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戒嚴】導演陳麗貴：在疼惜台灣的日夜裡……

文／邱斐顯    

導演陳麗貴。圖片提供／Billy Pan 

本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09年7月號  

二○○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如果你看過這部記錄片，你也應該看看陳麗貴本人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陳麗貴在二二八紀念館觀看「終戰52周年紀念：台灣人的戰爭展」，發現母親前夫的名字，就在台籍日本兵的名冊裡。她出於好奇，追問母親這段歷史。二○○五年，無黨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帶人在日本靖國神社抗議，要求將進了神社的祖靈撤出神社，更讓陳麗貴心生疑竇，決定前往靖國神社，徹底追查母親的身世與台灣的歷史。

二○○六年，陳麗貴到了靖國神社，找呀找的，但因名字記錯，始終找不到。坐在靖國神社的台階上，看著來來往往的參拜遊客，想著母親的一生，想著戰死在南洋的一位小小的台灣人日本兵，想著台灣曲折的歷史，強烈的悲哀湧上心頭，眼淚撲簌簌的掉了下來。

生在高雄的「台北人」

陳麗貴的母親本姓陳，她的親哥哥陳海清，於一九五○年因台北市工委會案（同案較有名的政治犯是胡鑫麟，他是聞名世界的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而入獄，被關在綠島，服刑十年。陳麗貴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後，才知道自己這段家族史。

一九五一年，陳麗貴的父親因事業之故，舉家從台北的大稻埕，南遷到高雄。一九五七年，陳麗貴在高雄出生。陳麗貴回憶道：「小時候，我在學校裡都對同學說，『我是台北人』。等到長大才知道，如果以出

生地而言，我應該算是『高雄』人。」後來陳麗貴到台北唸書後，反而都對同學說：「我是高雄人」。

「我是媽媽的小孩，不是爸爸的小孩。」因為從小和母親比較親密，而父親又是日本教育下的傳統男人，相形之下，她與父親的關係就沒有那麼親密，對父親的家族史也不甚了解，後來她才知道，她的二伯父竟是與鄧雨賢同時代齊名的作詞家陳君玉。

從小到大，陳麗貴的求學、升學，十分順利。直到大學畢業前，她不曾質疑過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只有一件事除外，她就讀高雄女中時，在師長們的勸導下，許多擔任幹部的學生都加入國民黨，而擔任班代的她，因為生性孤僻，又謹記孔子在《論語》裡說的話－「君子不偏阿同黨」，因此不願加入國民黨。直到陳麗貴一九八九年留美回到台灣後，才慢慢地發現到，她的家族史，其實就是台灣歷史的縮影。她漸漸明白，過去動盪的歲月裡，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母親或許為了求生存，或是為了保護子女，而刻意不提自己家族的歷史。

台灣意識的浮現

陳麗貴讀大學時，就認識了李泳泉。李泳泉很早就有台灣意識，為了追求陳麗貴，他依照台大女生宿舍的慣例，本來要宴請全寢室的室友一起吃火鍋。不料，約定吃火鍋之前，碰巧遇上了美國與台灣斷交的國際大事（1978）。國民黨政府趁機利用媒體大肆炒作，鼓勵全民踴躍捐機報國。宿舍女同學們慷慨激昂，要李泳泉把請客的錢捐出，響應愛國運動，陳麗貴回憶說，「他心不甘情不願，幾乎是用丟擲的方式，把錢投到捐款箱去的。」

一九七九年，陳麗貴從台大外文系畢業，畢業後的第一年，陳麗貴在商界做秘書。「大概是志趣不合吧，這一年，我先後換了八個工作。」第二、三年，她到學校教書，才安定下來。這期間，因為一個要好的高中同學到美國唸完「視聽教育碩士」，帶回的視聽作品讓陳麗貴很感興趣，開始興起出國學習視聽教育的動機。一九八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結婚。翌年，父親過世一個月後，她和李泳泉一同前往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求學。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國，而她的台灣意識，是待到異國的土地上，才得到萌芽的機會。

到德州第二年，李泳泉當上台灣同學會會長。那個年代，大多數海外的留學生們，統獨意識還不明顯。陳麗貴因參與同學會與同鄉會的活動，陸續認識了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林孝信、陳美霞。「他們不談統獨，只談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這些思想對我的衝擊不小。對基督徒而言，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對我而言，社會主義意識的啟蒙，是智慧的開端。」陳麗貴說。

陳麗貴與李泳泉——導演夫婦。圖片提供／陳麗貴。

一九八四年，陳麗貴取得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視聽教育碩士，繼續在博士班就讀。一九八五年，德州大學學費跳漲三倍，陳麗貴決定放棄學業，先去就業。隨後分別在休士頓的國際日報、芝加哥的中報工作。在休士頓工作時，經由施信民與曹愛蘭的介紹，認識了主張社會主義與台獨的高成炎。

一九八六年年底，陳麗貴在中報擔任採訪記者，適逢島內黨外人士組黨成功，民進黨人士康寧祥、蘇貞昌等人組團到美國巡迴演講，陳麗貴前往採訪報導。聽到他們的精彩演說，陳麗貴說：「那是我到芝加哥後，最快樂的一天。」比起一些僑界的例行性活動，如中國大使到芝加哥拜會，或是北美事務協調會台灣辦事處的活動通知等消息，台灣第一個反對黨人士的訪美活動更具意義，更有新聞價值。她認真地採訪、攝影，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文稿，以為這篇文章至少應該是地方版的頭條，誰知上了編輯台後，文稿被立場傾中的主管刪到只剩不到百字。這次經驗，讓她的台灣認同開始浮現。 

以紀錄片來捍衛台灣！

後來，陳麗貴選擇離開芝加哥，回到休士頓繼續在報社工作。這段時間，她更積極參與台灣同鄉的活動，也認識了郭正光、蔡正隆等獨盟人士。在海外讀書、工作的這幾年，陳麗貴的台灣意識，越來越清晰。一九八九年，陳麗貴和李泳泉決定回台灣貢獻所學。

「為什麼會全心投入影像工作呢？」陳麗貴表示，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藍領階級的勞工，平均每五年就會遭到資遣。她曾經看過一部有關勞資糾紛的紀錄片【The Real Thing】，紀錄瓜地馬拉可口可樂公司，走法律漏洞惡性關廠，失業勞工求償無門，只好群起抗爭。直到現在，她對這部紀錄片的影像記憶猶深，「紀錄片最可貴的精神，就是為弱勢者發聲。」這個理念深植在她腦海，她決定以拍紀錄片的方式，來介入台灣的社會運動。

一九八九年，陳麗貴返台後，積極參與施信民教授所創立的環保聯盟，持續不斷地為環保議題與抗爭行動做影像紀錄。一九九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共同完成【台灣環境總體檢】系列影片。一九九四年，核四公投促進會成立時，陳麗貴不但擔任該會執行委員，幾年後，甚至接任代理召集人的職務。林義雄發起「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行動時，陳麗貴跟著隊伍靜靜地步行，李泳泉則是扛著攝影機，將苦行過程拍攝下來。陳麗貴說：「我參與社會運動，認識許多朋友，這些人都成為我的終生好友，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的視野也因而得到提升。」

 「核四公投千里苦行」由左至右：林義雄，陳麗貴，張國龍。

攝影／李泳泉。

二○○七年十二月，陳麗貴和李泳泉共同完成【捍衛台灣鄉土紀事－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廿年】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不只見證台灣二十年的環保運動，也是他們夫婦投入紀錄台灣反核運動二十年的心血結晶。影片中，除了重現歷年反核運動抗爭的精彩畫面，並訪談二十多年來積極參與台灣環保運動的學者專家、青年學生與地方人士。當年的青年學生，投身反核運動，不論運動是否成功，至少這個運動，改變了一整個世代人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也形塑了他們對世界的夢想。

記錄政治．佳作連連

陳麗貴的作品，除了環保、政治議題外，她也是最早拍攝女性議題的紀錄片導演之一。如：一九九四年，談民法親屬篇中女性地位的【牽手何時出頭天】；一九九六年，談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女超人的滋味】；一九九九年，談女性典範人物的【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二○○三年，世紀女性台灣風華系列【暗暝e月光─台灣舞蹈先驅蔡瑞月】等。陳麗貴認為：「女性地位是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標！」

【台灣民主化之路】錄影帶封面。圖片提供／陳麗貴。

二○○六年推出的【台灣民主化之路】，是一部九十分鐘的紀錄長片，紀錄一九九○年代以李登輝為主軸的台灣民主化歷程。陳隆志教授認為，這是「一部完全台灣觀點的台灣史紀錄片」。二○○八年【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入圍紀錄片雙年展與金穗獎。二○○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二○○九年，她再度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焚─紀念鄭南榕殉道二十週年】，企圖召喚反對運動原初的熱情，為台灣尋找新的出路。

過度密集的工作壓力，讓陳麗貴覺得：「每次完成一部影片，都覺得壽命又折損了好幾年。」

這些年來，也因為拍記錄片的關係，陳麗貴曾任台北市女性影像學會理事長，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董事，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董事，核四公投促進會召集人，目前世新大學廣電系、實踐大學通識課程兼任講師。她感慨的說，二十一世紀，台灣紀錄片的工作環境，與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因為更便宜的器材，更進步的技術與製作觀念，紀錄片工作吸引了更多年輕人投入。但是和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作相較，它的物質回饋是相當低微的，能在此領域中一直堅持下去的人並不多，尤其是獨立紀錄片工作者。

此外，台灣的影視、藝文圈中，一直存在著「去政治化」的傾向，政治議題被刻意迴避或排擠。陳麗貴所拍攝的紀錄片，可說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二○○九年三月，陳麗貴獲頒第一屆鄭福田文化獎，獎座上刻著「以紀錄片見證台灣／以行動介入社會/彰顯藝術與文化的榮光」，為陳麗貴二十年導演生涯的堅持不懈，寫下最佳註腳。 

  

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

陳麗貴從事紀錄片拍攝工作多年，與美國導演茱蒂斯．維奇歐妮（Judith Vecchione）合作的經驗，令她印象非常深刻。從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七年，美國WGBH公共電視台打算拍攝一部與台灣認同有關的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Tug of War：The Story of Taiwan），陳麗貴獲推薦擔任該片台灣製作總協調。

一九九六年，陳麗貴開始用電子郵件與茱蒂斯連繫。每天白天她辛苦工作：蒐尋資料、翻譯、安排拍攝事宜等，晚上回來還得花兩、三小時，寫長長的工作報告，而往往工作報告傳過去不到十分分鐘，茱蒂

斯更長的「工作指令」又傳了過來，又有更多的待辦事項，待釐清的問題。「雖人她人在美國，我在台灣，但是我覺得她實在法力無邊！」陳麗貴說。

陳麗貴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幾乎想打退堂鼓。那時候，台灣史教授吳密察、戴寶村等人，都力勸陳麗貴不要輕言放棄，因為這是台灣歷史影片能登上國際媒體的難得機會。陳麗貴得盡量發揮她的影響力，

讓影片中出現真正台灣人的聲音。

陳麗貴與這位比她年長的導演合作期間，學到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鍥而不捨」的精神。有一次茱蒂斯問她：「我想從太平洋上來拍台灣，妳可以幫我租到一艘安全又便宜的船嗎？」當時搭船出海

的手續十分麻煩，租船的費用也很昂貴。經過許多天的聯繫，透過種種管道的協助，總算訂到一艘符合要求標準且「物美價廉」的漁船。不過，最後卻因為英國攝影師的一句話：「攝影器材沒有防震設備，拍出來的東西恐怕不能用。」茱蒂斯終於放棄海拍的念頭。

某一個陳麗貴休假的日子，茱蒂斯帶著幾個工作人員繼續拍片。美籍導演、英籍攝影師、錄音師和台籍司機比手畫腳、雞同鴨講，無法溝通。因為當天拍攝地點就在陳麗貴家附近，導演打電話到陳麗貴家求救，又碰巧陳麗貴外出，電話沒人接。導演正一籌莫展，急得跳腳時，陳麗貴突然出現在拍片現場，茱蒂斯見到救兵來到如釋重負。原來，陳麗貴利用休假時間，外出幫攝影師買底片，返家後聽到電話答錄機的留言，立刻趕到拍片現場。陳麗貴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讓茱蒂斯非常感動，兩人在合作關係結束之後，成為保持聯繫的好友。

這部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一九九八年於美國播出後，在美國台僑界引起極大回響，這是國際上第一部以同情觀點探討台灣認同的紀錄片。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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