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0日 星期四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8)-作曲家蕭泰然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8)-作曲家蕭泰然

Composer Tyzen Hsiao  

編輯/邱斐顯

Editior
/Felicity Fei-Hsien Chiu


A note on Composer Tyzen Hsiao
(蕭泰然):

Tyzen Hsiao, born in Kaohsiung City in 1938, is a Taiwanese composer of the neo-Romantic school. Many of his vocal works incorporate poems written in Taiwanese,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island's residents. His compositions stand as a mus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movement that revitalized the island's literary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Hsiao moved from Taiwan to Atlanta in 1977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He kept composing while staying in the U.S. His rich tonal style has earned him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s " Taiwan 's Rachmaninov." His compositions include works for solo instruments and chamber ensembles, many works for solo voice, and large-scale pieces for orchestras and choirs with soloists. 





Hsiao's art songs are often performed in Taiwan and many have achieved popular status. " Taiwan the Formosa " is regarded by many as the island's true national anthem. 


Hsiao struck by heart attack in 1993 while composing “1947 Overture”. He overcome the illness by the confidence from the God and completed that composition.


He first returned to Taiwan in 1995. He was part of a wave of overseas Taiwanese who relocated to the island in response to the democratic reforms of the 1990s.  
 


His stroke in 2002 made him move to Los Angeles for recovery. He came back to Taiwan on April 11, 2008 for the his concert--Hearing the Sound of Taiwan--The Concert of collective works by Tyzen Hsiao.



 


Photo courtesy of Proud Wolf (Ken Chuang, 莊傳賢)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edited by Felicity Fei-Hsien CHIU
(邱斐顯), former editor of center of web and wireless news service,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2009年7月3日 星期五

【紅色戒嚴】導演陳麗貴:在疼惜台灣的日夜裡……

文/邱斐顯    



導演陳麗貴。圖片提供/Billy Pan 
本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09年7月號  


二○○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如果你看過這部記錄片,你也應該看看陳麗貴本人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陳麗貴在二二八紀念館觀看「終戰52周年紀念:台灣人的戰爭展」,發現母親前夫的名字,就在台籍日本兵的名冊裡。她出於好奇,追問母親這段歷史。二○○五年,無黨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帶人在日本靖國神社抗議,要求將進了神社的祖靈撤出神社,更讓陳麗貴心生疑竇,決定前往靖國神社,徹底追查母親的身世與台灣的歷史。


二○○六年,陳麗貴到了靖國神社,找呀找的,但因名字記錯,始終找不到。坐在靖國神社的台階上,看著來來往往的參拜遊客,想著母親的一生,想著戰死在南洋的一位小小的台灣人日本兵,想著台灣曲折的歷史,強烈的悲哀湧上心頭,眼淚撲簌簌的掉了下來。


生在高雄的「台北人」


陳麗貴的母親本姓陳,她的親哥哥陳海清,於一九五○年因台北市工委會案(同案較有名的政治犯是胡鑫麟,他是聞名世界的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而入獄,被關在綠島,服刑十年。陳麗貴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後,才知道自己這段家族史。


一九五一年,陳麗貴的父親因事業之故,舉家從台北的大稻埕,南遷到高雄。一九五七年,陳麗貴在高雄出生。陳麗貴回憶道:「小時候,我在學校裡都對同學說,『我是台北人』。等到長大才知道,如果以出
生地而言,我應該算是『高雄』人。」後來陳麗貴到台北唸書後,反而都對同學說:「我是高雄人」。


「我是媽媽的小孩,不是爸爸的小孩。」因為從小和母親比較親密,而父親又是日本教育下的傳統男人,相形之下,她與父親的關係就沒有那麼親密,對父親的家族史也不甚了解,後來她才知道,她的二伯父竟是與鄧雨賢同時代齊名的作詞家陳君玉。


從小到大,陳麗貴的求學、升學,十分順利。直到大學畢業前,她不曾質疑過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只有一件事除外,她就讀高雄女中時,在師長們的勸導下,許多擔任幹部的學生都加入國民黨,而擔任班代的她,因為生性孤僻,又謹記孔子在《論語》裡說的話-「君子不偏阿同黨」,因此不願加入國民黨。直到陳麗貴一九八九年留美回到台灣後,才慢慢地發現到,她的家族史,其實就是台灣歷史的縮影。她漸漸明白,過去動盪的歲月裡,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母親或許為了求生存,或是為了保護子女,而刻意不提自己家族的歷史。


台灣意識的浮現


陳麗貴讀大學時,就認識了李泳泉。李泳泉很早就有台灣意識,為了追求陳麗貴,他依照台大女生宿舍的慣例,本來要宴請全寢室的室友一起吃火鍋。不料,約定吃火鍋之前,碰巧遇上了美國與台灣斷交的國際大事(1978)。國民黨政府趁機利用媒體大肆炒作,鼓勵全民踴躍捐機報國。宿舍女同學們慷慨激昂,要李泳泉把請客的錢捐出,響應愛國運動,陳麗貴回憶說,「他心不甘情不願,幾乎是用丟擲的方式,把錢投到捐款箱去的。」


一九七九年,陳麗貴從台大外文系畢業,畢業後的第一年,陳麗貴在商界做秘書。「大概是志趣不合吧,這一年,我先後換了八個工作。」第二、三年,她到學校教書,才安定下來。這期間,因為一個要好的高中同學到美國唸完「視聽教育碩士」,帶回的視聽作品讓陳麗貴很感興趣,開始興起出國學習視聽教育的動機。一九八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結婚。翌年,父親過世一個月後,她和李泳泉一同前往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求學。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國,而她的台灣意識,是待到異國的土地上,才得到萌芽的機會。


到德州第二年,李泳泉當上台灣同學會會長。那個年代,大多數海外的留學生們,統獨意識還不明顯。陳麗貴因參與同學會與同鄉會的活動,陸續認識了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林孝信、陳美霞。「他們不談統獨,只談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這些思想對我的衝擊不小。對基督徒而言,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對我而言,社會主義意識的啟蒙,是智慧的開端。」陳麗貴說。




陳麗貴與李泳泉——導演夫婦。圖片提供/陳麗貴。


一九八四年,陳麗貴取得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視聽教育碩士,繼續在博士班就讀。一九八五年,德州大學學費跳漲三倍,陳麗貴決定放棄學業,先去就業。隨後分別在休士頓的國際日報、芝加哥的中報工作。在休士頓工作時,經由施信民與曹愛蘭的介紹,認識了主張社會主義與台獨的高成炎。


一九八六年年底,陳麗貴在中報擔任採訪記者,適逢島內黨外人士組黨成功,民進黨人士康寧祥、蘇貞昌等人組團到美國巡迴演講,陳麗貴前往採訪報導。聽到他們的精彩演說,陳麗貴說:「那是我到芝加哥後,最快樂的一天。」比起一些僑界的例行性活動,如中國大使到芝加哥拜會,或是北美事務協調會台灣辦事處的活動通知等消息,台灣第一個反對黨人士的訪美活動更具意義,更有新聞價值。她認真地採訪、攝影,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文稿,以為這篇文章至少應該是地方版的頭條,誰知上了編輯台後,文稿被立場傾中的主管刪到只剩不到百字。這次經驗,讓她的台灣認同開始浮現。 


以紀錄片來捍衛台灣!


後來,陳麗貴選擇離開芝加哥,回到休士頓繼續在報社工作。這段時間,她更積極參與台灣同鄉的活動,也認識了郭正光、蔡正隆等獨盟人士。在海外讀書、工作的這幾年,陳麗貴的台灣意識,越來越清晰。一九八九年,陳麗貴和李泳泉決定回台灣貢獻所學。


「為什麼會全心投入影像工作呢?」陳麗貴表示,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藍領階級的勞工,平均每五年就會遭到資遣。她曾經看過一部有關勞資糾紛的紀錄片【The Real Thing】,紀錄瓜地馬拉可口可樂公司,走法律漏洞惡性關廠,失業勞工求償無門,只好群起抗爭。直到現在,她對這部紀錄片的影像記憶猶深,「紀錄片最可貴的精神,就是為弱勢者發聲。」這個理念深植在她腦海,她決定以拍紀錄片的方式,來介入台灣的社會運動。


一九八九年,陳麗貴返台後,積極參與施信民教授所創立的環保聯盟,持續不斷地為環保議題與抗爭行動做影像紀錄。一九九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共同完成【台灣環境總體檢】系列影片。一九九四年,核四公投促進會成立時,陳麗貴不但擔任該會執行委員,幾年後,甚至接任代理召集人的職務。林義雄發起「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行動時,陳麗貴跟著隊伍靜靜地步行,李泳泉則是扛著攝影機,將苦行過程拍攝下來。陳麗貴說:「我參與社會運動,認識許多朋友,這些人都成為我的終生好友,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的視野也因而得到提升。」



 「核四公投千里苦行」由左至右:林義雄,陳麗貴,張國龍。
攝影/李泳泉。


二○○七年十二月,陳麗貴和李泳泉共同完成【捍衛台灣鄉土紀事-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廿年】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不只見證台灣二十年的環保運動,也是他們夫婦投入紀錄台灣反核運動二十年的心血結晶。影片中,除了重現歷年反核運動抗爭的精彩畫面,並訪談二十多年來積極參與台灣環保運動的學者專家、青年學生與地方人士。當年的青年學生,投身反核運動,不論運動是否成功,至少這個運動,改變了一整個世代人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也形塑了他們對世界的夢想。


記錄政治.佳作連連


陳麗貴的作品,除了環保、政治議題外,她也是最早拍攝女性議題的紀錄片導演之一。如:一九九四年,談民法親屬篇中女性地位的【牽手何時出頭天】;一九九六年,談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女超人的滋味】;一九九九年,談女性典範人物的【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二○○三年,世紀女性台灣風華系列【暗暝e月光─台灣舞蹈先驅蔡瑞月】等。陳麗貴認為:「女性地位是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標!」



【台灣民主化之路】錄影帶封面。圖片提供/陳麗貴。


二○○六年推出的【台灣民主化之路】,是一部九十分鐘的紀錄長片,紀錄一九九○年代以李登輝為主軸的台灣民主化歷程。陳隆志教授認為,這是「一部完全台灣觀點的台灣史紀錄片」。二○○八年【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入圍紀錄片雙年展與金穗獎。二○○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二○○九年,她再度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焚─紀念鄭南榕殉道二十週年】,企圖召喚反對運動原初的熱情,為台灣尋找新的出路。


過度密集的工作壓力,讓陳麗貴覺得:「每次完成一部影片,都覺得壽命又折損了好幾年。」


這些年來,也因為拍記錄片的關係,陳麗貴曾任台北市女性影像學會理事長,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董事,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董事,核四公投促進會召集人,目前世新大學廣電系、實踐大學通識課程兼任講師。她感慨的說,二十一世紀,台灣紀錄片的工作環境,與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因為更便宜的器材,更進步的技術與製作觀念,紀錄片工作吸引了更多年輕人投入。但是和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作相較,它的物質回饋是相當低微的,能在此領域中一直堅持下去的人並不多,尤其是獨立紀錄片工作者。


此外,台灣的影視、藝文圈中,一直存在著「去政治化」的傾向,政治議題被刻意迴避或排擠。陳麗貴所拍攝的紀錄片,可說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二○○九年三月,陳麗貴獲頒第一屆鄭福田文化獎,獎座上刻著「以紀錄片見證台灣/以行動介入社會/彰顯藝術與文化的榮光」,為陳麗貴二十年導演生涯的堅持不懈,寫下最佳註腳。 



  
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


陳麗貴從事紀錄片拍攝工作多年,與美國導演茱蒂斯.維奇歐妮(Judith Vecchione)合作的經驗,令她印象非常深刻。從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七年,美國WGBH公共電視台打算拍攝一部與台灣認同有關的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Tug of War:The Story of Taiwan),陳麗貴獲推薦擔任該片台灣製作總協調。


一九九六年,陳麗貴開始用電子郵件與茱蒂斯連繫。每天白天她辛苦工作:蒐尋資料、翻譯、安排拍攝事宜等,晚上回來還得花兩、三小時,寫長長的工作報告,而往往工作報告傳過去不到十分分鐘,茱蒂
斯更長的「工作指令」又傳了過來,又有更多的待辦事項,待釐清的問題。「雖人她人在美國,我在台灣,但是我覺得她實在法力無邊!」陳麗貴說。


陳麗貴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幾乎想打退堂鼓。那時候,台灣史教授吳密察、戴寶村等人,都力勸陳麗貴不要輕言放棄,因為這是台灣歷史影片能登上國際媒體的難得機會。陳麗貴得盡量發揮她的影響力,
讓影片中出現真正台灣人的聲音。


陳麗貴與這位比她年長的導演合作期間,學到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鍥而不捨」的精神。有一次茱蒂斯問她:「我想從太平洋上來拍台灣,妳可以幫我租到一艘安全又便宜的船嗎?」當時搭船出海
的手續十分麻煩,租船的費用也很昂貴。經過許多天的聯繫,透過種種管道的協助,總算訂到一艘符合要求標準且「物美價廉」的漁船。不過,最後卻因為英國攝影師的一句話:「攝影器材沒有防震設備,拍出來的東西恐怕不能用。」茱蒂斯終於放棄海拍的念頭。


某一個陳麗貴休假的日子,茱蒂斯帶著幾個工作人員繼續拍片。美籍導演、英籍攝影師、錄音師和台籍司機比手畫腳、雞同鴨講,無法溝通。因為當天拍攝地點就在陳麗貴家附近,導演打電話到陳麗貴家求救,又碰巧陳麗貴外出,電話沒人接。導演正一籌莫展,急得跳腳時,陳麗貴突然出現在拍片現場,茱蒂斯見到救兵來到如釋重負。原來,陳麗貴利用休假時間,外出幫攝影師買底片,返家後聽到電話答錄機的留言,立刻趕到拍片現場。陳麗貴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讓茱蒂斯非常感動,兩人在合作關係結束之後,成為保持聯繫的好友。


這部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一九九八年於美國播出後,在美國台僑界引起極大回響,這是國際上第一部以同情觀點探討台灣認同的紀錄片。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09年6月18日 星期四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7)-鄒族作曲家高一生 Composer Gao Yi-Sen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7)-鄒族作曲家高一生




Composer Gao Yi-Sen


編輯/邱斐顯  


Editior/Felicity Fei-Hsien Chiu  










Gao Yi-Sen (1908-1945) was an aboriginal hero named Uyongu  


Yatauyungana in the mother tongue of his Tsou tribe. He entered the Tainan Teachers College in 1924 and showed his talent in the field of both music and literature. He graduated in 1930 and then worked as a teacher and policeman at his hometown. In addition, he led the people of his trib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cultivation. He composed many songs at this time and led the people of his tribe in a performance of the "Hunting Song"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Gao served as governor of Wu Fong township in 1945 but was arrested during the 228 Incident of 1947 because his tribe occupied the Chiayi magazine and the Chiayi airport. In 1951, Gao was accused of hiding Tainan County Governor Yuen Kuo-chin who was considered a spy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Gao was therefore arrested and executed. 









Photo courtesy of Formosa Aboriginal Song and Dance Troupe

 




 


畫家杜振宏的鄉居形色

畫家杜振宏的鄉居形色









編輯/邱斐顯



http://beta.cna.com.tw/vistaphoto/exhibition.aspx?Artc_ID=1736&CatL_ID=K&&CatM_ID=K01 





畫家杜振宏,1958年出生於苗栗後龍。1972年,就讀國中時,獲全縣水彩寫生第一名。1975年,就讀竹南高中時,對外美術比賽,獲獎無數。1977年,轉讀復興美工科,水彩、素描、油畫、雕塑多次獲獎。



1979年,杜振宏服役陸軍野戰部隊,擔任軍中美術製作。1982年,於台北開設廣告設計公司。1983年,他首創立體紙雕卡片,並獲雙獎。1985年,獲邀木柵動物園景觀雕塑工程製作。1987年,成立杜振宏工作室,承接原型雕塑開發設計。



從就學到就業,杜振宏雖然喜歡藝術創作,不過,卻也多年不曾持續提筆畫畫。他坦承,自己曾目睹一些藝術家,因為醉心創作而無以維持生計,有些畫家甚至為了經濟因素,遷就市場需求而作畫。



基於這些因素的考量,他全心投入「事業發展」,1990年,開發陶瓷與日本和紙結合之禮品;1991年,開發專利霧山林品牌噴霧加濕機;1993年,投資國蘭市場培育花藝雙條件以上特殊品種;2007年,培育台灣原生牛樟芝並開發第一台靈芝培養展示箱。



事業有成之後,2008年,杜振宏才展開他生命中的首次個人水彩畫展。這次,於嘉義梅嶺美術館展出的水彩個展,則是第二次。







(杜振宏水彩畫,半間古厝)





杜振宏從小生長於純樸小鎮-苗栗後龍,西有海岸漁村之美,東有群山環繞美麗山城。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物換星移,舊時景物早已消失泰半。因此他憑著自己的感覺,與對鄉土的熱愛和執著,尋找可感動或共鳴的畫面,即使是偏牆一隅或一磚片瓦,雖非壯麗宏偉,卻在在觸動著他的舊時記憶。這些鄉村田園景色,就是他作畫的泉源。







(杜振宏水彩畫,尋田水)







(杜振宏水彩畫,午後絲瓜棚下)







(杜振宏水彩畫,荷塘水映)





(杜振宏水彩畫,希望之春)







(杜振宏水彩畫,秋荷鷺鷥)





杜振宏的畫筆勾勒出對家鄉景物的思念,這些創作,不但呈現台灣鄉土之美,記錄了台灣鄉間生活的點點滴滴,也讓當下生活於科技及都會之人們,喚起無限的思鄉之情。



2009年6月9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2 進軍士林官邸(五)



詹益樺、田媽媽、黃怡、黃建興等人趕快圍成幾道人牆,阻止後面的人往前衝撞警察,而破壞我們的非暴力原則。照片提供/江蓋世。



蔣延遠離開之後,我們遊行隊伍繼續向西進行,越過中山北路,直到承德路折而北行。晚上七點廿八分左右,我們走上了承德路天橋,到通河街口停了下來,走了將近一個半鐘頭了,隊伍也累了,大家在橋上坐了下來,這時我們開始一起唱歌,我們坐在那裡,唱著「黃昏的故鄉」、「為什麼」。我們蹲在那裡唱歌的時候,有很多輛保一總隊的警車,呼嘯而過,很多人就在那裡大喊:


「哇!警察攏跑去頭前,欲來擋咱!」


其實,那時,我們幾個帶頭的,都心裡有數,我為了堅持非暴力原則,而選擇了迂迴戰術,在台北市的北區,迂迴前進,而警方也算定了我們這支臨時起義的隊伍,並沒有強有力的組織,也缺乏有效的車輛、後勤、糾察等能力,因此他們也採用消耗戰術,只要強力固守住士林官邸,而任遊行隊伍到處迂迴,消耗我們的體力,只要夜深了,兵疲馬困,我們自然會崩潰瓦解了。


晚上八點半左右,隊伍繼續沿著承德路前進,直到文林路口,士林分局竟然只派了二十位左右的員警,排成一排,阻止我們進入中山北路。這些警察,除了手上拿著一根警棍,身上沒有任何鎮暴的裝備,他們穿著短袖,戴著大盤帽,穿著皮鞋,有的還戴著白色的鋼盔。我們的隊伍一接近他們,許多人不禁笑了起來,我們是四十年來,第一次向士林總統官邸抗議長征的隊伍,結果,你們只派了二十幾名,類似維持一次交通事故的規模,實在太看不起我們了。


「衝過去啦!」隊伍中,有人大喊。


這時,走在前面的幾位黨工,還有田媽媽、黃怡、詹益樺等人,他們趕快也圍幾道人牆,阻止後面的人往前衝,去衝撞警察,而破壞我們的非暴力原則。我們僵持了一陣子之後,只好把隊伍開向文林路,九點零二分左右,警方又在文林路夜市的路口,將我們擋了下來,把我們的隊伍逼到基隆河廢河道,但我心裡一想,若一再的讓步,整個士氣會潰散掉,於是趁著警方轉移陣地的時候,我們突然又向文林路轉進,一時之間,我們遊行的隊伍,步伐加大,快步前進,而警方他們沒料到我們來這一招,也氣極敗壞的小跑步前進,就在文林路的加油站前,將我們擋了下來,雙方一對陣的結果,原本窄小的文林路,此時交通大亂,很多車子就塞在那裡,動彈不得,到了九點二十分左右,警方不得不主動撤退,讓我們隊伍繼續前進。


九點三十分左右,我們走到了士林地政事務所時,這時,尤清板橋服務處的主任蕭貫譽,親率一輛宣傳戰車,加入我們的陣營,哇!太棒了!大家士氣為之一振。太好了,我們一路長途漫漫三個半小時,只靠一個手提麥克風,走在台北街頭,就像被警察趕來趕去的吉普賽族,甚至許多圍觀的民眾,還搞不清楚我們是誰,我們遊行的訴求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一邊走一邊唱歌,我們為什麼要一邊喊口號,一邊淚流滿面,台北市民啊,你們知道嗎,我們為什麼而戰呢?……。現在,有了宣傳戰車的加入,我們便有強大功率的麥克風,陳明秋、蕭貫譽、蔡文旭等人,都集中到宣傳戰車上,而此時的遊行隊伍,已經由原來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增加到上千人,此時我們的士氣最高昂,歌聲最大聲。


晚上九點二十五分,浩浩盪盪的千人隊伍,走到了士林路與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時,警方派出了十名警察擋在中正路口,他們要求我們改道往北投或社子方向走去,絕對不准我們轉向,朝士林官邸邁進。在那時,我們了解,現在除了文林路以西,或以北,可以讓我們通行無阻,但只要我們往東,朝士林官邸的方向邁進,警方已集結強大警力,佈下層層鎮暴關卡,絕對不讓我們越雷池一步。如果我們往北走,已失去了目標,不到深更半夜,隊伍就會潰散,如果我們往東強行闖關,勢必要跟他們進行激烈的非暴力抗爭,但我謹記甘地的教訓,非暴力的鬥士,需要事前的訓練,非暴力的抗爭,尤其需要事前的規劃,如果冒然的把一支臨時起義的隊伍,投入一場激烈的非暴力抗爭,那麼,當警方開始以警棍、水龍、催淚彈攻擊我們的時候,毫無組織的群眾,很可能立即以暴制暴,而引發一場無法控制的暴力流血衝突。


十點左右,群眾越聚越多,十字路口的交通,完全癱瘓,那時我這樣的想,照這情形看來,他們不可能笨到今晚把我逮捕,而把整個事情搞大了,但是,只要警方堅守著鎮暴的防線,民眾一跟他們發生衝突,甚至是暴力流血事件,第二天的媒體,一定把所有焦點,都集中在我們是暴力份子,而將我們訴求『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完全扭曲,或避而不談,所以,目前的情況,我可以做的最好的決定,就是今晚到此為止,明天六月十二日 ,繼續到立法院大門口前戰鬥!


決定了之後,我爬上了宣傳車,趁著陳明秋在演講時,我面對著激昂的群眾,兩腿盤坐,兩眼閉目,吐吶養息,利用短短的兩三分鐘,使我整個心情平靜了下來……。


陳明秋講完了,接著我就站了起來,拿起麥克風,面對著十字路口黑壓壓的群眾,我做了三分鐘的演講,一再的重申:


「……我主張非暴力,在我的眼中,擋佇咱的頭前的警察,伊們猶原是咱的兄弟,咱不通罵伊們、傷害伊們,……咱今仔日,欲行向蔣經國表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正當我講到這句話,有一位過路的年輕女子,竟然放聲的罵我:「放屁!」


有些群眾一聽到她居然如此的侮辱我,立刻圍上前去質問,而現場一群警察也迅速圍了上來,保護那名年輕女子。


眼看現場群眾有些騷動,我趕緊結束演講,而呼籲大家明天下午一點,再到立法院大門口前繼續抗議國民黨制訂國安法,於是,六月十一日晚上十點十分,我向群眾說,今晚的示威到此為止,而後正式宣佈解散。


十點二十四分左右,文林路與中正路口,原本集結的上千人,紛紛散去,癱瘓的交通,又開始恢復暢通。


這時,我趕緊跟幾位朋友,分頭搭數輛計程車,趕往位於敦化南路圓環的元穠茶藝館,那家是蘇治芬開的,平常黨外人士有什麼重要的會議,都會跑到她那裡開會。


我們一群人,有陳明秋、兵介仕、蔡文旭、黃怡等七、八位,大都是自由時代的同事,經過了一夜的長征,由下午到晚上,也沒有吃東西,大家餓扁了,蘇治芬趕快叫裡頭的人,下了一盤盤熱騰騰的水餃,給我們充饑。大夥兒一邊吃,一邊檢討今天的行動,說得眉飛色舞,興奮極了!經過了緊張的一天,我也一邊猛吃水餃,一邊跟大家暢懷歡笑,根本就沒有去考慮到,將來有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會降臨在我的身上。


我們這一群反對運動的新生代,自己發動了這場示威遊行,在當時而言,創下了「目標最高,遊行最久」的記錄,除了零星的小衝突之外,我們居然能維持一場夜間舉行的非暴力示威,這在當時,是個相當高難度的行動,因為在夜晚的示威,比較難以掌控群眾,更難以有效處理有心人士的挑釁行為。當然,事隔多年,我現在回想,那時候,我們的非暴力行動,也得到了警方善意的回應,他們原來的策略,是全面的封鎖圍堵,但面對我這一支臨時起義的非暴力隊伍,他們馬上改弦更張,採用消耗戰策略,雖然亦步亦趨的保持高度監控,但是,並沒有派出鎮暴部隊,對我們施以暴力鎮壓,這一點,我十分肯定他們。


這就是雙方的學習,台灣的人民,在這場示威中,學習用歡笑、歌唱、長途遊行,直接挑戰最高層峰,而台灣的警察,也學習運用智慧、柔性、消耗戰策略,來承受人民的示威挑戰。


後來有朋友跟我提起這段往事,他笑著告訴我:


「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那場士林官邸長征,你們走錯路了,你們要找蔣經國抗議,他是住在大直官邸啊,而士林官邸則是老蔣以前住的地方。」


我聽了,只好跟著苦笑,歷史就是常常陰錯陽差的……。



(未完待續)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導演黃明川:「再熱,也要關掉冷氣!」

文/邱斐顯

 


導演黃明川「珍愛台灣詩」。照片提供/黃明川。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5(2005.12.10~12.16)


台灣的電影史上,導演黃明川向來所拍的電影都是叫好不叫座。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年間,黃明川一共拍過【西部來的人】、【寶島大夢】、【破輪胎】三部劇情片,其中【寶島大夢】上映之後,更因票房奇差無比,下片後連電影院的場地都付不起。黃明川滿腔的理想實現後,卻在台灣這種功利主義盛行的藝文圈內得不到應有的掌聲。然而,這些挫折還是抹煞不了黃明川對電影拍攝的狂熱。


從拍劇情片到拍記錄片


從當年醉心於電影創作的劇情片,到另闢天地拍攝台灣詩人口述歷史的記錄片,黃明川的轉折的確不小。


二○○○年的冬天,黃明川不但陷入他個人的電影創作低潮期,同時也面臨財務嚴重拮据的現實困境。最辛苦的莫過於黃明川的妻子王秀卿。她一方面要幫助黃明川處理財務問題,一方面仍不忘給他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永遠站在他身旁陪伴他,一起渡過人生的黑暗期。


二○○○年的冬天,黃明川應詩人張德本(家住高雄)的邀請,前往汐止山上,參加「北台灣文學營」。張德本是這個營隊的駐營講師,講授的是「電影與文學」。他和張德本之所以相識,是因為張德本曾評論過他的電影創作。黃明川本來還期待在營隊裡和張德本相談對電影的觀點,但這次的相聚卻沒機會談電影。


一向心思細膩、觀察入微的黃明川,注意到這個營隊的講師居然多半是詩人,也強烈感受到這群詩人對文學前景的不安與無奈。年輕一代的學子,文學欣賞能力的培養,已逐漸被電視、電腦、網路……的現代科技所取代,使得這些講師也感到文學教育推展的重重困難,加上文學界原本就比較偏好小說創作而輕忽詩的創作,致使詩人的發表空間愈來愈少,詩的創作更如雪上加霜。


在這些觀察下,黃明川突然想到,如果能把詩「影音化」,不是可以拓展詩的影響力嗎?黃明川開始思索這個自己臨時起意的點子……。


「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創意成形


其實,這樣的點子並不是無中生有。過去,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間,黃明川就曾接受前衛出版社老闆林文欽之託,拍了四部文學家傳記型記錄片。黃明川發現,在台灣要找這些文學創作者的身影竟是如此困難,即使有名如楊逵,仍遍尋不到任何相關的記錄片資料,卻只能從當初楊逵曾出席過的場合,有私人拍攝的家庭錄影帶中看見。黃明川深感可惜的是,這些影片若沒有好好保存,只是徒留在某人家中的書櫃裡或抽屜裡,真的是浪費國家的文化資產。也正因如此,過去數年來,黃明川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的創意於是逐漸成形。


然而,空有理想若無經費,計畫的進行仍會置礙難行。不可諱言的,的確是在民進黨的綠色執政之後,很多資源才容易得手,很多理想才有實踐的空間。因為「國家文藝基金會」、「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中心」,以及「國冤台灣文學館」接連支持黃明川的構想,才使得影音保存計畫順利推動。


在「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中,黃明川以一百個台灣詩人為其設定目標。關於詩人名單的挑選與擬定,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分別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的顧問提出建議名單;第三和第四階段,則由「國家台灣文學館」的館長、評審和館內研究員,共同商討研擬之後而建議。


「到府拍攝」難度媲美拍外景


「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拍攝過程中,第一階段時,黃明川工作室只出一部攝影機,到詩人家中或工作場所「單機作業」,第二階段才加到二機、三機作業。對黃明川而言,這樣的工作難度,則可媲美拍外景。


通常在導演或攝影師在攝影棚內拍攝時,場景很好掌握,棚內的溫度與聲音都可以控制,即使開空調也不會影響攝影、錄音工作,但是出外景可就大大不同了。戶外若有一點點聲響,常常影響到拍攝的進度與品質。


「有時一切拍攝工作都準備就緒了,偏偏遇到颱風天,刮大風、下大雨,狂風驟雨呼呼作響,我們就是得被迫改期再約。」


此外,為了希望攝影鏡頭可以獵取到一個視野或光線較佳的角度時,有時家具、陳設都得重新安排移動,工作人員除了要有攝影專業外,同時還要兼搬運工。「書櫃、書桌、床、沙發,再重再亂的物品,我們都得搬。」 




導演黃明川拍攝詩人陳明仁場景。照片提供/黃明川。


鏡頭前看來幽雅的佈置,如果黃明川不說,或許沒有人知道,有些拍攝場景的空間,竟然只能容納三台攝影機存在而已。


黃明川在拍攝過程中,運用他所嫻熟的電影場景轉換、燈光效果,及自然收音手法,讓詩人很自然地在鏡頭前表現他個人的特色,談他的個人經驗,挑選他自己所喜愛的詩作(甚至這些詩作,不必一定要接獲好評),用詩人本身的風格來朗讀其作品。


非關掉空調設備不可


為了要求最好的影音品質,黃明川都要求受訪詩人勿用空調設備,以免因雜音干擾攝影過程。有的詩人無法理解他的要求。在某個夏日裡,他們工作團隊曾約好要訪談一位知名的年長詩人,工作人員一上門要進行拍攝時,因為黃明川要求這位詩人:「請先關掉空調!」


這個詩人一聽,馬上把臉色拉下來,非常不高興。本來他堅持不肯配合,還對他們表示:「香港方面曾派了兩名記者來台北採訪我,他們都沒要求我關空調。」他的不愉快,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工作人員則在這位詩人的憤怒中,戰戰兢兢地進行拍攝。半天之後,他自己才慢慢地被黃明川專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所改變。


拍攝過程辛酸,冷暖自知


有一次,他們在某位詩人的家中拍攝。他的家位於內湖三軍總醫院旁,工作人員在工作現場發現,不時有救護車進進出出,「哦---吚---哦---吚---」的聲音,經常中斷他們的拍攝進度。他們必須在救護車離去後,搶時間工作,才能順利完成拍攝任務。


有一位受訪詩人的居家環境相當特殊,只有門而沒有窗。黃明川的工作團隊前往拍攝的時間在炎炎夏日,這位受訪詩人很配合地沒有開冷氣空調。原本這位詩人的家只利用這扇門來通風,為了進行拍攝工作,工作人員把這扇門關了數個小時之久,大家都汗流浹背,額頭上的汗水不斷滴下,衣服也幾乎濕透。黃明川本人深夜拍完片回到家後,才發現胸口很悶,整個人有種很想吐的感覺,他這才感到自己的中暑症狀出現。


在台灣本土詩人作家的領域裡,許多人都知道,某位詩人的情詩極負盛名。當黃明川向這位詩人提及想拍他朗誦自己的情詩時,卻遭這位詩人婉拒。他拒絕的理由是:「當年情詩再好,畢竟是婚前的作品,獻詩的對象是以前的女友。」現在他則不想因為這些曝光的詩作而影響到現在的配偶或家人。


這位詩人本來甚至也不願意接受這個拍攝計畫,後來好不容易才被說服。但他堅持不讓工作團隊到他家去拍攝,最後只好商借另一位詩人朋友的住家來拍攝。幾乎大部份被拍攝過的詩人,都持肯定的態度支持黃明川,事後他們還會主動要求、索取自己的DVD,告知自己的友人,只有這位詩人是唯一的特例,他還央求黃明川工作室:「千萬不要把這個拍攝的DVD寄來給我。」


還有一位詩人,大概因為寫詩無法維持溫飽,或者另有其他難言之隱,使得他的太座堅持要與他分居。他被迫遷居到自家的樓頂加蓋的鐵皮屋上。因此,黃明川無法拍攝。後來,他們商借到一個場地——某個基金會。基金會的地點位在台北市車水馬龍的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交叉口附近的巷子內,工作團隊在拍攝時,三不五時就會聽到路口加油站裡,傳來的汽車煞車聲、加油後的引擎啟動聲,交錯地出現在這個辦公室裡,使得拍攝工作進行得頗為辛苦。


台灣詩人躍上螢光幕


如果你也曾坐下來好好欣賞過【詩人部落格】的節目,很難不被黃明川運鏡拍攝的畫面吸引住。他那一流電影的拍攝手法、深度刻劃台灣文學的用心、對攝影品質的強烈要求,以及那股「再熱,也要關掉冷氣!」的堅持與毅力,終於讓詩人活靈活現地躍上螢光幕。


這樣的人才、這樣的用心,能為台灣做的事,應該還很多……。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下)



(江蓋世,贖罪之旅)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下)

 


七月九日,我下午三點十五分抵達台南市高李麗珍服務處。高李麗珍是前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高俊 明牧師的 太太,高牧師因美麗島事件藏匿施明德,而遭國民黨逮捕下獄,而後,高李麗珍代夫出征,競選立委,不幸落敗,但原有的競選班底,依舊在台南市,維持一個高李麗珍服務處,做為台南市民進黨運動的主要據點。



 


我抵達那裡,受到黃昭凱、林宗正牧師及許多黨工的歡迎。他們服務處的一位黨工,在服務處的外面,張貼了一張大幅海報,用非常漂亮的藝術字,寫了幾個大字,「台灣民主運動的甘地--江蓋世」,我看了那幅海報,心裡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因為我要學習的是甘地的精神,絕不想要亦步亦驅的模仿甘地,我只想做我自己,而不想讓別人把我比做那位世界級的偉人,因為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有其時空背景,有其歷史淵源,有其個人智慧風格,有其人生哲學,雖然我知道,徹頭徹尾的非暴力,不是我這個凡夫俗子所能達到的境地,包括甘地自己也坦承,徹底的非暴力,連他自己都辦不到,何況是我呢?



 


我堅信甘地精神是對的,它能夠讓我們人民,擁有一項不流血的武器,去打倒我們想要打倒的權威,去改變我們想要改變的制度。



 


「那你為什麼要披著那件『甘地精神』綠背心,到處做秀呢?」也許有人會這樣質疑。



 


非暴力精神也好,甘地精神也好,都是抽象的概念,廣大的台灣人民,並不熟悉這個概念。如何使人民在很短的時間內,知道這個概念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個抽象的概念,將它變成一個具體的圖像。抽象的概念,人們一聽,掠過腦海,也不知飛到南極或北極了,但是,一旦把它變成一個具體的圖像,眼睛一看,立即發亮,啊,對了,那就是這個東西,這樣的話,就能很清楚而明確的釘入人們的腦中。所以說,他們太過捧我了,把我這個小人物,比擬做「台灣民主運動的甘地」,我聽了自己會臉紅,可是,為什麼我還是照樣穿著那件甘地精神綠背心呢?因為,透過它,可以很迅速的藉著媒體,傳播出「甘地精神」的訊息。



 


話說 七月九日 下午四點,台南市議會的那場靜坐呢?我就不再那麼孤單了。有林宗正、黃昭凱、李金億以及二十多位我叫不出姓名的台南黨工,都來參與靜坐。這場靜坐,我們是坐在台南市議會大門前的階梯,下午四點到五點半,陽光特別的強烈,我們所坐的階梯,正好陽光直曬,熱得大家汗如雨下。



 


下午五點半,我們一行三、四十人開始遊行,走在最前面的,拿著一條長布條,一位黨工,手拿著麥克風,後面跟著一輛宣傳車,林宗正牧師擔任指揮,我們從台南市議會,遊行市區,一路走回高李麗珍服務處。這一站,我幾乎看不到穿制服的警察前來阻擋,這時,我心裡這樣推測,警方在屏東攔阻我們,一度造成緊張的情勢,反而使地方的媒體大感興趣,而大幅報導,因此,他們從高雄市開始,一直到高雄縣、台南市,接連三站,採取「不理睬政策」,讓我一下子,悵然若有所失,我們採取非暴力抗爭,警方也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對我們不理不睬,放任我們去遊行,這一點,想來也真有趣!



 


林宗正,長老教會的牧師,曾參加在加拿大的 URM 訓練。 URM 是長老教會城鄉草根訓練的組織,他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於台南縣新化縣的口碑教會,在鄭國忠牧師的協助之下,成立 URM 在台訓練的基地, 廣收社運團體的基層幹部,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他所訓練出來的 URM 成員, 扯下了位於嘉義市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徹底粉碎國民黨政權所創造的吳鳳神話,還給台灣原住民原有的尊嚴,一九八九年,他因吳鳳事件入獄八天,一九九一年開始,他持續從事「愛與非暴力」的草根訓練工作,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三年,台灣反對運動所推行的大型示威,如「反軍人干政」,林宗正牧師所培訓出來的 URM 成員,往往扮演重要的組織者, 或形成一支有思想、有紀律的糾察隊伍。



 


我初次見到的林宗正,中等身材,面型削瘦,但聲音奇響無比,放眼當時的反對運動界,我還沒有聽過任何一個人,演講的聲量能夠超過林宗正的。



 


話說回頭,當我們走到台南市的民權路,林宗正牧師邊走邊演講。他特別為我們介紹,這一條民權路,是我們反對運動圈內,非常有名的「台獨街」,因為有三位從事台獨運動的名人,他們的老家,就在這條街上,第一位是,旅日台獨老前輩王育德;第二位是,國民黨政權頭號的通緝要犯,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第三位是,前副總統謝東閔郵包爆炸案的主角王幸男。一九八七年那時,這三位台獨人士,王育德早已作古,張燦鍙流亡海外,而王幸男仍關在牢裡。



 


林宗正牧師介紹完民權路的台獨歷史淵源,就用他那粗獷雄厚的聲音,帶領我們高呼口號,向台獨街的三位前輩致敬:



 


「現在,咱來喊,『台灣獨立萬歲!--』」


「台灣獨立萬歲!--台灣獨立萬歲!--」 



 


我們這一群人,雖然只有三、四十個人,以整個台南市的人口相比,我們只是一小撮人,可是我們一步一腳印,踩在台南古城的街道上,愈踩人愈多,愈踩愈起勁!



 


我個人小小的腳印,是踩著反國安法,是踩著台獨思想自由,但當參與我們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往前推進的,已不再是一雙赤腳,也不是一部手推車,而是逐漸發動的台獨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