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5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
,民進黨中常會通過一項決議:
 


 


五月十九日下午一時,民進黨將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大型演講會,反對執政黨制定國安法,並抗議執政黨實施戒嚴屆滿卅九週年。而且,將在演講會之後,以總統府為目標,由國父紀念館出發,舉行示威遊行。然後由民進黨主席江鵬堅親率十一名中常委,向總統府呈遞抗議書。  


 


早在民進黨中常會通過這項決議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透過鄭南榕的從中運作,民進黨一定會在五一九舉辦大型的演講會。可是,整個運動都集中在台北,而全島各地呢?因此,我想在黨的大型活動之前,自己先去跑全島一趟。再來,在那個時代,「非暴力」這個概念,對很多街頭運動的黨工而言,是一個很陌生而可笑的概念,我可以去巡迴全島,倡導非暴力。


 


不過,有位朋友,曾經不客氣的指責我:「你頭殼歹去!民主國家才來講非暴力,對付國民黨政權,講非暴力,就是對伊們軟弱啦!」


 


「嘸對,非暴力是非常堅強的,只有強者,才有可能使用非暴力,才有可能手無寸鐵,面對的暴力鎮壓……」


「聽嘸啦,你講彼套,行不通啦!」


 


就是這樣,我與許多朋友的論辯,碰到非暴力的議題,我實在很難說服他們,叫他們赤手空拳,任憑鎮暴警察毆打、逮捕,而不還手,而不脫逃。因此,我想,最強有力的論辯,就是不要論辯,只要自我實踐,才是最有力的證明。


 


解除戒嚴,是我們反對陣營的共識,這一點,也不需我再多說了,而且,國民黨當局,頭上頂著戒嚴三十九年的世界冠軍,它沒有這個老臉,繼續演出這樣爛的劇碼,因此,他們也趕著要制訂一部「國家安全法」,來取代戒嚴。那麼,眼前我應該做的,就是去倡導非暴力的精神,讓台灣的反對陣營,了解非暴力,實踐非暴力,而凝聚更強的力量,進行民主改革。


 


五一九是個新聞點,而非暴力是個長期宣導的運動,何不把這兩項結合在一起,先進行一場試驗?於是,我自己用手寫一份聲明,題目是「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其內容如下: 


 


  

       甘地說:「真正的非暴力,是遭到對方打擊,仍然愛他,為他祈禱。」

  為了宣揚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我將從五月十二日到十九日,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在全國各地黨外服務處大門口及立法院群賢樓,進行「非暴力靜坐運動」。  


 




五月八日
,我特地跑到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我借了一本《金恩傳》。金恩是六○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發動了一場為數廿五萬人的大型群眾集會,會中,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我有一個夢〉的演講,而聞名全球,但後來,卻不幸遭到暗殺而身亡。


 


金恩一生獻身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非暴力是他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金恩傳》這本書,我讀建中的時候,就已經看過了,當時,只是把它當成一本偉人傳記,讀過了就算了,並沒有很深的印象,但時隔十年之後,我重讀這本書,則有不同的感觸。 


 


五月九日星期六,鄭南榕大概知道我已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雜誌社了,那天一大早,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憤怒的吼道:「我甲你講!--你若離開雜誌社--就是對不起咱台灣的前途!--」


 


我被他突如其來的怒吼,嚇了一跳,他脾氣壞歸壞,對我還不曾這麼大聲的咆哮過,我遲疑了半晌,心想,若我回罵回去,兩人一定在電話線裡惡言相向,吼來吼去,這又何必呢?反正我已經決定走了,我要走出自己的方向,我不想再扮演一個搖筆桿的記者!我想用兩隻腳,走出自己的天地來!……。於是,我先耐住自己的脾氣,冷靜的告訴他:「我會留一封信給你,裡面會告訴你,為什麼我要走--」鄭南榕沒等我把話講完,就「卡嚓!」一聲掛了電話……。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下午一點半左右,許多黨外界的朋友,陸陸續續趕來台北地方法院,鄭南榕的朋友李敖,他也來了。李敖他那枝出神入化的筆,當時名氣很大,可是他極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一次,為了鄭南榕被抓,他也趕來了,見到他,我苦笑的說道:「我的台灣民主黨同志,NYLON 他入獄了。」



 



  李敖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絲的憂愁,反倒是一張笑嘻嘻的臉,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這位老兄,倒有點違反常情。一般來說,朋友落難,理應憤怒,痛罵政府的鴨霸,或是臉上佈滿愁容,頻頻的向家屬安慰,可是,李敖都不玩這一套。



 



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探討什麼叫做「第一流人物」,他面臨國民黨當局,突然逮捕自己的好友鄭南榕,不驚又不怒的表現,讓我這個剛出道的小毛頭,暗地佩服,於是我就走過去,對他說道:



 



  「
李
先生,我記得你在書上寫過,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第一流人物的境界,這一點,我就很難做到。」



 



  他仍然是笑呵呵的,不了解他的人,以為這老兄幸災樂禍,不過,事後,我聽李敖提起,他以很輕鬆幽默的口吻,回憶這件事情:


  


「 NYLON 要搞五一九綠色行動,他一開始就張口要求我贊助, 我說好啊,就給他一筆錢,買買鞭炮,玩一玩嘛!……」



 



  李敖口中的買買鞭炮,玩一玩,到最後,竟成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分水嶺。


  從五一九開始,黨外人士才敢公然的,有計畫的,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示威,直接挑戰國民黨政權。黑暗的戒嚴長夜,鄭南榕放了一把五一九的鞭炮,吵得國民黨領導階層,睡不得安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放鞭炮?因此, 六月二日 上午十點三十分,鄭南榕被逮捕歸案,於當天下午四點,移送土城收押。



 



當我知道鄭南榕交保無望,我心裡的感受很複雜,一位幾乎天天在一起工作的夥伴,突然一下子不見了,而在外面的我們,除了發表聲明,辦聲援大會,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連陳水扁這樣的黨外公職明星,也即將成為他們的籠中囚,鄭南榕的支持者,又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就站在地方法院大廳,一面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一面在思考這個問題,最後,我那一年前的構想,「人權行軍」,又逐漸浮上腦海。



 



  當時,自由時代的採訪主任是魏廷昱,他是政治犯魏廷朝的胞弟,桃園客家人,頭腦反應敏捷,精力充沛,擅長開著車子,到處串連,是許信良桃園幫重要幹部之一,黨外的朋友,都稱他為「小魏」,而在牢裡的那位魏廷朝,大家都叫他為「大魏」。黨外無數次的重大事件,他都親身經歷,因此,他可以算是我早期黨外運動的「教育班長」,我們在雜誌社工作之餘,一起聊天的時候,只要我一提起,「美麗島事件,當時是怎麼抓人的?」、「許信良當時是怎麼發跡的?」、「中壢事件現場,為什麼開槍打死人?」、「你哥哥魏廷朝,為什麼會被抓?」等等問題……,這時,魏廷昱就像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書,他從許信良挨家挨戶的拜訪,散發《風雨之聲》那本書,一直講到,桃園某鄉的鄉長,幹了什麼貪贓枉法的事情。他就像高僧喜獲門徒,畢身絕學,傾囊以授,有時,話匣子一開,講到三更半夜,我的眼皮已經快垂了下來,他還是欲罷不能。



 



有時他還笑我,「你這個台大政治碩士,根本就不懂台灣的政治!」,我是笑罵由他,畢竟,他講的也是事實,我在台大的課堂上,
那些
教授,從來沒有提起,國民黨的血腥陣壓,從來沒有直接批評過,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或國民黨的軍警特,所建立的戒嚴政權。因此,魏廷昱他可以說是,我走出台大校園後,補修台灣黨外政治的第一位老師。



 



  話說回頭,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一直耗著,等待消息。等待中,我跟魏廷昱提起:「除了發表抗議的聲明,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鄭南榕,被抓到牢裡吧?我想搞人權行軍,你看好不好?」


  「最好不要啦,時機還沒有到。」他皺著眉頭,搖頭說道。



 



  下午四點,確定鄭南榕移送土城看守所了,我們趕緊回去自由時代雜誌社,我快馬加鞭,寫了一份「鄭南榕被捕政治聲明」,然後社裡的打字小姐迅速打好,送往印刷廠,快速印刷一萬張傳單。因為就在 六月二日 當天晚上,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三位蓬萊島案受難者,要在林口公園舉行坐監惜別會,那晚,我們雜誌社的員工,全體出動,趕到林口公園,擠進萬人群眾,散發聲援鄭南榕的傳單。



 



   六月二日 鄭南榕被捕的時候,他的太太葉菊蘭正在美國。第二天,她馬上搭機返台,我們社裡的同仁與李敖,都到桃園機場接她, 六月三日 凌晨,李敖、許榮淑、鄭余鎮、顏尹謨等黨外朋友,還有雜誌社的同仁,大夥群聚鄭南榕家裡,擠在他家頂樓的日式閣樓裡面,徹夜長談。



 



  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而黨外公政會與黨外編聯會,只是略具雛形的政治團體,動員組織的力量,無法與國民黨正面相抗,而鄭南榕雖是黨外雜誌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卻不是黨外公職,缺少一般公職所具有社會資源,而且,連陳水扁這個超級明星,也不得不走進監牢,鄭南榕困守在牢裡,我們又能夠搞什麼大型的抗議示威呢?因此,我們談論的焦點,就圍繞在如何在法庭上的抗爭。我們當中,顏尹謨是綠島出來的老政治犯,而許
榮淑的
先生張俊宏,他人還關在軍法監獄,因此,話題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如何好好當個政治犯了。李敖也以過來人的身分,提起他當年在土城看守所孝一舍,裡面的情形,結論是,安啦,只要傳話進去,裡面自會有人照顧鄭南榕的。



 



  那晚,我們談到深更半夜,我開始覺得,有點無聊,我不是對我的同志感到無聊,而是對一幕又一幕,不斷上演的政治受難情節,感到無聊,我心裡一直在吶喊:「難道我們不能做點別的?除了聲援,我們就不能往前進攻嗎?……」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朝野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了。

  國民黨當局,並沒有針對五一九的行動小組成員,直接開刀,可是,卻假藉其他的誹謗官司,將黨外陣營的領袖,先後抓去關。



  五月三十日,蓬萊島案宣判,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各判八個月,民事賠償二百萬,判刑確定。蓬萊島案只是一件雜誌社的誹謗官司,是非對錯,有高度的爭議性,可是國民黨司法當局,卻利用這樣的一件小官司,把該雜誌社的社長、發行人、總編輯等三人,統統送入牢裡。陳水扁是當時的黨外陣營耀眼的明星,但是,他一九八五年參選台南縣長失敗,他與妻子吳淑珍,選後謝票遊街時,吳淑珍又不幸被車撞倒,而下半身殘廢。蓬萊島官司定讞之後,雖然保住了陳水扁的律師資格,沒被剝奪,但他仍與兩名同志,一同渡過鐵窗生涯。




   國民黨當局透過司法手段,整肅政治異己,引起黨外陣營,群情激昂。普通的言論誹謗官司,若在西方的民主國家,雙方告來告去,頂多是民事賠償解決,可是,國民黨當局卻動不動就把辦黨外雜誌社的負責人,抓去黑牢,這樣的手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裡,政府查禁、封館,甚至抓人,則是家常便飯。




   「下一波輪到誰呢?」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日子裡,黨外圈子裡的朋友,總會憂心忡忡的揣測著。




   了解內情的黨外人士,一定會說:

  「一定是 NYLON 啦,伊的分數已經夠啊!」

  鄭南榕擔心嗎?我可沒有問過。依我對他的了解,假使我問他:

  「你會驚否?」這麼一問,保證他會眼睛睜大,漲紅了臉,破口大罵。他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內心世界深沉,而且他那張臉,很少露出笑容,如果他正在思考什麼事情,你坐在他面前,他可以吃上半個鐘頭,不跟你講半句話,這種飯桌,誰坐得下去呢?難保不會消化不良。

  五月三十日,鄭南榕叫我打電話,連絡一些黨外朋友,準備在隔天下午,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在他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召開「百萬人簽名運動籌備會議」。




   一位雜誌社同事,私下擔心的對我說道:

  「 NYLON 是嘸是乎伊們逼甲塊抓狂?」



  鄭南榕有過人的精力,他搞起運動來,可以不分晝夜,只要嘴上咬著一根菸,吞雲吐霧,連續工作十幾個鐘頭,也不會喊累。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大家原以為可以歇歇腿,喘喘氣,這位老兄,看到南韓的反對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推動「修憲簽名請願運動」,他也想拿來台灣搞搞看。 


 


我記得,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經過了一整天的折騰,我們隔天見面,他迫不及待的就跟我說:「蓋世,擱煞來,咱來推動『百萬人組黨簽名運動』!」


  我看著他的臉,只好強顏苦笑,連聲說道:


  「好啊,好啊,你看咱何時來開會?」



     話雖這麼說,我的心裡,卻在掙扎著,好想對他說,「我已經好久沒有休假了,可不可以讓我在家裡休息一下,陪家人吃個飯呢?」,因為,當時正是黨外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國民黨全力高壓整肅黨外人士的時期,動不動就有示威遊行,一示威遊行,就有人被起訴或遭到逮捕入獄,一有同志被抓被關,我們又要舉辦各式各樣的聲援示威活動,而一而再的示威活動,又捲起更多的街頭衝突事件……。




        我雖是雜誌社的一個記者,常常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了爭取時效,拚命寫稿,然而,我又是整個黨外運動的一份子,常常有開不完的會,發不完的傳單,打不完的電話,還時時得面臨「國民黨要抓人了!」的心理壓力,我也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而身上戴著呼叫器,一有狀況,就必須隨叫隨回電話,有時,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鄭南榕半夜還呼叫我,那時,我只好把呼叫器關了,「饒了我吧,有事明天再找我吧!……。」




   六月一日星期日,我就待在家裡好好的休息,傍晚的時候,獨自跑到新店小碧潭,夏日的黃昏,在潭邊散步,偷得浮生半日閒。 



 


  六月二日早上十一點多,我很悠閒的到雜誌社上班,一踏進辦公室,一位同事神情緊張的向我說: 「 NYLON 乎伊們掠去啊!……」


  「啥米?……當時的代誌?……即馬人佇叨位?……緊咧!咱趕緊來去!」



   原來是這樣的,張德銘控告鄭南榕的誹謗官司案,鄭南榕一直拒不出庭,司法當局下令通緝,因此,六月二日上午十點半,中山分局派出刑事幹員,就在鄭南榕由錦州街家裡,走往民權東路的雜誌社途中,半途將他逮捕歸案,移送台北地檢署。




   「 NYLON 被捕了!」這個消息,很快的在黨外圈內傳開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二日這一天的晚上,黨外陣營正準備為蓬萊島案三君子,舉行坐監惜別會,當天早上,鄭南榕又被抓了,這下子,搞得黨外雜誌界,人心惶惶,誰會是下一個目標呢?沒有人知道。



 



 

(未完待續)


2011年8月8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許信良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揚言三個月後「遷黨回台」。許信良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島內黨外人士的注意:許信良能不能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可不可能?許信良會不會成為台灣的艾奎諾?……這一連串的問題,給台灣黨外的政治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在當時,許信良給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也有人推崇他雄才大略。那時的鄭南榕,正在全島到處宣傳,五月十九日台北龍山寺要舉行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知道許信良的這個行動,非常高興,就叫我好好追蹤,深入報導。




鄭南榕最氣有些黨外人士,成天喊組黨,喊得轟隆作響,卻沒有半滴雨下來,因此,許信良的呼籲,他立即迴響。




五月八日,鄭南榕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道:「昨晚,我已經傳真到美國,告訴他們,我願意當台灣民主黨在台灣的第一位黨員,你要不要加入呢?」




因為我負責採訪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這件大事,有一些黨外人士,對許信良的這個動作,把他看成又是一樁「膨風」代誌,並不寄予厚望,所以反應很冷淡。




好,鄭南榕當第一號在台黨員,那麼,我就當第二號吧。於是,我就拿起「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申請書,填寫上基本資料,然後,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附註:




「請『建黨委員會』負責先生,對外宣佈『遷黨回台』的明確日期。若在限期內未能如期實行『遷黨回台』的計畫,本人將在島內自行籌組反對黨。」




鄭南榕看到我的附註,皺著眉頭,質疑問道:「你要加入就加入,不要就算了,幹嘛加個附帶條款?」




我解釋道:「我非常贊成許信良的遷黨回台計畫,我才會自願當他的在台黨員,我加上那些附註,是表示我自已對組黨的承諾,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在美國成立的泡沫政黨,甚至只是開空頭支票而已。」




鄭南榕與我響應許信良的號召,自動申請加入「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成為在台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準黨員,這件事情,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出來。






有位朋友勸我:「鄭南榕官司在身,因此鋌而走險,你年紀輕輕的,將來還大有可為,何必跟著他搞什麼組黨,將來為何被抓、被關,我看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只是輕鬆的回答他,「好玩啊!」,大概是個性使然,我若遇到的壓迫愈大,我就愈想挑戰,若能使壓迫者氣得暴跳如雷,腦門充血,我就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數十年來,國民黨黨禁高懸,能夠衝破它,這是歷史大事,我可不想缺席。







鄭南榕除了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全力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他還籌組了一個推動委員會,去各縣市舉辦說明會,呼籲全島黨外人士,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群集台北市龍山寺,進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反戒嚴大示威。




剛開始,許多黨外公職人員,對這個示威不表樂觀,也很難評估將來的下場會如何,因此,他們的態度並不熱衷,鄭南榕便要求我們,在採訪的時候,逼那些黨外公職人員表態。




五月八日早上,我跑去《八十年代》雜誌社找康寧祥,他不在,我告訴助理,再久,我也願意等。等了一個鐘頭,康寧祥匆匆進來,又在辦公室裡,跟別人討論事情,好不容易輪到我,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進去他的辦公室。




一九七○年代,康寧祥是黨外的超級政治明星,他那矮小但結實的身體,他那沙啞而粗獷的聲音,他那萬人簇擁的政見會,讓許多年輕人,為之崇拜不已。在一九七○年代,他提出削減國防預算,就被整個社會,當成過街老鼠,眾人喊打,也因他這樣的道德勇氣,黨外選民以高票送他進去市議會及立法院。




他的演講,氣勢十足,他的政見會,經常人山人海。我讀建中的時候,也常跑去萬華火車站前廣場,擠在黑壓壓的人群裡,聽他如何控訴國民黨。康寧祥的演講,讓人感到,整個台灣歷史的命運,就扛在他的肩上,他一出場,就有帝王降世的氣勢,例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 



    「今仔暗時的風,是為我康寧祥吹的;


     今仔暗時的雨,是為我康寧祥落的。」



不過,一九七九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原有的領導者,紛紛入獄,但以美麗島辯護律師為主的黨外菁英,如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等人,投入公職選舉,紛紛高票當選,而成為新興的領導階層,那時的康寧祥,就不再是唯一的,能呼風喚雨的黨外明星了。 



 


(未完待續)

後記:

 

「入黨申請書」19年後重見天日 



文/邱斐顯




鄭南榕與江蓋世二人,加入「台灣民主黨」的入黨申請書,於1986年從台北傳真到美國之後,由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影印後保存收藏。鄭南榕簽署的那一份申請書,目前收藏在「鄭南榕基金會」,與鄭南榕的其他遺物,一併存放在基金會的櫥窗裡。




2005年,邱萬興和我在整理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一書時,從艾琳達慷慨提供的兩大箱資料中,找到這兩份簽署文件。這兩份簽署文件竟然在19年後,重見天日。邱萬興如獲至寶,隨即將這兩份簽署文件,以數位影像檔案的方式保留下來。




台灣民主運動中,艾琳達因長期協助黨外人士,以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979年12月15日,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離台灣。直到1990年,經過民進黨多年的努力,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後,艾琳達才得以回到台灣。




艾琳達表示,箱內許多重要的「民主運動」文件,是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斷累積而成的。一九八○年代,她為了救援被抓、被關的美麗島同志,常常馬不停蹄地帶著這些資料,到處演講。「這些資料,可能已經跟著我,繞了地球好幾圈。」


2011年7月27日 星期三

瑪麗.居禮的真實面貌

《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讀後感

文/邱斐顯


2011年3月中,日本福島發生九級強震,隨後又爆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經過這些事件,我再度想起這本書裡,瑪麗.居禮的孫女海蓮娜.朗之萬-約里奧說過的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而2011年,是國際化學年,正好是女科學家瑪麗.居禮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00周年。重讀這本書,意義更加深遠。 



瑪麗.居里 Marie Curie (照片引用自網路)


史料解禁   還原歷史真相


我喜歡閱讀瑪麗.居禮的傳記,從漫畫書、中文書,英文書,到電影,我至少看了五、六次。瑪麗.居禮一生的傳奇故事,永遠那麼動人。然而,《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幾乎顛覆了過去我對瑪麗.居禮的刻板印象。


1937年,瑪麗.居禮的小女兒伊芙.拉伯依斯,曾經撰寫了她母親的傳記《居禮夫人》。此書出版後,曾獲國家圖書獎,並譯成三十二種語言,發行全世界。不過,自此之後,瑪麗.居禮的文件就被密封起來了。


2005年,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根據許多豐富的資料,寫下《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她筆下的瑪麗.居禮,有血有淚,有愛有恨,有悲傷憂鬱,有熱情執著,卻也偏執頑固。這本書忠實呈現一個「神話」背後的真相。建構這個「神話」的人,除了崇拜科學家的一般社會大眾之外,也包括瑪麗.居禮她自己。事隔數十年,唯有史料解禁,才能還原歷史真相。


二十世紀科學史上,瑪麗.居禮是一個劃時代的標竿人物。半個多世紀來,瑪麗.居禮和她的家人,先後獲得了四個諾貝爾獎。這樣精彩的家族獲獎記錄史,讓人望塵莫及。


1903年,瑪麗.居禮與她的丈夫皮耶.居禮,以及貝克勒爾因發現輻射,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這是她第一次獲獎。1911年,她獨力完成研究,分離出釙和鐳元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這是她第二次獲獎。她的大女兒伊蓮娜與女婿約里奧,於193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5年,她的小女婿拉伯依斯則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傳記作家   用心考證研究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是美國作家、歷史學家、記者,著作甚豐,曾獲多數知名文學獎肯定。她關切人權和言論自由,且榮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傑出美國歷史女性紀念委員會成員。


這本書與過去的《瑪麗.居禮傳》大不相同,高史密斯引用很多「塵封已久」而且「取得不易」的史料,如手稿、信件、工作筆記、日記等。此外,瑪麗.居禮的第三代,海蓮娜.朗之萬-約里奧(瑪麗.居禮的孫女,也是傑出的科學家),則邀請高史密斯到法國索鎮的住所與她長談。


所謂「塵封已久」,因為在1990年中期,瑪麗.居禮的女兒伊芙、孫女海蓮娜及孫子皮耶.約里奧,決定將瑪麗.居禮發表的文章、日記和工作記事本捐給法國國家圖書館。但當海蓮娜隨口帶上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時」,圖書館人員就如臨大敵了。


後來,海蓮娜和巴黎大學奧塞分校的團隊,帶著蓋格計數器(用來偵測放射性粒子的儀器,為蓋格於1928年所發明),將居禮研究院的書籍和文件,依輻射量分成三個等級,輻射最強的拿到奧塞去除輻射,兩年之後才大功告成。雖然如此,文件上仍殘留微量輻射,如有研究人員要借閱這些資料,都必須事先簽下醫療同意書。這個規定,一直到1999年才廢止。


而「取得不易」則是指要取得居禮文件,需要先有介紹信。法國人偏好的習慣,是必須有手寫的介紹信。幸好,有普林斯頓頂尖的法國歷史學家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拉克(Paul LeClerc)的幫忙,他們親筆寫了介紹信,才能讓高史密斯接觸到這些重要文件。


獻身科學   真相顛覆神話


瑪麗.居禮一生的成就,不只是科學上的,也是女性主義的、愛國主義的,更是和平主義的。


她一生獲得很多「第一」的記錄:她是第一位得到法國索邦大學物理系學士的女性,也是索邦大學首次任命的女教授;她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並且二度得獎的女科學家;她也是法國家科學院兩百二十四年來首度提名的女院士。她過世後六十一年,1995年4月20日,受到法國總統密特朗肯定她的成就,而將她的骨灰移至巴黎的先賢祠。她因而成為法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因自身成就,而下葬在先賢祠的女性(與她的夫婿皮耶.居禮的骨灰放在一起)。瑪麗.居禮原籍波蘭,當時波蘭總統華勒沙也應邀出席這次的移靈大典。


瑪麗.居禮的本名為瑪麗.斯克洛多斯基。她生於波蘭華沙,當時的波蘭為俄國所統治,從小父親就灌輸她對波蘭的民族意識。她一邊以俄文求學,一邊卻又私下教導波蘭文。1903年,她第一次與丈夫皮耶.居禮,和亨利.貝克勒爾共同獲得諾貝爾獎時,因為她是女性而備受歧視,她只能坐在台下,看著丈夫上台領獎、致詞。1911年當她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時,又因與一位有婦之夫的科學家--保羅.朗之萬(皮耶.居禮的學生,也是一位物理學家。)有婚外情,而遭社會輿論大加韃伐。


這本書裡,道出瑪麗.居禮一生都在為女性主義而奮鬥。在她那個時代,男性得獎,理所當然,女性若能得獎,也無法上台接受頒獎;在她那個時代,一有婚外情,沒有人會刻意譴責男性,但是大多數人都譴責女性,即使科學界亦然。


輻射傷身   科學研究奪命


透過一些關鍵性的史料,瑪麗.居禮的神話逐一被解構。瑪麗.居禮傾全力研究的輻射物「鐳」,雖然對人類的貢獻非常大,卻也對她自己與家人的身體傷害極大。


有一天,皮耶.居禮走在路上,一輛馬車疾駛而來,他閃避不及,慘遭輾斃。那年是1906年,他四十九歲。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經過查證瑪麗.居禮的手稿記錄,得知她先生過世之前,腿骨早已病變,常半夜劇痛,輾轉難眠,而且走路一瘸一拐,後人研究推論,可能是長期輻射,腿骨遭到破壞。輻射物「鐳」,可能就是致命殺手,可惜當時它的危害仍不為人知。


瑪麗.居禮為了科學研究,經年累月近距離接觸這些輻射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載著「小居禮」(行動式 X 光設備)到處救治傷患,總共照了超過一百萬次的X光。


瑪麗.居禮六十七歲病逝。醫生說她能活到這個歲數,算是奇蹟,並判斷她的死因是「再生不良惡性貧血(白血病)……骨髓沒有反應,也許因為長期輻射而受損。」她的女兒伊蓮娜和女婿約里奧也因長期研究人造輻射,而分別死於五十九歲、五十八歲之齡。


瑪麗.居禮一家成就非凡,或許一般人會認為,她們母女之間的親子互動應該很親密,其實不然。瑪麗.居禮的兩個女兒(伊蓮娜和伊芙),擁有一對偏執於科學研究的雙親,她們的童年反而都是灰暗的、不快樂的,如果不是她們的祖父--皮耶的父親(尤金.居禮醫生)一直在旁協助的話,她們就跟孤兒沒兩樣。而這種情形,在皮耶.居禮過世後,更加明顯。她們從母親身上得到的母愛非常有限。


歷史真相不會貶抑瑪麗.居禮各方面的努力與成就,她的貢獻絕對值得世人肯定。但是當我們肯定瑪麗.居禮的成就時,卻不能盲目地把她一生的事蹟建構成一個女科學家的神話。這本書,足以提醒我們,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與其構築一個關於瑪麗.居禮的神話,不如正視真相,承認世間一切的成就必有其代價。


後記:

這本書的中文版於 2006 年出版。2009 年 3 月我從圖書館借出這本書時,我是第一個借閱的讀者。看完這本書,我感觸很深,2009 年 4 月,我寫下這篇心得的草稿。但當時因忙於其他工作,我沒有立即整理這篇文章。


2011 年 3 月中,日本福島發生九級強震,隨後又爆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這件大事,我再度想起這本書裡,瑪麗.居禮的孫女海蓮娜曾經說過的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


2011 年 6 月,我再度到圖書館借出此書。沒想到,這兩年四個月中,完全沒有其他讀者來借這本書。我覺得這本好書值得推薦,因此,我決定把這篇讀後感重新整理,並發表出來。


作為一個傳記作家,Barbara Goldsmith 的寫作方式,以及她對史實考究的認真態度,都是值得我學習之處。我深信,唯有史料解禁,才能還原歷史真相。而 2011 年,是國際化學年,正好是瑪麗.居禮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一百周年。重讀這本書,意義更加深遠。



附註:
書名/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Barbara Goldsmith)
譯者/方祖芳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
原文出版年代/2005年
中文出版年代/2006年1月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Barbara Goldsmith)網站: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11年5月16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鄭南榕這個人》1、綠色五一九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的這一天,鄭南榕走了。




即日起,江蓋世所寫的《鄭南榕這個人》,全文連載四天,以紀念鄭南榕。




您將會了解這位台獨浴火鳳凰,生前罕為人知的心路歷程。

 



 


 


 



 

鄭南榕這個人

◎文:江蓋世 

◎圖:邱萬興

我們的劇本都猜錯了,鄭南榕拒絕當一個溫馴的演員,他導出了一齣浴火鳳凰的悲劇。

五年前的四月七日,鄭南榕走了,他一把火,一句話:「帶走我的身體吧!」……

1、綠色五一九

一九八六年代的亞洲,反對運動蓬勃發展。

菲律賓有「人民的力量」,要求馬可仕政權下台;韓國則有「百萬人簽名修憲請願運動」,強烈地撼動全斗煥政權。這時,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強烈的政治訴求,就是組黨。

鄭南榕是《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人,他是黨外組黨運動的急先鋒。他的雜誌,一期一期的出,卻被警黨一期一期的查禁。鄭南榕絲毫不理會他們的查禁,而仍在雜誌上大力鼓吹組黨。

那時,我在《自由時代》擔任採訪編輯。一月十五日晚上,鄭南榕、吳乃仁,與我三人,一起在夜市吃消夜。我們聊呀聊,聊到組黨。我開玩笑對他們說:「別管那麼多,我們就組個名義上的黨,讓國民黨來抓好了!」   











 

留著一撮「華勒沙」式的鬍子,老神在在的吳乃仁抿著嘴笑笑,搖搖頭,不表贊同。一向臉色少有表情的鄭南榕,這時轉過頭來,笑著對我說道:「哈!你要是被抓,沒關係,自由時代還是會幫你保留工作的,哈哈!」

 


三月十日的晚上,要下班了,鄭南榕突然叫我留下來,「晚上來我家一趟,我們有重要事情討論。」

 


到了錦州街,上了他家頂樓和式的小房間,一會兒,吳乃仁也來了。鄭南榕雖然不是新潮流的成員,可是他和吳乃仁的私交很好。我內心猜想。「一定又要推展什麼運動了。」

 


鄭南榕首先開腔:「看人家菲律賓、韓國的反對運動,我們的黨外運動實在太差了!你們看怎樣,就在今年的五月十九日,也就是台灣被宣告為戒嚴地區的那一天,我們來推動一個『反對戒嚴運動』,好嗎?」然後,鄭南榕與吳乃仁就一直討論,我一旁聽著,偶爾插點意見。最後,他們決定把名稱命名為「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

 


當時,我才投身黨外不太久,也不太了解鄭南榕下的是什麼棋,暗想,「黨外山頭林立,步調不一,鄭南榕如何去搞一個千萬人運動呢?」

 


過兩天,鄭南榕開始在他的雜誌上大打廣告,原來我們所定的名稱,已被他改為「五一九綠色行動」。我看了,就問他:「咦?不是講好的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嗎?聽起來氣勢多磅礡!」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五月十九日;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519,Green Action』。」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五月十九日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所推動的「五一九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Time,Newsweek大幅報導。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本文原載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
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  



1986年 519綠色行動






1986年519綠色行動對決台北龍山寺



文字整理/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

圖片提供/湯金全

資料來源:《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p.190~193



1986
年的5月19日
,《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訴求「反對台灣長期以來的戒嚴統治」。當時的黨外雜誌,紛紛報導風起雲湧的第三世界國家反獨裁的民主運動。鄭南榕認為,「菲律賓能,台灣當然也能!」












五一九綠色行動,地點訂在台北市的龍山寺。這是台灣戒嚴三十八年以來,第一次有人敢公開提出「反戒嚴」的行動訴求挑戰國民黨,並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在街頭展現。











圖片提供/江蓋世







立法委員江鵬堅擔任行動的總指揮,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理事長陳水扁市議員擔任發言人,簡錫堦負責動員和指揮工作。來自全島各地的重要黨外人士張俊雄、尤清、陳水扁、謝長廷、黃天福、李勝雄、顏錦福、洪奇昌、邱義仁、陳光復、湯金全、黃昭輝、戴振耀、蔡有全、蕭裕珍、江蓋世、田孟淑等人群聚在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要求解除戒嚴!」、「戒嚴就是軍事統治」。在這次活動中,黨外人士對外宣稱,要將大隊人馬帶去總統府抗議。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一千多名警察,將龍山寺鐵門鎖上,以警力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同時在龍山寺外圍道路,派出女警大隊與警力包圍住,將圍觀民眾阻隔於龍山寺外。









國民黨如臨大敵,附近商家停業一天,警力把龍山寺四周包圍得水泄不通,當天集結而來抗議的黨外人士,全部遭警方封鎖而被圍困在龍山寺內。這一天,主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行動者是鄭南榕,但是他沒有公職身份。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沒有人知道。









隔著龍山寺鐵門,一位高階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當時許多黨外人士正在你看我,我看你時,立法委員江鵬堅站了出來,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他踏出這一步,負責扛起示威的重責大任,擔任行動的總領隊,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









當時,示威現場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以公職人員為主,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少數黨工在龍山寺外走動,江蓋世與蔡有全、蕭裕珍、田孟淑(田朝明醫師的太太)一起拿著一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的綠色長布條,卻也只能在第一層封鎖線內高喊「出頭天」,衝也衝不出去。









國民黨採取「不攻擊、不驅趕、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採用警力包圍群眾的消耗戰,「黨外示威者要出去,可以,想進來,對不起,門兒都沒有。」示威群眾從白天奮戰到黑夜,從艷陽高照、汗流浹背,持續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一般。黨外人士不曾打過這樣的持久戰,而發起人鄭南榕事先連糧食、飲水都沒準備,後勤補給嚴重缺乏,每個人都餓得發昏。









幸好,黨外人士暱稱「袁姐」的袁嬿嬿,她圓圓胖胖的身驅擠在人群裡,賣力的將買來的一包又一包熱騰騰的饅頭、包子及土司、飲料,騰空飛過圍牆內。袁嬿嬿自掏腰包的舉動,觸動了旁觀民眾的熱情,大家爭先恐後去附近搶購食物。「空中補給」源源不斷而來,使他們能持續和國民黨抗爭,由白天支撐到黑夜。







在這一場示威活動中,江鵬堅立委充分展現其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的領導能力。他和軍警不斷地溝通交涉,終於避免了原本擔心會擦槍走火的意外。歷經十二小時烈日暴雨下的抗議示威後,整個事件終於在晚上十點平安落幕。









事件結束後,江鵬堅立委擔心鄭南榕安危,堅持陪著他回到台北市錦州街家門口,讓葉菊蘭看鄭南榕到家,才敢放心回家。 



 



鄭南榕與519綠色行動

摘自江蓋世〈鄭南榕這個人〉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9128141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 五月十九日 ;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
519,Green Action
』。」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 五月十九日 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1986年5月19日,鄭南榕所推動的「519 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 Time,Newsweek 大幅報導。





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本文原載於1994年4月7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