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6日 星期一

1986年 519綠色行動






1986年519綠色行動對決台北龍山寺



文字整理/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

圖片提供/湯金全

資料來源:《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p.190~193



1986
年的519
,《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訴求「反對台灣長期以來的戒嚴統治」。當時的黨外雜誌,紛紛報導風起雲湧的第三世界國家反獨裁的民主運動。鄭南榕認為,「菲律賓能,台灣當然也能!」












五一九綠色行動,地點訂在台北市的龍山寺。這是台灣戒嚴三十八年以來,第一次有人敢公開提出「反戒嚴」的行動訴求挑戰國民黨,並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在街頭展現。











圖片提供/江蓋世







立法委員江鵬堅擔任行動的總指揮,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理事長陳水扁市議員擔任發言人,簡錫堦負責動員和指揮工作。來自全島各地的重要黨外人士張俊雄、尤清、陳水扁、謝長廷、黃天福、李勝雄、顏錦福、洪奇昌、邱義仁、陳光復、湯金全、黃昭輝、戴振耀、蔡有全、蕭裕珍、江蓋世、田孟淑等人群聚在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要求解除戒嚴!」、「戒嚴就是軍事統治」。在這次活動中,黨外人士對外宣稱,要將大隊人馬帶去總統府抗議。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一千多名警察,將龍山寺鐵門鎖上,以警力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同時在龍山寺外圍道路,派出女警大隊與警力包圍住,將圍觀民眾阻隔於龍山寺外。









國民黨如臨大敵,附近商家停業一天,警力把龍山寺四周包圍得水泄不通,當天集結而來抗議的黨外人士,全部遭警方封鎖而被圍困在龍山寺內。這一天,主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行動者是鄭南榕,但是他沒有公職身份。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沒有人知道。









隔著龍山寺鐵門,一位高階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當時許多黨外人士正在你看我,我看你時,立法委員江鵬堅站了出來,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他踏出這一步,負責扛起示威的重責大任,擔任行動的總領隊,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









當時,示威現場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以公職人員為主,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少數黨工在龍山寺外走動,江蓋世與蔡有全、蕭裕珍、田孟淑(田朝明醫師的太太)一起拿著一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的綠色長布條,卻也只能在第一層封鎖線內高喊「出頭天」,衝也衝不出去。









國民黨採取「不攻擊、不驅趕、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採用警力包圍群眾的消耗戰,「黨外示威者要出去,可以,想進來,對不起,門兒都沒有。」示威群眾從白天奮戰到黑夜,從艷陽高照、汗流浹背,持續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一般。黨外人士不曾打過這樣的持久戰,而發起人鄭南榕事先連糧食、飲水都沒準備,後勤補給嚴重缺乏,每個人都餓得發昏。









幸好,黨外人士暱稱「袁姐」的袁嬿嬿,她圓圓胖胖的身驅擠在人群裡,賣力的將買來的一包又一包熱騰騰的饅頭、包子及土司、飲料,騰空飛過圍牆內。袁嬿嬿自掏腰包的舉動,觸動了旁觀民眾的熱情,大家爭先恐後去附近搶購食物。「空中補給」源源不斷而來,使他們能持續和國民黨抗爭,由白天支撐到黑夜。







在這一場示威活動中,江鵬堅立委充分展現其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的領導能力。他和軍警不斷地溝通交涉,終於避免了原本擔心會擦槍走火的意外。歷經十二小時烈日暴雨下的抗議示威後,整個事件終於在晚上十點平安落幕。









事件結束後,江鵬堅立委擔心鄭南榕安危,堅持陪著他回到台北市錦州街家門口,讓葉菊蘭看鄭南榕到家,才敢放心回家。 



 



鄭南榕與519綠色行動

摘自江蓋世〈鄭南榕這個人〉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9128141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 五月十九日 ;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
519Green Action
』。」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 五月十九日 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1986519,鄭南榕所推動的「519 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 TimeNewsweek 大幅報導。





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本文原載於199447《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









 
 

2011年2月27日 星期日

民主運動 街頭攝影師 邱萬興

文/邱斐顯



攝影師邱萬興。照片提供/邱萬興。
本文刊載於《人本札記》253期,20107


邱萬興,一九五九年生,桃園縣觀音鄉觀音村的客家人,祖、父兩代都是觀音街上的打鐵匠。家中兄弟眾多,上有五個哥哥,邱萬興排行老么,更能體會父親辛苦打鐵的工作,難以維持一家溫飽。


繪畫度日  塗鴉童年


邱萬興從小喜歡繪畫,天天拿筆畫畫度日。就讀觀音國小一年級時,第一次參加校內美術比賽就獲得第一名,「我上司令台領獎,獎品是三十六色的彩色蠟筆,這個非常珍貴的蠟筆盒獎品,讓我從此更喜歡畫畫。」那時候,學校裡沒有美術專業老師可指導學生,他只能靠自己摸索。


邱萬興就讀觀音國中時,一、二年級的導師麥良興是美術老師。他的繪畫興趣得到麥老師的重視,經常被指派去參加各類壁報與美術比賽。國三的美術老師則是曾英才老師。要考高中前,這兩位國立藝專畢業的美術老師都鼓勵邱萬興報考國立藝專,或是楊梅高中的美術班。


邱萬興覺得自己的學科成績不理想,怕考不上,沒有去報考老師推薦的學校,加上擔心家境貧窮,到外地念書會造成家裡的負擔,他選擇了省立龍潭農工的電工科就讀。電工科所教的科目,全是水電接電線與焊水管知識,不僅如此,學校還安排課程教導學生爬電線桿。邱萬興念了一學期,就知道自己毫無興趣。「我不希望我以後的人生就是爬電線桿。」


第二學期第一次月考結束後,一位同學得知台北縣永和市的私立復興商工有美工科,就邀他一起上台北去看看學校。私立復興商工創立於一九六五年,是當年全台第一所最具規模與特色的美術工藝設計學校。邱萬興和他的同學在復興美工的校門口看了又看,他們也看到了美工科的學生作品展現在校園櫥窗。邱萬興深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休學重考  復興美工


回家後,邱萬興把想轉念美工科的意願告訴母親,兩、三天後,邱萬興決定辦理休學,打算七月重新報考復興美工。邱萬興回憶著,「那時候,鄉下資訊不發達,我根本不知道台北有美工科系的專業學校,如果不是那位同學找我到台北看學校,我可能還留在龍潭農工,念著不喜歡的電工科。」休學了幾個月,邱萬興一邊準備學科考試,一邊準備術科考試。一九七六年的暑假,邱萬興如願以償考進了復興美工的美工科。此時幸好有他大哥的經濟援助,他才能順利就讀。


復興美工非常注重專業科目的訓練,一、二年級的美術通識課程裡,舉凡跟美術設計有關的科目,全都列為必修,課程內容包括素描、水彩、油畫、木雕、版畫、平面設計、攝影、室內設計、網版印刷等。邱萬興說:「一年級剛開學,老師就告訴我們,美術專科三年裡,『數學』只要第一年讀完,以後就不必再讀了;『理化』則是完全不必讀。」


當年,許多優秀的國立藝專與師大美術系研究所畢業學生,到復興美工來應聘教職。葉世強、葉松森、郭明福、蔡明勳、林耀堂、王嘉霖、李琪蓮等多位老師,都教導過邱萬興。其中,以林耀堂老師所教的平面設計課程,最為吃重。 老師要求學生以手工繪圖,特別是以鴨嘴筆畫墨線的「三十二點聯線」與色彩上色作業更是讓學生們畫到手軟,慘痛的經驗令人難忘。 老師嘴裡說「二十個小時可以完成」的作業;同學們卻是整整畫了三天。「我們的學科壓力雖輕,但是術科壓力卻很重,國文課、英文課就成了我們的睡覺時間。」


蒐集珍藏  選舉文宣


專科第三年的課程,學生得以自選組別(繪畫組、雕塑組、平面設計組、產品設計組)就讀。邱萬興選擇留在雕塑組,學習更多的人體雕塑技巧。然而,邱萬興畢業後,台灣的房地產銷售事業正逢起飛之際,許多房地產公司需要平面設計人員,一九八○年,邱萬興憑著自己美工完稿的功力,考進「海華建設」公司,負責房地產平面廣告的完稿設計。


一九八一年底,「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陳水扁第一次代表黨外政團,參加台北市議員松山、內湖、南港區市議員選舉。那時候,海華建設在信義計畫區附近推出一個新的工地建案,地點就在台北市虎林街陳水扁競選總部附近。邱萬興下班後,時常主動到陳水扁競選總部拿傳單看,這些傳單讓他接觸到不一樣的政治觀點,他因此了解反對運動人士被國民黨高壓統治迫害的情形,也同情這群為理想奮鬥的反對運動者,並開始蒐集街頭運動與競選活動的文宣傳單。


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許多支持黨外人士言論的民眾,多半會主動參與黨外人士的演講活動及其政見發表會,他們也會蒐集與珍藏手中拿到的文宣傳單。但是,對邱萬興而言,蒐集與珍藏選舉的文宣傳單,卻成了他事業的另一個開端。


一九八一年起,黨外人士為了爭取言論自由的空間,紛紛創辦政論雜誌;一九八三年起黨外雜誌更是蓬勃發展。邱萬興的美工科同學們如黃志堅、王玉靜、劉韓畿、王聖培等人,先後投入黨外雜誌的美術編輯工作。一九八五年,邱萬興的同學劉韓畿在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系列雜誌負責美術編輯。由於雜誌工作講求時效,編一期周刊,美術編輯人員只有一夜的美工完稿時間--除了設計編輯含六十四頁內文、彩色封面、封面裡、封底、封底裡的雜誌外,還必須手工裁切文稿、圖片,並貼稿。劉韓畿一個人忙不過來,便找邱萬興來幫忙做雜誌美術編輯。邱萬興因工作之故,不僅學習了許多黨外雜誌的編輯技巧,也因此接觸到許多黨外組織的基層群眾與重要幹部。


攝影美編  黨外雜誌


戒嚴時期,以「爭取言論自由」、「爭取結社自由」為名的黨外雜誌,在實施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眼裡,猶如眼中釘、肉中刺。國民黨政府常常以「新聞局」,或「警備總部(簡稱警總)」的名義,動輒「查禁」、「沒收」黨外雜誌。許多黨外雜誌經常每隔幾期就遭查禁,在不堪虧損的情況下,一家又一家的雜誌只好先後停刊。《八十年代》停刊後,邱萬興陸續擔任過《新路線》、《台灣關懷》、《台灣人權》、《台灣與世界》、《 台灣評論》等黨外雜誌的美編。


提起這段參與編輯黨外雜誌的風雲歲月,邱萬興記憶猶新地說:「雜誌美編完稿工作幾乎都是通宵完成的。早上六點左右,完稿送廠印刷前,為了怕『警總』或『情治人員』搜查,我們都會把整本雜誌的『手寫稿』,丟到一個大鐵桶內燒燬,大家都戲稱這個動作為『燒銀紙』。」


一九八六年,邱萬興應黨外公政會第三任理事長顏錦福之邀,擔任《黨外公報》周刊的攝影及美編工作,白天負責拍攝黨外活動及組黨說明會,晚上擔任雜誌美術編輯。


個性隨和,待人客氣,擅長美編、攝影的邱萬興,此後工作領域始終圍繞在黨外政治圈。他曾經在同一時間裡,幫好幾家黨外雜誌做街頭運動攝影與美編工作。他有時幫各社運團體製作示威遊行的傳單,有時幫政治人物設計競選文宣,有時還陪著候選人上街掃街拜票。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台灣史上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時,他不但一手包辦民進黨創黨黨證設計、會場佈置,而且還負責民進黨中央黨部機關報《民進報》的編輯工作。當天上午,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開會時,決定採取不公開的形式,只有邱萬興能在開會現場拍攝所有的活動照片。直到下午舉辦記者會時,才開放外界的記者進入採訪。因而邱萬興得以保有民進黨創黨當天第一手的現場相片資料。


邱萬興表示,當年黨外雜誌被警總查禁、沒收的情形非常嚴重,那些比他早參與黨外雜誌美編的同學們,個個因為工作沒有著落,紛紛向各大報社轉進,而離開黨外雜誌的工作圈。「如果民進黨沒有成立的話,我大概也會離開吧!」


民進黨成立後,邱萬興留在中央黨部,繼續從事攝影、美編等工作。因為工作需要,他總是帶著相機,走上街頭,以影像記錄解嚴前後群眾示威抗議的事件全貌。這樣的經驗,讓他飽嚐站在軍警或鎮暴警察前拍攝影像的壓力。無數次的街頭衝突抗爭,他學會該站在何處拍攝影像,才能讓影像看起來具震撼力;或是以何種角度取景,才不會遭到軍警的暴力襲擊。


國內各大報社記者擁有證明身份的記者證,他們在街頭示威抗議活動中採訪時,只要向警方亮出證件,猶如有一道保護令在身;比起這些記者,邱萬興和黨外雜誌的文字或攝影記者,相對地缺少了這樣的保障。每一次在鎮暴部隊前面搶鏡頭拍照,就歷經一次的冒險犯難。


街頭救人  法庭作證


自一九八五年邱萬興投入黨外文宣工作後,歷經解嚴前後時期,台灣社會各種團體(婦女、環保、農運、工運、原住民運動等)發起的示威行動,他參與設計示威抗議的傳單海報,數量之多,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


除此之外,邱萬興還有兩次為黨外雜誌的攝影記者朋友出庭作證的記錄,以及一次驚險地解救受傷流血的朋友,把他從群眾運動抗爭現場送到醫院,再從醫院救回家裡的特殊經驗。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蔣經國過世後三天,解嚴後的第一樁政治案件--蔡有全與許曹德因把「台灣應該獨立」列入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組織章程中,而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叛亂份子,他們兩人分別遭到重判十一年與十年之有期徒刑。


該年的一月廿九日,全台各地的民進黨員兩三百人,聚集到土城看守所,聲援蔡許案。國民黨以國喪為由,不准人民舉辦任何集會遊行活動,當天在土城看守所外聲援蔡許的民眾群情激憤,因而與五千名武裝憲警發生激烈衝突。《民進周刊》的攝影記者曾文邦在示威抗議行動中,過於專心拍照記錄軍警施暴的鏡頭,以致攝影取景時不慎落單,被軍警抓去後送往地檢署羈押。邱萬興看到曾文邦被抓,心裡為他抱不平,於是決定出庭為曾文邦作證。這是邱萬興第一次出庭作證。曾文邦因邱萬興的證詞,得以無罪釋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台灣農民走上街頭,要求政府保護農民權益。邱萬興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同事多人,一起上街採訪農民街頭抗爭的記錄。


國民黨政府不但無視農民的基本訴求,甚至在街頭抗爭的過程中,不斷以軍警暴力強制打壓遊行民眾。這件五二○示威遊行所爆發的警民衝突,被稱為「五二○事件」。


「當天下午警方用噴水車強行驅離群眾時,我也被水柱噴得全身濕透,我趕回家中換了衣服再回到抗爭現場。」邱萬興這麼說。傍晚七點半左右,遊行的總指揮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民進報》總主筆林濁水、《台灣民主》雜誌編輯黃嘉光等二十多人,先後遭警方逮捕。黃嘉光在台北火車站被捕前,邱萬興與他站在同一部指揮宣傳車上,兩人同樣拿著相機,為警方動手毆打民眾的事實作影像記錄。邱萬興看到鎮暴警察要上車抓人,只好先行跳下宣傳車。但是行動不便的黃嘉光來不及跳下,他只好眼睜睜看著黃嘉光被警方抓走。


晚上八點之後,許多關心農運的大學生,趕到現場聲援群眾,他們手臂勾著手臂,並肩坐下,希望以和平、靜坐的方式,把群眾和警方隔開。當時,邱萬興的《民進報》同事--就讀台大社會系的陳啟昱與就讀台大獸醫系的朱容徵,也都加入靜坐行列。


但鎮暴警察歷經一整天的群眾抗爭,早已失去耐性,聽到長官一聲「驅散」令下,他們無視學生靜坐在地,無情的棍棒就從學生頭上揮舞下去。許多學生當場掛彩受傷,朱容徵甚至被棍棒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傷勢非常嚴重。邱萬興見狀,顧不得拍照,趕緊抱起朱容徵離開抗爭現場。朱容徵傷口不斷流出的血,把邱萬興的衣襟都染紅了。


邱萬興緊急連絡在城中分局與警方協調的民進黨籍立委張俊雄、王聰松等人,請他們協助處理危急狀況。他們透過分局,呼叫救護車到現場,把昏迷不醒的朱容徵送到台大醫院急診。邱萬興一路陪同朱容徵到急診處就醫。醫生為朱容徵頭部的裂傷縫了十幾針。當時,台大醫院急診處裡不僅佈滿了求診的病患、受傷的群眾與員警,還有態度惡劣、到處追問傷患的警官。朱容徵的傷口剛縫好、頭部剛用紗布包紮好,沒想到警官就趨向前來,問說:「他是不是抗爭受傷民眾,如果是,就要抓回去台北市城中分局。」一聽他這麼說,邱萬興哪管急診室醫生交代還要去做X光及腦部檢查,就趕緊帶著朱容徵逃出台大醫院。


邱萬興第二次出庭作證,是為了好友黃嘉光。「五二○農民事件」事後的司法程序,檢察官不斷起訴當天遭到逮捕的人。法庭上雖有江鵬堅、謝長廷、陳水扁、李勝雄等辯護律師在場,但如無人作證,黃嘉光仍難逃檢警惡意控告,指其在宣傳車上向警方扔擲石塊。「我在法庭上聽到這種話,實在氣不過,就對法官說,黃嘉光有小兒痲痺,行動不便,而且他身上背著一部相機,他是拿著相機拍攝,所以指認的警察在夜晚遠處看到是拿相機的手,哪裡是拿石塊丟擲警方?」黃嘉光被收押在土城看守所近兩個月之久,幸有邱萬興的證詞,才得以無罪開釋。


震撼心痛  含淚拍照


邱萬興以相機記錄民主運動二十多年,底片用去幾萬卷,照片多達上幾十萬張,但其中讓他最震撼的一次拍攝經驗,莫過於鄭南榕自焚事件。


鄭南榕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創辦《自由時代》周刊,標榜「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嚴厲抨擊國民黨自戒嚴時期以來的言論尺度。鄭南榕的精心策劃下,《自由時代》系列周刊不斷有備胎的雜誌出版執照,「警總」查不勝查,國民黨政權面臨極大的挑戰。鄭南榕也成了國民黨最頭痛的人物。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鄭南榕與黃華共同推「新國家運動」四十天的環島行軍。鄭南榕找邱萬興幫他設計文宣、海報,以及行軍時可以醒目動人的標語。邱萬興支持他的理念,無條件義務幫忙。兩人因而有了共事的經驗,也培養出革命同志般的情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鄭南榕在雜誌上刊登旅日學者 許世楷 博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鄭南榕就收到高檢處寄給他「涉嫌叛亂」的傳票。鄭南榕堅持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信念,堅決表示他「絕不出庭」。為此,他開始自囚,並決心以自焚來抵抗警方緝捕行動。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上午九點多,鎮暴警察攻堅行動開始,鄭南榕抵死不從。鄭南榕,點了一把火,以自焚明志。邱萬興接到電話通知,騎著摩托車火速趕到台北市民權東路雜誌社樓下。那時候,消防車與警察堵住巷子口,他抬頭望見三樓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總編輯室早已一片燻黑,而整棟大樓入口則是被警方的霹靂小組擋住。


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周清玉國代、顏錦福市議員,和李勝雄律師等人一直與警方溝通,希望能進入雜誌社了解狀況。江鵬堅律師與邱萬興兩人是最早被警方批准進入雜誌社的人,其他關心的民眾只能在樓下等待消息。江鵬堅律師帶著邱萬興走上三樓的出事現場。整棟大樓佈滿嗆鼻的汽油味、屍體與物品燒焦味,以及警方為滅火所灌入的水柱。他們在三樓雜誌社門口,遇見帶隊拘提的刑事警察侯友宜隊長。帶隊的警官帶著他們直奔總編輯室。


那時候,檢察官和鑑識人員都尚未抵達。這個警官告訴江鵬堅律師說:「等一下檢察官會來驗屍」。江鵬堅指示邱萬興動手拍照,「要詳詳細細地把現場的每一處景象都拍照下來。連窗戶上的血跡都要一一紀錄下來。」邱萬興因此擁有鄭南榕自焚現場第一手最完整的影像照片。


邱萬興身上背著兩部「尼康」單眼相機,三十多卷底片,一部裝著彩色幻燈底片,一部裝著黑白底片。在燃燒後的一片焦黑現場,邱萬興眼前出現一具挺直振臂的焦黑屍體--鄭南榕以不屈從的姿態自焚抗爭。邱萬興內心極為震撼,也非常心痛。「看見南榕兄為了捍衛言論自由,甘願將自己活活燒死,燒成浴火鳳凰,很難相信突然失去這樣一個一起為新國家運動打拼的兄弟。」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拿著相機快門對準鄭南榕焦黑的屍體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淚水沾濕了相機鏡頭,卻又不得不拍照。他在現場不斷地拍照,拍了半個多小時以上。雜誌社裡裡外外的景象,每一扇門,每一個窗戶,每一個角落,鄭南榕所處的編輯室,以及焦黑的屍體,都被邱萬興以各種不同角度攝入鏡頭。這次的拍攝過程,他的淚水幾乎沒有停過,也讓他永生難忘。


百年校刊  綠色年代


二○○○年總統大選後,台灣首度政黨輪替,過去體制外街頭抗爭的模式不再時興,邱萬興除了幫幫少數競選公職的候選人設計文宣外,他把重心放在與師長、同學的連繫互動。由於工作型態轉變,他開始主動積極為教過他且奉獻藝術教育多年的老師們,策劃藝術個展。


他也時常回去觀音國小探望 葉芳美 老師,因而得知母校於二○○四年將有百年校慶活動。當時的校長曾經告訴他,想要出版一冊《觀音國小百年校史特刊》,但苦無資料和缺乏編輯人才。秉著對故鄉和母校的情感,邱萬興心想,「自己既然有能力編輯書刊,此時正是回饋母校的時候了。」他主動向校方表示,願意接下這份工作。為了編輯這個特刊,他親自蒐集學校歷史照片、拜訪師長、同學,並蒐集相關的歷史文件與文字資料。從蒐集資料、編排印刷,到最後完成出版,前後歷經大約一年的時間。這本特刊不僅紀錄觀音國小的發展,也呈現桃園縣觀音鄉人文發展的史料。


邱萬興基於類似編輯校刊以保存校史的心態,手中累積了數十年來民主運動的精彩照片與文宣,他一直捨不得讓這些歷史的痕跡隨風飄逝。邱萬興與同為民主運動文宣高手的前輩張富忠不斷構思策劃,並邀集多位嫻熟黨外刊物編輯的朋友,共同編纂出一套記錄台灣民主運動二十五年的《綠色年代》。這二十五年的史料,以解嚴做為分水嶺,正好包含解嚴前十二年半與解嚴後十二年半的街頭政治抗爭、議會抗爭、各種社會運動抗爭,與歷屆選舉等資料的種種文字陳述與歷史照片,這套上下兩冊的《綠色年代》,最後於二○○五年完成出版。


雖然《綠色年代》已印刷成書發行,但是邱萬興典藏的幾百萬張台灣民主運動照片,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資產。邱萬興多年前開始陸陸續續將大部份的圖像資料數位化,他也曾考慮過要將這些數位化的資料捐出來當公共財,但是目前即使是民進黨本身,或是其他學術機關或基金會,都沒有任何單位有收藏史料的興趣。他十分期待未來有機會的話,能把這些珍貴的民主運動史料公共化。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11年1月13日 星期四

悲歡人生的31歲

文/邱斐顯


本文亦刊載於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網站: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邱玉崑,
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五年多,
但是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81年夏天,留美博士陳文成返台探親。他長期支持民主運動,是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七月初,他在警備總部約談後不久即遇害,陳屍台大校園,享年 31歲。那年夏天,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就讀北一女中,正要從高一升高二,當時 17 歲。


高二開學後,學校老師三不五時點名,找班級幹部加入國民黨。那時候,我正處於政治意識懵懂階段。父親常常拿一疊黨外雜誌,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自己讀、自己看。老師的話,和雜誌上所報導的,完全相反。我不知該相信父親給我看的雜誌報導,還是課堂上老師對黨外人士的批判。我腦中最大的疑問是,國民黨眼中的叛亂犯,為何個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面對遇害的台大傑出校友陳文成博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讀了父親給我的「一拖拉庫」黨外雜誌,我終於開竅了。我不再相信課堂上老師所說的話,除了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公民老師,姓史,也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但是他和國文老師恰恰相反。他身材魁梧、高高壯壯的體格,一副氣勢懾人的模樣。他常常在上課時,借題發揮,不斷地咒罵黨外人士。他越罵,越讓學生反感。他常常點名要同學加入國民黨,同學更因此而拒絕。


我高三那一年,校長眼見入黨學生太少,無法交差,動輒要求全三年級的學生舉行周會,要求入黨人數要達到一定比例,她才肯罷休。校長的作風讓我感到不屑,她為了吸納學生成為國民黨員,竟然不擇手段。


巧的是,在這一個學期間,台灣政壇上有數場重大選舉,在全台各地進行著。


1981年 11月 14,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黨外的選舉文宣,在大城小鎮熱切地飛舞著。黨外的政見會場,常常湧進數以萬計的支持者人潮。我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跟著父親,跑去好幾個黨外政見會場,聆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


那一年,我只有 17 歲,沒有投票權。父親不在乎我能不能投票,能帶著女兒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引以為傲。那時候,我們早已搬離大稻埕的老家四年,遷到正在發展中的台北東區。夜晚,父親常常帶著我搭車去老家附近,聽聽謝長廷、陳水扁的演講。我們去過日新國小(父親的母校),也去過太平國小(我的母校)。每次,政見會結束後,我們的手上總會多了好幾本黨外雜誌。


父親不只關心台北的選情,也關心台灣其他各地的選情。陳水扁、謝長廷、康水木、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游錫堃選台灣省議員,邱連輝選屏東縣長,陳定南選宜南縣長。這些黨外人士的大名,就這樣在我眼裡出現,在我耳裡聽見。


如果我不能陪父親去政見發表會,父親有時會找母親陪他去,有時會和他的同事相約一起去。那時候,父親在信用合作社上班。他常常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同事去聽政見發表會。」


「那是誰呀?」我好奇地問父親。「他是住在新莊的張伯伯。」從新莊到台北來聽政見?我幾乎沒看過他,但是總是從父親口中聽到他。父親對我說,「張伯伯常常出國。如果他人在台灣,常常會找我作伴去參加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有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他們都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就是曾任台獨聯盟主席張信堂的父親。


我讀高中的時候,從來不曾和同學分享過我對政治的看法。學校裡,有一個黨棍校長--硬是要學生加入國民黨,和一個黨棍公民老師--常常以憎惡的口吻咒罵黨外人士,我學會了「惦惦,卡無代誌」。從此,我也不相信這些態度偏頗的師長,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什麼貢獻。


我讀大學的時候,再一次感受到這些黨國體制的思想延伸,學校的創辦人就是獨裁統治者蔣介石之妻蔣宋美齡。我懶得再去和師長或同學爭辯我所相信的理念,保持沈默是最佳的應對方式。但是,私下,我還是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對台灣社會現象、政治現狀的觀點。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7年 7月 15,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1987年 7月,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在前衛出版社的辦公室,擔任《台灣新文化》雜誌採訪編輯。前衛出版社的老闆林文欽,對「台灣本土文學」非常認同與堅持。他過去長期在出版社工作,了解「中國文學」長期肆虐下,「台灣本土文學」與「台灣文化」所面臨的弱勢,與遭到的壓抑及貶抑。後來,他為了理想,離開原本所待的出版社,自行創業,獨力經營前衛出版社。


1987年 9月,黃怡接任《台灣新文化》雜誌總編輯工作。如果說,我父親是第一個影響我對台灣政治觀點的人,那麼,黃怡就是第二個影響我的人。我還沒認識黃怡的時候,她就在黨外的雜誌圈內工作。我們共事的日子裡,她常常告訴我她對台灣社會的觀點,並且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和做法。我從她的口中,認識了更多一九八○年代以來,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人士。


我讀高中的時候,父親買雜誌給我看;等我大學畢業後,換我編雜誌給父親看。1987年 10月初,我把參與編輯且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交到父親手上。他戴上了老花眼鏡,仔仔細細地讀著雜誌上的每一個字,連版權頁都不放過。當他看到《台灣新文化》雜誌美國連絡人--張信堂時,他對我說:「張信堂好像就是我朋友的兒子。」


然而,縱使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政權底下的警備總部仍然大權在握。台灣人民仍然沒有言論自由。


以前,父親老愛跑去書報攤,購買被查禁的雜誌;現在,警總老是跑來印刷廠,查禁我們所編的雜誌。說刺激,很刺激。但是苦了用心經營的老闆林文欽。查禁到後來,十多位編輯委員的投資,幾乎血本無歸;最後,雜誌虧損累累、被迫停刊,我們這幾個編輯,只得黯然離開。1981年,警備總部約談了陳文成之後,陳文成就告別了人世間。1987年,警備總部不斷查禁《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化》也就停擺了。


透過黃怡引荐,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深談。我準備接受謝明達的邀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進報》採訪編輯。1988518那一天,我第一次和《民進報》的同事們見面。隔二天,他們打算參與並報導「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我還不算編制內的編輯,他們這樣對我說:「等我們後天的遊行結束後,妳就一起來編雜誌吧。」


沒想到,一場「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再度讓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改寫。我才剛認識的同事們,受傷的受傷(編輯陳啟昱、朱容徵嚴重受傷),被抓的被抓(編輯黃嘉光、總編輯之妻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遭逮捕),被起訴的被起訴。整個《民進報》的運作機制,頓時大亂。顧不得什麼叫做害怕,我只覺得,如果我的文筆能據實報導國民黨的惡形惡狀,我就該盡一分心力。何況,五二○當天,我的父親也跟著走上街頭去抗議。


那一天,父親回到家告訴我說,他人在現場,目睹鎮暴消防灑水車向抗議群眾噴灑水柱,他躲避不及,以致全身溼透。那一天,我也告訴他,我決定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民進報》工作。


那時候,民進黨才剛成立不到兩年,我們一群編輯部的同仁(攝影編輯邱萬興,美術編輯黃惠芬,文字編輯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與我),幾乎是以一半報導一半參與的心態,從事民主運動。當時的黨主席是姚嘉文,秘書長是黃爾璇,副秘書長是邱義仁,外交部主任是盧修一,組織部主任黃華,政策中心主任是傅正,文宣部主任是李逸洋。雜誌定期出刊,街頭運動三不五時舉辦,「走上街頭抗議」和「窩在辦公室編雜誌」,都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照片說明由左至右為:

邱萬興(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邱工作室負責人
邱義仁(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林曉霞(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現任基隆市的國小老師
蔡文旭(任民進黨文宣部幹事)現任嘉義市議員
邱斐顯(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林濁水(任民進報總主筆)前立法委員
黃惠芬(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牛頓公司總經理特助
李逸洋(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前內政部部長
圖片提供/邱萬興 




1989年,我開始人生第一次助選工作,並且,因緣際會,認識了我的另一半江蓋世。巧合的是,蓋世認識我的那年,正好也是他的 31 歲。


幾年下來,我們兩人感情發展雖有不少波折,最後仍是喜劇收場。 1993年,我 29 歲,他 35 歲,我們步上紅色地毯。1994年,我 30 歲,他 36 歲,我們共商政治事業發展,我決定支持蓋世,並協助他參選台北市議員。那一年,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許多清新的期盼。陳水扁贏得選舉,當上解嚴後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過去長久以來,台北市政府的國民黨政治終於崩盤。而蓋世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


1995年,我 31 歲,工作跑道又有了轉換。我接下「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職務,和原本就有相同理念的一群姊妹們,共同為女性權益努力。我們辦了幾次活動、志工與學生訓練、女性議題座談,結交更多的女性朋友,探討更多女性議題,從生理到心理,從人文到歷史。前一年,女權會的理事長江文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女性史書寫運動,女權會也因此出版了《阿媽的故事》與《阿母的故事》兩本書。


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這兩本書的出版令我相當感動,推銷這兩本書的工作,成了我任內的重大會務之一。我還記得,為了行銷這兩本書,女權會常常上上下下,動員眾多會員,以及理事、監事等各幹部,出席各種集會,派人駐點賣書。


1995年,我 31 歲,我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更特別的事發生--那就是「懷孕」--孕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女性特有的經驗。這一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跑醫院、做產檢。喜歡小孩的老公,偏偏命中注定晚婚又晚生,對於這樣一個按照計畫來報到的小寶貝,我們都非常期待。


依醫療規定,我這個高齡產婦,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羊膜穿刺」。我生命中這一段難以言喻的經驗,一個胎兒住在子宮內,整天跟著我進進出出的感覺,真是再奇妙不過了。當一個「新手媽咪」,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讀書,讀如何生育寶寶的書,讀如何教養寶寶的書。「生第一胎,照『書』養。」就是我懷孕時的最佳寫照。1995年底又逢立委選舉,我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女權會的幹部們,在台北街頭各個演講會場,到處吆喝,賣著兩本女權會的代表作;我也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老公及助理們,在大雨滂沱中,到華江橋下,為黨內的立委候選人加油助陣。


1996年,我 32  歲那年,小寶寶呱呱墜地,初出人世。


陳文成 31 歲遇害,走得「太年輕」了。我 31 歲初次懷孕,又嫌有點「不年輕」了。然而,我知道,只要這個社會不夠民主,那麼,任何年齡的奮鬥,永遠不嫌晚。有人離開了人間,有人才加入人世,生命歷程不就是這樣生生不息的嗎?


後記:2007年(我父親過世三年多)的某一天,我與蓋世一起去拜訪張信堂。那一天,信堂兄的雙親都在家裡。我們聊起了我的父親。張伯伯對我說,「以前,我常常找妳爸爸,作夥去聽演講。後來,妳爸爸也告訴我,妳都在寫文章、編雜誌,他甚至告訴我,蓋世是他的子婿。」如果不是我父親的啟蒙,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這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資產。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11年1月1日 星期六

台灣出版蠻牛——林文欽

文/邱斐顯

  


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照片提供/林文欽。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8 2005.12.17~12.23


二○○五年十月,海外的美國《台灣公論報》和台灣島內的《自由時報》合辦一個活動,由海內外十七位作家、十九位學者、二十七位意見領袖,共同評選、推薦五十本最能孕育台灣人文主體意識的啟蒙書。在這個票選活動中,前衛出版社與其同系列的草根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踏踏實實占了一半之譜,足足二十五本。


這個結果對前衛出版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與肯定。投身台灣出版事業長達二十三年之久的前衛出版社老闆林文欽,雖然因此而感欣慰,但長期觀察台灣出版界現象的他,同樣地對台灣社會「不愛讀書」、「不讀書」、出版市場萎縮的情況,深感痛心疾首。林文欽直言不諱地說:「近年的台灣出版景況,讓我做得手酸腳軟,幾近六神無主。」


編遍各類書籍,開始籌資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起,林文欽開始任職於三民書局編輯部,三個月即升任主編。當時正是三民書局的出版高峰期,不但出版教科書,更廣括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類,姊妹公司「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文史類的《滄海叢刊》,吳錦發及彭瑞金的第一本書就在此出版。全部種類的書籍都在林文欽手上編輯,以三天一本書的進度,在三民書局三年十個月共編了超過五百種書。


一九八二年九月,雖然三民書局給林文欽優渥的月薪遠超過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每年有六個月的年終獎金,還配有宿舍,他卻深深自覺:當個編輯雖好,但是卻無法出版自己想出版的書。秉持著一股熱忱及善心,林文欽想要幫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作家出書。為了完成他的出版大夢,於是他離開三民書局,同時向親友籌款創辦前衛出版社。


從一九八二年的戒嚴時期開始,一直到一九八八年的解嚴時期,前衛出版社讓台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對言論」擁有一塊可以暢所欲言的園地。林文欽立下心願,要讓台灣作家都在前衛出版社集中出版作品,並自許為「台灣論述」、「反對論述」的大本營。


不愛書、不看書、不買書的人,愈來愈多


「目前書的市場上,大概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營運狀況還算不錯,但那也算是搭上全球暢銷書『哈利波特』的便車,才有這樣的成績。」林文欽語重心長地表白。


現在台灣社會裡,書的市場可說是全面下滑,以前出版社的退書率約為五成,最近退書率不斷上升,幾乎飆漲到六成、七成。台灣人的閱書率之低實在令人汗顏。林文欽指出,這約略可歸納成三個因素:


1、科技性的因素: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普及,使得許多人坐在電腦前就能獲得一些資訊。過去為了找資料,必須到圖書館借書或是到書店買書的時間、金錢成本,以及瑣瑣碎碎的繁雜手續,大大地減少了。相對的,花錢買書的人就少很多了。


2、經濟性的因素:因為經濟愈來愈不景氣,對一般的家庭而言,圖書消費的支出能減少就儘量減少。


3、社會性的因素:因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已呈現混亂狀態,高知識份子和中、低知識份子不論在求職或在職的差距都不明顯,導致整個社會對讀書的風氣不鼓勵、不支持。


《武士道解題》希望改造台灣人的心靈


前總統李登輝,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又曾在日本留學深造,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感召的他,從政以來,長期著思考如何改造台灣人的心靈。因此親自以日文寫作了《武士道解題》一書,詳述他在「武士道」的價值觀的架構下,人格修練的求道體驗,並解開《武士道》的要義,以做為人品道德教義、性格德性修養、思想觀念培養、理想真理探索等國民精神的原動力。這本書於二○○三年在日本出版。出版才一個月,就廣受日本人的推崇,此書接連印了十刷,銷售約十萬冊。


職是之故,二○○四年年初,林文欽決定出版「中文版」的《武士道解題》。這本書對前衛出版社而言,算是「強棒出擊」,在銷售成果上突破一萬五千冊。但是,如果仔細研究銷售狀況,就會發現,個別的讀者購書才約五千本,其餘則是透過李登輝之友會、台聯黨(政黨力量)、扶輪社……等等社團組織大批購書,才能有「突破一萬五千冊」的成績。


和日本社會相形比較之下,台灣人購書、閱讀的情況實在相去甚遠。這也讓林文欽有著很深的感慨「就拿坐捷運看書,和日本人坐電車看書相比,有人就認為台灣的捷運穩定度不夠、人多、中廂內空間設計不佳,不適合閱讀。理由是不少,這些藉口之下,其實就是不愛看書……」


大河戲劇雖轟動,珍藏好書沒銷路


旅居加拿大的台灣作家東方白,花了十年功夫,用心寫出一百五十萬字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一套三冊,共兩千兩百頁。這部小說一九八二年就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前衛出版社自一九九○年即開始出版該套書。随後數年,這部小說頗受文學界的重視與青睞,在海內外的銷售量甚至已達一萬五千套以上。


二○○五年,台灣的電視媒體——民視,很慎重地把《浪淘沙》拍成年度大戲,並於五月開始上映。接著九月之後,《浪淘沙》移師到公視上映。


這齣歷史大戲由於劇本好、卡司陣容強大,不但未演先轟動,上映後收視率也亮出漂亮的成績,甚至先後在兩個電視頻道上播出。不過,對出版該書的林文欽而言,卻有著極為諷刺性的結果呈現,因為高收視率,並不代表高購書率。


林文欽表示,十五年前出版《浪淘沙》時,東方白在小說的對白中,用了很多「台語」語句來書寫。十五年後,為了配合電視大河連續劇的播出,東方白特地加了上千個註解,以便讓更多人了解小說的內文及其精神。


為此,林文欽不惜砸下重金,斥資數百萬元,重新排版、印刷,甚至為了讓讀者易於保存、收藏,更進一步可以用書來「裝飾」、「擺飾」家居環境,而推出新封面設計、新包裝書盒的平裝本,以及絨布燙金封面附翡翠皮書盒的精裝珍藏版。台灣本土的文學作品,有如此「經典級珍本」,可說是台灣文學界破天荒的創舉。


然而,精裝珍藏版印了一千套,平裝版也印了兩千套之後,效果並不彰,銷售情況並沒有原先預期的好,幾乎各有一半賣不出去。事實顯示,這一齣當紅的電視劇,看電視的人非常多,但因此而看書的人卻少得可憐。


資訊取得愈易,求知熱誠愈少


回想過去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動不動就查禁黨外政治性或文化性雜誌。在那段風聲鶴唳的歲月中,林文欽充滿了「奮力對抗國民黨文檢制度」的豐富閱歷與信心。「書愈禁就愈紅、愈暢銷。」禁書反彈的理論,放諸四海皆準。


林文欽表示:「那時候,台灣人的閱讀率反而比較高。當權者愈是不斷禁止,反抗者愈是積極爭取。」但慢慢地台灣社會在改變,對年輕的一代來說,資訊愈易取得,追求智識的熱誠也愈來愈少,整個社會普遍缺乏追求優質社會的精神,這個情形在二○○○年綠色執政後更加明顯。而且選票壓力下,立竿見影的事才做,細水流長的文化事業則乏人問津。


林文欽很無奈地對這種現象下了一些結論:「中國的文學大師朱光潛曾經說過一句話:『人都往抵抗力較低的方向走。』我覺得,現在的台灣人已把這句名言發揚光大。台灣人『厭讀症』,源自智育的惰性、心靈的毀壞、精神的墮落。」儘管如此,自詡為「台灣出版蠻牛」的林文欽,依然堅強地站在台灣的出版界,鍥而不捨地努力著,為的是替台灣的文學與文化,留下一片可與中國文學相抗衡的天地。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3命運之旅(上)


  

 圖/江蓋世 T50401命運之旅_彩墨宣紙 (2014)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自立晚報刊出來,民進黨的謝長廷、洪奇昌、江蓋世,與「反共愛國陣線」的許承宗、吳東沂,全部遭到台北地檢處檢察官陳清碧起訴,前三人的罪名是「妨礙公務」、「妨礙秩序」,後兩人的罪名是「妨礙秩序」,而謝長廷因帶領群眾大罵老賊不要臉,他個人又加了一項「侮辱公署罪」。


該來的,想躲也躲不掉,我雖遭到了起訴,但又可以延續非暴力的抗爭,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我卻面臨一個困境,如果完全按照「甘地精神」,我根本不需要聘請律師,也不需要在法庭上大費唇舌,可是,我如果把話講得太滿,說我自己不請律師,絕不上訴,但這麼一來,只會影響我另外兩位受難同志謝長廷、洪奇昌。一位律師朋友告訴我:「你堅持你的信念吧,別管別人怎麼說。」


但另一方面,由陳繼盛律師所召集的義務辯護律師團,正在密切磋商,如何打贏這一場官司,如果我個人自行其道,不委任律師,將來也不上訴,豈不是破壞了原有的團隊嗎?左思右想,我想到一個折衷的辦法,有關於法律訴訟的部份,就由律師團統一步調,但我個人依舊去環島,推動台獨思想運動。甘地本人,有他基本的堅持與原則,但遇到特殊情況,他總是採取權宜的措施,我想,我這樣的決定,可以說是修正版的「甘地精神」,畢竟國情不同,時空背景不一樣,我總不能食古不化,自我突出,而忘了身邊受難的同志。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進黨中央為了我們遭到起訴,而舉行記者招待會,黨主席江鵬堅親自主持。小小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聞記者,人很多,秩序很亂。江鵬堅首先開個頭,然後再依序由我、洪奇昌、謝長廷發言。那時,我整個心思,是擺在下個月的「命運之旅」,什麼記者招待會啦,或是法庭的辯論啦,又有什麼重要呢?我能上山下海,踩遍台灣的每一塊土地,那才是我的最愛啊!因此,我發言前,就事先準備一張小抄,我慢慢的唸了出來:


    「我只想說兩句話:


   第一、我感激他們將我起訴,謝謝他們;


   第二、我怕黑暗。他們不准我們點燈,我只好當『台灣獨立』的蠟燭。」


接下來,洪奇昌、謝長廷針對國民黨的司法整肅,提出了很多批判。記者會完了,江鵬堅回頭問我:「江蓋世,你怎麼只講一點點?」


我只好聳著肩,笑一笑,我又能說些什麼呢?反正,我一無所有,要抓要關,是他們的事,我只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入獄前的「命運之旅」,那麼,所得的成就就勝過在記者會上的千言萬語了。


一九八七年的民進黨,黨綱內有關台灣前途的條文,只有「住民自決」的基本綱領,而沒有任何台獨的字眼。當時我想,除了反對國安法之外,我們應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的黨綱,如果成功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就不再是我們這幾個「少年仔」的任務,而是整個民進黨的政治責任,是啊,為什麼不如此呢?我們只有幾個人,統治者很好對付我們,要是整個民進黨都站了起來,那所凝聚的力量,就沒有那麼簡單對付了。


因此,我們幾個討論之後,決定要尋求民進黨全國黨代表的連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黨綱,同時,也向海內外的台灣人民訴求,推動一個全面性的連署運動,希望不單單是民進黨,而是所有支持思想自由的人民,都應該站出來,簽下你的名字,向統治者說「不,你不可以剝奪我們的思想自由!」。


主意打定,接下來,我們就要找一個人來寫連署運動的宣言,第一個,我想到的就是林濁水。


林濁水,一九四七年生,南投埔里人,政治大學畢業,曾擔任過《新潮流》雜誌總主筆、「黨外編聯會」會長,一九九一年提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一九九二年當選立法委員。林濁水寫得一手好文章,理論研究紮實,民進黨組黨前後的重要文獻,以及有關台獨的重要決議文,大都由林濁水主導或主筆,因此,他向來被人稱為「台獨理論大師」。


我去找林濁水,向他提出連署運動的概念,這位前輩聽了一聽,思考一下,就滿口答應。圈內的朋友,常愛笑林濁水,說他的思考縝密,但動作卻慢吞吞的,跟他邀稿,就要不時的盯著,不然三拖四拖,大軍已開拔,子彈都沒準備,那還得了?有鑑於此,我特別叮嚀他:「濁水兄,時間有卡趕,請儘量卡緊咧,好否?」


林濁水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倒是滿照顧的,他一口答應,就真的快馬加鞭,過了沒幾天,宣言就寫好了,我非常感激他的協助。


這篇台獨運動的歷史文獻,題目是「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全文如下:


  「台灣的前途問題關係到一千九百萬人現實的利益,更關係到子孫萬代的幸福。


  一、不願再接受國共擺佈!


  對這個問題最喋喋不休的是國民黨與中共,台灣的出路在他們說來有夢想式的「一國兩制」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讓生靈塗炭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和「血洗台灣」,更有讓國民黨維持特務統治的國共合作;而付諸行動的則有八二三等戰役。


    要戰要和、要用文、要用武;要統戰,要殺人盈野都在於他們的隨興所至!他們看來,台灣人民除了安安份份地接受擺佈,甚至以自己的血肉當他們的砲灰之外,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一千九百萬有血肉的人,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堆統計數字,是擴張統治慾、權力慾的對象,是用來墊在權力寶座下的磚石木頭! 


  二、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為了台灣問題,甚至國際社會,不分大國小國,遠邦近鄰,四十年來都一再發表意見。


但是,在舉世喋喋不休,甚至把你當做芻狗犧牲時,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四年前台灣人民只不過怯生生地主張住民自決,中共、國民黨兩個勢不兩立了六十年的政權竟齊聲恫嚇,這兩個仇敵在面對台灣人時,竟是迫不急待地志同道合起來了! 


其實,自決,到底只涉及解決台灣問題的程序問題,還不是具體明確的方案,對台灣人民這樣低姿態的要求,兩個統治集團已悖然震怒!


三、走遍全島,喚醒人民,大家一起來支援!


但是就在這兩政權怒震未息時,台灣人民卻有人毫不在乎地進一步要求討論具體明確的方案的自由了,開始有人連「台灣獨立」的主張都提出來了!


而包括江蓋世在內的幾個年輕人竟不只形諸於文字,甚至舉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旗幟遊行,要走遍台灣南南北北各角落,去喚醒台灣人民天生的權利了!


    台灣人民已經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願了!


   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不願屈服在強權之下的台灣人民,一起來支援江蓋世這幾位勇敢的年輕朋友的主張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