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下）
整個事情的導火線，主要是針對鄭南榕的管理方式，以及編輯部與採訪部門之間的權責問題，關係相當緊張。那時候，有同事就認為，平常我們黨外陣營，為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大聲疾呼人權人權，可是碰到自己的內部出了問題，就不敢站出來說話，因此，五月三十一日</chsdate>下午五點，我與雜誌社同仁總共十人，就在離雜誌社不遠的豐群餐廳聚會，正式成立「自由時代工會」，這個迷你形的工會，推派黃怡、兵介仕與我，擔任委員，負責與鄭南榕談判，而張立明、宋隆泉則擔任紀律委員。
六月一日，「自由時代工會」舉行第一天的罷工，我們不進去辦公室，大夥兒都集中在雜誌社前面的公園，一起討論要跟鄭南榕談判的重點。
上午十點半，我們三位談判代表，進去總編輯室，我看到鄭南榕，兩眼佈滿紅絲，神情極為憔悴，而我們三位談判代表，經過前一晚徹夜長談，繃緊的壓力，也使得我們，看來像命運未卜的難民，正在為未來的命運努力掙扎。我們一見面，除了客套的寒喧之外，就直接切入主題，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可是，鄭南榕的一句話：「我不承認你們這個工會！」，這個態度，使我們無法再談下去了，到了下午十二點二十分，我只好對鄭南榕這麼說：「既然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們三人走出了鄭南榕的總編輯室，我的心情極為複雜，我沒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我們所抗爭的對象，是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英雄，是啟迪我台獨思想的一位前輩，可是，他卻否定了我們工會的存在，他的強硬立場，使得我們的談判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們走出了自由時代，又到另外一家餐廳，全體成員又展開馬拉松式的會議，從午餐吃到晚餐，從發表聲明討論到將來如何另創一份週刊……就這樣，一整天下來，沒有任何的結論。六月二日下午三點，我們工會成員又再度聚會，又繼續冗長的討論……。
在這同時，鄭南榕不因為我們突然的離職，而導致整個編務停擺，他卯足全力，四處調兵遣將，硬是把當期的雜誌給編了起來，反觀我們，共識不高，步調不一，士氣已一衰三竭，最後，大家只好決議，若鄭南榕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那麼全體成員就立即總辭。到了當天晚上八點，黃怡代表我們打電話給鄭南榕，向他提出最後的通牒，沒想到，鄭南榕非常乾脆的答道：「總辭？好的！」
於是，大概是台灣近代反對運動史上，最短命的「工運」，在此宣告壽終正寢。由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自由時代工會」成立，到六月二日晚上八點，我們集體總辭，而工會也就因此宣告解散。
六月三日上午十一點，我們這些離職的成員，相約返社，去處理一些留在社裡的私人雜物。鄭南榕看到我們，也不提昨天不愉快的事情，反倒主動的邀請我們，「欲鬥陣呷中晝否？」，他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使我們稍覺尷尬，只好給予婉拒，帶著我們的私人雜物，還清了雜誌社的公物，我們悻悻然的走出了雜誌社……。
往後的發展是這樣，在鄭南榕的努力之下，那期的雜誌，依然如期出刊，這一點，使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應變能力。在工會這方面，打從我們跟鄭南榕談判開始，就有黨外陣營的一些朋友出面，表示關心，他們極力勸我們和解，最大的理由是，當時的自由時代，是反對國民黨陣營裡，最重要的一個言論堡壘，絕對不能讓它倒了，若是倒了，會讓很多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失望的。這個理由太強了，沒多久，我們工會的部份成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情，不得不回心轉意，而陸續重返雜誌社去工作。
現在回想起這段往事，讓我感觸良深，如果這段歷史能夠倒帶的話，我可不願這麼播放。我在想，假設當時，雙方都能給對方一些時間，或雙方能夠表現較成熟的溝通談判技巧，那麼，事情不會搞得那麼僵，而這段灰頭土臉的「工運」，也不會流為朋友間茶餘飯後笑談的資料。
從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開始，我再也不回到自由時代雜誰社上班了。不是我氣鄭南榕，工運事件，只是導火線，「我想出去雙腳走台灣」的強烈念頭，才是主因。於是，我下定決心，放下筆桿，暫拋飯碗，我要出去闖天下，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