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中）
吃過早飯，我就開始跟一些好朋友連絡，向他們說明，我想要到立法院前，展開下一波的「不合作靜坐運動」，抗議統治當局的國安法，剝奪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有位朋友，聽了我的念頭就說，「好啊，好啊，你就去啊，不過小心一點！別被抓去！」，有的則幽默的說道，「別擔心，警察連理都不會理你的。」
六月八日早上，我一大早起來，又去散步，把即將進行的「不合作靜坐運動」，徹底的思考一番。迎著朝陽，看著晨露，新鮮的空氣，源源不斷進入我肺中，我的信念，愈來愈堅定。
下午三點，我專程跑到立法院去旁聽，因為，今天有一個重頭戲要上演，那就是立法院內政、司法、國防三個委員會召開聯席委員會，一起審查「國安法」。當時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也加入這場國安法審查攻防戰。
當時，我們黨外新生代，最愛把民進黨的公職領導幹部，拿來跟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相比，總覺得，相形之下我們的領導人物，不如人家。根據那時報載，韓國的「統一民主黨」國會議員，為了向執政黨表示強烈的抗議，就在國會發動三天的絕食抗議行動。
要是我人仍留在雜誌社，我想我那時的心態，一定是如此，「人家是這樣，我們呢？」我一定會寫文章批評民進黨的領導幹部，不如人家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可是，當我下了定決心，離開雜誌社之後，我卻有不同的感觸：「要求別人犧牲，是很簡單的，但是，自我犧牲，是比要求別人犧牲來得更高貴！」
我在立法院那個聯席委員會，晃了一下，找到了當時擔任自立晚報記者的楊憲村，交給他一份我手寫的新聞稿，說我打算六月九日開始，每天在立法院前靜坐。他是我的老朋友，看了看，笑了笑，寒喧了幾句，然後繼續他的採訪，也沒多問我些什麼的。
我與楊憲村熟識幾年了，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說過，他非常推崇當時紅透半邊天的朱高正，理由是，「朱高正把立法委員的權限，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時的朱高正，被一家黨外雜誌封為「台灣第一戰艦」。他只要一跳上議事桌，或與國民黨的立委幹架，就保證上全國版的頭條新聞。這種作法，我不以為然。朱高正突破傳統，敢跳上全國最高立法機關的議事台，敢扯斷麥克風，敢跟國民黨的立委幹架，他的出發點，也許是高貴的，神聖的，為真理正義，義無反顧，可是，他所使用的手段，我沒有辦法認同，因為，當群眾的掌聲，為他的幹架行為瘋狂喝采，間接的，肯定以幹架的方式來進行抗爭，而博得媒體注意，群眾的瘋迷，這樣的作法，是符合真理正義的。可是，我的非暴力信念，不斷的提醒我，為了正義公理，而粗暴向人，所得到的群眾的掌聲，是暫時的，而不是永遠的。我要得到媒體注意，但絕不暴力相向！
六月八日晚上，我自己在家裡畫一張大海報。我買了一張全開的白色海報紙，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我寫這十二個字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預期到，往後的發展，它成了台灣島內台獨運動的里程碑！
我拿起一隻大毛筆，沾上紅色的廣告原料，寫「人民有主張」，再空一行，再寫「的自由」，然後，我用綠色的原料，寫出又粗又大的「台灣獨立」四個字。這十二個字，雖然看起來歪歪扭扭的，並不是那麼整齊，我把它擺在地上，看了一看，嗯，很清楚，這就夠了，海報不需要太漂亮，只要簡捷有力，清楚明確，能傳達我們的意思，這樣就好了。
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早上九點，我帶著我的標準配備，如「甘地精神」綠背心、頭上的綠絲巾、一個包包，就這樣，單槍匹馬的來到立法院側門的群賢樓前，開始靜坐。
剛開始時，也沒有什麼人群，有幾個年齡老邁的大陸籍立法委員，走過我身邊，看了一看標語，搖了搖頭，又拖著沈重的腳步，走進群賢樓。有幾位熟識的記者，看了我坐在那裡，跟我聊了幾分鐘，又匆匆忙忙趕進群賢樓裡，因為立法院裡頭，朝野委員正上演著「國安法」攻防戰，整個新聞的焦點，都在裡頭，很少人會理會我孤零零一個人，坐在那裡幹什麼。
就在同時，「反共愛國陣線」的成員，三十多人，也到立法院前示威。他們號稱將發動百萬人簽名，來要求國民黨政府，迅速通過國安法。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反共愛國陣線」的人，也要到立法院大門口示威，我是來到立法院的群賢樓門口，才有人才告訴我：「江蓋世，大門口有『愛陣』的人，你可要小心一點，不要一個人落單！」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