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5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下午一點半左右,許多黨外界的朋友,陸陸續續趕來台北地方法院,鄭南榕的朋友李敖,他也來了。李敖他那枝出神入化的筆,當時名氣很大,可是他極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一次,為了鄭南榕被抓,他也趕來了,見到他,我苦笑的說道:「我的台灣民主黨同志,NYLON 他入獄了。」



 



  李敖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絲的憂愁,反倒是一張笑嘻嘻的臉,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這位老兄,倒有點違反常情。一般來說,朋友落難,理應憤怒,痛罵政府的鴨霸,或是臉上佈滿愁容,頻頻的向家屬安慰,可是,李敖都不玩這一套。



 



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探討什麼叫做「第一流人物」,他面臨國民黨當局,突然逮捕自己的好友鄭南榕,不驚又不怒的表現,讓我這個剛出道的小毛頭,暗地佩服,於是我就走過去,對他說道:



 



  「

先生,我記得你在書上寫過,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第一流人物的境界,這一點,我就很難做到。」



 



  他仍然是笑呵呵的,不了解他的人,以為這老兄幸災樂禍,不過,事後,我聽李敖提起,他以很輕鬆幽默的口吻,回憶這件事情:


  


NYLON 要搞五一九綠色行動,他一開始就張口要求我贊助, 我說好啊,就給他一筆錢,買買鞭炮,玩一玩嘛!……」



 



  李敖口中的買買鞭炮,玩一玩,到最後,竟成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分水嶺。


  從五一九開始,黨外人士才敢公然的,有計畫的,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示威,直接挑戰國民黨政權。黑暗的戒嚴長夜,鄭南榕放了一把五一九的鞭炮,吵得國民黨領導階層,睡不得安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放鞭炮?因此, 六月二日 上午十點三十分,鄭南榕被逮捕歸案,於當天下午四點,移送土城收押。



 



當我知道鄭南榕交保無望,我心裡的感受很複雜,一位幾乎天天在一起工作的夥伴,突然一下子不見了,而在外面的我們,除了發表聲明,辦聲援大會,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連陳水扁這樣的黨外公職明星,也即將成為他們的籠中囚,鄭南榕的支持者,又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就站在地方法院大廳,一面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一面在思考這個問題,最後,我那一年前的構想,「人權行軍」,又逐漸浮上腦海。



 



  當時,自由時代的採訪主任是魏廷昱,他是政治犯魏廷朝的胞弟,桃園客家人,頭腦反應敏捷,精力充沛,擅長開著車子,到處串連,是許信良桃園幫重要幹部之一,黨外的朋友,都稱他為「小魏」,而在牢裡的那位魏廷朝,大家都叫他為「大魏」。黨外無數次的重大事件,他都親身經歷,因此,他可以算是我早期黨外運動的「教育班長」,我們在雜誌社工作之餘,一起聊天的時候,只要我一提起,「美麗島事件,當時是怎麼抓人的?」、「許信良當時是怎麼發跡的?」、「中壢事件現場,為什麼開槍打死人?」、「你哥哥魏廷朝,為什麼會被抓?」等等問題……,這時,魏廷昱就像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書,他從許信良挨家挨戶的拜訪,散發《風雨之聲》那本書,一直講到,桃園某鄉的鄉長,幹了什麼貪贓枉法的事情。他就像高僧喜獲門徒,畢身絕學,傾囊以授,有時,話匣子一開,講到三更半夜,我的眼皮已經快垂了下來,他還是欲罷不能。



 



有時他還笑我,「你這個台大政治碩士,根本就不懂台灣的政治!」,我是笑罵由他,畢竟,他講的也是事實,我在台大的課堂上,
那些
教授,從來沒有提起,國民黨的血腥陣壓,從來沒有直接批評過,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或國民黨的軍警特,所建立的戒嚴政權。因此,魏廷昱他可以說是,我走出台大校園後,補修台灣黨外政治的第一位老師。



 



  話說回頭,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一直耗著,等待消息。等待中,我跟魏廷昱提起:「除了發表抗議的聲明,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鄭南榕,被抓到牢裡吧?我想搞人權行軍,你看好不好?」


  「最好不要啦,時機還沒有到。」他皺著眉頭,搖頭說道。



 



  下午四點,確定鄭南榕移送土城看守所了,我們趕緊回去自由時代雜誌社,我快馬加鞭,寫了一份「鄭南榕被捕政治聲明」,然後社裡的打字小姐迅速打好,送往印刷廠,快速印刷一萬張傳單。因為就在 六月二日 當天晚上,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三位蓬萊島案受難者,要在林口公園舉行坐監惜別會,那晚,我們雜誌社的員工,全體出動,趕到林口公園,擠進萬人群眾,散發聲援鄭南榕的傳單。



 



   六月二日 鄭南榕被捕的時候,他的太太葉菊蘭正在美國。第二天,她馬上搭機返台,我們社裡的同仁與李敖,都到桃園機場接她, 六月三日 凌晨,李敖、許榮淑、鄭余鎮、顏尹謨等黨外朋友,還有雜誌社的同仁,大夥群聚鄭南榕家裡,擠在他家頂樓的日式閣樓裡面,徹夜長談。



 



  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而黨外公政會與黨外編聯會,只是略具雛形的政治團體,動員組織的力量,無法與國民黨正面相抗,而鄭南榕雖是黨外雜誌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卻不是黨外公職,缺少一般公職所具有社會資源,而且,連陳水扁這個超級明星,也不得不走進監牢,鄭南榕困守在牢裡,我們又能夠搞什麼大型的抗議示威呢?因此,我們談論的焦點,就圍繞在如何在法庭上的抗爭。我們當中,顏尹謨是綠島出來的老政治犯,而許
榮淑的
先生張俊宏,他人還關在軍法監獄,因此,話題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如何好好當個政治犯了。李敖也以過來人的身分,提起他當年在土城看守所孝一舍,裡面的情形,結論是,安啦,只要傳話進去,裡面自會有人照顧鄭南榕的。



 



  那晚,我們談到深更半夜,我開始覺得,有點無聊,我不是對我的同志感到無聊,而是對一幕又一幕,不斷上演的政治受難情節,感到無聊,我心裡一直在吶喊:「難道我們不能做點別的?除了聲援,我們就不能往前進攻嗎?……」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朝野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了。

  國民黨當局,並沒有針對五一九的行動小組成員,直接開刀,可是,卻假藉其他的誹謗官司,將黨外陣營的領袖,先後抓去關。



  五月三十日,蓬萊島案宣判,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各判八個月,民事賠償二百萬,判刑確定。蓬萊島案只是一件雜誌社的誹謗官司,是非對錯,有高度的爭議性,可是國民黨司法當局,卻利用這樣的一件小官司,把該雜誌社的社長、發行人、總編輯等三人,統統送入牢裡。陳水扁是當時的黨外陣營耀眼的明星,但是,他一九八五年參選台南縣長失敗,他與妻子吳淑珍,選後謝票遊街時,吳淑珍又不幸被車撞倒,而下半身殘廢。蓬萊島官司定讞之後,雖然保住了陳水扁的律師資格,沒被剝奪,但他仍與兩名同志,一同渡過鐵窗生涯。




   國民黨當局透過司法手段,整肅政治異己,引起黨外陣營,群情激昂。普通的言論誹謗官司,若在西方的民主國家,雙方告來告去,頂多是民事賠償解決,可是,國民黨當局卻動不動就把辦黨外雜誌社的負責人,抓去黑牢,這樣的手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裡,政府查禁、封館,甚至抓人,則是家常便飯。




   「下一波輪到誰呢?」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日子裡,黨外圈子裡的朋友,總會憂心忡忡的揣測著。




   了解內情的黨外人士,一定會說:

  「一定是 NYLON 啦,伊的分數已經夠啊!」

  鄭南榕擔心嗎?我可沒有問過。依我對他的了解,假使我問他:

  「你會驚否?」這麼一問,保證他會眼睛睜大,漲紅了臉,破口大罵。他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內心世界深沉,而且他那張臉,很少露出笑容,如果他正在思考什麼事情,你坐在他面前,他可以吃上半個鐘頭,不跟你講半句話,這種飯桌,誰坐得下去呢?難保不會消化不良。

  五月三十日,鄭南榕叫我打電話,連絡一些黨外朋友,準備在隔天下午,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在他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召開「百萬人簽名運動籌備會議」。




   一位雜誌社同事,私下擔心的對我說道:

  「 NYLON 是嘸是乎伊們逼甲塊抓狂?」



  鄭南榕有過人的精力,他搞起運動來,可以不分晝夜,只要嘴上咬著一根菸,吞雲吐霧,連續工作十幾個鐘頭,也不會喊累。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大家原以為可以歇歇腿,喘喘氣,這位老兄,看到南韓的反對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推動「修憲簽名請願運動」,他也想拿來台灣搞搞看。 


 


我記得,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經過了一整天的折騰,我們隔天見面,他迫不及待的就跟我說:「蓋世,擱煞來,咱來推動『百萬人組黨簽名運動』!」


  我看著他的臉,只好強顏苦笑,連聲說道:


  「好啊,好啊,你看咱何時來開會?」



     話雖這麼說,我的心裡,卻在掙扎著,好想對他說,「我已經好久沒有休假了,可不可以讓我在家裡休息一下,陪家人吃個飯呢?」,因為,當時正是黨外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國民黨全力高壓整肅黨外人士的時期,動不動就有示威遊行,一示威遊行,就有人被起訴或遭到逮捕入獄,一有同志被抓被關,我們又要舉辦各式各樣的聲援示威活動,而一而再的示威活動,又捲起更多的街頭衝突事件……。




        我雖是雜誌社的一個記者,常常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了爭取時效,拚命寫稿,然而,我又是整個黨外運動的一份子,常常有開不完的會,發不完的傳單,打不完的電話,還時時得面臨「國民黨要抓人了!」的心理壓力,我也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而身上戴著呼叫器,一有狀況,就必須隨叫隨回電話,有時,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鄭南榕半夜還呼叫我,那時,我只好把呼叫器關了,「饒了我吧,有事明天再找我吧!……。」




   六月一日星期日,我就待在家裡好好的休息,傍晚的時候,獨自跑到新店小碧潭,夏日的黃昏,在潭邊散步,偷得浮生半日閒。 



 


  六月二日早上十一點多,我很悠閒的到雜誌社上班,一踏進辦公室,一位同事神情緊張的向我說: NYLON 乎伊們掠去啊!……」


  「啥米?……當時的代誌?……即馬人佇叨位?……緊咧!咱趕緊來去!」



   原來是這樣的,張德銘控告鄭南榕的誹謗官司案,鄭南榕一直拒不出庭,司法當局下令通緝,因此,六月二日上午十點半,中山分局派出刑事幹員,就在鄭南榕由錦州街家裡,走往民權東路的雜誌社途中,半途將他逮捕歸案,移送台北地檢署。




   「 NYLON 被捕了!」這個消息,很快的在黨外圈內傳開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二日這一天的晚上,黨外陣營正準備為蓬萊島案三君子,舉行坐監惜別會,當天早上,鄭南榕又被抓了,這下子,搞得黨外雜誌界,人心惶惶,誰會是下一個目標呢?沒有人知道。



 



 

(未完待續)


2011年8月8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許信良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揚言三個月後「遷黨回台」。許信良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島內黨外人士的注意:許信良能不能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可不可能?許信良會不會成為台灣的艾奎諾?……這一連串的問題,給台灣黨外的政治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在當時,許信良給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也有人推崇他雄才大略。那時的鄭南榕,正在全島到處宣傳,五月十九日台北龍山寺要舉行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知道許信良的這個行動,非常高興,就叫我好好追蹤,深入報導。




鄭南榕最氣有些黨外人士,成天喊組黨,喊得轟隆作響,卻沒有半滴雨下來,因此,許信良的呼籲,他立即迴響。




五月八日,鄭南榕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道:「昨晚,我已經傳真到美國,告訴他們,我願意當台灣民主黨在台灣的第一位黨員,你要不要加入呢?」




因為我負責採訪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這件大事,有一些黨外人士,對許信良的這個動作,把他看成又是一樁「膨風」代誌,並不寄予厚望,所以反應很冷淡。




好,鄭南榕當第一號在台黨員,那麼,我就當第二號吧。於是,我就拿起「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申請書,填寫上基本資料,然後,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附註:




「請『建黨委員會』負責先生,對外宣佈『遷黨回台』的明確日期。若在限期內未能如期實行『遷黨回台』的計畫,本人將在島內自行籌組反對黨。」




鄭南榕看到我的附註,皺著眉頭,質疑問道:「你要加入就加入,不要就算了,幹嘛加個附帶條款?」




我解釋道:「我非常贊成許信良的遷黨回台計畫,我才會自願當他的在台黨員,我加上那些附註,是表示我自已對組黨的承諾,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在美國成立的泡沫政黨,甚至只是開空頭支票而已。」




鄭南榕與我響應許信良的號召,自動申請加入「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成為在台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準黨員,這件事情,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出來。






有位朋友勸我:「鄭南榕官司在身,因此鋌而走險,你年紀輕輕的,將來還大有可為,何必跟著他搞什麼組黨,將來為何被抓、被關,我看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只是輕鬆的回答他,「好玩啊!」,大概是個性使然,我若遇到的壓迫愈大,我就愈想挑戰,若能使壓迫者氣得暴跳如雷,腦門充血,我就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數十年來,國民黨黨禁高懸,能夠衝破它,這是歷史大事,我可不想缺席。







鄭南榕除了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全力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他還籌組了一個推動委員會,去各縣市舉辦說明會,呼籲全島黨外人士,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群集台北市龍山寺,進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反戒嚴大示威。




剛開始,許多黨外公職人員,對這個示威不表樂觀,也很難評估將來的下場會如何,因此,他們的態度並不熱衷,鄭南榕便要求我們,在採訪的時候,逼那些黨外公職人員表態。




五月八日早上,我跑去《八十年代》雜誌社找康寧祥,他不在,我告訴助理,再久,我也願意等。等了一個鐘頭,康寧祥匆匆進來,又在辦公室裡,跟別人討論事情,好不容易輪到我,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進去他的辦公室。




一九七○年代,康寧祥是黨外的超級政治明星,他那矮小但結實的身體,他那沙啞而粗獷的聲音,他那萬人簇擁的政見會,讓許多年輕人,為之崇拜不已。在一九七○年代,他提出削減國防預算,就被整個社會,當成過街老鼠,眾人喊打,也因他這樣的道德勇氣,黨外選民以高票送他進去市議會及立法院。




他的演講,氣勢十足,他的政見會,經常人山人海。我讀建中的時候,也常跑去萬華火車站前廣場,擠在黑壓壓的人群裡,聽他如何控訴國民黨。康寧祥的演講,讓人感到,整個台灣歷史的命運,就扛在他的肩上,他一出場,就有帝王降世的氣勢,例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 



    「今仔暗時的風,是為我康寧祥吹的;


     今仔暗時的雨,是為我康寧祥落的。」



不過,一九七九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原有的領導者,紛紛入獄,但以美麗島辯護律師為主的黨外菁英,如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等人,投入公職選舉,紛紛高票當選,而成為新興的領導階層,那時的康寧祥,就不再是唯一的,能呼風喚雨的黨外明星了。 



 


(未完待續)

後記:

 

「入黨申請書」19年後重見天日 



邱斐顯




鄭南榕與江蓋世二人,加入「台灣民主黨」的入黨申請書,於1986年從台北傳真到美國之後,由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影印後保存收藏。鄭南榕簽署的那一份申請書,目前收藏在「鄭南榕基金會」,與鄭南榕的其他遺物,一併存放在基金會的櫥窗裡。




2005年,邱萬興和我在整理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一書時,從艾琳達慷慨提供的兩大箱資料中,找到這兩份簽署文件。這兩份簽署文件竟然在19年後,重見天日。邱萬興如獲至寶,隨即將這兩份簽署文件,以數位影像檔案的方式保留下來。




台灣民主運動中,艾琳達因長期協助黨外人士,以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9791215日,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離台灣。直到1990年,經過民進黨多年的努力,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後,艾琳達才得以回到台灣。




艾琳達表示,箱內許多重要的「民主運動」文件,是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斷累積而成的。一九八○年代,她為了救援被抓、被關的美麗島同志,常常馬不停蹄地帶著這些資料,到處演講。「這些資料,可能已經跟著我,繞了地球好幾圈。」


2011年7月27日 星期三

瑪麗.居禮的真實面貌

《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讀後感

文/邱斐顯


20113月中,日本福島發生九級強震,隨後又爆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經過這些事件,我再度想起這本書裡,瑪麗.居禮的孫女海蓮娜.朗之萬-約里奧說過的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而2011年,是國際化學年,正好是女科學家瑪麗.居禮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00周年。重讀這本書,意義更加深遠。 



瑪麗.居里 Marie Curie (照片引用自網路)


史料解禁   還原歷史真相


我喜歡閱讀瑪麗.居禮的傳記,從漫畫書、中文書,英文書,到電影,我至少看了五、六次。瑪麗.居禮一生的傳奇故事,永遠那麼動人。然而,《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幾乎顛覆了過去我對瑪麗.居禮的刻板印象。


1937年,瑪麗.居禮的小女兒伊芙.拉伯依斯,曾經撰寫了她母親的傳記《居禮夫人》。此書出版後,曾獲國家圖書獎,並譯成三十二種語言,發行全世界。不過,自此之後,瑪麗.居禮的文件就被密封起來了。


2005年,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根據許多豐富的資料,寫下《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她筆下的瑪麗.居禮,有血有淚,有愛有恨,有悲傷憂鬱,有熱情執著,卻也偏執頑固。這本書忠實呈現一個「神話」背後的真相。建構這個「神話」的人,除了崇拜科學家的一般社會大眾之外,也包括瑪麗.居禮她自己。事隔數十年,唯有史料解禁,才能還原歷史真相。


二十世紀科學史上,瑪麗.居禮是一個劃時代的標竿人物。半個多世紀來,瑪麗.居禮和她的家人,先後獲得了四個諾貝爾獎。這樣精彩的家族獲獎記錄史,讓人望塵莫及。


1903年,瑪麗.居禮與她的丈夫皮耶.居禮,以及貝克勒爾因發現輻射,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這是她第一次獲獎。1911年,她獨力完成研究,分離出釙和鐳元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這是她第二次獲獎。她的大女兒伊蓮娜與女婿約里奧,於193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5年,她的小女婿拉伯依斯則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傳記作家   用心考證研究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是美國作家、歷史學家、記者,著作甚豐,曾獲多數知名文學獎肯定。她關切人權和言論自由,且榮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傑出美國歷史女性紀念委員會成員。


這本書與過去的《瑪麗.居禮傳》大不相同,高史密斯引用很多「塵封已久」而且「取得不易」的史料,如手稿、信件、工作筆記、日記等。此外,瑪麗.居禮的第三代,海蓮娜.朗之萬-約里奧(瑪麗.居禮的孫女,也是傑出的科學家),則邀請高史密斯到法國索鎮的住所與她長談。


所謂「塵封已久」,因為在1990年中期,瑪麗.居禮的女兒伊芙、孫女海蓮娜及孫子皮耶.約里奧,決定將瑪麗.居禮發表的文章、日記和工作記事本捐給法國國家圖書館。但當海蓮娜隨口帶上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時」,圖書館人員就如臨大敵了。


後來,海蓮娜和巴黎大學奧塞分校的團隊,帶著蓋格計數器(用來偵測放射性粒子的儀器,為蓋格於1928年所發明),將居禮研究院的書籍和文件,依輻射量分成三個等級,輻射最強的拿到奧塞去除輻射,兩年之後才大功告成。雖然如此,文件上仍殘留微量輻射,如有研究人員要借閱這些資料,都必須事先簽下醫療同意書。這個規定,一直到1999年才廢止。


而「取得不易」則是指要取得居禮文件,需要先有介紹信。法國人偏好的習慣,是必須有手寫的介紹信。幸好,有普林斯頓頂尖的法國歷史學家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拉克(Paul LeClerc)的幫忙,他們親筆寫了介紹信,才能讓高史密斯接觸到這些重要文件。


獻身科學   真相顛覆神話


瑪麗.居禮一生的成就,不只是科學上的,也是女性主義的、愛國主義的,更是和平主義的。


她一生獲得很多「第一」的記錄:她是第一位得到法國索邦大學物理系學士的女性,也是索邦大學首次任命的女教授;她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並且二度得獎的女科學家;她也是法國家科學院兩百二十四年來首度提名的女院士。她過世後六十一年,1995420日,受到法國總統密特朗肯定她的成就,而將她的骨灰移至巴黎的先賢祠。她因而成為法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因自身成就,而下葬在先賢祠的女性(與她的夫婿皮耶.居禮的骨灰放在一起)。瑪麗.居禮原籍波蘭,當時波蘭總統華勒沙也應邀出席這次的移靈大典。


瑪麗.居禮的本名為瑪麗.斯克洛多斯基。她生於波蘭華沙,當時的波蘭為俄國所統治,從小父親就灌輸她對波蘭的民族意識。她一邊以俄文求學,一邊卻又私下教導波蘭文。1903年,她第一次與丈夫皮耶.居禮,和亨利.貝克勒爾共同獲得諾貝爾獎時,因為她是女性而備受歧視,她只能坐在台下,看著丈夫上台領獎、致詞。1911年當她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時,又因與一位有婦之夫的科學家--保羅.朗之萬(皮耶.居禮的學生,也是一位物理學家。)有婚外情,而遭社會輿論大加韃伐。


這本書裡,道出瑪麗.居禮一生都在為女性主義而奮鬥。在她那個時代,男性得獎,理所當然,女性若能得獎,也無法上台接受頒獎;在她那個時代,一有婚外情,沒有人會刻意譴責男性,但是大多數人都譴責女性,即使科學界亦然。


輻射傷身   科學研究奪命


透過一些關鍵性的史料,瑪麗.居禮的神話逐一被解構。瑪麗.居禮傾全力研究的輻射物「鐳」,雖然對人類的貢獻非常大,卻也對她自己與家人的身體傷害極大。


有一天,皮耶.居禮走在路上,一輛馬車疾駛而來,他閃避不及,慘遭輾斃。那年是1906年,他四十九歲。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經過查證瑪麗.居禮的手稿記錄,得知她先生過世之前,腿骨早已病變,常半夜劇痛,輾轉難眠,而且走路一瘸一拐,後人研究推論,可能是長期輻射,腿骨遭到破壞。輻射物「鐳」,可能就是致命殺手,可惜當時它的危害仍不為人知。


瑪麗.居禮為了科學研究,經年累月近距離接觸這些輻射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載著「小居禮」(行動式 X 光設備)到處救治傷患,總共照了超過一百萬次的X光。


瑪麗.居禮六十七歲病逝。醫生說她能活到這個歲數,算是奇蹟,並判斷她的死因是「再生不良惡性貧血(白血病)……骨髓沒有反應,也許因為長期輻射而受損。」她的女兒伊蓮娜和女婿約里奧也因長期研究人造輻射,而分別死於五十九歲、五十八歲之齡。


瑪麗.居禮一家成就非凡,或許一般人會認為,她們母女之間的親子互動應該很親密,其實不然。瑪麗.居禮的兩個女兒(伊蓮娜和伊芙),擁有一對偏執於科學研究的雙親,她們的童年反而都是灰暗的、不快樂的,如果不是她們的祖父--皮耶的父親(尤金.居禮醫生)一直在旁協助的話,她們就跟孤兒沒兩樣。而這種情形,在皮耶.居禮過世後,更加明顯。她們從母親身上得到的母愛非常有限。


歷史真相不會貶抑瑪麗.居禮各方面的努力與成就,她的貢獻絕對值得世人肯定。但是當我們肯定瑪麗.居禮的成就時,卻不能盲目地把她一生的事蹟建構成一個女科學家的神話。這本書,足以提醒我們,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與其構築一個關於瑪麗.居禮的神話,不如正視真相,承認世間一切的成就必有其代價。


後記:

這本書的中文版於 2006 年出版。2009  3 月我從圖書館借出這本書時,我是第一個借閱的讀者。看完這本書,我感觸很深,2009  4 ,我寫下這篇心得的草稿。但當時因忙於其他工作,我沒有立即整理這篇文章。


2011  3 月中,日本福島發生九級強震,隨後又爆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這件大事,我再度想起這本書裡,瑪麗.居禮的孫女海蓮娜曾經說過的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


2011  6 月,我再度到圖書館借出此書。沒想到,這兩年四個月中,完全沒有其他讀者來借這本書。我覺得這本好書值得推薦,因此,我決定把這篇讀後感重新整理,並發表出來。


作為一個傳記作家,Barbara Goldsmith 的寫作方式,以及她對史實考究的認真態度,都是值得我學習之處。我深信,唯有史料解禁,才能還原歷史真相。而 2011 年,是國際化學年,正好是瑪麗.居禮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一百周年。重讀這本書,意義更加深遠。



附註:
書名/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Barbara Goldsmith
譯者/方祖芳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
原文出版年代/2005
中文出版年代/20061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Barbara Goldsmith)網站: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11年5月16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鄭南榕這個人》1、綠色五一九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的這一天,鄭南榕走了。




即日起,江蓋世所寫的《鄭南榕這個人》,全文連載四天,以紀念鄭南榕。




您將會了解這位台獨浴火鳳凰,生前罕為人知的心路歷程。

 



 


 


 



 

鄭南榕這個人

◎文:江蓋世 

◎圖:邱萬興

我們的劇本都猜錯了,鄭南榕拒絕當一個溫馴的演員,他導出了一齣浴火鳳凰的悲劇。

五年前的四月七日,鄭南榕走了,他一把火,一句話:「帶走我的身體吧!」……

1、綠色五一九

一九八六年代的亞洲,反對運動蓬勃發展。

菲律賓有「人民的力量」,要求馬可仕政權下台;韓國則有「百萬人簽名修憲請願運動」,強烈地撼動全斗煥政權。這時,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強烈的政治訴求,就是組黨。

鄭南榕是《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人,他是黨外組黨運動的急先鋒。他的雜誌,一期一期的出,卻被警黨一期一期的查禁。鄭南榕絲毫不理會他們的查禁,而仍在雜誌上大力鼓吹組黨。

那時,我在《自由時代》擔任採訪編輯。一月十五日晚上,鄭南榕、吳乃仁,與我三人,一在夜市吃消夜。我們聊呀聊,聊到組黨。我開玩笑對他們說:「別管那麼多,我們就組個名義上的黨,讓國民黨來抓好了!」   











 

留著一撮「華勒沙」式的鬍子,老神在在的吳乃仁抿著嘴笑笑,搖搖頭,不表贊同。一向臉色少有表情的鄭南榕,這時轉過頭來,笑著對我說道:「哈!你要是被抓,沒關係,自由時代還是會幫你保留工作的,哈哈!」

 


三月十日的晚上,要下班了,鄭南榕突然叫我留下來,「晚上來我家一趟,我們有重要事情討論。」

 


到了錦州街,上了他家頂樓和式的小房間,一會兒,吳乃仁也來了。鄭南榕雖然不是新潮流的成員,可是他和吳乃仁的私交很好。我內心猜想。「一定又要推展什麼運動了。」

 


鄭南榕首先開腔:「看人家菲律賓、韓國的反對運動,我們的黨外運動實在太差了!你們看怎樣,就在今年的五月十九日,也就是台灣被宣告為戒嚴地區的那一天,我們來推動一個『反對戒嚴運動』,好嗎?」然後,鄭南榕與吳乃仁就一直討論,我一旁聽著,偶爾插點意見。最後,他們決定把名稱命名為「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

 


當時,我才投身黨外不太久,也不太了解鄭南榕下的是什麼棋,暗想,「黨外山頭林立,步調不一,鄭南榕如何去搞一個千萬人運動呢?」

 


過兩天,鄭南榕開始在他的雜誌上大打廣告,原來我們所定的名稱,已被他改為「五一九綠色行動」。我看了,就問他:「咦?不是講好的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嗎?聽起來氣勢多磅礡!」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五月十九日;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519Green Action』。」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五月十九日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所推動的「五一九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TimeNewsweek大幅報導。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本文原載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
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  



1986年 519綠色行動






1986年519綠色行動對決台北龍山寺



文字整理/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

圖片提供/湯金全

資料來源:《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p.190~193



1986
年的519
,《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訴求「反對台灣長期以來的戒嚴統治」。當時的黨外雜誌,紛紛報導風起雲湧的第三世界國家反獨裁的民主運動。鄭南榕認為,「菲律賓能,台灣當然也能!」












五一九綠色行動,地點訂在台北市的龍山寺。這是台灣戒嚴三十八年以來,第一次有人敢公開提出「反戒嚴」的行動訴求挑戰國民黨,並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在街頭展現。











圖片提供/江蓋世







立法委員江鵬堅擔任行動的總指揮,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理事長陳水扁市議員擔任發言人,簡錫堦負責動員和指揮工作。來自全島各地的重要黨外人士張俊雄、尤清、陳水扁、謝長廷、黃天福、李勝雄、顏錦福、洪奇昌、邱義仁、陳光復、湯金全、黃昭輝、戴振耀、蔡有全、蕭裕珍、江蓋世、田孟淑等人群聚在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要求解除戒嚴!」、「戒嚴就是軍事統治」。在這次活動中,黨外人士對外宣稱,要將大隊人馬帶去總統府抗議。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一千多名警察,將龍山寺鐵門鎖上,以警力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同時在龍山寺外圍道路,派出女警大隊與警力包圍住,將圍觀民眾阻隔於龍山寺外。









國民黨如臨大敵,附近商家停業一天,警力把龍山寺四周包圍得水泄不通,當天集結而來抗議的黨外人士,全部遭警方封鎖而被圍困在龍山寺內。這一天,主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行動者是鄭南榕,但是他沒有公職身份。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沒有人知道。









隔著龍山寺鐵門,一位高階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當時許多黨外人士正在你看我,我看你時,立法委員江鵬堅站了出來,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他踏出這一步,負責扛起示威的重責大任,擔任行動的總領隊,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









當時,示威現場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以公職人員為主,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少數黨工在龍山寺外走動,江蓋世與蔡有全、蕭裕珍、田孟淑(田朝明醫師的太太)一起拿著一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的綠色長布條,卻也只能在第一層封鎖線內高喊「出頭天」,衝也衝不出去。









國民黨採取「不攻擊、不驅趕、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採用警力包圍群眾的消耗戰,「黨外示威者要出去,可以,想進來,對不起,門兒都沒有。」示威群眾從白天奮戰到黑夜,從艷陽高照、汗流浹背,持續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一般。黨外人士不曾打過這樣的持久戰,而發起人鄭南榕事先連糧食、飲水都沒準備,後勤補給嚴重缺乏,每個人都餓得發昏。









幸好,黨外人士暱稱「袁姐」的袁嬿嬿,她圓圓胖胖的身驅擠在人群裡,賣力的將買來的一包又一包熱騰騰的饅頭、包子及土司、飲料,騰空飛過圍牆內。袁嬿嬿自掏腰包的舉動,觸動了旁觀民眾的熱情,大家爭先恐後去附近搶購食物。「空中補給」源源不斷而來,使他們能持續和國民黨抗爭,由白天支撐到黑夜。







在這一場示威活動中,江鵬堅立委充分展現其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的領導能力。他和軍警不斷地溝通交涉,終於避免了原本擔心會擦槍走火的意外。歷經十二小時烈日暴雨下的抗議示威後,整個事件終於在晚上十點平安落幕。









事件結束後,江鵬堅立委擔心鄭南榕安危,堅持陪著他回到台北市錦州街家門口,讓葉菊蘭看鄭南榕到家,才敢放心回家。 



 



鄭南榕與519綠色行動

摘自江蓋世〈鄭南榕這個人〉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9128141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 五月十九日 ;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
519Green Action
』。」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 五月十九日 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1986519,鄭南榕所推動的「519 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 TimeNewsweek 大幅報導。





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本文原載於199447《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









 
 

2011年2月27日 星期日

民主運動 街頭攝影師 邱萬興

文/邱斐顯



攝影師邱萬興。照片提供/邱萬興。
本文刊載於《人本札記》253期,20107


邱萬興,一九五九年生,桃園縣觀音鄉觀音村的客家人,祖、父兩代都是觀音街上的打鐵匠。家中兄弟眾多,上有五個哥哥,邱萬興排行老么,更能體會父親辛苦打鐵的工作,難以維持一家溫飽。


繪畫度日  塗鴉童年


邱萬興從小喜歡繪畫,天天拿筆畫畫度日。就讀觀音國小一年級時,第一次參加校內美術比賽就獲得第一名,「我上司令台領獎,獎品是三十六色的彩色蠟筆,這個非常珍貴的蠟筆盒獎品,讓我從此更喜歡畫畫。」那時候,學校裡沒有美術專業老師可指導學生,他只能靠自己摸索。


邱萬興就讀觀音國中時,一、二年級的導師麥良興是美術老師。他的繪畫興趣得到麥老師的重視,經常被指派去參加各類壁報與美術比賽。國三的美術老師則是曾英才老師。要考高中前,這兩位國立藝專畢業的美術老師都鼓勵邱萬興報考國立藝專,或是楊梅高中的美術班。


邱萬興覺得自己的學科成績不理想,怕考不上,沒有去報考老師推薦的學校,加上擔心家境貧窮,到外地念書會造成家裡的負擔,他選擇了省立龍潭農工的電工科就讀。電工科所教的科目,全是水電接電線與焊水管知識,不僅如此,學校還安排課程教導學生爬電線桿。邱萬興念了一學期,就知道自己毫無興趣。「我不希望我以後的人生就是爬電線桿。」


第二學期第一次月考結束後,一位同學得知台北縣永和市的私立復興商工有美工科,就邀他一起上台北去看看學校。私立復興商工創立於一九六五年,是當年全台第一所最具規模與特色的美術工藝設計學校。邱萬興和他的同學在復興美工的校門口看了又看,他們也看到了美工科的學生作品展現在校園櫥窗。邱萬興深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休學重考  復興美工


回家後,邱萬興把想轉念美工科的意願告訴母親,兩、三天後,邱萬興決定辦理休學,打算七月重新報考復興美工。邱萬興回憶著,「那時候,鄉下資訊不發達,我根本不知道台北有美工科系的專業學校,如果不是那位同學找我到台北看學校,我可能還留在龍潭農工,念著不喜歡的電工科。」休學了幾個月,邱萬興一邊準備學科考試,一邊準備術科考試。一九七六年的暑假,邱萬興如願以償考進了復興美工的美工科。此時幸好有他大哥的經濟援助,他才能順利就讀。


復興美工非常注重專業科目的訓練,一、二年級的美術通識課程裡,舉凡跟美術設計有關的科目,全都列為必修,課程內容包括素描、水彩、油畫、木雕、版畫、平面設計、攝影、室內設計、網版印刷等。邱萬興說:「一年級剛開學,老師就告訴我們,美術專科三年裡,『數學』只要第一年讀完,以後就不必再讀了;『理化』則是完全不必讀。」


當年,許多優秀的國立藝專與師大美術系研究所畢業學生,到復興美工來應聘教職。葉世強、葉松森、郭明福、蔡明勳、林耀堂、王嘉霖、李琪蓮等多位老師,都教導過邱萬興。其中,以林耀堂老師所教的平面設計課程,最為吃重。 老師要求學生以手工繪圖,特別是以鴨嘴筆畫墨線的「三十二點聯線」與色彩上色作業更是讓學生們畫到手軟,慘痛的經驗令人難忘。 老師嘴裡說「二十個小時可以完成」的作業;同學們卻是整整畫了三天。「我們的學科壓力雖輕,但是術科壓力卻很重,國文課、英文課就成了我們的睡覺時間。」


蒐集珍藏  選舉文宣


專科第三年的課程,學生得以自選組別(繪畫組、雕塑組、平面設計組、產品設計組)就讀。邱萬興選擇留在雕塑組,學習更多的人體雕塑技巧。然而,邱萬興畢業後,台灣的房地產銷售事業正逢起飛之際,許多房地產公司需要平面設計人員,一九八○年,邱萬興憑著自己美工完稿的功力,考進「海華建設」公司,負責房地產平面廣告的完稿設計。


一九八一年底,「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陳水扁第一次代表黨外政團,參加台北市議員松山、內湖、南港區市議員選舉。那時候,海華建設在信義計畫區附近推出一個新的工地建案,地點就在台北市虎林街陳水扁競選總部附近。邱萬興下班後,時常主動到陳水扁競選總部拿傳單看,這些傳單讓他接觸到不一樣的政治觀點,他因此了解反對運動人士被國民黨高壓統治迫害的情形,也同情這群為理想奮鬥的反對運動者,並開始蒐集街頭運動與競選活動的文宣傳單。


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許多支持黨外人士言論的民眾,多半會主動參與黨外人士的演講活動及其政見發表會,他們也會蒐集與珍藏手中拿到的文宣傳單。但是,對邱萬興而言,蒐集與珍藏選舉的文宣傳單,卻成了他事業的另一個開端。


一九八一年起,黨外人士為了爭取言論自由的空間,紛紛創辦政論雜誌;一九八三年起黨外雜誌更是蓬勃發展。邱萬興的美工科同學們如黃志堅、王玉靜、劉韓畿、王聖培等人,先後投入黨外雜誌的美術編輯工作。一九八五年,邱萬興的同學劉韓畿在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系列雜誌負責美術編輯。由於雜誌工作講求時效,編一期周刊,美術編輯人員只有一夜的美工完稿時間--除了設計編輯含六十四頁內文、彩色封面、封面裡、封底、封底裡的雜誌外,還必須手工裁切文稿、圖片,並貼稿。劉韓畿一個人忙不過來,便找邱萬興來幫忙做雜誌美術編輯。邱萬興因工作之故,不僅學習了許多黨外雜誌的編輯技巧,也因此接觸到許多黨外組織的基層群眾與重要幹部。


攝影美編  黨外雜誌


戒嚴時期,以「爭取言論自由」、「爭取結社自由」為名的黨外雜誌,在實施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眼裡,猶如眼中釘、肉中刺。國民黨政府常常以「新聞局」,或「警備總部(簡稱警總)」的名義,動輒「查禁」、「沒收」黨外雜誌。許多黨外雜誌經常每隔幾期就遭查禁,在不堪虧損的情況下,一家又一家的雜誌只好先後停刊。《八十年代》停刊後,邱萬興陸續擔任過《新路線》、《台灣關懷》、《台灣人權》、《台灣與世界》、《 台灣評論》等黨外雜誌的美編。


提起這段參與編輯黨外雜誌的風雲歲月,邱萬興記憶猶新地說:「雜誌美編完稿工作幾乎都是通宵完成的。早上六點左右,完稿送廠印刷前,為了怕『警總』或『情治人員』搜查,我們都會把整本雜誌的『手寫稿』,丟到一個大鐵桶內燒燬,大家都戲稱這個動作為『燒銀紙』。」


一九八六年,邱萬興應黨外公政會第三任理事長顏錦福之邀,擔任《黨外公報》周刊的攝影及美編工作,白天負責拍攝黨外活動及組黨說明會,晚上擔任雜誌美術編輯。


個性隨和,待人客氣,擅長美編、攝影的邱萬興,此後工作領域始終圍繞在黨外政治圈。他曾經在同一時間裡,幫好幾家黨外雜誌做街頭運動攝影與美編工作。他有時幫各社運團體製作示威遊行的傳單,有時幫政治人物設計競選文宣,有時還陪著候選人上街掃街拜票。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台灣史上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時,他不但一手包辦民進黨創黨黨證設計、會場佈置,而且還負責民進黨中央黨部機關報《民進報》的編輯工作。當天上午,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開會時,決定採取不公開的形式,只有邱萬興能在開會現場拍攝所有的活動照片。直到下午舉辦記者會時,才開放外界的記者進入採訪。因而邱萬興得以保有民進黨創黨當天第一手的現場相片資料。


邱萬興表示,當年黨外雜誌被警總查禁、沒收的情形非常嚴重,那些比他早參與黨外雜誌美編的同學們,個個因為工作沒有著落,紛紛向各大報社轉進,而離開黨外雜誌的工作圈。「如果民進黨沒有成立的話,我大概也會離開吧!」


民進黨成立後,邱萬興留在中央黨部,繼續從事攝影、美編等工作。因為工作需要,他總是帶著相機,走上街頭,以影像記錄解嚴前後群眾示威抗議的事件全貌。這樣的經驗,讓他飽嚐站在軍警或鎮暴警察前拍攝影像的壓力。無數次的街頭衝突抗爭,他學會該站在何處拍攝影像,才能讓影像看起來具震撼力;或是以何種角度取景,才不會遭到軍警的暴力襲擊。


國內各大報社記者擁有證明身份的記者證,他們在街頭示威抗議活動中採訪時,只要向警方亮出證件,猶如有一道保護令在身;比起這些記者,邱萬興和黨外雜誌的文字或攝影記者,相對地缺少了這樣的保障。每一次在鎮暴部隊前面搶鏡頭拍照,就歷經一次的冒險犯難。


街頭救人  法庭作證


自一九八五年邱萬興投入黨外文宣工作後,歷經解嚴前後時期,台灣社會各種團體(婦女、環保、農運、工運、原住民運動等)發起的示威行動,他參與設計示威抗議的傳單海報,數量之多,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


除此之外,邱萬興還有兩次為黨外雜誌的攝影記者朋友出庭作證的記錄,以及一次驚險地解救受傷流血的朋友,把他從群眾運動抗爭現場送到醫院,再從醫院救回家裡的特殊經驗。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蔣經國過世後三天,解嚴後的第一樁政治案件--蔡有全與許曹德因把「台灣應該獨立」列入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組織章程中,而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叛亂份子,他們兩人分別遭到重判十一年與十年之有期徒刑。


該年的一月廿九日,全台各地的民進黨員兩三百人,聚集到土城看守所,聲援蔡許案。國民黨以國喪為由,不准人民舉辦任何集會遊行活動,當天在土城看守所外聲援蔡許的民眾群情激憤,因而與五千名武裝憲警發生激烈衝突。《民進周刊》的攝影記者曾文邦在示威抗議行動中,過於專心拍照記錄軍警施暴的鏡頭,以致攝影取景時不慎落單,被軍警抓去後送往地檢署羈押。邱萬興看到曾文邦被抓,心裡為他抱不平,於是決定出庭為曾文邦作證。這是邱萬興第一次出庭作證。曾文邦因邱萬興的證詞,得以無罪釋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台灣農民走上街頭,要求政府保護農民權益。邱萬興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同事多人,一起上街採訪農民街頭抗爭的記錄。


國民黨政府不但無視農民的基本訴求,甚至在街頭抗爭的過程中,不斷以軍警暴力強制打壓遊行民眾。這件五二○示威遊行所爆發的警民衝突,被稱為「五二○事件」。


「當天下午警方用噴水車強行驅離群眾時,我也被水柱噴得全身濕透,我趕回家中換了衣服再回到抗爭現場。」邱萬興這麼說。傍晚七點半左右,遊行的總指揮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民進報》總主筆林濁水、《台灣民主》雜誌編輯黃嘉光等二十多人,先後遭警方逮捕。黃嘉光在台北火車站被捕前,邱萬興與他站在同一部指揮宣傳車上,兩人同樣拿著相機,為警方動手毆打民眾的事實作影像記錄。邱萬興看到鎮暴警察要上車抓人,只好先行跳下宣傳車。但是行動不便的黃嘉光來不及跳下,他只好眼睜睜看著黃嘉光被警方抓走。


晚上八點之後,許多關心農運的大學生,趕到現場聲援群眾,他們手臂勾著手臂,並肩坐下,希望以和平、靜坐的方式,把群眾和警方隔開。當時,邱萬興的《民進報》同事--就讀台大社會系的陳啟昱與就讀台大獸醫系的朱容徵,也都加入靜坐行列。


但鎮暴警察歷經一整天的群眾抗爭,早已失去耐性,聽到長官一聲「驅散」令下,他們無視學生靜坐在地,無情的棍棒就從學生頭上揮舞下去。許多學生當場掛彩受傷,朱容徵甚至被棍棒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傷勢非常嚴重。邱萬興見狀,顧不得拍照,趕緊抱起朱容徵離開抗爭現場。朱容徵傷口不斷流出的血,把邱萬興的衣襟都染紅了。


邱萬興緊急連絡在城中分局與警方協調的民進黨籍立委張俊雄、王聰松等人,請他們協助處理危急狀況。他們透過分局,呼叫救護車到現場,把昏迷不醒的朱容徵送到台大醫院急診。邱萬興一路陪同朱容徵到急診處就醫。醫生為朱容徵頭部的裂傷縫了十幾針。當時,台大醫院急診處裡不僅佈滿了求診的病患、受傷的群眾與員警,還有態度惡劣、到處追問傷患的警官。朱容徵的傷口剛縫好、頭部剛用紗布包紮好,沒想到警官就趨向前來,問說:「他是不是抗爭受傷民眾,如果是,就要抓回去台北市城中分局。」一聽他這麼說,邱萬興哪管急診室醫生交代還要去做X光及腦部檢查,就趕緊帶著朱容徵逃出台大醫院。


邱萬興第二次出庭作證,是為了好友黃嘉光。「五二○農民事件」事後的司法程序,檢察官不斷起訴當天遭到逮捕的人。法庭上雖有江鵬堅、謝長廷、陳水扁、李勝雄等辯護律師在場,但如無人作證,黃嘉光仍難逃檢警惡意控告,指其在宣傳車上向警方扔擲石塊。「我在法庭上聽到這種話,實在氣不過,就對法官說,黃嘉光有小兒痲痺,行動不便,而且他身上背著一部相機,他是拿著相機拍攝,所以指認的警察在夜晚遠處看到是拿相機的手,哪裡是拿石塊丟擲警方?」黃嘉光被收押在土城看守所近兩個月之久,幸有邱萬興的證詞,才得以無罪開釋。


震撼心痛  含淚拍照


邱萬興以相機記錄民主運動二十多年,底片用去幾萬卷,照片多達上幾十萬張,但其中讓他最震撼的一次拍攝經驗,莫過於鄭南榕自焚事件。


鄭南榕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創辦《自由時代》周刊,標榜「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嚴厲抨擊國民黨自戒嚴時期以來的言論尺度。鄭南榕的精心策劃下,《自由時代》系列周刊不斷有備胎的雜誌出版執照,「警總」查不勝查,國民黨政權面臨極大的挑戰。鄭南榕也成了國民黨最頭痛的人物。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鄭南榕與黃華共同推「新國家運動」四十天的環島行軍。鄭南榕找邱萬興幫他設計文宣、海報,以及行軍時可以醒目動人的標語。邱萬興支持他的理念,無條件義務幫忙。兩人因而有了共事的經驗,也培養出革命同志般的情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鄭南榕在雜誌上刊登旅日學者 許世楷 博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鄭南榕就收到高檢處寄給他「涉嫌叛亂」的傳票。鄭南榕堅持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信念,堅決表示他「絕不出庭」。為此,他開始自囚,並決心以自焚來抵抗警方緝捕行動。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上午九點多,鎮暴警察攻堅行動開始,鄭南榕抵死不從。鄭南榕,點了一把火,以自焚明志。邱萬興接到電話通知,騎著摩托車火速趕到台北市民權東路雜誌社樓下。那時候,消防車與警察堵住巷子口,他抬頭望見三樓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總編輯室早已一片燻黑,而整棟大樓入口則是被警方的霹靂小組擋住。


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周清玉國代、顏錦福市議員,和李勝雄律師等人一直與警方溝通,希望能進入雜誌社了解狀況。江鵬堅律師與邱萬興兩人是最早被警方批准進入雜誌社的人,其他關心的民眾只能在樓下等待消息。江鵬堅律師帶著邱萬興走上三樓的出事現場。整棟大樓佈滿嗆鼻的汽油味、屍體與物品燒焦味,以及警方為滅火所灌入的水柱。他們在三樓雜誌社門口,遇見帶隊拘提的刑事警察侯友宜隊長。帶隊的警官帶著他們直奔總編輯室。


那時候,檢察官和鑑識人員都尚未抵達。這個警官告訴江鵬堅律師說:「等一下檢察官會來驗屍」。江鵬堅指示邱萬興動手拍照,「要詳詳細細地把現場的每一處景象都拍照下來。連窗戶上的血跡都要一一紀錄下來。」邱萬興因此擁有鄭南榕自焚現場第一手最完整的影像照片。


邱萬興身上背著兩部「尼康」單眼相機,三十多卷底片,一部裝著彩色幻燈底片,一部裝著黑白底片。在燃燒後的一片焦黑現場,邱萬興眼前出現一具挺直振臂的焦黑屍體--鄭南榕以不屈從的姿態自焚抗爭。邱萬興內心極為震撼,也非常心痛。「看見南榕兄為了捍衛言論自由,甘願將自己活活燒死,燒成浴火鳳凰,很難相信突然失去這樣一個一起為新國家運動打拼的兄弟。」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拿著相機快門對準鄭南榕焦黑的屍體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淚水沾濕了相機鏡頭,卻又不得不拍照。他在現場不斷地拍照,拍了半個多小時以上。雜誌社裡裡外外的景象,每一扇門,每一個窗戶,每一個角落,鄭南榕所處的編輯室,以及焦黑的屍體,都被邱萬興以各種不同角度攝入鏡頭。這次的拍攝過程,他的淚水幾乎沒有停過,也讓他永生難忘。


百年校刊  綠色年代


二○○○年總統大選後,台灣首度政黨輪替,過去體制外街頭抗爭的模式不再時興,邱萬興除了幫幫少數競選公職的候選人設計文宣外,他把重心放在與師長、同學的連繫互動。由於工作型態轉變,他開始主動積極為教過他且奉獻藝術教育多年的老師們,策劃藝術個展。


他也時常回去觀音國小探望 葉芳美 老師,因而得知母校於二○○四年將有百年校慶活動。當時的校長曾經告訴他,想要出版一冊《觀音國小百年校史特刊》,但苦無資料和缺乏編輯人才。秉著對故鄉和母校的情感,邱萬興心想,「自己既然有能力編輯書刊,此時正是回饋母校的時候了。」他主動向校方表示,願意接下這份工作。為了編輯這個特刊,他親自蒐集學校歷史照片、拜訪師長、同學,並蒐集相關的歷史文件與文字資料。從蒐集資料、編排印刷,到最後完成出版,前後歷經大約一年的時間。這本特刊不僅紀錄觀音國小的發展,也呈現桃園縣觀音鄉人文發展的史料。


邱萬興基於類似編輯校刊以保存校史的心態,手中累積了數十年來民主運動的精彩照片與文宣,他一直捨不得讓這些歷史的痕跡隨風飄逝。邱萬興與同為民主運動文宣高手的前輩張富忠不斷構思策劃,並邀集多位嫻熟黨外刊物編輯的朋友,共同編纂出一套記錄台灣民主運動二十五年的《綠色年代》。這二十五年的史料,以解嚴做為分水嶺,正好包含解嚴前十二年半與解嚴後十二年半的街頭政治抗爭、議會抗爭、各種社會運動抗爭,與歷屆選舉等資料的種種文字陳述與歷史照片,這套上下兩冊的《綠色年代》,最後於二○○五年完成出版。


雖然《綠色年代》已印刷成書發行,但是邱萬興典藏的幾百萬張台灣民主運動照片,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資產。邱萬興多年前開始陸陸續續將大部份的圖像資料數位化,他也曾考慮過要將這些數位化的資料捐出來當公共財,但是目前即使是民進黨本身,或是其他學術機關或基金會,都沒有任何單位有收藏史料的興趣。他十分期待未來有機會的話,能把這些珍貴的民主運動史料公共化。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