還有更多的摩托車騎士加入。我心情覺得很輕鬆,就開始跟左右的人,邊走邊聊,有一位約三十幾歲年輕人,中等身材,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他住那裡,現在更忘了他的長相是什麼,我只記得,他走在我身邊,一邊走一邊對我說:「我今仔日,足歡喜咧!」


「你歡喜啥米?」我笑著問他道。


「我有塊呷頭路,下哺我就請假無去上班,專工欲來甲恁鬥陣行!」
「哈,真感謝你,咱若鬥陣行,咱就嘸驚啦!」
「我,我,已經等足久,……等到今仔日,我才有機會,……咱台灣人乎伊們壓彼呢久,今仔日,我……我……足歡喜咧!我……嗚!……嗚!……」


我身邊這位兄弟,跟我走在前排,說到這裡,悲喜交集,竟然當眾哭了起來,我一下子也傻了眼,也不知該說些什麼來安慰他!


我們的前面,有多少鎮暴警察磨拳擦掌,嚴陣以待呢?我不知道,下一個路口,很可能另有狀況,我們必須馬上做判斷,隊伍應該如何前進,可是,我身邊這位兄弟,他的一陣哭泣,讓我鼻峽為之一酸,眼淚也快奪眶而出,不行,不行!我要趕快恢復理智,我趕緊的深呼吸,試著把眼淚吞下去,我告訴他:


「兄弟,咱嘸通流目屎,咱要高興,繼續向前行,好否?」
我安撫了他之後,望前行沒幾步,前面馬上有狀況發生了。六點十分左右,我們快接近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口的交叉路口時,兩輛鎮暴車,滿載著鎮暴警察,從我們的後面急速超前。


「哇,伊們來啊,伊們來啊,欲來擋啊!」隊伍中有人大喊,引起了一陣騷動。


這時,我們就面臨了一個選擇,要硬碰硬,與他們鎮暴警察當街對峙?還是,走迂迴路線,閃過他們,繼續朝目標進行?因為當時正值下班的交通尖峰時刻,如果我們跟警方在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的路口對峙,雖然會引起更多的人群圍觀,可是,附近那一帶的交通,一定陷於癱瘓,再加上,若有人蓄意挑釁,我們很難維持一貫的非暴力立場。因此,我決定迂迴前進,以避免兩軍對幹。負責指揮的同志就下令:


「右轉,行南京東路!」


好,這時,我們的評估,以和平的持久戰,會比兩軍對峙,更能維持我們非暴力的原則,於是我們這支隊伍,開始跟台北市的警察,玩起大規模的捉迷藏遊戲。我們的人愈來愈多,隊伍愈來愈長,一但遇到他們部署已久的銅牆鐵壁,我們馬上轉移陣地,迂迴前進。



(未完待續)

















2008年9月27日 星期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下)



 



  當我們走到靠近台大急診室旁,蔡文旭看到洪奇昌趕來聲援,於是,蔡文旭請他加入我們,讓洪奇昌拿著麥克風,帶領我們呼口號。當我們隊伍快到介壽路時,一部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備車,載滿了一車的警察,衝到介壽路口,這群警察,人手一隻警棍,以快跑步的方式,迅速圍成一道人牆,擋住我們的去路。



 



  「衝啊!衝啊!」我聽到背後有人大喊。



 



  但我心裡很清楚,這批警察人員,根本沒有任何鎮暴裝備,都是穿著短袖,載著警察大盤帽,手上雖然拿著黑色的警棍,可是,我看到他們個個的神情,相當的緊張,顯然是臨時調度過來的,事前沒有任何心理的準備。我們的人,已經增加到兩三百人,而他們才三、四十位,要衝,憑他們的人牆,是擋不住我們的,可是,在衝撞的過程中,我很難保證,我們這批臨時起義的隊伍,能堅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原則。我並不怕衝突,但我擔心,在衝突的過程中,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人,堅守非暴力的原則,而傷害了擋在我們面前的警察。我從印度甘地那裡,學到最寶貴的一句話就是:



 



  「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



 



  這是一句非常高難度的道德標準,我自己也無法徹底實現,那麼,我又怎麼能下令,讓跟在我身後的兩三百人,完全沒有接受非暴力訓練的群眾,沒頭沒腦的往前衝去,而任他們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而成為流血事件呢?我反對惡法,並不願傷害警察,何況,我經常在演講中強調,「警察是咱的兄弟!」



 



  當下裡,我決定轉向,將隊伍帶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我們一群人走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這時警察也如影隨行的,展開一個大型的封鎖圈,絕不讓我們再出去闖總統府,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就要求群眾通通坐下來,先穩住軍心,驅除大家的恐懼感,然後,我們再開始演講、唱歌、呼口號,維持大家的士氣。這時,有一個人,興奮的大聲的高呼:


  「咱已經突破博愛特區啦!」



 



  現場群眾掀起一陣歡呼。



 



  過去的示威或陳情,頂多僅限於立法院門口,或監察院門口,或以前舊的台北市議會大門口,定點活動而已,這一次,我們雖然沒有直達總統府正門口,但我們做到了,過去做不到的事,我們在短短的一小時之內,由立法院遊行到監察院、行政院、市議會、總統府廣場景福門、國民黨中央黨部等博愛特區的重要機關,這是黨外運動以來的第一次!



 



  我們這一群要求「台獨思想自由」的隊伍,做了一個偉大的突破,無怪乎大家欣喜若狂!



 

  下午五點多,我們又開始移動,準備走回立法院,與那邊更多的群眾會合。回程的過程中,雖然我一再呼籲,堅守非暴力的原則,途中也發生一件小小的插曲。城中分局三組的便衣人員,尾隨著我們,朝著我們的遊行隊伍不斷拍照。很多人最討厭情治人員的這種行為,而把他們罵成「爪爬仔」,因為他們擔心一旦被照了相,將成了日後政治迫害的證據,因此,有一位民眾就衝過去,把那位情治人員的相機搶了下來,抽掉底片,摔壞相機,警察人員見狀,驅前制止,就有人大喊「警察掠人!」。現場情勢一度緊張,雙方一時劍拔弩張,幸好,現場有幾位民進黨的糾察人員出面協調,化解衝突,警察也不再介入,退至路旁,一字排開,於是我們就回到了立法院大門口,現場守候在大門口的數百名民眾,高聲歡呼,歡迎兩軍會合。




 



  我們這一群以優閒散步的方式,突擊台北市的博愛特區,創下了台灣反對運動的先例,回到了立法院的大門口,我們受到了英雄式的熱烈歡迎。這時,很多人就慫恿我,踏上民進黨中央社運部所主辦的講台,希望我講講話,可是,當時擔任社運部督導的謝長廷卻阻止我上台發言。這時,我還是默默不吭聲的,再度回到我原先靜坐的老位子,坐了下來。此時,我挺身靜坐,雙手放至大腿,但耀眼的斜陽,正面而來,使我有一點打不開眼睛,我只好適度做深呼吸,把剛才浪漫狂飆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立法院前,集結的民眾,愈來愈多,有些人不願意靜靜的呆坐在那裡,不斷表示意見:「行啦!行啦!咱不愛惦惦坐,咱欲出去行!」

  



  面對群眾提出遊行的要求,謝長廷只好帶領大家,沿著立法院周圍繞一圈,到了下午六點,遊行隊伍走到了立法院群賢樓前,剛好碰到立法院下班了,人群就在群賢樓前高呼口號,大聲痛罵那些萬年立委。下午六點十五分,謝長廷宣帶今天的示威行動結束了,民眾才慢慢的散去。這是民進黨社運部所辦的示威活動, 六月十日 是第一天,整個活動,和平收場。可是,接下來還有兩天,情勢就愈來愈緊張了。

2008年9月3日 星期三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2 進軍士林官邸(二)

  
  
江蓋世帶頭上街抗議。攝影/邱萬興。



下午五點多,陳明秋走過來我的旁邊,在我的耳朵旁說道:「整個立法院四周,警方已經佈下強大的警力,要往監察院、行政院、總統府等所有的通路,只要我們一出去,就通通封鎖了,……我們被封死了,因此,現在,除了右側的復興橋,我們別無出路了……,蓋世,謝長廷他們的演講快要完了,現在,你要做個決定,走,或不走?……快,趕快決定!……」


當我知道前後左右的道路,即將完全封鎖,我那時,才深深體會到,「破釜沉舟」的悲壯心情。好,既然我們去不了總統府,我們就進軍士林的總統官邸吧,他們防備的非常嚴密,卻沒有想到,漏了一條通行車輛的復興橋,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我考慮了幾分鐘,便告訴陳明秋道:「好,我們上復興橋,目標士林官邸。」


這時,周柏雅帶來七、八張小型的海報,上面寫著「反對國安法」、「回歸憲法」、「抗議強姦民意」、「只要解嚴」等,這下子,我們待會兒遊行的道具增多了,使現場增色不少。


下午五點二十五分,謝長廷繼續發表演說,現場已經聚集了上千名的群眾,他以一貫詼諧犀利的口才,講得群眾不斷鼓掌歡呼叫好,最後,他帶領全場的群眾,高呼口號:


    「抗議國安法!」
    「抗議表決部隊!」
    「表決部隊不要臉!」
    「國會全面改選!」


最後,謝長廷宣佈道:「今仔日的示威行動,到遮完全結束!」


民進黨社運部督導謝長廷,正式宣佈解散了,可是,現場上千名的群眾,卻仍停留在原地,不肯離去,為什麼呢?很多人,預期我們今天還要去總統府示威,他們不想只當個鼓掌叫好的聽眾,他們要行動!


好了,時間到了,現在該我們這批基層黨工上場了。我一直等到謝長廷宣佈解散,是不想讓他造成困擾,因為他是社運部的督導,若整個示威活動,有什麼差錯,他要負全部的責任,我也是民進黨創黨黨員,我也應該服從他的指揮,但是,我們這批基層黨工,不願意眼睜睜的看著,那一棟萬年立委盤踞的國會,通過一項台灣人民思想自由的緊箍咒,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坐在地上,歡呼、鼓掌,然後,回家吃飯、睡覺。


謝長廷離開之後,我馬上登上台階,拿著麥克風,正式向現場的群眾宣佈:


「即馬,阮欲來去士林官邸--」


我才說了一句話,現場歡聲雷動,打斷了我的話,許多支持的民眾,頂著一整天的大太陽,滿臉曬紅,汗流浹背,就是在等待這一刻!一聽到要去士林總統官邸,群眾臉上立即浮出無比的興奮。


我繼續說:「各位,昨仔日,我欲去總統府,乎伊們擋著,所以,即馬,阮欲直接去士林官邸,向蔣經國表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阮反對伊們制訂國安法,來剝奪咱的思想自由!……各位欲走向士林官邸這條路,阮欲堅持甘地『非暴力精神』,如果,伊們將我掠去,我會惦惦接受伊們的逮捕,無欲做任何反抗,而且,感謝伊們的逮捕!……因此,請欲甲阮鬥陣行的人,若我乎伊們掠去,請嘸通為我做任何反抗的行為!……現在,我正式宣佈,咱的遊行開始!」


一陣歡呼之後,我們開始踏上這段歷史性的「進軍士林官邸」抗議之旅。


現場雖然有上千名群眾,可是,台灣戒嚴將近四十年,從來沒有任何一場示威遊行,把目標朝向總統官邸。此行一去,安危如何?沒有任何人能夠事先預料,因此,群眾的歡呼聲中,我們開始遊行,走了兩、三分鐘,我往後一看,哇,後面只有一百名左右跟上,雖然這樣,我的心裡並不感到孤單,我們一起走的,有自由時代的同事兵介仕、黃怡、陳明秋,有謝長廷服務處廖耀松,有尤清服務處楊木萬、還有人稱「黨外保母」的田媽媽、有來自高雄的詹益樺……等。還有許許多多我在街頭運動熟識,但叫不出人名的基層黨工,與熱心的民眾。就這樣,我們這支非暴力的義勇軍,走上了連接中山南、北路的復興橋,一路往前邁進。


我們上了橋後,為了提振大家的士氣,我們就一路唱歌、一路喊口號,「團結為自由!--團結為台灣!--團結為民主!--」


我們跟謝長廷服務處借來的麥克風,是比一般的手提式麥克風還來得重,它有一個長方體的音箱,再加一個延長線,接一個麥克風,因此,行進間,需要兩個人配合,一個人講,一個人背音箱。那個長方體的音箱,揚聲效果,功力十足,喊起來,整條街都聽得十分清楚,可是,它非常的重,一路走下來,就由詹益樺與周柏雅兩個人輪流背著。


周柏雅,一九五九年生,彰化田中人,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當時,他在周清玉所主持的「關懷中心」,擔任人權幹事,後來,姚嘉文擔任民進黨主席,他隨著到黨中央社運部擔任幹事,一九八九年擔任台北市議員。


然而,詹益樺則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於鄭南榕出殯大典的行進中,在總統府廣場前引火自焚,壯烈犧牲。


這一趟長達四個多小時的遊行,幸虧詹益樺與周柏雅這兩位身體健碩的好兄弟,一路輪流背著我們這個唯一的發聲武器,走完全程。



(未完待續)
























2008年8月16日 星期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一)




江蓋世立法院前地上毛筆揮毫,書寫「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照片提供/江蓋世。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台北市博愛特區的上空,烈陽高照,但政治氣息,卻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歷經六月十日的「博愛特區遊行」,六月十一日這一天,情治單位彷如大敵來臨,重新佈署警力,把整個博愛特區嚴密封鎖,只留下立法院大門口,讓民進黨中央發動的群眾,定點示威,而不得到處流竄。


上午八點多開始,就有許多民眾來立法院正門口聚集,到了上午十點多之後,人數慢慢增加到近百名,十一點多,民進黨社運部督導謝長廷,出現在正門口,他開始發表演講,接著立委尤清、張俊雄、許國泰等人,陸陸續續的由立法院內走出來,輪番上陣,痛罵國安法。


快接近十二點的時候,謝長廷帶領群眾高喊:「表決部隊不要臉!」


群眾又是歡呼,又是鼓掌,可是下面總是有人發問:「今仔日,有欲行否?」


接著,民進黨中評委郭吉仁以及李勝雄律師兩人相繼上台演講,講完了之後,就結束了上午的抗議行動。


其實來參加的民眾,很多人心裡都明白,無論我們喊破了喉嚨,無論我們在豔陽下曬夠了太陽,無論我們的T恤,浸透了多少汗水,國民黨高層已經吃了秤陀鐵了心,國安法一定強渡關山,而當時的民進黨,面臨了兩條路線的爭執,應該透過體制內的議會路線,推動改革?還是透過體制外的群眾路線,要求人民革命?


當時很多街頭的黨工,他們不滿民進黨的公職明星,一進入體制內,就無法回到街頭,從事街頭的抗爭運動,可是,絕大部分的街頭黨工,他們沒有公職所具有的社會資源,與法律上的地位保障,因此,他們還是在公職明星的號召之下,被動員而來,聽演講,呼口號,痛罵國民黨,向公職明星歡呼叫好。


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我雖同意民進黨的公職,有他們的社會資源,與社會的號召力,但是我認為,在國民黨尚未解嚴之際,唯有以強有力的街頭路線,以展現台灣人民非暴力的抗爭力量,才能夠迫使台灣邁向民主改革。


六月十一日下午二點,我按照我原定的時間,帶著同樣的行頭,身披甘地精神綠背衫,帶著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坐在昨天同樣的地點,開始靜坐。很多人看到我一來,立即擁了上來,紛紛向我致意。其中,有好幾個人,問我同樣一個問題:


「蓋世啊,今仔日,有欲行出去否?」


我只是保持微笑,不做任何答覆,若有人繼續追問,「阮不愛聽啥米演講啦,下晝,咱擱來行一擺,好否?」


這時,我只有雙手合什,感謝他的關心,但不做任何的答覆。


昨天已經闖過了一天,我已經豁出去了,警察抓不抓我,那並不重要了,今天我要做的決定,就是,我不願意面臨國民黨把國安惡法強行通過,而我們唯一能做的,竟然只是在太陽底下,等待、等待又等待。


我下決心,今天要走出去,但是,我不能連累民進黨中央的領導幹部,尤其是謝長廷,因為黨中央給他的任務,只是在立法院前,定點的示威,並沒有要求他帶領群眾,進軍總統府。既然這樣,我做下任何決定,我就要自己負責,所以,我跟幾位共同策劃的朋友講好,謝長廷宣佈活動結束之後,我們的遊行隊伍,才開始拔營遠征,使謝長廷不必為我們的行動負責。


下午三點,當時民進黨唯一的大陸籍資深立委費希平,再度開場,進行下午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籲大家不要鬧事,接著,賁馨儀、謝長廷、邱義仁等人,陸陸續續上台演講。台下的群眾聽歸聽,但大家仍一直在問:「有欲行否?」


他們在演講的過程中,我仍然繼續靜坐著,我想到,趁著人群這麼多,反國安法,是我們的主訴求,但是,我希望能透過這個場合,把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傳播出去,因此,我準備好一張長條形的宣紙,拿出一隻非常粗大的毛筆,用事先準備好的小盤子,倒上墨水,把宣紙攤在地上,然後跪趴在地上,寫著甘地的名言:


「真正的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


就常情而言,這是癡人說夢話,在這社會上,有誰能遭人一頓拳打腳踢,而仍然可以面帶微笑的說,我還愛你。坦白講,我自己也很難做到,就是因為這樣,我更想把這句話,透過當眾揮毫的行動,讓它成為群眾矚目的一幅字畫,群眾所看到的,不單單只是那幾個字,更重要的是,透過那幾個斗大的白紙黑字,我要向群眾傳達,我們要挑戰統治者的權威,但願意承受他們的任何打擊。



(未完待續)




















2008年8月14日 星期四

阿爸帶你去海邊抓螃蟹--17年後,遲來的正義………






2008620  

大法官會議,作成六四四號解釋, 

針對「人團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及分裂國土, 

大法官認定違憲,即日失效。



17年前,19911018台獨聯盟遷台籌備會, 

江蓋世擔任總幹事, 鄒武鑑擔任副總幹事, 

兩人在當天先後遭到逮捕,被羈押在台中看守所。 



鄒武鑑的老婆,
帶著八個月大的嬰兒, 前來探監。 

隔窗會面,鄒武鑑很想抱著自己的嬰兒, 但被獄方禁止。







返回牢房,他告訴江蓋世, 他無法抱兒子的痛苦。

後來,江蓋世為這位同舍難友,寫下一首「想子」的詩。 

這首詩刊登在「教會公報」,

當時,人在美國的音樂大師呂泉生教授, 

內心大為感動,因而為之譜曲。







17年前,他們遭捕入獄,鄒武鑑望斷鐵窗,無法抱子。
  

2008年,大法官會議才認定,禁止台灣獨立的法律是違憲的。


當年的嬰兒,已是高中生了。 正義,為什麼來得這麼遲? 



江蓋世詩作「想子」~側寫好友鄒武鑑獄中想子


在半暝時陣 

阿爸目睭金金  倒佇眠床
 

在半暝時陣 

汝敢被蓋燒燒  乖乖 

人在籠仔內 

無欲想彼Y濟

 

只求阮乖子 

一暝大一寸 

汝著不通踢被亂亂爬 

阿爸娶汝海邊掠毛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