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市長：推動「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
我不是倡議者，但我是實踐者
文／邱斐顯
攝影／邱萬興
錄影／李昇霖
時間／2017年4月14日
地點／高雄市人文首璽交誼室
前言
陳水扁以台北市長身分宣布，1995年2月28日為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這是全台灣第一個宣布「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都市。此後，中央與行政院才隨後跟進。
1995年2月28日，台北新公園內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完工矗立。1996年在陳水扁市長主導下，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選定台北新公園內「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做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
1997年2月28日，為紀念二二八事件50週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行開館典禮。該館設立宗旨在求公布史料，安慰受難者家屬，希望透過興建紀念館的方式，讓臺灣人民走出二二八陰影，將苦難提升為進步或再創造的力量，使臺灣社會重建健康心靈，愛和寬恕得以成為和諧生活的命運共同體。
從事台灣民主運動多年，陳水扁說：「我不是倡議者，但我是實踐者。」
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印象
三十年前，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老一輩人心中「永遠的禁忌」，也是「絕對的禁忌」。談起幼年印象中的「二二八」，大家都不敢問、不敢講，陳水扁也不例外，「咱的老前輩就會跟咱說，囡仔人，有耳無喙。」
大約是陳水扁上小學之前，有一回，他大舅回到外婆家，與他一起吃飯的時候，跟他提到二二八的事情。但是他大舅也只是點到為止，不敢多講。這是他第一次聽到「二二八」這三個字的印象。
小時候，陳水扁曾經幫父親到自己住家後面的一間小店，一間中藥房兼𥴊仔店 （雜貨店），去買米酒（俗稱幌頭仔，hàinn-thâu-á）。那時候，父親給他十元，要他用九塊半買一罐米酒，五角買花生。那是他父親唯一的娛樂，小酌。
「從我家走過那條巷子，到小店之間有一間房子，我們不敢正面看，街坊鄰居都說那間屋子裡面有壞人。在我們很小很小的年紀，每次經過這個街坊鄰居所說的壞人的家時，我們都用跑的，就不知道在怕什麼。我們就是這麼長大的。」
「後來才慢慢知道，原來他們家有人被政府抓走。那位太太是非常可憐的。在那個禁忌的年代，家裡有人被抓走後，他們的人際關係差不多形同被人孤立。」這位被抓走的先生，其實也是陳氏宗親，算是陳水扁的父執長輩，他原本就是中醫，本是庒裡有學問的人士。
年紀稍長之後，陳水扁才得知，他們陳氏的公厝惠安宮後面，也有長輩去被人抓走，抓去關在火燒島（就是綠島），「他們的太太要去看他們，非常麻煩，非常困難，要走一趟非常不容易。」這就是陳水扁小時候對白色恐怖的印象。
從《自由時代》到《蓬萊島》
1984年3月12日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系列週刊，由陳水扁擔任雜誌社社長。《自由時代》週刊的內文第一頁，明白揭示：「所有文字責任、法律責任、政治責任一律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這份雜誌共申請了18張執照。
《自由時代》雜誌為了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突破國民黨的言論禁忌，大量報導蔣家神話、國防軍事弊端內幕、二二八事件、台灣獨立等議題。也因為勇於挑戰國民黨的言論禁忌，《自由時代》成為所有黨外雜誌中被警總查禁得最勤、名稱更換得最為頻繁的雜誌，並創下黨外雜誌存活最久的歷史紀錄。
黨外人士黃信介，1969年當選立法委員，日後於1979年美麗島事件被捕。陳水扁因為擔任黃信介的辯護律師，而結識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黃天福於1984年6月12日創辦《蓬萊島》週刊並擔任發行人，由陳水扁擔任社長、李逸洋擔任總編輯。
《蓬萊島》創刊號明白指出其延續《美麗島》雜誌的精神，標榜著以「台灣的黨外、黨外的台灣」為目標，以報導台灣黨外為重心，凝聚黨外的反對勢力，以黨外的角度看台灣的政治，以黨外的立場批判國民黨的執政。
談起這段往事，陳水扁語重心長地說：「當時在黨外雜誌蓬勃發展的時代，我是職業的『掛名社長』。《自由時代》雜誌一開始創刊的時候，我就是做社長。這個雜誌的名稱一直換來換去，但是社長都沒有換。隨後三個月，信介仙的弟弟，天福兄，他創辦一個《蓬萊島》雜誌，我也做社長。李逸洋做總編輯。」
鄭南榕、陳水扁，先後入獄
「我們辦這些雜誌，都是要批評政府、檢討時政，在當時戒嚴的時空背景下，都是在挑戰禁忌。我們要來突破這個禁忌，追求百分之百言論的自由，包括出版的自由新聞的自由，我們也付出很大的代價。」
1984年，《蓬萊島》雜誌刊出一篇文章，指出東海大學哲學系主任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撰寫《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一書。馮滬祥因而控告《蓬萊島》雜誌社社長陳水扁、發行人黃天福以及總編輯李逸洋三人誹謗。此即史上所稱的「蓬萊島案」，此案也被稱為「七字官司」案。
《蓬萊島》雜誌社在被馮滬祥告了之後，於是邀集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七位教授來評鑑，以一百多頁報告書，舉出四十四個例證，聯合指出馮滬祥的著作確實「以翻譯代替著作」。然而當時的台灣高等法院，早已用政治手段來審判「蓬萊島案」。1986年5月30日，高等法院判決：被告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有期徒刑八個月確定，並附帶民事賠償新台幣二百萬元給原告馮滬祥。這個誹謗案的判刑確定，是台灣司法案件上「空前絕後」的案例。此後，沒有一樁誹謗案的刑期比它更久的。
隨後，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展開全島十天六場「坐監惜別演講會」。
1986年6月9日，他們三人更以「提前入獄」的方式，挑戰國民黨的司法體系。當天經過一番抗爭，他們於1986年6月10日入獄。
然而，《自由時代》發行人鄭南榕，卻因雜誌內容被台北市議員張德銘控告「違反選罷法」，未經審判就於1986年6月2日被捕入獄。
「1986年，六月初十，我進去台北看守所。在我進去前沒幾天，Nylon（鄭南榕的別稱，所有認識鄭南榕的朋友都如此稱呼他）就先進去了。Nylon的案件，他是被告，我是他的辯護律師。後來，被告先進去，然後辯護律師也跟著後面進去，兩個一起被關在台北看守所。」
看守所內政治工作的最佳夥伴
「Nylon關在孝一舍第四房，天福兄也是關在孝一舍，我是關在忠一舍一房忠棟一樓一房，那叫做天下第一關。李逸洋是跟我一起，關在忠一舍。忠一舍和孝一舍隔著一個中央走廊，我們稱之為『中山北路』。」
「我跟Nylon，是政治工作的最佳夥伴。在鄭南榕的案件中，我們是律師和當事人的關係。在那段我們兩人共同被關七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常常向看守所提出申請，表明我是鄭南榕的辯護律師，他有很多法律問題要問我，我要去跟他解答。」
「當時Nylon不能來我的舍房，但是看守所允准我可以用律師的身分，去當事人的舍房為他解答法律問題。」
「其實我到Nylon的舍房那裡，哪有在討論案件法律問題，我們都在談論政治。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Nylon舍房裡的書和雜誌一堆又一堆，像山一樣，如果一不小心，書倒下來的話，真的會壓死人的，你看那些書有多少就知道了。」
「再來，我們被羈押的舍房只有一點多坪而已。Nylon喜歡抽煙，每次我去他那裡聞到煙味，整個舍房全部白茫茫，實在是烏煙瘴氣。所以我去他那裡，我們全都是在說社會上與政治有關的問題。我們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那個時候坦白說，好像沒有說到二二八。」
「1987年2月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正式成立時，我人在獄中，無法躬逢其盛。2月14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展開祈禱會、祭拜典禮、座談會、演講會、和平遊行等紀念活動時，我剛出獄三天，無法立刻為推動二二八和平日的運動做什麼，但是我敬佩這些前輩為二二八事件所做的努力。」
我不是倡議者，但我是實踐者
1987年1月24日鄭南榕出獄；1987年2月10日陳水扁出獄。鄭南榕出獄後，立即為「二二八和平日平反運動」而奔走。1987年2月28日，陳水扁隨即參加民進黨主辦的「紀念二二八事件40週年」紀念活動，這是他出獄後的首度和群眾會面，陳水扁在台北市永樂國小的「二二八和平日演講會」上，高舉右手，公開宣布加入民進黨，現場數以萬計的群眾親眼見證。
1987年2月28日，陳水扁在台北市永樂國小的「二二八和平日演講會」，高舉右手，公開宣布加入民進黨。攝影／邱萬興。
1987年3月18日，鄭南榕主導的「五一九綠色行動本部」，持續要求「解除戒嚴」，並發動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前，抗議制定國安法。本來「五一九綠色行動本部」打算在4月19日「包圍總統府」，舉行大型示威抗議活動，後因故延期，最後決定延期到5月19日，由「民主進步黨」的社會運動部接辦。鄭南榕於是提前在4月16日於台北市金華國中一場公開演講上，大聲地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陳水扁表示，這些都是因為過去民間的訴求，完全不受到執政當局的重視，所以才需要一波一波地抗爭。他心裡想，如果他有實權時，他一定要做一些改變。
1994年7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省縣自治通則」，台北市民終於能在1994年12月3日，第一次以人民直選的方式，選出台北市長。這場選舉大大地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
當時民進黨市長參選人陳水扁在台北市的參選策略，摒棄民進黨過去選舉常用的悲情訴求，改採「快樂市民」、「希望城市」、「台北新故鄉」的參選理念，終於一舉攻下台北市長的寶座。
台北市1995年制定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陳水扁從1980年投入民主運動十多年來，從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台北市議員，到立法委員，他多是扮演質詢者的角色，只能監督地方或中央政府。而他當上台北市長，擁有行政權力時，他很希望能夠為台灣人民或台北市民做什麼。他說：「我做台北市長只有四年。但是在我施政的過程之中，我盡量可以做的部分，我絕對要來把它推動到底。」
陳水扁回憶市長任內所推動的事，「我記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提出的第一個訴求，要求政府要訂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1994年12月25日，他宣誓就任台北市長。當時台北市的府（市政府）會（市議會）關係，是朝小野大，陳水扁市長是少數政府，因為該年選舉，台北市議員全部52席，民進黨只有18席。但陳水扁有市長實權，他知道，他的民進黨同志們為了把二二八制定為和平日的理念，已經奮鬥很久了。陳水扁上任兩個月後，他以市長身分宣布1995年2月28日為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這是全台灣第一個宣布「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都市。此後，中央與行政院才跟進。
當年中央政府尚因各種因素，還沒宣布要把「二二八」制定為和平日。因此，正當1995年2月28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向受難者家屬及全體國人道歉之際，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早已率先宣布，台北市政府自1995年起，將2月28日訂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把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
1996年3月21日，陳水扁市長將總統府前的主要道路「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旁邊的廣場亦改名為凱達格蘭廣場，以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的尊重。「凱達格蘭族」亦即原居於台北盆地的平埔族。
日治時期，原本這條路依照日本市區道路不命名的習慣而沒有路名。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這條道路取名為「介壽路」，為慶祝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壽辰而命名。1947年，位於介壽路上的原台灣總督府廳舍，也仿照此模式而更名為介壽館，此建物後來於1949年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所在地。
一九九○年代初期，李登輝總統開始啟動「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但當時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不過民進黨與大多數的台灣人一直認為元凶就是蔣介石，因為是蔣介石自中國派軍隊來台灣殺人的。
陳水扁提起當年更改路名的往事，依然歷歷在目。「二二八事件，叫軍隊屠殺台灣人，就是他（蔣介石）下令的，所以對那一條路叫做介壽路，台北市最重要的一條，也是全國最重要的一條，總統府前面那一條路叫做介壽路，其實是『介夭壽』的路，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改掉。二二八的元凶不是最夭壽嗎？」
「我不願看到介壽路出現在台北市的街路裡面。後來我才發起這個介壽路改名命名的全國命名運動。當時有6000多個人出來參加命名，取了7000多個名字。有人命名為『短路』（故障）、也有人以諧音『瑪麗聯盟路』來命名，大家都發揮創意。」
「我絕對要把它叫做大道，那時候我們台灣的路名還沒有『大道』這兩個字。在紐約有第五大道之類的。大道是我第一個取的，到最後，只剩下兩個名字，一個叫做艋舺大道，一個叫做凱達格蘭大道。最後我圈選凱達格蘭大道。因為我們台北人，最原始就是凱達格蘭人，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我們不能忘本。」
建碑、公園改名、設紀念館
1995年2月28日，台北新公園內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正式揭碑。次年（1996）2月28日在陳水扁市長主導下，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選定台北新公園內「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作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希望藉此安慰受難者家屬心中的哀痛，更希望後代子孫能記取歷史教訓，共同為台灣的前途和人民奮鬥。
日治時期，1930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於台北新公園內成立台北放送局。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後，改為台灣廣播公司。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憤怒的民眾衝進電台，對外播音發出控訴，反抗國民黨政府處理不當。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將此處改為中國廣播公司。1972年中國廣播公司新建廳舍完成後，遷出此處，並將之交還台北市政府，日後成為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1996年，台北市政府基於這棟建築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重要地位與歷史意義，選定作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
其實，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之和平紀念碑立於1995年2月28日，作者為王俊雄、鄭自財、陳振豐與張安清。當時陳水扁市長曾央請陳芳明教授為該紀念碑擬定碑文，紀念碑經2年「有碑無文」的爭議歲月後，陳芳明所擬的642字碑文，經過約30次會議字斟句酌後敲定，並於1997年2月28日揭碑；至此，該紀念碑才算正式落成。
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詎料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台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産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衆不滿情緒瀕於沸點。
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於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台北群衆遊行示威，前往長官公署請求懲凶，不意竟遭槍擊，死傷數人，由是點燃全面抗爭怒火。爲解決爭端與消除積怨，各地士紳組成事件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不料，陳儀顢頇剛愎，壹面協調，壹面以士紳爲奸匪叛徒，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3月8日，二十壹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10日，全台戒嚴。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最爲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斯後近半世紀，台灣長期戒嚴，朝野襟若寒蟬，莫敢觸及此壹禁忌。然冤屈郁積，終須宣洩，省籍猜忌與統獨爭議，尤屬隱憂。1987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沈疴不治，安和難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愈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勒石雋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爲殷鑒。自今而後，無分妳我，凝爲壹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恆。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謹立
期許歷史悲劇不再發生
199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50週年，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沿革記事碑，正式落成。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正式開館。台北市政府不僅首創由官方主辦的各項二二八紀念活動，同時也推動美術展、音樂會、文物展、發行二二八紀念胸章、二二八紀念捷運儲值票等活動。
陳水扁市長曾在1997年2月25日台北市政府第897次市政會議，針對紀念二二八事件50週年，表示：「二二八紀念館成立為歷史性工程，除追思緬懷與反省之外，希望在台北新故鄉裡，真正做到族群融合，為國家前途攜手合作，共創更美好的明日。」
同時，他也指出，新市府成立兩年來，不斷透過各種努力及關懷，以政府的力量推動紀念及平反的工作，希望讓過去的歷史悲劇不被忘懷，平撫所有受難者的心靈，使歷史殷鑑不再發生，族群和諧、族群共榮能真正落實在每位市民的生活裏，市府對「二二八事件」如此，對「白色恐怖」也是這樣。
本文收錄於邱斐顯主編的《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2017年11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p.124~133。
本文作者邱斐顯，著有《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前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