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7日 星期一

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下)

文/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寫於2005年10月5日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年,1975~2000》下冊封面。

照片提供/邱萬興 



五、回想當年,怎會「潦落去」?


有一次,在小邱工作室,袁姐、張富忠、黃怡、我和小邱五人聚在一起討論編務,黃怡告訴袁姐說:「我們兩個有十六年沒見過面、說過話了。」她們在 1987 年「進步婦盟」的組織運作時曾一起共事過,到 1989 年社運蓬勃時還常在街頭相遇,之後便沒有接觸的機會。袁姐也對黃怡說:「當初,如果不是妳力邀盧修一來『進步婦盟』演講,我怎麼會『潦落去』幫盧修一?……」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往事如煙。


2005 年的上半年,為了要找過去 25 年間的台灣民主運動的資料,我和小邱拜訪了黃信介文教基金會與鄭南榕基金會。在這段編輯的時間裡,從文字資料的蒐集、影印、文件的複製,到照片的翻拍,鄭南榕基金會提供我們非常多的幫助。


我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熱情和毅力:在台灣社會解嚴前後,他的雜誌慘澹經營,外有國民黨查禁雜誌的壓力,內有資金運轉的壓力,然而他還是堅持撐下去。現在,鄭南榕基金會裡有許多資料,是中央圖書館或國史館找不到的,例如許多被查禁的政治性書籍與最完整的黨外雜誌。


六、「靠著相片,把歷史影像倒帶!」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上下兩冊的最後部份——25年間的年表大事紀,是小邱一人獨自辛苦建檔整理的。問他怎麼會如此清楚事件的經過,他回答我說:「我幾乎可以靠著相片影像,把歷史影像倒帶,從 1985年我踏入黨外運動圈後,差不多可說是每場抗爭我都在現場。」小邱本身的專長是拿著相機在現場拍攝的影像紀錄者、美術編輯工作者,甚至是政治或社會抗爭、選舉的文宣、傳單的創意設計者。然而,為了編輯這套書,他很用心一個字一個字地在電腦鍵盤上敲下每個事件的詳細時間、地點,甚至事件的概況。


小邱從 2001 年就開始一點一滴地整理這 25 個年頭的大事紀。原本在 2004 年的 6月底,這份年表大事紀大約整理出  2 萬多字,但是,經過了一年之後,到了 2005 年的 7月,這份年表大事紀的字數擴充到 5 萬多字,整整多出了一倍,他還將整本書每張照片圖說日期與人物紀錄的非常清楚。


2005 年 7月,大事紀還修訂中,小邱先是大腿肌肉拉傷,醫生吩咐他,勿提重物,他只好把重量重的資料,裝在時下流行的環保購物車中,用手拉著車行走;接著,為了治療腿傷,我們強烈建議他看復健科門診,随後他接受醫生指示而利用工作空檔去做電療、熱敷,然後回到辦公室,又一屁股坐下來打電腦,最後還因此而長了痔瘡。


本來工作室裡放置的皮椅,因我們身處在冷氣房裡,小坐一下時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沒想到整天坐在皮椅上不斷地打電腦工作,竟也搞到長出痔瘡,我們只好趕緊添購幾個水坐墊,來為屁股隔熱。


9月下旬,我們聯絡好友——民進黨基層黨工——廖耀松,請他來「指認」書裡相片中出現的人物,過去街頭運動中的熱情參與者——包括基層黨工或政治受難者的家屬,讓我們確定他們的姓名,向這些默默無聞的民主運動支持者,獻上我們的敬意。過去從事街頭抗爭運動時,他們毫不退縮的身影,值得令人敬佩。那個年代,大家害怕名字上報,會被國民黨的警備總部「點名做記號」。


七、費盡心力,找到絕版書


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內容,豐富又嚴謹,因此小邱四處蒐購過期的書籍雜誌。和平東路二段有家茉莉書局、八德路一段的光華商場,都成了我們常去的資料庫。有一次,小邱很得意地對我說:「我竟然在光華商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了傅正老師自己出版紀錄民進黨創黨過程的兩本書,封面的照片還是我幫他拍的!這應該是絕版書啦!」後來這兩本書的內容也成了我們參考的重要史料。


小邱也到國立中央圖書館,去影印許多事件當時的報紙資料。為了找資料,他時常在圖書館待到關館時間,有一次甚至館內都熄燈警告了,他還以為怎麼突然停電,經館方人員告知,他才明白必須要放下手邊的資料,趕緊離館。離開前,他還把資料做了一些記號,以便第二天一大早,可以繼續他的蒐集影印工作。


相片部份,我們從數萬張的歷史相片中,精挑細選了將近 1800 張的照片與史料傳單,配合著詳盡的文字敘述,以展現重要歷史相片的圖片張力。這些相片,有的是攝影記者的心血結晶,有的是事件當事人珍藏的壓箱寶,有的甚至環遊世界一大圈後回到台灣的。


小邱曾去攝影記者周嘉華的住家,在幾萬張照片搜尋了近 4 個小時,找到許多「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出庭時,在庭外所拍攝的珍貴歷史相片。黨外攝影記者余岳叔也非常慷慨,將他上萬張底片,交給小邱去篩選,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的夫人彭豐美與魏廷朝的夫人張慶惠兩人也將江鵬堅、魏廷朝上千張的照片與史料提供出來建立數位檔案。


再者,姚嘉文、張俊宏、陳菊、楊青矗、周平德、袁嬿嬿、范巽綠、黃天福、……等多位人士,也提供他們自己所珍藏的歷史相片,攝影記者蔡明德、潘小俠、劉振祥、黃子明、宋隆泉、曾文邦提供他們最有張力照片,最後編輯完稿階段陳菊與郭時南提供許多老照片讓這本書的圖片更加生動。


八、資料兩大箱,全是貓咪味道……


張富忠向艾琳達提到此書的編輯計畫與進度,艾琳達慨然答應要給我們一些資料。八月份某一個星期假日,小邱夫婦驅車直奔艾琳達位於台北縣深坑的住處,抱回滿滿兩大箱的資料,資料中包含許多珍貴的歷史幻燈片,以及許多從來沒有曝光過郭雨新的書信文件,甚至有些連艾琳達自己都沒拆封過的人權救援檔案史料與 1978 年潮流與未完成選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資料文宣。艾琳達表示,美麗島事件後,她全心政治救援,有一百多張幻燈片是她在全美巡迴演講近百場重要史料照片。她的資料,有的是海外台灣同鄉輾轉交給她的島內報導,有的是海外第一手的國際報導。我們再從中擇取一些適合本書編輯用的史料文件與相片。


小邱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在艾琳達家裡,與十來隻白色貓咪,共處兩三小時,有的貓咪坐在書桌上,有的躺在沙發上,有的窩在地上,想穿過這些貓咪去找資料可不容易。這兩大箱資料抱進工作室後,我們一打開箱子,企圖找出一些值得參考的文件,一股很濃烈的貓騷味,就從箱子內衝上來,把我們嗆得哈啾連連。這件事日後也成為我們茶餘飯後常談起的趣事。


這套書的書名,也是經由多人集思廣益之後,從最早的《動盪的1/4世紀》,到《迢迢民主路》,到最後由主編黃怡定案為《綠色年代》。黃怡以她豐富的編輯經驗,由美術編輯黃惠芬、鮑雅惠、李培綺三人把這套書的版面編排設計重新規劃,讓圖文兼顧的視覺效果顯得更為理想。


現在,《綠色年代》終於完成了。望著這套書,我回想起一年多前,腦中不斷翻騰著一個念頭,「好想為台灣史做點事!」。但心中又不時浮現一個問號:「憑我們這幾個人,能完成這項浩大的台灣民主運動編史工程嗎?」


我們編輯團隊有個共同的願望,想拋磚引玉,為台灣民主運動史,留下一份完整的史料。這個願望終於達成了。



本文作者邱斐顯,請參見相關網址:



2014年1月26日 星期日

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上)


文/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寫於2005年10月5日


籌備將近四年、整理歷時兩年,全文35萬字,1800張歷史照片與史料,匯集了這套圖文並茂的《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年,1975~2000》。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年,1975~2000》上冊封面。
照片提供/邱萬興


許多人士的鼎力協助下,這一套令許多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所矚目期待的書籍,《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共分為上、下兩冊),千呼萬喚始出來,於 2005 年 10 月出版,並將於 10 月 12 日下午三點於台北市紅樓劇場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


一、編輯團隊,各就各位


這套有關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出版計畫,原先是由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兩人共同構思,他們打算將自己所設計並珍藏保留的有關民主運動的文宣、傳單集結成冊,以對過去的歷史做一個紀念。他們兩人同時也找了民進黨圈內的大姐頭--袁嬿嬿(袁姐),商談出書的可能性,邀請她任總策劃,並請姚嘉文與陳菊擔任編輯顧問。接著,小邱與富忠也邀黃怡、黃惠芬和我共同參與本書的編輯工作。

1987 年,我大學畢業,因實際參與一些雜誌如《台灣新文化》、《民進報》的編輯工作,先後與黃怡、小邱共事。在台灣政治解嚴後、社會運動最為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剛從輔仁大學社會系畢業,正好躬逢其盛而投身其中。


1989 年 12 月 2 日,全台舉行三項公職(縣市長、立法委員、省市議員)選舉,這是台灣自解除戒嚴以來的第一次大選。這一年,我實地參與助選工作。


大選過後,許多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贏得選舉,進入立法院;1990年,我也跟著轉型,任職國會助理。不久,我出國進修一年,在英國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回台之後,我仍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改革活動。


我踏入社會後,第一個接觸的工作夥伴,就是黃怡。長期以來,黃怡都在文化圈內,認真努力地從事寫作及編輯工作。對我而言,黃怡幾乎扮演一個亦師亦友的角色。與她認識的這十八年來,我們偶爾有工作上的合作機會,但她一直是我的最誠摯的朋友。我們有時會分享彼此的觀點、對社會或政治的評析,以及對人生的看法。她目前為故鄉出版社的《重現台灣史》系列叢書的總編輯。她的想法是,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能夠好好為「台灣史」做點事就做,做多少算多少。


2004 年初,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向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鄭文燦提出編輯贊助計畫。6月,張富忠、小邱、黃怡和我四個人,在小邱家裡,暢談了七、八個小時,我們對談的內容愈談愈豐富,於是初步擬定一個編輯計畫,以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為著作者,黃怡任主編,我任執行編輯而定案,並且擬定編輯、完稿、印刷、出版的概略日期。


過去,我曾經參與台灣的反對運動。現在,我參與編輯這套書。藉著這個機會,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讓我感觸良深。但是我已很久沒有提筆寫作了,所要面對的這個編輯工程,卻又是非常龐大。因此,在這次的編輯會議後,我與小邱討論,就決定從我熟悉的 1986 年歷史開始編寫撰述起。


二、史料呈現,原汁原味


這套書實際上真正執筆的是張富忠、邱萬興和我三人。張富忠對於 1975 年到 1980 年間的台灣民主運動史,特別清楚,因為他本人就親身參與這個階段的民主運動。他以自己獨特的筆觸,寫下當年黨外運動與國民黨抗爭的經過,其中有不少珍貴的史料或感觸,都是以前不曾發表過的。


張富忠為了編好這套歷史大書,花了不少時間,積極走訪當年曾一起奮鬥過的同志友人,才把當年的原貌完整呈現。套一個張富忠在本書裡最常用的字眼,那就是「原汁原味」了。


張富忠真正開始執筆寫稿的時間,約從 2005 年初開始構思。他一直很心儀日本文化,7 月前又數次前往日本。編稿的時間逼近時,他有時到小邱工作室來一邊找資料一邊寫稿,有時整堆資料捧回去而待在家裡振筆疾書。我和小邱便私下戲謔他「像一個尚未完成暑假作業的學生,面臨即將結束的暑假假期,只好頭上綁著頭巾拼命努力趕工……」


張富忠寫稿的方式,令我們嘖嘖稱奇。他不會用電腦打字,於是拿出上個世紀末的「立法院稿紙」,很認真地一字一字地用筆寫下。15年前,我擔任國會助理時就非常熟悉的稿紙,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真的覺得彷彿時光倒流一般。張富忠稿紙上強而有力的字跡,好像正訴說著:「我就是歷史。」


剛開始撰稿時,我總是從小邱工作室裡,抱著一大堆的書籍、影印資料回家整理,等我寫完稿後,我再用電子郵件把文稿傳到工作室去。這樣,讓我這個久未投入就業市場的全職媽媽,不必浪費交通往返時間,可以放心地兼顧小孩和工作。然而,這個做法,卻也讓我在家工作時,公私的界線難以釐清。


三、「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


有時寫作的思緒才開始流暢時,八歲的女兒卻返家要吃晚餐了。好不容易在晚餐收拾後,又得先處理她的學業與功課。她的問題解決後,我打開電腦要寫稿,她的小臉蛋竟又湊到我的電腦螢幕上,盯著我的文稿看。有一次,她看見我的文稿上寫著「農耕機進攻總統府」的小標,就好奇地問了我一句:「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我據實以答:「李登輝呀!」接下來,她就問了一句令我啼笑皆非的話:「咦?現在的李登輝不是好人嗎?他以前是壞人嗎?」


我把女兒安頓上床休息後,我的思緒若還清晰,則有時要工作到深夜;如果思緒跳開了,只好用筆在紙上記下摘要,次日再重新構思。漸漸地,女兒也抱怨起來:「媽媽怎麼常常『黏』在電腦前面?」


慢慢地随著工作量和時間壓力的增加,我不得不調整工作方式和型態,因為資料雖然帶回家,但有時需要佐以其它相關的參考文件時,總還是缺東缺西的,我只好乖乖地採上下班的方式,進小邱工作室執行編寫工作。


為了因應龐大的文字工作量,小邱工作室裡處理文字的電腦已不敷使用,小邱只好另行添購一台電腦來加入工作行列。我們有時為了找一份當年的運動傳單或海報,兩、三個人就擠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翻箱倒篋不斷地搜尋,直到那份資料在某一個檔案夾中被我們找到為止。


四、回歸歷史原貌


我從 1986 年開始整理撰寫,往後一路寫到 2000 年,然後回來整理 1981 年到 1985 年的歷史。其間,小邱和張富忠也提供給我非常豐富的歷史資料與歷史觀點。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也有些許統獨不同觀點的拉鋸戰,但是,最後仍回歸到歷史的原貌。


我所編撰整理的史料中,讓我最為感動的是,許多為民主運動人士犧牲奉獻的精神至死不變。遭警總約談後而陳屍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博士、返鄉受阻的陳翠玉博士、拒絕被國民黨拘提的鄭南榕、鄭南榕喪禮後遊行於總統府前,遭拒馬橫阻而自焚的詹益樺、為民進黨勞心勞力的傅正老師、先堅持自由主義後力倡台灣獨立的張忠棟教授……等等,這些人物都在我們編書過程中,再度鮮活地躍入我的腦海,讓我感受到他們為民主理念堅持不懈的精神。


編輯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少挫折。小邱告訴過我,他曾經以為這個編輯計畫可能會失敗,但姚嘉文、陳菊與范巽綠等人一直鼓勵我們要堅持下去,他們提出許多編輯方向,後來直到我慢慢一年一年地把史料編寫下來,他再配上圖片,那份編輯一本好書的成就感才逐漸浮現。張富忠大概也有同感,直到小邱和我把下半冊 1988 到 2000 年的文章定稿後,他的寫作慾望才漸漸被激發起來。



本文作者邱斐顯,請參見相關網址:






2013年12月31日 星期二

2013年 悲喜交織的一年

文/邱斐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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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對我而言,是悲喜交織的一年,尤其是2013年的下半年,很多意外,讓我感慨再感慨。


5月初,一位久未連絡的高中同學捎來電子信件,我正興奮開始要和她連繫,沒想到,6月初她妹妹透過臉書,通知我說她姊姊意外過世了。


6月,照顧我媽媽的印尼籍幫手,接到一個十分震驚的消息。她的妹妹也在台灣工作。妹妹論及婚嫁的男友則是在馬來西亞工作。一天傍晚,她接到妹妹男友的家人打來的電話,說妹妹的男友在馬來西亞車禍身亡。接到這樣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她先是躲在廚房哭了一陣子,後來才開口告訴我們這個噩耗。


7月,我媽媽遵照醫囑,進行左手上臂骨折修復手術。外科手術順利,但是媽媽的身體狀況卻不如預期,她的發燒,退了又來,反反覆覆。8月1日,媽媽因血鉀過高,心律不整,被緊急送進加護病房觀察治療。


8月2日長庚醫院的林杰樑醫生,因身體不適被緊急送醫治療。林杰樑醫生是個長期洗腎患者,我媽媽腹膜透析洗腎也有五年半的時間。那幾天,我盯著新聞看,心裡期待他們兩人都能平安度過眼前的危機。不久,我媽媽的狀況穩定下來,8月3日轉入普通病房。但是,林杰樑醫生的狀況卻非常不樂觀。林杰樑醫生8月5日病逝。


我媽媽在8月間出院返家兩次,結果都因發燒而再回醫院。醫生檢查再檢查,驗血、驗尿、驗痰、X光、超音波,檢驗師甚至把媽媽肺積水的檢體抽出來化驗,最後醫師建議使用核子顯影術。9月初,醫生經由注射高計量的幅射物,以攝影顯影方式,發現媽媽在輸尿管與腎臟之間,有個小黑影。


就是這個小黑影作祟,使得媽媽發燒不退?醫生說,「要切片檢查,才能知道。」9月5日,我陪著媽媽進手術房,讓媽媽接受醫生建議的「輸尿管鏡檢查及治療」。9月10日,報告出爐,我們被告知媽媽身上的小黑影,即是腫瘤,全稱是「輸尿管(上皮細胞)癌」。


9月23日,媽媽移出普通病房,轉到安寧病房。

10月6日晚上 7點 15分,媽媽離開了人世。
我雖然捨不得,但是必須接受事實;
其實,我更捨不得媽媽在住院期間不斷受苦。


長達三個月密集往返醫院途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不過,這段期間,剛好有幾個高中同學互相連絡,使我在照顧媽媽之外,還有一些不一樣的安排。今年算來,是我高中畢業的第30週年。同學們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尋找昔日同窗好友,辦起了「30重聚會」。


記得有一天,我和兩位同學約好見面,我把這件事告訴住院中的媽媽。我告訴媽媽,「我會先來醫院陪陪妳,再去找同學。」等我將要離開醫院時,媽媽問了我一句話:「妳去和同學見面之後,還會再來醫院看我嗎?」我突然意識到媽媽希望我再回醫院來,但是我不確定,與30年不見的同窗好友會聊多久。


那天,與同學相聚,聊了幾個小時後,我想時間還不晚,於是又折回醫院去。媽媽看到我,很高興我又回去陪陪她。這些高中同學的名字,她30年前都聽我提到過。我跟媽媽分享這些愉快的同學互動及近況之後,她才說:「妳今天出來一整天了,回家去吧。」


12月8日,30重聚會的大日子,班上同學有十多人參加。我們聊了很多以前的事,與現在的事。我們也聊到以前教過我們的老師。大家剛好提到教我們國文的洪文治老師。兩、三小時,似乎不夠我們談天敘舊……


高中時期,洪文治老師給我最大的幫助,不在於他苦心教導的課文內容,而是他評論時事的角度與眾不同。幾年前,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來描述洪文治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http://felicitychiu.blogspot.tw/2011/01/31.html)


結果12月下旬,我又接到一個意外通知,洪文治老師已於12月18日過世。



2013年,這些悲傷與喜悅的種種事情,填滿了我的生活記憶。這時,我的耳邊有個聲音一直對我說:「把握當下。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光。」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13年12月27日 星期五

12月27日紀念兩位父親

文/邱斐顯



這是我的比利時好友 Ingrid  & Veerle  Verhaegen 的爸爸,
PAPA BAVO VERHAEGEN。


上圖是我女兒佳盈(Ingrid)為 Grandpa Bavo 繪製的卡片。
2011年7月24日,我們把這張卡片寄去比利時,
請我的好友 Ingrid 交給她的爸爸。
據說,Grandpa Bavo 看了之後,非常高興。



PAPA BAVO 是我比利時好友 Ingrid 與 Veerle 的父親,1996年初,我造訪比利時的時候,見過他一次。他木訥寡言,但是為人誠懇樸實。這幾年,我與比利時好友互動得多,常常分享他們的生活細節。PAPA BAVO 甚至應他女兒 Ingrid 的請求,而幫我的女兒——台灣的 little Ingrid , 親手訂製手提布袋的木工手柄。


2011年,PAPA BAVO 勇敢抗癌數月之久。最後,他自知病入膏肓,決定請醫護人員,為他注射高劑量的藥物,以結束他的生命,因比利時的法律許可,他如願以償。每每想到這裡,我雖然心疼,但總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氣。他已經盡力度過自己的人生,當他得知再多的醫藥也無法讓他回復健康時,他選擇勇敢面對這條人生最終必經之路。好友 Ingrid 告訴我,2011年的 Christmas 一過,她的父親 PAPA BAVO 就要女兒連絡醫護人員。


PAPA BAVO 離開人世的日子是2011年12月27日,巧合的是,這個日子也是我父親過世的日子。




2003年12月27日,身體虛弱、住院幾天的父親,突然有狀況,雖然媽媽就在爸爸身邊陪伴,但醫生仍緊急連絡我們,發出病危通知。我的父親在前一年(2002年)的農曆過年期間,曾經因呼吸不順暢,以致二氧化碳濃度過高,醫生不得不對他施行插管急救治療,後來他被送進加護病房,觀察治療了約三週。術後,他的營養狀況不太理想,因為吞嚥困難,所以吸收不好。慢慢地,他營養不良,抵抗力也弱,他的健康狀況就一直走下坡。2003年12月27日上午十點多,我們接到病危通知,趕到醫院,整天陪著爸爸。


當天,醫護人員一直研究在爸爸的健康狀況,護士甚至來問了他幾次:「阿伯啊,如果有必要,要幫您插管嗎?」爸爸總是對她們搖搖頭、搖搖手。下午三、四點左右,平常三不五時喜歡落淡薄仔英語的老爸,主動問起護士:「我有 save 否?」護士一時沒聽清楚他的意思,於是轉而問我:「阿伯說什麼?」我告訴她,爸爸是問,他是不是可以不要插管。


後來幾個鐘頭,爸爸的狀況仍不見起色,而醫生、護士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問他:「要不要接受插管急救治療?」晚上十點多,爸爸的血氧濃度直直往下掉,血壓、心跳也跟著往下掉。最後,他平靜地離開人世,而他堅持「不插管」。


事後,我常常想,老爸以他生命的智慧,選擇迅速離開人世,以免再遭受插管治療後的種種折磨。


我爸爸今年過世十年,好友的爸爸 PAPA BAVO 過世兩年。每年到了12月27日,我的家人和我的比利時好友,都會思念我們在天上的父親。




2013年12月1日 星期日

邱斐顯田園隨筆之一

文/邱斐顯









今天中午,風和日麗,我們又來到這片菜園,跟承租菜園的吳先生,寒暄聊聊。我們問起他栽種的九層塔,他說,你們想摘多少,就摘多少。他還給了我們一個塑膠袋來裝摘下的九層塔。他語重心長地說,再過幾個月,這片綠地就沒了。




我們聽了,心裡也很不捨。十多年前,我發現離住家不遠處,居然有這塊綠地,農地、菜園的自然景觀,讓我想起英國的田園風貌。剛開始,我帶著老公來此散步,後來,我們還穿梭林間,想像自己在都市森林裡探險,有時還有不同的狗狗作陪。此後,我們常常造訪這一大片綠地,每每遇到不同的地主或是承租農,我們都會和他們聊天、交朋友。


我們經常在這塊綠地上散步,總覺得人工味很重的大安森林公園比不上它的樸實無華。我們散步在這塊土地,看過無數的春夏秋冬,有烈日當頭,也有寒風細雨;我們看過果園裡的果樹果實纍纍,也看過溝渠裡的青蛙疊疊交配,小小的蝌蚪悠游其中。我們心情好的時候會來這裡散步,心情不好的時候也會來這裡散步。




據說,這一大片土地都被政府徵收了。將來,會有新的面貌。但是,誰知道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20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

第一位考上台大的中油工人蔡滄波

文/邱斐顯



蔡滄波攝於民視辦公室。照片提供/蔡滄波
本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13年8月號


1976年,三十多年前,半屏山下,一群高雄煉油廠的年輕技工,投身大學聯考。這批年輕技工,不是普通高中畢業的高職生,有人考上技術學院,有人考上高雄師範大學,有人考上中原大學數學系。其中,蔡滄波以四百二十多分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這個消息轟動了整個高雄煉油廠,員工們口耳相傳,說:「我們煉油廠有一位工人,竟然考上台大呢!」


另類教育  自由主義薰陶


蔡滄波,1956年出生在雲林縣水林鄉和北港鎮交界的車巷口,這裡是典型的庄腳所在,沒有都市的繁華熱鬧,放眼望去只有一片寂靜的農田景色。


小學時期,蔡滄波每天都打赤腳,步行兩公里的石頭路,到隔壁村莊去上課。這條石頭路十分顛簸,路面高低起伏之狀,彷彿現今刻意打造的健康步道一般。炎炎夏日,蔡滄波就踩著路邊的草叢,以避開這些高溫燙腳的小石頭。有時,他則走在牛車行駛的車道。飼雞、放牛,挽土豆和除稻田雜草,都是他典型的課外活動。


台灣實施九年國教之前,小學生國小畢業後,要通過考試才能讀初中。即使在農村,很多家長還是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就讀好學校,以便將來有個好的出路。蔡滄波為了能考上較好的初中,於是跟著同學留校補習。晚上補習完後,他和同學一起摸黑走路回家。小學五年級時,政府宣佈實施九年國教,蔡滄波終於擺脫了補習後摸黑走路回家的夢魘。1971年,他就讀水林國中,成為九年國教的第一屆國中生。


當時全台各國中急速擴充學校與師資,一大批非師範體系的畢業生(包括台大畢業生在內)投入校園教書。這些老師把他們在大學讀書時訂閱的雜誌和書籍,統統搬到國中的教室來。蔡滄波他們這群雲林縣的庒腳學生,首度有機會接觸到教科書以外的書籍。


蔡滄波在這批非科班老師的帶領下,透過這些書籍、雜誌以及老師們的言教、身教,及早接受自由主義的薰陶。蔡滄波讀書時雖然常常囫圇吞棗,卻養成「不輕易接受權威」的性格,並質疑「民族救星」的說法。此外,他也很喜歡接觸公共事務。他在國二的生活週記上,就寫短文評論《雅爾達密約與中國》一書。從小學起,他成績維持中上,養成看課外書的習慣,因為讀書一方面可以免除農事,另一方面可以悠遊知識世界。蔡滄波發現,讀書是一件賞心悅目之事。


經濟考量  讀建教合作班


就讀水林國中兩年,蔡滄波每天都是騎著腳踏車上學。從家裡到學校,約有六、七公里距離,他早上騎車(由北往南)順風的時候,至少要騎半小時;傍晚放學騎車(由南往北)時,由於逆風之故,騎得很吃力、很辛苦。


讀國三時,為了要有更多自修時間,蔡滄波從水林國中轉學到建國國中。他的成績不差,轉學後沒有適應上的困難;他甚至接受老師的推薦,參加《雲林青年》刊物徵文比賽,並且勇奪第一名,所以同學們都知道蔡滄波很會作文。


當時北港一帶,許多國、初中畢業生,分別到台中或嘉義參加聯考。蔡滄波國中畢業後,與他的同學們集體到台中參加聯考。那一年考試,他考得不理想,十個同班同學,九個考上台中一中,只有他一人考到台中二中。


蔡滄波到台中二中報到後,他的表哥卻建議他報考中油煉油廠設在高雄高工的建教合作班。蔡滄波回憶當年:「那時候,我們庒腳囝仔讀書的參考架構,是以親屬的經驗為準的。我表哥是建教合作班第一屆學生,他早我一年,所以他鼓勵我也來讀這個學校。」


蔡滄波出身農家,家境並不富裕,如果就讀台中二中,父母要負擔他的學雜費與住宿、交通費。如果就讀煉油廠和高雄高工的建教合作班,不僅學雜費全免,學生每個月還可領七百五十元的津貼。那個年代,鄉下人對國營事業的工作相當嚮往,蔡滄波的長輩們覺得,建教合作班畢業後,就有一份明確的「頭路」,一份穩定的工作。蔡滄波考慮之後,接受表哥的建議,於是成了建教合作班的第二屆學生。


著重職訓  教育目標不大


煉油廠的建教合作班只有兩個科別,一個是儀器科,另一個是管鉗科,每科都只招收三十個學生。蔡滄波讀的是儀器科,在這三年中,他所學的就是一些自動控制、修理儀器等維修課程。工程師來兼課,他們要求學生閱讀原文書籍。要讀原文書,光查字典就耗盡心神,學生們很難對這種超齡課業產生興趣。


煉油廠開出「就讀與就業」的條件,對當時的社會而言,算是極為優渥,因而吸引全台各地學子;這些學生其實資質都不錯,只是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故選擇這個學校就讀。蔡滄波的同學有來自基隆、台中、嘉義、雲林、屏東。建教班學生有出身背景不同、學區來源不同的同學們,更加豐富學生的人際網絡和視野。


建教班招收學生的目的,只在職業訓練,以便學生畢業後可立即在煉油廠當工人,因此教育的目標不大。學生在課堂上所學的,無非就是如何與機械為伍、如何管理或維修煉油廠內的機器或管線等等。學校的課業負擔不重,他們這批青少年得以有充分時間和心力去體驗週遭的環境。


第一年,學生們住在高雄市議會斜對面的高雄學苑,離六合夜市很近。白天,學生們在建教班上著無聊而重覆的課程;夜晚,充滿生命力的夜市才是學生們的最愛。蔡滄波對這個六合夜市,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後來,整批建教班學生又移到前鎮職訓中心,他們天天遠眺工業區上下班的自行車潮。眾多男性勞工和女性勞工,可說是當時台灣經濟起飛的生力軍。


特殊環境  可以自我成長


煉油廠是一個有點封閉的世界。那是一個擁有四、五千名員工,加上萬名眷屬的獨立大社區。這個大社區實際上還分成兩個不同階級的社區,一個是工人(即藍領階級)區,另一個是職員(即工程師,亦即白領階級)區。


工人區在後勁,雖功能齊全,但緊鄰工廠,常可聞到工廠飄過來的芳香氣味,其實那是有毒廢氣;而職員宿舍區則在左營一側,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簡稱為國訓中心)隔壁,離廠區較遠,裡面有日式住宅,甚至有室內籃球場、桌球室、游泳池、高爾夫球場、圖書館、麵包店,一度還有溜冰場、保齡球館、洗衣店、暗房,是寧靜的高級住宅區。職員社區門禁也較嚴。分立的社區刺激這些年輕工人要力爭上游,要住進職員社區。


這段在煉油廠讀書與工作的歲月,蔡滄波說:「我在這裡學會游泳,也在這裡養成爬山的習慣。我甚至會爬到半屏山去看碉堡……」


蔡滄波就讀建教合作班的三年裡,因為學校的要求不高,學生讀書的壓力不大,加上他自己對於理工與機械方面的知識沒興趣,因此本科(儀器科)的書沒有讀多少。但是蔡滄波喜歡看自己有興趣的書,也喜歡看電影。職員社區有一個「中山堂」,員工們在這裡看電影,比外面的電影院便宜。職員社區也有圖書館,煉油廠甚至能定期編輯、出版一本《拾穗》雜誌,這本雜誌提供蔡滄波不少精神食糧。他覺得,這樣特殊環境,好像一所資源豐富的大型大學,讓人可以自我成長。


蔡滄波在這三年裡看了很多電影,爬了很多山,也讀了很多書,包括《大學》雜誌裡一篇影響他不小的文章--〈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是由張景涵(張俊宏)、張紹文、許仁真(許信良)、和包青天(包奕洪)四人聯合撰寫的,1971年7月刊載於《大學》雜誌,這篇文章剖析台灣舊式地主、農民、知名青年、財團、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公務員等不同階層者的性格。此文發表後,朝野各界議論紛紛。農家出身的蔡滄波,看了這篇文章,受到很大的衝擊。


新鮮有趣  是讀書的動力


建教班畢業後,蔡滄波察覺到自己的國中同學分別考上大學,他這才警醒地自問,「自己的將來,是要一生在煉油廠做一個工人,還是可以另有一條路?」然而,依規定,他必須在煉油廠服務三年才可離開。工作的第一年,一位保警的小孩,來借工人宿舍,準備重考大學。這位考生從高雄中學畢業,但大學考試不幸落榜,因此希望能有個安靜讀書的環境。蔡滄波下班後,偶而過去與他聊聊。


有一次,蔡滄波順手拿起他的地理課本來看看,發現其中很多人文地理的內容,自己讀得津津有味。蔡滄波談起當年自己讀書的情形,他認為:「可能是我不像一般高中生,必須在三年內一讀再讀那些教科書,以應付大學聯考。所以,我覺得讀那些書,很新鮮,很有趣。」後來,他索性各科都買一本參考書來讀一讀。


1975年,五一勞動節當天,蔡滄波決定報考大學聯考社會組。煉油廠裡,年長一點的同事知道這件事,有人就嘲諷蔡滄波,說:「工好好做就好,何苦跟人逗鬧熱,考大學幹什麼?」


1975年7月1日、7月2日考試日,蔡滄波倉促上場應考。放榜後,蔡滄波得知自己考了三百多分,離最低錄取只差二十分而已。蔡滄波想想,大學聯考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他還沒讀完課本,就能有這樣的成績,因此信心大增,決定第二年準備充分再考一次。


境由心生  機房是K書聖地


工作的第二年,蔡滄波很清楚自己未來的計畫,針對自己沒有把握的科目,如英文、數學,到補習班補習;其餘的科目就自己來。蔡滄波談起自修K書的經驗:「那一年,我在煉油廠的電話交換機機房工作。工作機房,就是我的K書聖地。」


一九七○年代,一般電話的話機都是手動撥號方式,而煉油廠的電話交換機也是步進式,從一撥到○,「答、答、答、答」的聲響越來越多。因此,機房的電話交換機響的時候,聲音很吵。但是在那裡工作的話,除了監看交換機是否出狀況之外,工作本身相當無聊,因此很少有人想主動到機房去工作。


蔡滄波強調:「機房裡,因為怕機器過熱會燒壞,所以空調冷氣很強,而且無塵。再來,這個工作也沒有人會管,如果機房內有警報燈亮,只要動一下手,就能解決問題。」雖然嘈雜,但是無塵,有冷氣空調,又沒人管的機房,反而成了讀書自修的聖地。


蔡滄波買齊各科教科書,疊成一堆從頭讀起。蔡滄波表示,「讀書要有方法,先理解,再記憶,其實考大學沒有那麼難。」他記得自己讀地理時,會先畫地圖、畫經緯度,並把溫度、土壤等資訊,繪製圖表,這樣反覆復習之後,把這些知識理解後,內化成常識的一部分,就不易忘記。不過,對於歷史、三民主義等科目,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無法內化,就只能靠「死記」。因為蔡滄波沒有同學可以比較成績,因此他參加補習班的模擬考,結果成績也不差。


出人意外  考上台大政治系


1976年,與蔡滄波同時畢業的建教班學生,有好幾位都像蔡滄波一樣重考大學聯考。有人考上技術學院,有人考上中原大學數學系。出乎許多人的意外,蔡滄波以四百二十多分考上台大政治系,這個消息當時轟動整個高雄煉油廠,員工們口耳相傳,說:「我們煉油廠有一位工人,半工半讀竟考上台大。」


當時,煉油廠內的子弟學校(煉油廠職員與工人們子女就讀的,專為升學而準備的學校)-國光中學,應屆畢業生裡,辛辛苦苦專心準備考試,也才只有一位學生考上台大法學院。蔡滄波一時成為煉油廠的傳奇人物,而他的表現也鼓舞前後期建教班同學投考大學,其中包括一位比蔡滄波小兩屆、來自北港的學弟張金塗(張金塗後來成為黃信介的女婿),也努力自修考上台大法律系。這樣的結果,導致建教班的學生後來離職近半,高雄煉油廠想吸收大批勞工的心血,沒想到反而栽培了一些技職出身的大學生!


考上大學的那一年,他剛好工作滿兩年,因此,他賠了建教班一年學雜費。在煉油廠工作的那兩年,他看清了一個事實:煉油廠的工程師,他們屬於白領階級,都配有高級住宅,即使他們只有專科專業的程度,只要一進煉油廠工作,仍算是工程師;而非大專畢業的,一進煉油廠工作,就被歸類為勞工,不論最怎麼努力,最高的工作位階,只能做到領班。這是個階級明顯的地方。蔡滄波在煉油廠五年的工讀,讓他有機會認識同在煉油廠印刷廠工作的工人作家楊青矗。這樣的因緣際會,也影響到蔡滄波後來的生涯規劃。


參與社團  投入黨外活動


蔡滄波就讀台大政治系時,完全沒有熟識的朋友,更沒有什麼學長、學姊。加上政治系的系風保守,以及他與同學們背景差異甚大之故,因此他讀大一時,就與中南部住宿同學互動較多,除了與當時降轉法律系的蘇煥智等人交往外,並參與社團「慈幼社」。大二那年,蔡滄波接手台大慈幼社的勞工服務團,與輔大醒新社合作,於是帶著學弟學妹到新莊,直接與勞工們互動。


那時候,社團裡很明顯有兩派力量,一派是商學系學生,他們秉持右派的觀點,認為慈幼社是服務性社團,只要扮好「娛樂」勞工的角色,就算對勞工有所貢獻;另一派是社會系學生,他們秉持左派的觀點,認為應該教育勞工,爭取勞工應有的權益。「當時,我們曾經邀請台大社會系教授張曉春,法律系教授陳繼盛律師,及艾琳達等人到社團為我們這些學生上課。」


1977年,蔡滄波讀大二時,曾和同學四處串連,到過桃園縣長許信良的縣長公館,遇到筆名許一文的施明德。蔡滄波也曾手提著書包,裡面裝著印有「萬年國會」的綠色小冊子。1978年,蔡滄波讀大三時,開始為黨外公職助選,擔任楊青矗的選戰幕僚。當時楊青矗代表黨外,參選勞工立委。其他立委候選人都是區域性的,只有勞工立委是全國性的,蔡滄波因此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黨外人士,也因此曾到黃信介的家裡走動,並到各區域立委和國代候選人的政見會旁聽。這些活動才是蔡滄波真正的政治啟蒙。


那一年,蔡滄波鼓起勇氣邀請政治系同班同學江蓋世,一起去參加陳婉真與陳鼓應於國賓飯店的募款餐會。「大學同班同學,只有江蓋世敢公然在台大校園裡,反對蔣經國連任中華民國總統,所以我才會找他一起去參加。」


197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卡特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次日12月16日,國民黨宣佈「立即停止選舉」。黨外人士欲透過選舉來從政的機會,完全遭國民黨封殺。隔年,1979年,黨外人士發行《美麗島》週刊。楊青矗等多人受聘為社務委員,蔡滄波也加入《美麗島》週刊的陣容,他常常到台北市仁愛路百齡大廈的週刊編輯部,幫忙負責剪報,成為少數在校的學生志工。


赴美深造  返台從事新聞工作


蔡滄波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再回台大攻讀政治研究所,經學長謝明逹介紹,蔡滄波先到黨外立委康寧祥那裡,擔任立委助理,一邊幫忙管理《八十年代》雜誌社的圖書室,一邊準備考外交部特考。蔡滄波後來順利考進外交部,並在外交部工作兩年。這兩年期間,因為有位學者回台做研究,蔡滄波碰巧發現一份國民黨政府如何打壓黨外人士的機密文件,當時他請兩位同學幫忙傳遞文件。這份文件後來交給黨外編聯會幹部邱義仁,邱義仁把這篇文章刊載在許榮淑立委所發行的《生根》雜誌上。


這件事因此喧鬧一時,邱義仁於1985年7月3日,遭調查局人員以「妨礙軍機」為由,逮捕收押在台北市辛亥路市調處。蔡滄波的一位同學也因此被抓,幸好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將這位同學保釋出來。


此時,在外交部工作的蔡滄波,也被上級長官告誡,表示他的言行舉止已被人盯梢,如果再出狀況,也會有麻煩。因為種種考量,加上自己就在外交部工作之故,蔡滄波請朋友協助,以最快的速度辦好離台手續,前往美國南加大進修。



 蔡滄波伉儷攝於美國國會。照片提供/蔡滄波






蔡滄波、鄒明珊夫婦與美國聯邦參議員穆考斯基攝於美國國會。
照片提供/蔡滄波



南加大畢業後,蔡滄波一度到紐約陪太太讀書,再轉往到華府擔任記者,第一線觀察台美關係的發展。民視成立,1998年蔡滄波返台投入該電視台工作。此後,他一直待在民視新聞部工作。



 蔡滄波與民視新聞同仁拜訪前總統李登輝。照片提供/蔡滄波




民視新聞部副理蔡滄波,攝於主播台。照片提供/蔡滄波


蔡滄波,這位當年投身石油煉製的工人,目前則是天天督導新聞資訊產出的新聞部副理。他的個人成長歷程、求學經驗與工作資歷,在在都與一般人截然不同,正因為這些與眾不同的歷練,讓他更加致力追求勞動平等與民主自由。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