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5日 星期五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上)



 




 



  我曾經看了一本廣告行銷的書,裡面提到一個觀念,要想推出一項新的產品,不要在市場已呈飽和的大都市,跟人家擠來擠去,不妨先從都市的外圍做起,容易得到媒體的注意,然後再進軍都市。



 



  這個概念,給我一個啟發:「搞運動,何必擠在台北市呢?為什麼不下鄉?對,有機會,我就要回到桃園,因為我是桃園大溪人,先從故鄉做起吧!」



 



  一九八六年年初,地方基層公職人員選舉,黨外推出的桃園縣議員,當選了幾席。這次的選舉,我同時為幾位桃園黨外的縣議員候選人,幕後製作文宣。選舉過後,我就回了台北,可是沒多久,我從報上得知,桃園縣議會議長、副議長寶座爭奪戰,選風敗壞,賄選傳言滿天飛。



 



本來,這個現象,由來已久,沒什麼新聞,可是,報上提到,連黨外所推出的議員,可能也要捲入這場賄選的漩渦。對我這個剛出茅蘆的黨外新生代,實在很難理解,我們用盡黨外的力量,所推出的黨外縣議員,可以把他手中的那一票,投給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



 



  我異想天開的,想要一個人去阻止這件事情!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自己一個人,從台北搭野雞車趕往桃園,早上十一點正在桃園縣政府新聞記者室,召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記者招待會,會中,有八、九位桃園地方記者來參加。



 



  我發表一項聲明,強調正副議長選舉時,「國民黨的歸國民黨,黨外的歸黨外」,這是我基本的訴求,黨外議員應該把手中的票,投給黨外的議員。



 



  回答了記者幾個問題之後,我便開始在縣政府門前靜坐,並且揚言,明天三月一日,縣議會進行正、副議長選舉時,我會坐在縣議會大門口,現場並做最後的呼籲,希望碩果僅存的幾席黨外議員,不要把他們的票投給國民黨議員。



 



  我在縣政府門口前靜坐,幾位記者,看了我那種可憐兮兮的模樣,不禁暗地竊笑,有一位記者還勸我道:「你不了解當地的政情,靜坐是沒有用的。」



 



  那天是二二八,有一個超級的強烈寒流襲來,整個台灣地區,氣溫急速下降到十度以下,我一個人,靜坐在縣政府大門口,像一條狗,捲縮著身子,不斷發抖。下午二點,我從桃園縣政府轉移陣地,在縣議會大門口前開始靜坐。就這樣,我一直熬到下午五點,才結束第一天的靜坐。然後,我在縣議會附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社,沖了個熱水澡,休息了一下,然後一個人在房裡,寫信給朋友,一邊寫信給朋友,一邊聽劉福助的台灣民謠……。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趕到縣議會大門口報到,這一天,奇寒無比,雖然只有我一個人靜坐,但現場多了十來個情治人員,讓我不再覺得那麼孤單。因為絕大部分的桃園縣議員,都各自被兩派的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整批的載離開桃園數天,進行所謂的「自強活動」,實際是集體的「綁票」行為。因此,我坐在地上,用兩個保麗龍寫了二張幽默的標語,一則是「黃昏的故鄉,望君早歸」,另一則是「酒矸通賣嘸?選票不通賣!」。



 



  天氣實在太冷了,氣象局發佈那天是六度的超低溫。我穿的衣服不夠,蹲在那裡不斷發抖,只好站起來,甩甩手,伸伸腿,東跳跳,西跳跳,最後冷得實在受不了,又為了顧及自己的面子,不肯躲到議會裡面避風,我乾脆在外面,旁若無人的唱起歌來……,就這樣熬了一個早上,幸好,有桃園的幾位朋友,如:戴紹青、絲彥華、陳銘城等人,過來看我,給我帶來一股寒流中的溫暖。



 



  我在那裡靜坐一陣子,一輛一輛的高級豪華轎車,接二連三的停在議會門口,只見一個個準議員,手裡拿著一個長條盒子,裡面當裝著當選證書,他們見我蹲在那裡,大都視若無睹,或瞄一下子,就快步而過。就這樣我就一直坐到中午十二時,選舉結果揭曉了:



 



  議長當選人吳烈智,得四十九票,其餘五票分散給四個國民黨議員;


  

  副議長當選邱創良,得四十四票,其餘十票分散給五個國民黨議員;


  黨外議員得零票。



 



  結果揭曉了,也宣告我一廂情願的努力失敗了。


  桃園縣議會正、副議長爭霸戰落幕,議員又一窩蜂步出會場,不少人神采飛揚,從我身旁大步踏出議會大門而過。也沒有半個記者來訪問我,也沒有人來問我的意見,我蹲在地上,收拾一下我的行李。結束了,我該回家了。我把標語牌丟在火車站的垃圾箱裡,搭著火車返回台北……。



 



(未完待續)

 


2006年12月28日 星期四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 反抗 2-2 少年組黨夢(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2 少年組黨夢(上)



 




 



 



黨外雜誌春秋戰國時代陣營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編輯作家,大家覺得,跟國民黨玩單打獨鬥,會被一一擊破,應該團結在一起,槍口一致對外,才有力量,所以在邱義仁、林濁水、林正杰等人的提議下,成立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我在《台灣潮流》雜誌社上班一陣子,就提出申請,而後正式加入這個黨外新生代的雛形政治團體。



 



以邱義仁為首的《新潮流》雜誌社,著重於組織的發展,在加上「新潮流」本身講求紀律,因此,新潮流在編聯會擁有過半數的影響力。編聯會歷任會長邱義仁、林濁水等皆是新潮流領導幹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編聯會又面臨會長改選,新潮流推出洪奇昌,而其他派系的人,都紛紛放棄,反正推出來任何人,也無法跟新潮流抗衡,就乾脆讓他一人競選算了。



 



「號稱黨外新生代的菁英團體,怎能一派獨大,一人競選呢?」我看不慣蔣經國一人出馬,一人當選總統;同樣的,我認為黨外推動民主的團體,也應該發揮民主競爭的精神,有參與、有競爭、有選擇,這樣才能考驗民主的精神,紮不紮實。



 



  有一天,我跟一位編聯會的朋友聊起,我說:「我要出來競選編聯會會長。」


  只見他瞪著眼睛,看著我,先是咧著嘴,笑了一笑,然後大聲對我說道:「你別開玩笑了!你才剛出道,誰會投票給你,哈!哈!……」



 



  我不理會別人的恥笑,自己寫起了傳單,一位朋友贊助我,快速印刷印了幾百份,我就這樣,抱著傳單全島去拜票。說起全島拜票,事實上,規模小的可憐,只不過是巡迴全島各地的公職服務處,找一些熱心的黨外編聯會成員,請他們支持。



 



我到宜蘭,請個朋友載我去,回到台北,搭火車直接南下高雄,再從高雄一路北上,有朋友,就在朋友家打地舖,沒地方睡,就投宿火車站前的破舊小旅館,一個人窩在旅館裡,撰寫即將在編聯會發表的政見稿,倒也自得其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編聯會會長選舉投票日,我的競爭對手是洪奇昌醫師,他曾任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加拿大公共衛生碩士,出自長老教會的家庭,他說的台語,抑揚頓挫,優美典雅,他是新潮流重要的領導核心幹部,後來,出馬競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連戰皆捷,是選戰中的常勝軍。



 



而當時的我,辭去台灣潮流的工作,那一陣子,沒有任何收入,我也沒有加入任何派系組織,更是黨外陣營的菜鳥,講的一口不輪轉的台語,就這樣,兩相比較之下,已經註定這場競爭,我幾乎沒有任何勝算,但我只抱著一個信念,「我沒有任何包袱,民主政治的精神,就在參與!」,因此我仍然興致勃勃的,投身這一場大家看來都是一面倒的選局。



 



  當天票一開出來,洪奇昌六十票,我只拿十五票。主席一宣布開票結果,我馬上起立,走向洪奇昌的面前,伸手跟他握手道賀。說來也真巧,過了兩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因為反對國民黨制定國安法,暴發了「六一二」事件,我與洪奇昌、謝長廷共同遭到國民黨當局起訴。我跟洪奇昌成為同案被告,因此,昔日的競選對手,後來,卻共同在法庭抗爭,一起在街頭戰鬥。



 



  我雖然選輸了,我卻得到了寶貴的經驗,原來,輸的感覺,並不是那麼苦澀,只要我樂在參與,輸贏是由歷史去評價吧!這樣的信念,支持我在未來的日子,接受更多的挑戰。十二月十五日,我那裡也不去,就留在家裡,好好的休息一天,想一想,該找什麼工作,唉,明天再說吧。



 



那天晚上,我就窩在房裡看厚厚的「卓別林自傳」,就讓他傳奇似的戲劇人生,暫時把我帶離開現實生活一下吧。



 



我看這本書,裡面提到卓別林的一段話,讓我有很深的感觸。卓別林由一個沒沒無聞的窮家小孩,因為他的戲劇天才,而聲名大噪,財源滾滾,來自各方的訪客,絡繹不絕。



 



他的一位好朋友奈特顧文,給卓別林一個忠告:「離開百老匯吧!」


  卓別林聽了老朋友的話,也很感慨的說道:「我這麼年輕,又有錢,名氣又大,可是,我在紐約街頭閒逛的時候,卻感到孤獨而難堪……」



 



  看了這段話,我會心的笑了起來,像卓別林這樣名滿天下的人,走在五光十色的紐約街頭,也會孤獨,也會難堪,那一時的落選,又算得了什麼呢?想到這兒,我全身都鬆弛了下來,那晚,睡得非常舒服。



 



  十二月十九日,我為了現實的生活,不得不去向《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人鄭南榕求職。雖然我曾在《台灣潮流》待過,但他卻以老前輩的口吻,對我說道:


「你一切重頭開始,周薪二千元,哦,你是碩士畢業,好,再加個五百元,周薪二千五,……嗯,好,下周開始上班!」



 



  一聽他的口氣,心裡就很不舒服,月薪一萬元,再加一些稿費,簡直就是叫我當學徒嘛!想到家裡的房租,期限就快到了,我也就忍住這口氣,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就正式到自由時代上班。加入自由時代,成了我反對運動的轉捩點。



 



(未完待續)

 


2006年12月18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2-1 人權長跑(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1 人權長跑(下)



 




 



  往後幾天,我常常跑到木柵找翁明志,研究二人預計在十二月八日星期天,從桃園跑到台北市總統府廣場的人權長跑計畫。那時我家住新店,我就常常由新店跑到木柵,或由木柵跑回新店。我在建中或台大,都是班上的接力隊隊員,短跑我是沒問題,但馬拉松式的長跑,卻不曾接受正規的訓練。



 



有一次,我跑了一個鐘頭,喘夠了氣,心裡暗自慶幸道:


  「還好,當初沒設計全島長跑,不然,憑我現在的腿力,一個鐘頭下來,全身大汗,兩腿發酸,全島跑一圈,足足有一千公里,我豈不是要出師未捷身先死嗎?」



 



  十二月八日前一晚,我跟翁明志兩人先到中壢,晚上住在一位朋友的家。夜深了,下了一場大雨,雨勢不停,老翁憂心忡忡的說道:「你看,明天我們要不要延期呢?」


  

        我笑著答道:
「我們已經來了,對外也宣布了,一些朋友也會過來支援,我們還是照計畫去跑吧!」



 



  第二天一大早,真是天助我也,雨小了,到了早上八點,雨竟然完全停了。我們就到徐松川服務處集合。徐松川是桃園市人,政大外交系畢業,曾任許信良縣長的機要秘書,一九八五年代表黨外參選省議員,不幸失敗。那場選舉,我過去他那裡,負責文宣工作,因此也認識了不少桃園地區的黨外人士。這次我的人權長跑,我就是請這些當地的黨外人士如呂國民、呂洪淑女、廖運育、長腳、阿圳……等人,協助後勤補給工作。



 



  八點多,我們十來個集合好了,放了一長串鞭炮,就沿著桃園市兩側街道,邊跑邊發傳單,由廖運育在後面開車壓陣,目標朝向台北市總統府。我跟老翁兩個人,都穿著一身運動服裝,另外披上一件自己裁剪的綠色背心,在背心的胸前,還用一張厚的紙,寫上「人權長跑」四個字,後面貼一張「黨外」,我這樣的打扮,引來不少過路人的側目,剛開始有一點不好意思,後來,人家看我,我就笑著看回去,愈跑,臉皮就愈厚,我跟翁明志兩人,就慢慢的跑離開桃園市。在我們慢跑的時候,有四位情治人員,分騎兩輛摩托車,緊跟在我們後面。



 



  到了早上十時左右,哇,糟了!翁明志不見了!


  「快點,趕快去找!會不會被人抓去了呢?」一位聲援的黨外朋友,在後面焦急的大吼。



 



  那時,汗水不斷從我面頰流了下來,我的心,涼了半截,邊跑邊擔憂:「老翁會被抓嗎?他們敢公然的在街上逮捕我們嗎?……我們又沒犯任何法律,他們憑什麼!……我……我要繼續跑下去,還是……可是,他會半途開溜?……不,不可能的,他不是那種人,我不要這樣亂猜,……老翁啊,拜託,你可要快點出現,不然我一個人,怎麼有辦法跑到總統府那裡去呢?……」



 



  我們只好再回到服務處,然後派兩輛車子,沿著既定的路線,去找翁明志。過了一會兒,消息傳來,找到了,找到了!翁明志人已經跑到龜山了!聽到這消息,我們再搭車子趕過去翁明志那裡。遠遠的,我就看到翁明志在縱貫路上慢跑的背影,心中有無比的慚愧,他沒有開溜,反而一往無前的向前跑,他跑丟了,是因為在桃園市街道上,路不熟,與隊友分開,又沒有辦法連絡,才造成中途分散的插曲。



 



  呂國民等人,送我們到新莊,然後兩輛車子就折回桃園,接著下來的路程,就靠我們兩人,自己去完成了。



 



  日正當中,飢腸轆轆,吃碗麵,歇歇腿,再上路吧。


  接著,又是一個漫長的路程,我們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只巴望早點到台北。我們從新莊,一路殺到中興大橋,再跑到台北火車站,把兩人隨身的行李,寄放在火車站投幣式的行李寄放箱。然後,在候車室小睡一下。



 



  重要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昨天,我們已發了新聞稿,對外宣稱,十二月八日下午六時,我們人權長跑成員,將準時抵達總統府廣場,向蔣家政權抗議,不容再剝奪台灣人民的人權。



 



  我把一些重要的聯絡電話,以及善後事宜,再度跟老翁說明白,然後,兩個人就目標總統府,往前邁進,我們穿過了地下道,邊走邊發傳單,再跑過新公園,沿途發傳單的時候,很多路人,表情訝異,好像是看見了兩個瘋子一般……。



 



  下午五點四十五分,我們抵達總統府廣場前,最靠近總統府的一根水銀燈,站在那裡,我好高興的大叫:



 



  「總統府廣場,我們終於到了!」這是蔣家政權的禁區,這是黨外人士示威的禁地,這是蔣氏父子接受群眾萬歲萬萬歲的廣場,而現在,廣場就在我們的腳下!



 



  可是,我的興奮支持不到一分鐘,一陣寒風吹來,把我拉回到現實。


  我們對外發布新聞,現場卻看不到半個記者,我們打電話告訴一些朋友,卻看不到半個同志過來聲援,天色愈來愈暗,寒風愈來愈強,往來只有稀稀疏疏的車輛,連我原本預期的,總統府的憲警人員,鎮暴陣勢,完全看不到,只有突然襲來的孤獨與失落。



 



老翁就坐在廣場前介壽公園的紅磚道路上,他在那裡休息,這時,有一位雜誌社的朋友,拿著相機趕來。我就跑到總統府最前面的水銀燈下,兩手拿著黨外綠十字,中間有台灣的旗子,站在那裡,想要照一張相。在照相之前,有一位憲兵走過來,不太客氣的說道:



 



  「喂,你們在做什麼,快點走開!不要站在這裡!」


  看了看他,我也不想跟他理論,只好答道:


  「好的,我們照完了相就走。」



 



  六點多,台北已經拉下了夜幕,我的內衣全被汗濕透了,冷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寒顫,空曠的總統府廣場,幾百公尺外,只有幾個稀疏的身影,我們拖著一身疲憊,踏上歸途。這時,我的腦海裡浮起,一位老朋友的話:


  「不要期望太高,也不要失望過早。」



 



  很好,沒有掌聲的戰,我們已經打了,應跑的路,我們已經跑了,……。

2006年12月13日 星期三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 反抗 2-1 人權長跑(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1 人權長跑(上)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為期十天的台灣地方公職選舉落幕了,競選台南縣長的陳水扁,捲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旋風,政見會上人山人海,可是,結果揭曉,陳水扁竟落選了。落選之後的陳水扁,屋漏偏逢連夜雨,他與妻子吳淑珍在台南縣沿街謝票時,一名男子張榮財,竟然開車直往謝票的人群撞上去,吳淑珍當場被撞倒,雖經火速送醫急救,保住性命,但下半身卻完全癱瘓,註定後半輩子要與輪椅為伍。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搭著魏廷昱的車子,與江鵬堅、李勝雄、許主峰、張立明、李寧等人,一路驅車奔往台中榮總分院,探望吳淑珍。



 



我們到了台中榮總分院,直接走到加護病房,首先看到陳水扁,他面色鐵青,神情憔悴,兩眼佈滿血絲,不知幾夜沒好好睡個覺。我們隔著玻璃,看到躺在加護病房的吳淑珍,身上插滿了管線。



 



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有說不上來的難過,前一個禮拜,活蹦活跳的一個人,而現在卻躺在加護病房裡,靠著身上各種管線,身邊各種儀器,與死神在做肉搏戰,縱使贏了,下半身,也要癱瘓一輩子。隔著玻璃,望著吳淑珍,我也不知道她現在是睡著還是昏迷,只有在心裡默默祝福她,早一點活過來,只要活著,就還有希望。



 



台中歸來,我還是繼續過著忙碌的日子,我知道,人無法一輩子風平浪靜,更不能因為前面有狂風暴雨,而不敢向大海挑戰。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做翁明志,他跟我同年齡,一九五八年生,金門人,政治大學畢業,在學校期間,他就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朋友都稱他為「翁大俠」。他在政大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因為木柵淹水,他租的房子淹水了,他的書籍家當全泡湯了,剛好那時候,立法院剛剛通過國家賠償法,翁明志便一狀告到法院,要求國家賠償,他因這個事件,而上了媒體,成了校園內的焦點人物。後來,他參加市議員選舉敗北,而後投身金門馬祖自救運動,要求解除金馬地區戰地戒嚴,恢復金馬人民應有權利。



 



透過朋友的介紹,我們就成了高談闊論的好朋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我跑去木柵找他。我向他說明,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權日,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就是為了紀念這個世界人權日,而爆發了流血衝突事件。時隔多年,每年的世界人權日,黨外都有固定的紀念活動,但我想來點創意。我跟翁明志提議三種方式:



 



第一、人權行軍,徒步巡迴全島,拜訪各地黨外人士;


第二、抗議示威,跳島戰術,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的不定點示威;


第三、人權長跑,桃園跑到台北總統府,短距離的慢跑。



 



翁明志聽了聽,他說道:「我贊成第三個案,桃園那邊的人,因為我助選過,比較熟,後勤補給較沒有問題,距離短,容易做得到。」


  


我本來不贊成,心想跑這麼短,會讓人笑死了,可是再想一想,他說的也沒錯,我們要先挑可行的方案,成功了之後,將來再做高難度的。



 



  好,就這麼決定了!


  離開翁明志他家,我滿腦子「人權長跑」的念頭,心中無比興奮。



 



  十二月二日,我去自由時代找鄭南榕,請求他幫忙。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的一個怪傑,他原本也參加許榮淑的深根雜誌社,擔任一個並不重要的角色。他經常扳著一張撲克牌臉,臉上難得有一絲的笑容,是個老菸槍,薰的滿嘴的牙齒,好像七零八落的違章建築,帶著一副眼鏡,陰沉沉的,叫人很難以親近。他不擅寫文章,寫出來的文章,人家不知道他在扯些什麼東西,他更不善於演講,一位朋友曾經這樣幽默的挖苦他,「鄭南榕參加政見會,主辦單位一定叫他第一個上台,反正剛開始沒有什麼觀眾,才不會把人群都趕跑了!」。



 



  像這樣的一個人,不會講,不會寫,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親和力,朋友對他也不看好,可是,他讀的是台大哲學系,他的思考,比一般人敏銳,他對於工作,更有超乎常人的狂熱,這兩個特質,奠定了他創辦自由時代雜誌社的成功基礎。首先,他靠了一筆貸款,找了一些人馬,掛起了自由時代的招牌,就開始經營。



 



  《自由時代雜誌》所標榜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因此,在短時間之內,這本雜誌,成了挑戰蔣家政權的急先鋒,有一度,鄭南榕把遭到暗殺的江南,他所寫的《蔣經國傳》,分期刊載在《自由時代雜誌》上,而洛陽紙貴,轟動一時。



 



鄭南榕辦雜誌,除了有無比的勇氣之外,更有永續經營的企業理念,他非常照顧員工的福利,他讓員工去學習管理課程,他讓員工享有汽車貸款,自由時代員工的薪資,比起其他的黨外雜誌社,來得較優厚與穩定。



 



  我跟鄭南榕並不熟,但從朋友那裡得知,他是個很有俠骨義氣的人,我就厚著臉皮去找他。見了面,我簡單的說明,我的「人權長跑」的計畫,我跟他請求道:「我要印人權傳單,這件事,請你幫助我!」


  

        他聽了一聽,也不多問,我到底在搞什麼活動,就淡淡的一句話:
「好啊,稿子拿來,我就幫你送去快速印刷。」


  結果,沒幾天,我就從他的雜誌社,興沖沖的抱了一堆傳單回家去。


  這件事,是我第一次跟鄭南榕直接的接觸,也開始了我跟鄭南榕短短幾年的友誼。



 



未完待續

 


2006年12月5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1-8 我看甘地傳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8 我看甘地傳

  
         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我媽媽入院檢查,準備進行人工頭蓋骨更換手術。雜誌社的工作,我跟許榮淑請辭不成,便改成請長假,讓我能到台大醫院照顧我媽媽。這段日子,過的比較平靜,我暫時離開黨外雜誌,也擱下了全島行軍的夢想,人在醫院裡,有很多時間,去思考生老病死的問題。


  我媽媽從一九八五年二月一直到十月,八個月內腦部連續開過三次刀,負責手術的是台大教授洪慶章。我媽媽以她堅強的求生意志,一次又一次的進出手術檯,而後慢慢的恢復健康。每次在醫院照顧她時,我就帶了一些書,充分利用時間。我那時候有個習慣,常常愛背著一個包包,跑來跑去,但不論我去那裡,我的包包內,一定放一本書,或是政治人物的傳記,或是世界文學名著,或是企業管理專書,……我都利用等車的時候,或排隊,或等人,抽空看書,這樣子,積少成多,一個月可以看好幾本新書。


  這裡我說了那麼多,主要是要提起一件事,這件事,使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小伙子,開始學習深沈的思考,展開我往後數年的非暴力抗爭運動。


  十月間,我媽媽最後一次開刀,我照舊去醫院照顧她。有一天,我利用空檔,跑去逛逛書店。東翻翻,西翻翻,看到一本遠景出版的《甘地傳》。這本書,厚達六百五十頁,由許章真先生翻譯的。嗯,買下來吧,厚厚的一本書,讓我在醫院裡,可以慢慢的看。


  就在那半個月間,我一邊照顧我媽,一邊仔細研讀《甘地傳》。那時候,台大病房的光線,並不十分明亮,白天的時候,我可以在病房裡看,到了晚上,就略顯照明不足,我就自己搬一張椅子,跑到外頭走道,照明設備充足的地方,坐在牆邊,一頁一頁的看《甘地傳》……,偶爾,三三兩兩的探病訪客,從身邊經過,我也沒察覺,我整個人,沈浸在這本印度聖雄傳奇一生的歷史。我看了第一章,就深深的著了迷,每天迫不及待,有個空檔看這本書。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甘地生於印度西岸波班達,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甘地在印度新德里遭到暗殺而不幸逝世。他以絕食、祈禱、入獄等非暴力抗爭,領導印度人民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他提倡「愛與非暴力」的哲學,強調以非暴力對抗暴力,以不合作對抗高壓統治,他的一生,就是印度獨立運動史的寫照,印度人尊稱甘地為聖雄,是印度的國父。


  我很喜歡讀世界偉人傳記,每一個偉大人物,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所做的事,一定有了不起的地方,而成為後代子孫,學習的榜樣。我剛開始看甘地傳,最叫我訝異的是:「為什麼甘地這一個瘦瘦、乾乾、矮矮、聲音柔若女子的人,外表看起來,手無縛雞之力,而手中又沒有槍砲彈藥、更沒有飛機坦克車,居然能讓大英帝國降下他們的國旗,灰頭土臉的離開印度,他靠的是什麼力量?……」


  其實,我最早接觸甘地事蹟的,是中學時代的歷史課本,提到印度的獨立運動時,一筆帶過而已。我第一次接觸較有系統的甘地研究,是在讀台大政治系時,從圖書館借回一本《甘地與現代印度》,這本書,是吳俊才寫的,他是我同班同學吳玉山的爸爸。吳俊才他曾經擔任駐印度大使館的外交官,是研究印度方面的專家,曾擔任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國民黨副秘書長、中視董事長。


  一九八三年七月間,我的軍中同寢室的同仁,買了薄薄的一本《甘地自傳》。我借來看,甘地他的坦誠披露,闡述追求真理的歷程,讓我印象深刻。這是我讀的第二本甘地傳記。以前,還沒親自投入反對運動,看甘地傳記,看過就看過了,頂多感動而已。可是,我加入黨外陣營以後,拿起那本厚厚的《甘地傳》閱讀時,不啻叫我心中充滿了亮光!


  一九八五年十月間,我在台大醫院照顧我媽媽的時候,所買的《甘地傳》,是我所看的第三本有關甘地的著作。因為在此不久,我才發動過一次,流產的「人權行兵」,還把朋友搞得灰頭土臉的。看完了那本《甘地傳》,最是叫我獲益良深!我才知道甘地發動非暴力抗爭,不光憑著他的意志力而已,抗爭活動要搞成功,需要講究策略,妥善計畫,培訓人才,選擇時機,抓住議題,訴諸輿論等等,要有這樣一套的程序,才能成功的完成一樁抗爭行動。反過來看看自己的人權行兵,我不禁笑了,好像在鏡子裡,看到嘴角邊幾顆飯粒,這麼小的幾顆飯粒,怎麼沒揮了下來?我的人權行兵計畫,好像一個手無寸鐵的唐吉訶德,要向巨大的惡靈風車宣戰,風一刮,就把唐吉訶德吹到草叢裡去了。


  我沒有群眾,我更沒有計畫去動員群眾,也沒準備去向群眾宣揚,以一己之力,從南走到北,沒有策略,沒有計畫,沒有預期的目標,只有心裡不斷重覆播放的「我反對蔣家政權」,這樣血氣之勇,又怎能成功呢?


  台大醫院期間,我有充裕的時間,靜下來讀甘地傳,讓我能做深沈的思考,好好的反省,過去的我是那麼幼稚無知,雙手長度有限,卻想擁抱台灣島,臂膀肌肉薄弱,卻妄想扛起革命大業,過高的自我期許,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原有的壓力也鬆弛了,我的眼睛,也更加明亮,我看到我將來要走的道路……。




2006年11月21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1-7人權行軍(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7人權行軍(下)





那天下午,電話不斷,大都是來勸阻我的。周伯倫勸道:「你去,一定會被抓,何必呢?將來還可為黨外做更多的事!」編聯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大家都習慣暱稱他為「喇叭」的邱義仁,他也來電勸我:「再三思考!」林正杰也打電話來說道:「你一個人走,效果不大,後果是沒有什麼,你應當專心寫一些心路歷程的文章!」




另外,我大學的老同學張所鵬也極力勸阻我,他提出三點理由反對,最後更語重心長的問我一句話:「你難道都不考慮自己的家庭嗎?」……




一整個下午,朋友善意的電話,不但阻擋不了我,反而更讓我下定決心,我很天真的認為,也這麼自我期許:




     「自我要求,比要求他人更重要;

     自我犧牲,比犧牲他人更高貴。」




坦白講,我當時沒有一點恐懼感,也管不了什麼抓不抓,關不關的問題,只圖個浪漫一場,快意恩仇而已!




我一定要走,別人再怎麼反對,我還是要走。這樣的心理壓力之下,我原有的十二指腸潰瘍,又發作了,整天隱隱作痛。我媽媽上台大醫院做檢查,過去所開過的腦部骨瘤手術,台大洪慶章教授說,還要再動一次手術,換一小塊人工頭蓋骨,這事情,也讓我心頭憂心忡忡。這下子,我該怎麼辦?……




隔天,我向許榮淑提出辭呈,但為她挽留。



我想離開雜誌社,實踐人權行兵是一個理由,但心中更強烈的動機,則是我討厭每天趴在雜誌社裡,寫,寫,一直寫,成了一位批判他人,而不願自我實踐的寫稿匠!這時,我再也無心替雜誌社寫文章,這下子,可苦了謝志祥一個人,讓他獨撐雜誌社的編務工作。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幾位朋友決定,當天晚上八點,要約我到黨外公共政策會的會議室,好好的跟我談一談。




前一天,我寫好了一份聲明,請人家幫我打好了字,我準備大量的影印,由南走到北,一路走,一路發,我那份簡短的聲明如下:






     
我們的抗議---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的堡壘,

            而學術自由
是言論自由的最後防線。

     我們不認為言論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非
法手段,加以剝奪;

            我們更不認為學術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司法手段,加以箝制。

     為了維護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們不得
不向政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晚上八點左右,黨外界的朋友,紛紛抵達黨外公政會會館,共有謝長廷、劉守成、田秋堇、邱義仁、賀端蕃、吳乃仁、吳乃德、曾心儀、黃嘉光、陳錫福、周伯倫、程福星等十二人。






一開始,這些朋友,每個人都以不同的觀點,勸我打消個人人權行兵的行動,我的臉上,雖然不願意插著投降的白旗,但我的心裡,已經慢慢的軟化了,我心想:「這十幾位黨外的先進,比我早出道,比我有更多的歷練,雖然我的構想,自認為很有創意,但是沒有朋友的支持,我怎麼能夠完成千里跋涉的行動呢?……不!不行!我不能這樣輕易放棄!……但是,由南到北,我又認識幾個朋友?誰又願意支持我呢?……」




就這樣,我靜靜的聽著他們的勸阻,而不作任何辯解,因為我的決心,已經開始動搖了,再耗下去,只是為自己的面子,不願意輕易俯首稱臣,承認自己的無知與衝動。




快要十點了,自由作家曾心儀直接了當的一句話,要求我不要再固執下去,她神情嚴肅的對我說道:「我們黨外運動,是要求團體行動的,現在,大家一致反對你,將來要是你出了事,我們也無法支援你!」




賀端蕃,長期從事勞工運動,一副削瘦的臉龐,兩眼炯炯有神,留著一撮鬍子,一頭散髮,好似雜草叢生,他說起話來,簡捷有力,咄咄逼人,最後,輪到他發言,他不客氣的說道:「今天晚上,我們由八點開到十點,整整兩個鐘頭,就因為你一個人堅持,而浪費了我們十二個人,總共二十四個鐘頭的時間,這樣吧,就請你暫緩二十四個小時,再考慮考慮,要去你就去吧!……」




聽完了曾心儀與賀端蕃的話,我原先鋼鐵般的意志,早就像破碎的城牆,一塊一塊的磚頭,紛紛剝落,而後宣告倒塌了。這時黃嘉光笑著臉,拍拍我的肩膀,說:「行啦!咱去飲酒啦!」




我跟著大家,走出了公政會,我的臉,雖然擠著笑容,但擠得好勉強,我就像一個苦練多年的田徑選手,到了田徑場上,臨時被宣佈資格不符,不得不垂頭喪氣,悻悻然的離開場地。我跟大家去台大對面的大學口,一起吃火鍋。




「人權行兵」這齣戲,就在熱騰騰的火鍋湯,所升起的熱氣中,宣告落幕了。






2006年11月17日 星期五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1-7人權行軍(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7人權行軍(上)



 



一九八五年黨外雜誌陣營,百花齊放,百家齊鳴。國民黨政權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新聞局常動不動就把一期的黨外雜誌禁掉,或者乾脆一點,下令停刊,不准他們發行該份雜誌,而軍事機關的警備總部,更扮演言論思想的打手,他們公然的衝去印刷廠,搶走尚未發行的黨外雜誌,也經常四處去書報攤,查扣黨外雜誌。因此,每當他們一有行動,搶的搶,扣的扣,讓黨外雜誌的負責人,經濟損失重大,精神的壓力更大,每期雜誌要出刊,就是跟他們玩捉迷藏的時候。



 



國民黨玩久了,覺得這樣太費力了,乾脆直接對人下手,因此,許多黨外雜誌的負責人、編輯、作者等人,常常吃上言論官司,而遭判刑。例如,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前進雜誌》楊祖珺、蔡仁堅等人被判八個月,而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被判一年。



 



陳水扁等三人的案件,我們通稱做「蓬萊島事件」。陳水扁是《蓬萊島》雜誌社的社長,黃天福是發行人,李逸洋是總編輯,這份黨外雜誌在一篇的報導裡,批評當年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角馮滬祥,說他的作品是抄襲的,馮滬祥便控告他們誹謗,並要求民事賠償。



 



這個事件,一審法院宣判之後,黨外陣營為之群情激昂。以前,雜誌任你抄,任你禁,任你跑去製版廠,搶走剛做好的版,而現在卻「軟土深掘」,把一個誹謗罪的言論官司,搞成將人關入牢裡的刑事案件,士可忍,孰不可忍!年少氣盛的陳水扁,聆聽法院判決之後,當庭發表聲明,放棄上訴。



 



為了聲援「蓬萊島三君子」,我在《台灣潮流》的編輯會議上,提出我的構想,我認為,國民黨這樣任意把黨外雜誌的負責人,送去牢裡,若我們不抵抗的話,他們會愈抓愈多,而黨外雜誌會一家一家的關門,因此,我提出我們要有一套全島性的「人權行軍計畫」,也就是,動員群眾,走上街頭,像菲律賓人民那樣勇敢的走上街頭。



 



我的構想,得到其他編輯的贊同,我心裡非常高興,自從我一來上班,就提出長跑運動計畫,一直都沒有什麼迴響,經過了四個月之久,時機總算到了,我便很興奮的埋頭寫下一篇長文,<和平的走上街頭------黨外『人權行軍』>,在文章中,我呼籲,當蓬萊島三君子陳水篇等三人,舉行全島行軍時,支持黨外運動的群眾,大家應該勇敢的站出來,陪著他們走上街頭,凝聚黨外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美國參議員甘迺迪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邀請陳水扁赴美訪問,許多黨外人士紛紛前往桃園機場送行,我也跑去那裡採訪。陳水扁離開台灣之後,他的太太吳淑珍,以家屬身分提出上訴。



 



因為,陳水扁當庭聆判,未經磋商,立即宣布放棄上訴,勇氣十足,但許多關心的朋友,卻擔心他被判一年而做牢,律師資格將喪失,更沒有辦法回到故鄉競選台南縣長,為了延長戰線,有的朋友就積極建議,一定要由家屬上訴,繼續打官司,而爭取更多的時間及空間,從事體制外的戰鬥。



 



當然,陳水扁這樣的轉折,一定有他說不上來的苦衷,但不諒解他的人,也因而批評他,話講太大聲,然後又縮水了。



 



因為家屬提出上訴之後,可預見的未來,仍以法庭的鬥爭為主,而我所提出來的「人權行軍」計畫,好似一陣煙火,大家看過也就忘了。



 



那時我年輕氣盛,也不去考慮當事者的感受,就暗自決定:「如果大家不出來,一起走上街頭,那麼我一個人總可以吧?……我一個人由屏東,一路走上來,最後跑到總統府,向蔣經國遞交一份抗議書,就這樣!我一個人也可以『人權行兵』!」



 



一月三十日,我抱著我滿腦子的人權行兵念頭,跑去找李敖,向他請教。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位傳奇性的人物,他約我在環亞飯店吃飯,以後我陸陸續續跟他見了幾次面,也親自去過他家拜訪。



 



他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略為發福的身材,講話的速度比一般人快,聲音非常溫柔,帶著一副眼鏡,鏡片底下是一雙瞇成一線的眼睛,說起話來,笑嘻嘻的。他家裡的陳設,以書為主,書房有書,客廳有牆壁有書,廚房有書,連廁所也擺著書。他的書那麼多,難怪寫起文章來,引經典,吊吊書袋子,弄弄洋書包,資料可是滿山滿谷。



 



有一陣子,我最迷他的文章,因為他的白話文,寫的是一流的,很難得看到拖泥帶水的長句子,或味同嚼蠟的西式語法。這也無怪乎,他曾在文章上自我評價,寫白話文的排行榜上,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我見了他,說明了來意,他聽了之後,笑著說道:「蓋世,你這個『人權行兵』計畫,我反對。第一,你不適格,你又不是當事人啊!第二,對象不對,你千里迢迢,由屏東一路走上總統府,你要呈給蔣總統什麼聲明?他就是該打倒的對象啊!」



 



他是社會的名人,蔣介石時代的政治犯,黨外雜誌上犀利的巨筆,而我只是初出茅蘆的小伙子,雜誌社裡的新手,能夠與他見面,我已經很高興了,因此他怎麼說,我就隨他說,也不便跟他辯駁。



 



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人權行軍草案是我擬的,雜誌也發表出去了,我不想抱怨別人做不做,我總得自我實踐,以自己的雙腳,來檢驗自己的主張。因此,跟李敖說聲再見後,他雖留給我很好的印象,但我並沒有改變我的想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