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3日 星期四

悲歡人生的31歲

文/邱斐顯


本文亦刊載於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網站: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邱玉崑,
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五年多,
但是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81年夏天,留美博士陳文成返台探親。他長期支持民主運動,是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七月初,他在警備總部約談後不久即遇害,陳屍台大校園,享年 31歲。那年夏天,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就讀北一女中,正要從高一升高二,當時 17 歲。


高二開學後,學校老師三不五時點名,找班級幹部加入國民黨。那時候,我正處於政治意識懵懂階段。父親常常拿一疊黨外雜誌,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自己讀、自己看。老師的話,和雜誌上所報導的,完全相反。我不知該相信父親給我看的雜誌報導,還是課堂上老師對黨外人士的批判。我腦中最大的疑問是,國民黨眼中的叛亂犯,為何個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面對遇害的台大傑出校友陳文成博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讀了父親給我的「一拖拉庫」黨外雜誌,我終於開竅了。我不再相信課堂上老師所說的話,除了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公民老師,姓史,也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但是他和國文老師恰恰相反。他身材魁梧、高高壯壯的體格,一副氣勢懾人的模樣。他常常在上課時,借題發揮,不斷地咒罵黨外人士。他越罵,越讓學生反感。他常常點名要同學加入國民黨,同學更因此而拒絕。


我高三那一年,校長眼見入黨學生太少,無法交差,動輒要求全三年級的學生舉行周會,要求入黨人數要達到一定比例,她才肯罷休。校長的作風讓我感到不屑,她為了吸納學生成為國民黨員,竟然不擇手段。


巧的是,在這一個學期間,台灣政壇上有數場重大選舉,在全台各地進行著。


1981年 11月 14日,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黨外的選舉文宣,在大城小鎮熱切地飛舞著。黨外的政見會場,常常湧進數以萬計的支持者人潮。我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跟著父親,跑去好幾個黨外政見會場,聆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


那一年,我只有 17 歲,沒有投票權。父親不在乎我能不能投票,能帶著女兒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引以為傲。那時候,我們早已搬離大稻埕的老家四年,遷到正在發展中的台北東區。夜晚,父親常常帶著我搭車去老家附近,聽聽謝長廷、陳水扁的演講。我們去過日新國小(父親的母校),也去過太平國小(我的母校)。每次,政見會結束後,我們的手上總會多了好幾本黨外雜誌。


父親不只關心台北的選情,也關心台灣其他各地的選情。陳水扁、謝長廷、康水木、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游錫堃選台灣省議員,邱連輝選屏東縣長,陳定南選宜南縣長。這些黨外人士的大名,就這樣在我眼裡出現,在我耳裡聽見。


如果我不能陪父親去政見發表會,父親有時會找母親陪他去,有時會和他的同事相約一起去。那時候,父親在信用合作社上班。他常常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同事去聽政見發表會。」


「那是誰呀?」我好奇地問父親。「他是住在新莊的張伯伯。」從新莊到台北來聽政見?我幾乎沒看過他,但是總是從父親口中聽到他。父親對我說,「張伯伯常常出國。如果他人在台灣,常常會找我作伴去參加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有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他們都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就是曾任台獨聯盟主席張信堂的父親。


我讀高中的時候,從來不曾和同學分享過我對政治的看法。學校裡,有一個黨棍校長--硬是要學生加入國民黨,和一個黨棍公民老師--常常以憎惡的口吻咒罵黨外人士,我學會了「惦惦,卡無代誌」。從此,我也不相信這些態度偏頗的師長,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什麼貢獻。


我讀大學的時候,再一次感受到這些黨國體制的思想延伸,學校的創辦人就是獨裁統治者蔣介石之妻蔣宋美齡。我懶得再去和師長或同學爭辯我所相信的理念,保持沈默是最佳的應對方式。但是,私下,我還是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對台灣社會現象、政治現狀的觀點。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7年 7月 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1987年 7月,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在前衛出版社的辦公室,擔任《台灣新文化》雜誌採訪編輯。前衛出版社的老闆林文欽,對「台灣本土文學」非常認同與堅持。他過去長期在出版社工作,了解「中國文學」長期肆虐下,「台灣本土文學」與「台灣文化」所面臨的弱勢,與遭到的壓抑及貶抑。後來,他為了理想,離開原本所待的出版社,自行創業,獨力經營前衛出版社。


1987年 9月,黃怡接任《台灣新文化》雜誌總編輯工作。如果說,我父親是第一個影響我對台灣政治觀點的人,那麼,黃怡就是第二個影響我的人。我還沒認識黃怡的時候,她就在黨外的雜誌圈內工作。我們共事的日子裡,她常常告訴我她對台灣社會的觀點,並且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和做法。我從她的口中,認識了更多一九八○年代以來,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人士。


我讀高中的時候,父親買雜誌給我看;等我大學畢業後,換我編雜誌給父親看。1987年 10月初,我把參與編輯且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交到父親手上。他戴上了老花眼鏡,仔仔細細地讀著雜誌上的每一個字,連版權頁都不放過。當他看到《台灣新文化》雜誌美國連絡人--張信堂時,他對我說:「張信堂好像就是我朋友的兒子。」


然而,縱使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政權底下的警備總部仍然大權在握。台灣人民仍然沒有言論自由。


以前,父親老愛跑去書報攤,購買被查禁的雜誌;現在,警總老是跑來印刷廠,查禁我們所編的雜誌。說刺激,很刺激。但是苦了用心經營的老闆林文欽。查禁到後來,十多位編輯委員的投資,幾乎血本無歸;最後,雜誌虧損累累、被迫停刊,我們這幾個編輯,只得黯然離開。1981年,警備總部約談了陳文成之後,陳文成就告別了人世間。1987年,警備總部不斷查禁《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化》也就停擺了。


透過黃怡引荐,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深談。我準備接受謝明達的邀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進報》採訪編輯。1988年5月18日那一天,我第一次和《民進報》的同事們見面。隔二天,他們打算參與並報導「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我還不算編制內的編輯,他們這樣對我說:「等我們後天的遊行結束後,妳就一起來編雜誌吧。」


沒想到,一場「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再度讓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改寫。我才剛認識的同事們,受傷的受傷(編輯陳啟昱、朱容徵嚴重受傷),被抓的被抓(編輯黃嘉光、總編輯之妻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遭逮捕),被起訴的被起訴。整個《民進報》的運作機制,頓時大亂。顧不得什麼叫做害怕,我只覺得,如果我的文筆能據實報導國民黨的惡形惡狀,我就該盡一分心力。何況,五二○當天,我的父親也跟著走上街頭去抗議。


那一天,父親回到家告訴我說,他人在現場,目睹鎮暴消防灑水車向抗議群眾噴灑水柱,他躲避不及,以致全身溼透。那一天,我也告訴他,我決定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民進報》工作。


那時候,民進黨才剛成立不到兩年,我們一群編輯部的同仁(攝影編輯邱萬興,美術編輯黃惠芬,文字編輯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與我),幾乎是以一半報導一半參與的心態,從事民主運動。當時的黨主席是姚嘉文,秘書長是黃爾璇,副秘書長是邱義仁,外交部主任是盧修一,組織部主任黃華,政策中心主任是傅正,文宣部主任是李逸洋。雜誌定期出刊,街頭運動三不五時舉辦,「走上街頭抗議」和「窩在辦公室編雜誌」,都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照片說明由左至右為:

邱萬興(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邱工作室負責人
邱義仁(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林曉霞(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現任基隆市的國小老師
蔡文旭(任民進黨文宣部幹事)現任嘉義市議員
邱斐顯(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林濁水(任民進報總主筆)前立法委員
黃惠芬(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牛頓公司總經理特助
李逸洋(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前內政部部長
圖片提供/邱萬興 




1989年,我開始人生第一次助選工作,並且,因緣際會,認識了我的另一半江蓋世。巧合的是,蓋世認識我的那年,正好也是他的 31 歲。


幾年下來,我們兩人感情發展雖有不少波折,最後仍是喜劇收場。 1993年,我 29 歲,他 35 歲,我們步上紅色地毯。1994年,我 30 歲,他 36 歲,我們共商政治事業發展,我決定支持蓋世,並協助他參選台北市議員。那一年,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許多清新的期盼。陳水扁贏得選舉,當上解嚴後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過去長久以來,台北市政府的國民黨政治終於崩盤。而蓋世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


1995年,我 31 歲,工作跑道又有了轉換。我接下「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職務,和原本就有相同理念的一群姊妹們,共同為女性權益努力。我們辦了幾次活動、志工與學生訓練、女性議題座談,結交更多的女性朋友,探討更多女性議題,從生理到心理,從人文到歷史。前一年,女權會的理事長江文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女性史書寫運動,女權會也因此出版了《阿媽的故事》與《阿母的故事》兩本書。


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這兩本書的出版令我相當感動,推銷這兩本書的工作,成了我任內的重大會務之一。我還記得,為了行銷這兩本書,女權會常常上上下下,動員眾多會員,以及理事、監事等各幹部,出席各種集會,派人駐點賣書。


1995年,我 31 歲,我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更特別的事發生--那就是「懷孕」--孕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女性特有的經驗。這一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跑醫院、做產檢。喜歡小孩的老公,偏偏命中注定晚婚又晚生,對於這樣一個按照計畫來報到的小寶貝,我們都非常期待。


依醫療規定,我這個高齡產婦,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羊膜穿刺」。我生命中這一段難以言喻的經驗,一個胎兒住在子宮內,整天跟著我進進出出的感覺,真是再奇妙不過了。當一個「新手媽咪」,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讀書,讀如何生育寶寶的書,讀如何教養寶寶的書。「生第一胎,照『書』養。」就是我懷孕時的最佳寫照。1995年底又逢立委選舉,我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女權會的幹部們,在台北街頭各個演講會場,到處吆喝,賣著兩本女權會的代表作;我也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老公及助理們,在大雨滂沱中,到華江橋下,為黨內的立委候選人加油助陣。


1996年,我 32  歲那年,小寶寶呱呱墜地,初出人世。


陳文成 31 歲遇害,走得「太年輕」了。我 31 歲初次懷孕,又嫌有點「不年輕」了。然而,我知道,只要這個社會不夠民主,那麼,任何年齡的奮鬥,永遠不嫌晚。有人離開了人間,有人才加入人世,生命歷程不就是這樣生生不息的嗎?


後記:2007年(我父親過世三年多)的某一天,我與蓋世一起去拜訪張信堂。那一天,信堂兄的雙親都在家裡。我們聊起了我的父親。張伯伯對我說,「以前,我常常找妳爸爸,作夥去聽演講。後來,妳爸爸也告訴我,妳都在寫文章、編雜誌,他甚至告訴我,蓋世是他的子婿。」如果不是我父親的啟蒙,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這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資產。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11年1月1日 星期六

台灣出版蠻牛——林文欽

文/邱斐顯

  


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照片提供/林文欽。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8 (2005.12.17~12.23)


二○○五年十月,海外的美國《台灣公論報》和台灣島內的《自由時報》合辦一個活動,由海內外十七位作家、十九位學者、二十七位意見領袖,共同評選、推薦五十本最能孕育台灣人文主體意識的啟蒙書。在這個票選活動中,前衛出版社與其同系列的草根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踏踏實實占了一半之譜,足足二十五本。


這個結果對前衛出版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與肯定。投身台灣出版事業長達二十三年之久的前衛出版社老闆林文欽,雖然因此而感欣慰,但長期觀察台灣出版界現象的他,同樣地對台灣社會「不愛讀書」、「不讀書」、出版市場萎縮的情況,深感痛心疾首。林文欽直言不諱地說:「近年的台灣出版景況,讓我做得手酸腳軟,幾近六神無主。」


編遍各類書籍,開始籌資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起,林文欽開始任職於三民書局編輯部,三個月即升任主編。當時正是三民書局的出版高峰期,不但出版教科書,更廣括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類,姊妹公司「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文史類的《滄海叢刊》,吳錦發及彭瑞金的第一本書就在此出版。全部種類的書籍都在林文欽手上編輯,以三天一本書的進度,在三民書局三年十個月共編了超過五百種書。


一九八二年九月,雖然三民書局給林文欽優渥的月薪遠超過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每年有六個月的年終獎金,還配有宿舍,他卻深深自覺:當個編輯雖好,但是卻無法出版自己想出版的書。秉持著一股熱忱及善心,林文欽想要幫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作家出書。為了完成他的出版大夢,於是他離開三民書局,同時向親友籌款創辦前衛出版社。


從一九八二年的戒嚴時期開始,一直到一九八八年的解嚴時期,前衛出版社讓台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對言論」擁有一塊可以暢所欲言的園地。林文欽立下心願,要讓台灣作家都在前衛出版社集中出版作品,並自許為「台灣論述」、「反對論述」的大本營。


不愛書、不看書、不買書的人,愈來愈多


「目前書的市場上,大概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營運狀況還算不錯,但那也算是搭上全球暢銷書『哈利波特』的便車,才有這樣的成績。」林文欽語重心長地表白。


現在台灣社會裡,書的市場可說是全面下滑,以前出版社的退書率約為五成,最近退書率不斷上升,幾乎飆漲到六成、七成。台灣人的閱書率之低實在令人汗顏。林文欽指出,這約略可歸納成三個因素:


1、科技性的因素: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普及,使得許多人坐在電腦前就能獲得一些資訊。過去為了找資料,必須到圖書館借書或是到書店買書的時間、金錢成本,以及瑣瑣碎碎的繁雜手續,大大地減少了。相對的,花錢買書的人就少很多了。


2、經濟性的因素:因為經濟愈來愈不景氣,對一般的家庭而言,圖書消費的支出能減少就儘量減少。


3、社會性的因素:因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已呈現混亂狀態,高知識份子和中、低知識份子不論在求職或在職的差距都不明顯,導致整個社會對讀書的風氣不鼓勵、不支持。


《武士道解題》希望改造台灣人的心靈


前總統李登輝,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又曾在日本留學深造,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感召的他,從政以來,長期著思考如何改造台灣人的心靈。因此親自以日文寫作了《武士道解題》一書,詳述他在「武士道」的價值觀的架構下,人格修練的求道體驗,並解開《武士道》的要義,以做為人品道德教義、性格德性修養、思想觀念培養、理想真理探索等國民精神的原動力。這本書於二○○三年在日本出版。出版才一個月,就廣受日本人的推崇,此書接連印了十刷,銷售約十萬冊。


職是之故,二○○四年年初,林文欽決定出版「中文版」的《武士道解題》。這本書對前衛出版社而言,算是「強棒出擊」,在銷售成果上突破一萬五千冊。但是,如果仔細研究銷售狀況,就會發現,個別的讀者購書才約五千本,其餘則是透過李登輝之友會、台聯黨(政黨力量)、扶輪社……等等社團組織大批購書,才能有「突破一萬五千冊」的成績。


和日本社會相形比較之下,台灣人購書、閱讀的情況實在相去甚遠。這也讓林文欽有著很深的感慨「就拿坐捷運看書,和日本人坐電車看書相比,有人就認為台灣的捷運穩定度不夠、人多、中廂內空間設計不佳,不適合閱讀。理由是不少,這些藉口之下,其實就是不愛看書……」


大河戲劇雖轟動,珍藏好書沒銷路


旅居加拿大的台灣作家東方白,花了十年功夫,用心寫出一百五十萬字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一套三冊,共兩千兩百頁。這部小說一九八二年就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前衛出版社自一九九○年即開始出版該套書。随後數年,這部小說頗受文學界的重視與青睞,在海內外的銷售量甚至已達一萬五千套以上。


二○○五年,台灣的電視媒體——民視,很慎重地把《浪淘沙》拍成年度大戲,並於五月開始上映。接著九月之後,《浪淘沙》移師到公視上映。


這齣歷史大戲由於劇本好、卡司陣容強大,不但未演先轟動,上映後收視率也亮出漂亮的成績,甚至先後在兩個電視頻道上播出。不過,對出版該書的林文欽而言,卻有著極為諷刺性的結果呈現,因為高收視率,並不代表高購書率。


林文欽表示,十五年前出版《浪淘沙》時,東方白在小說的對白中,用了很多「台語」語句來書寫。十五年後,為了配合電視大河連續劇的播出,東方白特地加了上千個註解,以便讓更多人了解小說的內文及其精神。


為此,林文欽不惜砸下重金,斥資數百萬元,重新排版、印刷,甚至為了讓讀者易於保存、收藏,更進一步可以用書來「裝飾」、「擺飾」家居環境,而推出新封面設計、新包裝書盒的平裝本,以及絨布燙金封面附翡翠皮書盒的精裝珍藏版。台灣本土的文學作品,有如此「經典級珍本」,可說是台灣文學界破天荒的創舉。


然而,精裝珍藏版印了一千套,平裝版也印了兩千套之後,效果並不彰,銷售情況並沒有原先預期的好,幾乎各有一半賣不出去。事實顯示,這一齣當紅的電視劇,看電視的人非常多,但因此而看書的人卻少得可憐。


資訊取得愈易,求知熱誠愈少


回想過去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動不動就查禁黨外政治性或文化性雜誌。在那段風聲鶴唳的歲月中,林文欽充滿了「奮力對抗國民黨文檢制度」的豐富閱歷與信心。「書愈禁就愈紅、愈暢銷。」禁書反彈的理論,放諸四海皆準。


林文欽表示:「那時候,台灣人的閱讀率反而比較高。當權者愈是不斷禁止,反抗者愈是積極爭取。」但慢慢地台灣社會在改變,對年輕的一代來說,資訊愈易取得,追求智識的熱誠也愈來愈少,整個社會普遍缺乏追求優質社會的精神,這個情形在二○○○年綠色執政後更加明顯。而且選票壓力下,立竿見影的事才做,細水流長的文化事業則乏人問津。


林文欽很無奈地對這種現象下了一些結論:「中國的文學大師朱光潛曾經說過一句話:『人都往抵抗力較低的方向走。』我覺得,現在的台灣人已把這句名言發揚光大。台灣人『厭讀症』,源自智育的惰性、心靈的毀壞、精神的墮落。」儘管如此,自詡為「台灣出版蠻牛」的林文欽,依然堅強地站在台灣的出版界,鍥而不捨地努力著,為的是替台灣的文學與文化,留下一片可與中國文學相抗衡的天地。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3命運之旅(上)


  

 圖/江蓋世 T50401<命運之旅>_彩墨宣紙 (2014)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自立晚報刊出來,民進黨的謝長廷、洪奇昌、江蓋世,與「反共愛國陣線」的許承宗、吳東沂,全部遭到台北地檢處檢察官陳清碧起訴,前三人的罪名是「妨礙公務」、「妨礙秩序」,後兩人的罪名是「妨礙秩序」,而謝長廷因帶領群眾大罵老賊不要臉,他個人又加了一項「侮辱公署罪」。


該來的,想躲也躲不掉,我雖遭到了起訴,但又可以延續非暴力的抗爭,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我卻面臨一個困境,如果完全按照「甘地精神」,我根本不需要聘請律師,也不需要在法庭上大費唇舌,可是,我如果把話講得太滿,說我自己不請律師,絕不上訴,但這麼一來,只會影響我另外兩位受難同志謝長廷、洪奇昌。一位律師朋友告訴我:「你堅持你的信念吧,別管別人怎麼說。」


但另一方面,由陳繼盛律師所召集的義務辯護律師團,正在密切磋商,如何打贏這一場官司,如果我個人自行其道,不委任律師,將來也不上訴,豈不是破壞了原有的團隊嗎?左思右想,我想到一個折衷的辦法,有關於法律訴訟的部份,就由律師團統一步調,但我個人依舊去環島,推動台獨思想運動。甘地本人,有他基本的堅持與原則,但遇到特殊情況,他總是採取權宜的措施,我想,我這樣的決定,可以說是修正版的「甘地精神」,畢竟國情不同,時空背景不一樣,我總不能食古不化,自我突出,而忘了身邊受難的同志。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進黨中央為了我們遭到起訴,而舉行記者招待會,黨主席江鵬堅親自主持。小小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聞記者,人很多,秩序很亂。江鵬堅首先開個頭,然後再依序由我、洪奇昌、謝長廷發言。那時,我整個心思,是擺在下個月的「命運之旅」,什麼記者招待會啦,或是法庭的辯論啦,又有什麼重要呢?我能上山下海,踩遍台灣的每一塊土地,那才是我的最愛啊!因此,我發言前,就事先準備一張小抄,我慢慢的唸了出來:


    「我只想說兩句話:


   第一、我感激他們將我起訴,謝謝他們;


   第二、我怕黑暗。他們不准我們點燈,我只好當『台灣獨立』的蠟燭。」


接下來,洪奇昌、謝長廷針對國民黨的司法整肅,提出了很多批判。記者會完了,江鵬堅回頭問我:「江蓋世,你怎麼只講一點點?」


我只好聳著肩,笑一笑,我又能說些什麼呢?反正,我一無所有,要抓要關,是他們的事,我只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入獄前的「命運之旅」,那麼,所得的成就就勝過在記者會上的千言萬語了。


一九八七年的民進黨,黨綱內有關台灣前途的條文,只有「住民自決」的基本綱領,而沒有任何台獨的字眼。當時我想,除了反對國安法之外,我們應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的黨綱,如果成功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就不再是我們這幾個「少年仔」的任務,而是整個民進黨的政治責任,是啊,為什麼不如此呢?我們只有幾個人,統治者很好對付我們,要是整個民進黨都站了起來,那所凝聚的力量,就沒有那麼簡單對付了。


因此,我們幾個討論之後,決定要尋求民進黨全國黨代表的連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黨綱,同時,也向海內外的台灣人民訴求,推動一個全面性的連署運動,希望不單單是民進黨,而是所有支持思想自由的人民,都應該站出來,簽下你的名字,向統治者說「不,你不可以剝奪我們的思想自由!」。


主意打定,接下來,我們就要找一個人來寫連署運動的宣言,第一個,我想到的就是林濁水。


林濁水,一九四七年生,南投埔里人,政治大學畢業,曾擔任過《新潮流》雜誌總主筆、「黨外編聯會」會長,一九九一年提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一九九二年當選立法委員。林濁水寫得一手好文章,理論研究紮實,民進黨組黨前後的重要文獻,以及有關台獨的重要決議文,大都由林濁水主導或主筆,因此,他向來被人稱為「台獨理論大師」。


我去找林濁水,向他提出連署運動的概念,這位前輩聽了一聽,思考一下,就滿口答應。圈內的朋友,常愛笑林濁水,說他的思考縝密,但動作卻慢吞吞的,跟他邀稿,就要不時的盯著,不然三拖四拖,大軍已開拔,子彈都沒準備,那還得了?有鑑於此,我特別叮嚀他:「濁水兄,時間有卡趕,請儘量卡緊咧,好否?」


林濁水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倒是滿照顧的,他一口答應,就真的快馬加鞭,過了沒幾天,宣言就寫好了,我非常感激他的協助。


這篇台獨運動的歷史文獻,題目是「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全文如下:


  「台灣的前途問題關係到一千九百萬人現實的利益,更關係到子孫萬代的幸福。


  一、不願再接受國共擺佈!


  對這個問題最喋喋不休的是國民黨與中共,台灣的出路在他們說來有夢想式的「一國兩制」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讓生靈塗炭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和「血洗台灣」,更有讓國民黨維持特務統治的國共合作;而付諸行動的則有八二三等戰役。


    要戰要和、要用文、要用武;要統戰,要殺人盈野都在於他們的隨興所至!他們看來,台灣人民除了安安份份地接受擺佈,甚至以自己的血肉當他們的砲灰之外,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一千九百萬有血肉的人,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堆統計數字,是擴張統治慾、權力慾的對象,是用來墊在權力寶座下的磚石木頭! 


  二、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為了台灣問題,甚至國際社會,不分大國小國,遠邦近鄰,四十年來都一再發表意見。


但是,在舉世喋喋不休,甚至把你當做芻狗犧牲時,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四年前台灣人民只不過怯生生地主張住民自決,中共、國民黨兩個勢不兩立了六十年的政權竟齊聲恫嚇,這兩個仇敵在面對台灣人時,竟是迫不急待地志同道合起來了! 


其實,自決,到底只涉及解決台灣問題的程序問題,還不是具體明確的方案,對台灣人民這樣低姿態的要求,兩個統治集團已悖然震怒!


三、走遍全島,喚醒人民,大家一起來支援!


但是就在這兩政權怒震未息時,台灣人民卻有人毫不在乎地進一步要求討論具體明確的方案的自由了,開始有人連「台灣獨立」的主張都提出來了!


而包括江蓋世在內的幾個年輕人竟不只形諸於文字,甚至舉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旗幟遊行,要走遍台灣南南北北各角落,去喚醒台灣人民天生的權利了!


    台灣人民已經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願了!


   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不願屈服在強權之下的台灣人民,一起來支援江蓋世這幾位勇敢的年輕朋友的主張吧。」




(未完待續)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4 我被起訴了(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4  我被起訴了(上) 



 


六一二的一夜暴力激情,第二天,報紙大幅度的報導。這是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前,最大的街頭流血衝突事件。






六月十三日
,一早起來,我看過了報紙,想了一下,我還是決定,今天照舊去立法院「每日一坐」。



 


那天,立法院的群賢樓九樓,「國安法」聯席委員會的審查,繼續進行。這一天早上十一點,我還是帶著同樣的道具,也沒找其他的朋友,就自己一個人溜進了立法院群賢樓,搭了電梯,直上九樓,電梯一打開,發現審查會門口,站著立法院駐警,我也不想硬闖,給那些警衛難堪,因此,就在電梯口旁邊,把海報攤了開來,綠絲帶綁上,綠背心穿上,一屁股坐在地上,開始靜坐。



 


來來往往的人並不多,有的人看了我一眼,便匆匆忙忙快步通過,好不容易碰到了黃宗文,他那時擔任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辦公室的助理,曾在關懷雜誌任職,我們彼此認識。沒想到,他一看到我坐在那裡,就勸我趕快離去,遇到這樣被自己人勸離,我感到有一點尷尬,只好笑著對他說:「我蹲在牆角,也不妨害任何人,請你不要勸我離開好不好?」



 


黃宗文眼見勸我無效,便悻悻然離去,不料沒一會兒,費希平立法委員,由裡面走了出來,站在我面前。



 


費希平,人稱費老,他是當時民進黨唯一的外省籍立法委員,在那個白色恐怖時期,還沒完全結束之前,費希平肯加入黨外運動,這一點,相當難能可貴,而且,他經常參與黨外時期的會議,開會時,許多人發言,講的是台語,他雖然聽不懂,卻依然神采奕奕的參與黨外的各種會議,雖然他在那時候的政治主張,是大中國的,可是,他肯定台灣的民主化,而且以資深立委的身分,與本土的黨外人士並肩作戰,這一點,我個人對他相當的尊敬。



 


我一看到費老,站在我的面前,為了尊敬這位老前輩,我馬上站了起來。他跟黃宗文一樣,勸我不要在這裡靜坐,這裡是立法院,是開會的地方。我也知道,我在那裡靜坐,對一個民進黨立法委員而言,是有一點難堪,可是我當時很想問他,為什麼當你們立法委員在會議廳裡面,把台灣人民的思想自由,用鴨霸的法律剝奪了,我連靜靜的坐在門口,向你們抗議的權利都沒有嗎?當然,這些話,我並沒有講出來,對這位老前輩的尊敬,使我不願意在那個場合,與他爭辯,於是我就先靜靜的聽他說。



 


費老說了我幾句,看著我的海報,就語氣和緩一下,笑著問我道:「民進黨的黨綱,並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啊?」



 


我馬上答道:「沒有錯,但是我要求的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是思想的自由啊!……民進黨並不主張思想自由嗎?」



 


這時候,一位警衛走了過來,我想了一下,好吧,不要讓費老太難堪,我還是離開這裡好了,於是收拾一下東西,在警衛的陪同下,搭了電梯下來,再走到立法院群賢樓的門口,重新攤開我的海報,繼續靜坐下去……。



 


事後想起這一段經過,不禁懷念起費老。他雖然把我請了下來,但是,他講的那句話「民進黨的黨綱,並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啊?」,卻無意中指點了我未來運動的方向。



 


是啊,我將來就是要推動民進黨去通過台獨黨綱!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這一天,我看了一份中國時報,費希平昨天勸我離開立法院群賢樓,報紙給報了出來,報導中,好像傳達一個訊息,一個民進黨的大老,把一個民進黨的年輕小伙子給請了出去,因為民進黨並不主張台灣獨立。上了報,雖然不錯,可提高知名度,但是這份國民黨中常委所辦的報紙,透過這樣的新聞,傳播給不明究裡的讀者,只會讓他們造成一種印象,江蓋世無理取鬧,所以被自己人請了出去。我只有一個人,我怎樣對抗一份大報所做的不友善報導呢? 



 


這一天是禮拜天,我就待在家裡,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想靜下來,卻有人不斷破壞我家的寧靜。我家的電話,開始持續遭到騷擾,不知道對方是誰,他們拚命的打電話,接通了之後,有的是放下狠話,有的則默不出聲,我們把它掛斷了之後,電話鈴馬上又響起。我成天在外頭跑,接的機會較少,倒是我媽媽,每天待在家裡,不斷的遭受對方的電話騷擾。換了一般人,也許會很憤怒,可是我媽媽是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她對我說:「只要你嘜甲人相打,你做啥米,我攏無反對。」 



 


我擔心她被人家電話擾得心煩,她卻笑著對我說:「伊們若打來,嘸出聲,我就講『感謝主!』,按呢,我就不會生氣,嘛不會乎伊們吵著,你看即招好否?」聽她這麼一講,我也笑了出來,欣賞我老媽的幽默。



 


當天晚上,難得在家裡舒服一下,我就好好的洗個澡,一邊洗澡,腦子裡的點子又來了,本來我想去美國,寫一本有關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書,可是,闖過了博愛特區,進軍了士林官邸,他們將來勢必限制我出境!這下子,只怕美國之行會成了白日夢,那我乾脆發起一項「全島返鄉長征」,由九月走到 十月六日 ,也就是中秋節前夕,用這樣的一個運動,來向全民呼籲,天涯猶有未歸人,海外台灣黑名單人士,人人都有返鄉權。



 


有過前一陣子的街頭運動經驗,我想,只要有十個人,只要我們肯走出去,縱然我們沒有任何公職頭銜,我們年輕人,還是可以創造時勢,改變歷史。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立法院恢復正常上班,當天早上十一點,我依舊帶著行頭,單槍匹馬的來立法院大門前每日一坐的「上班」。





當我正坐得無聊的時候,一位記者憂心忡忡的跑向我來,劈頭就說:「江蓋世,你要被傳訊了!」



 

(未完待續)


2010年10月16日 星期六

高子洋 卑南牧童流浪歌手


文/邱斐顯



背著吉他的演唱者為高子洋,蘇圓媛是他的人生伴侶(圖左三)。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6 (2006.2.11~2006.2.17)


高子洋,本名賴飛龍,卑南族原住民,因隨母姓,後改成「高飛龍」,從前親友都叫他「阿龍」,從小在台東知本部落長大。部落裡有三條大馬路。第一條馬路住的大部分是漢人;第二、三條馬路,則大都是原住民。高子洋的家座落在第一條馬路和第二條馬路中間,四周圍的鄰居,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皆有。這樣的成長環境下,讓高子洋的創作歌曲,包涵了多種語言文化的豐富性。


高子洋表示,他的音樂感受力,受父母親與族中老輩教導影響深遠。「讀幼稚園、小學的歌唱活動,老師都指定我當人選。」印象中,家裡有留聲機、音響的設備,原住民歌謠、日本歌、流行歌等,都會不時從音響裡流洩出來。父母親甚至在清晨,播放音樂叫他們兄弟姊妹起床。小小年紀的高子洋,就相當崇拜日本男歌星小林旭。


愛樂牧童,牛背上唱山歌


父親喜歡結交各族朋友,好客又善於歌唱。高子洋就是這樣耳濡目染地愛上音樂。「小時候,到山上放牛回家時,騎在牛背上一路上唱歌,部落裡的老人聽到我的歌聲,都會贊賞鼓勵。」


知本是台灣東南岸的交通樞紐集散地,有三家戲院,有康樂隊,許多王祿仔樂團、歌仔戲、布袋戲團,包括走遠洋的船員,都在這裡進進出出。看多了來來往往表演的過客,他也趁機學了一些流行的樂曲風格。高子洋憑著興趣,摸索地學習彈奏吉他、二胡、琵琶、打鼓等樂器,一點一滴地累積他的音樂素養。


高子洋回憶小時候,在部落裡,其實沒有什麼種族歧視的問題。因為小學成績不錯,中學時到市區就讀省立台東中學。學校裡,漢人同學居多,他是極少數的原住民學生之一。有部份漢人壞學生成群結黨,對原住民有著強烈的鄙視心態,「生番」的字眼常被使用在弱小老實的同學身上。這種情形,讓高子洋逐漸產生覺醒、嫉惡如仇與反抗的心理。這種即時反應與反抗,雖然從此受到尊重,日後更澤及到市區求學就業的部落孩子,但他已無法完成原有的學業,便放棄學業到林務局的屏東雙流林班去工作。


械鬥事件,離鄉背井打拚


一九六○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還常常存有庒頭間械鬥的場面。高子洋印象最深的經驗是,有一次,剛來台東開墾的國軍兵團,與原本早已漢、原融合的當地部落,發生嚴重械鬥。一群外省人欺負一個原住民小孩。


「這個原住民小孩的哥哥,是我的好友。我的好友為了替他弟弟出氣,就拿了一把刀在身上,回去找這群外省人。後來,在械鬥過程中,有一個外省人被刺中脖子而死。而我就在現場,親眼目睹這一切。」高子洋隨後曾因此事而被警方帶走,但他也得知,他的好友因畏罪跑到山上去躲警察,最後選擇在芒果樹上上吊自殺。


十八歲,高子洋又離開台東,透過親友的介紹,到台北極有名氣的酒家如「花王」、「杏花閣」等地工作。熟諳日本歌、流行歌的他,在現實的花花世界裡,工作得心應手,高子洋表示,「那時候,工作環境、條件都很好,可以賺不少錢。」


但是同時,他也接觸到許多在都市謀生不易的原住民朋友,看他們窮到連小孩的奶粉錢都籌不出來的困境。這些事情在在衝擊著高子洋對生命、對人生的觀點。


二十一歲,高子洋在新竹空軍基地服兵役,擔任庫房管理的工作。這個工作既輕鬆又悠閒,高子洋得以思考很多他個人,以及原住民朋友所面臨的問題。他開始構思,並邀集親朋好友,成立了一個愛心互助會,以不收利息的方式,幫助許多生活困難的原住民朋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高子洋生日當天,在兵營裡值班,就利用時間,一口氣創作了《我們都是一家人》、《那魯灣青年》以及《團結在一起》三首歌曲。幾天後,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為了慶祝原住民愛心互助會誕生,這三首歌曲就在台東知本天主堂廣場公開發表,並收錄在自助會的章程中。


遭到管訓,人生風雲變色


天真單純的高子洋沒想到,當時台灣社會仍處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一切涉及到集會結社的言論、文章、歌曲,都是極為敏感。他發表這些歌曲後,很快就嚐到苦頭。還沒退伍的他,在軍中就遭到嚴厲的管訓,並被警備總部的相關人員約談,懷疑他的歌曲中有結社的目的。


退伍後,高子洋到高雄做捆工。沒多久,家鄉的管區警員以母親生病為藉口,把高子洋誘騙至台東分局。這名員警,以高子洋曾在軍中被懷疑有結社目的,而聲稱高子洋是地方上的首惡份子,把高子洋移送到「岩灣」去管訓。後來高子洋甚至又被移送到蘭嶼島,參與闢建蘭嶼機場、環島公路勞動管訓。


移送前,那名員警曾向高子洋致歉,表示自己是奉上級命令行事,請高子洋能諒解他的苦衷。高子洋感慨地說:「管訓近三年期間,母親病逝、弟弟失學、親人離散、女友也遠嫁給日本人,我都一無所知。這一切讓我看盡人生的無常,對人性價值觀產生疑惑,我因此曾走入了宗教世界。」


創作名曲,「我們都是一家人」


高子洋強調,「以傳統原住民曲調,再融合國、台、客、原等不同族群的語言,可以吸引一般人對原住民音樂的認識,並影響人性最深沉的靈覺。」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高子洋的創作名曲,甚至被全國小學及高職的音樂課本列為學習教材。高子洋的音樂裡,充滿豐富多樣性,不但散發著原住民單純的熱情、也包涵來自台灣社會底層的生命力,以及他對弱勢者的關懷。高子洋等身的創作歌曲,詳實地紀錄了他大半生的所見所聞,不只是台灣原住民四十幾年來在台灣社會打拼的紀錄,也是台灣社會四十幾年來成長與衰敗、歡喜與哀愁的縮影。


過去歷年來,高子洋的創作歌曲,大部分透過同部落的原住民歌手「北原山貓」陳明仁代為演唱。因為高子洋一直安於幕後,局外人甚至認為陳明仁就是歌曲的創作者。


不但如此,常到部落採歌的欣欣唱片公司,也盜用高子洋的歌,還把版權賣給多家卡拉O.K.公司圖利。「如果你到卡拉O.K.或 KTV 裡點唱這首歌,作者的名字寫的是欣欣唱片文藝部,不是我。此外,某個教音樂的林老師,也曾自稱是『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創作人,還以原創人的身份控告原住民舞蹈團體『原舞者』侵犯著作權。」


曾加入黨外運動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唱過一首優美動聽的歌曲《美麗的稻穗》。這首曲子的創作者是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老師。高子洋指出,「有些學者專家誤以為,『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歌的原住民語歌詞,是陸森寶老師所寫,並被天主教卑南族神父曾健次,收錄在《原住民歌謠》一書中,其實這首歌跟陸森寶老師毫無關係。」


令人難以想像,當年被國民黨百般刁難的創作歌曲,二、三十年後,竟在台灣社會裡大放異彩。然而,令人憤慨的是,歌曲的原創作者卻是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一九九七年,朱約信(豬頭皮)、李坤城等人,要找原創作者簽下著作權的契約。他們找到了「北原山貓」陳明仁,想把版稅交給陳明仁。陳明仁不敢接受,才讓原創作者高子洋接受這一份遲來的正義。


二○○五年的「三二六民主和平守護台灣大遊行」時,這首歌的創作人名字還是被人張冠李戴,高子洋忿忿不平地指出:「某些原住民民進黨員的顢頇傲慢心態,讓人心寒。」


族群融合,理想仍待努力


肇因長期的著作權被盜用,一九九八年高子洋還俗後,以「原住民創業不求人」的精神,開始獨力自製音樂CD、自行銷售,重新發表過去歷年創作的作品,如「我們都是一家人」、「可憐的落魄人」等歌謠,從一個單純的民俗音樂創作者,成為自力更生的街頭藝人。


二○○二年,台東知本國小頒給高子洋「傑出校友獎」。二○○○年起,高子洋開始受邀擔任各類活動音樂大賽的評審老師,如教育部的國小、國中、高中、大專歌謠大賽,二○○三、二○○四年行政院新聞局的金曲獎,二○○五年福建東南衛視等電視台,都曾邀請高子洋擔任評審。


四年前,高子洋在淡水老街堤岸渡船碼頭邊,獨資經營「淡水留影留聲」、「高子洋的歌」的店,結合淡水河、八里觀音山的人文風情,設計開放式的表演空間,提供遊客團聚平台,並以現場錄影、錄音方式,製作個人、團體唱片、VCD影像,以做為個人收藏留念之用。這個全國唯一獨特的創意服務,廣受來往遊客的支持。



 高子洋【台灣願景】CD 內容。


然而台北縣政府相關單位諸多不合理的管理中,高子洋很受挫折地吟唱著「台灣願景」、「白鷺鷥的故事」等創作歌謠,他原本天真地認為,「生存的意義超越自我的尊嚴,只要能拿回做音樂的成本就好」。他沒想到,即使換了政黨上台,創作人依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二○○五年,他因此退離漁人碼頭的方寸之地。


高子洋,堅持走一條與眾不同的民俗音樂創作之路。人生的體驗與歷練,不管是對族群融合的看法、對社會上弱勢者的悲憫與同情,都成了他創作的來源。他成名的創作曲《我們都是一家人》,更是蘊涵成長歷程的辛酸血淚。


二○○六年初,剛退出民進黨的林義雄表示,「台灣近年來,每一次的選舉,幾乎都讓族群更加分裂,階級更加對立,選後仍然互相仇視、惡鬥,使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紛擾不安。」三十年前,高子洋創作這首《我們都是一家人》;三十年後,這首歌依然是我們整個社會要努力的目標。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洪瑞珍 一把月琴唸歌不斷

文/邱斐顯




洪瑞珍月琴教唱。照片提供/洪瑞珍。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1(2006.1.7~2006.1.13)


洪瑞珍,嘉義新港人,從小就沈浸在音樂氣氛中。自己和家人都愛唱歌,父母親受的是日本教育,非常喜歡唱日文歌曲。家族中的堂兄弟姊妹亦然。只要有家族聚會時,大家就會唱歌自娛。


洪瑞珍高中才學鋼琴,大學考上文化大學音樂系聲樂組,學的是西洋歌劇、藝術歌曲的聲樂唱腔。大學畢業後以教鋼琴為業,曾經在山葉YAMAHA台北市延平店的音樂教室擔任鋼琴老師,教了十多年。如果這樣一路走下去,洪瑞珍不可能走到「台灣唸歌」這一途來的。


一九八一年,洪瑞珍的獨生女兒三個多月大時,先生就因意外而喪生。洪瑞珍一方面承受喪夫之痛,一方面獨自養育幼小的女兒。先生過世兩年後,洪瑞珍的學長王振義,為了鼓勵她走出喪夫之痛的陰影,轉移注意力,便建議她學「台灣唸歌」。當時,她對「台灣唸歌」一點概念也沒有。


台灣唸歌,台語優美的聲韻


「台灣唸歌」曾經風行於五、六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是民間一般百姓工作或是休閒時,較為普遍的娛樂,用唸歌唱曲來紓解壓力。早期,台灣的父母一般都會教子女唸七字仔詩,此景現在已經很難再看見。


「台灣唸歌」的曲文裡,保留、含藏甚多台語優美的聲韻、用字、成語、形容詞或名詞,透過「四句聯」押韻形式,優美易懂,順耳動聽。內容則包含勸人勸世、時事新聞、民間故事等。表演方式可以一人自彈自唱,也可以兩人對唱。樂器則以月琴、大廣弦為主,有時輔以口琴、吉他、鑼鼓等。很多唸歌藝人都有即興表演的能力。


探訪名師,拜師學唱唸歌


一九八三年,洪瑞珍搭著學長王振義的摩托車,兩人一起到汐止偏遠的地方,去尋找台灣國寶級的唸歌名師---楊秀卿,並且決定拜師學藝。她回憶起小時候,家鄉廟口前演歌仔戲的模糊景象,「小時候的印象並不深,但楊秀卿老師當著我的面彈唱時,感動之情油然而生。」


因為學過聲樂,洪瑞珍唱歌時,和一般人的唱法迥然不同。開始學唱唸歌時,楊秀卿覺得她唱歌的樣子很奇怪,聽起來好像「嘴內咬一粒柑仔」。


自此之後,洪瑞珍的生活重心,大大轉變。她每週來找楊秀卿上課一次,不但自備錄音機,錄下上課的內容,回家後還趕緊把譜記下,免得忘記。


過去她只會彈鋼琴,不會彈月琴。學彈月琴,完全是向楊秀卿學習之後,才開始摸索的。說是摸索,一點也不為過。因為楊秀卿眼盲,無法親自教她。「我就抱著月琴,模仿楊老師抱琴的姿勢,並模仿她的彈法,一點一滴地學下來。」


洪瑞珍頗為感慨:「這種口傳心授的口述教學法,學習的速度比較慢,但是學習的過程卻是記得清清楚楚。現在剛好相反,教學時為了求快,學生常常記不住。」


先學唸歌,再學聲韻文字


楊秀卿一開始教她,就從最難的「七字仔」教起。「七字仔」的調性,常因字的音調不同,旋律就跟著變。楊秀卿曾教過她:「心肝煩惱頭纍纍。」台語的讀法上,「肝」是上揚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上揚;「惱」是下降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下降。又例如:「阮厝佇地大廟邊。」,「厝」是下降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下降;「地」是上揚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上揚。


如果台語的根基不強,學起來就很辛苦。因為台語的音調不同,字形也不同,加上台語文字尚未統一化,學唸歌的記譜、記詞的過程相當辛苦,如果字音和字形沒合對好,意思就完全「走脛」。


「有時自己記下筆記,如果幾天內沒有儘快整理的話,隔了一陣子再看,我就會忘了當時寫的是什麼東西。」和楊秀卿學了唸歌之後,洪瑞珍才驚覺,她身為台灣人,台語竟是這麼不靈光。於是,她另訪台語名師洪惟仁,重新開始學習台語聲調。


在譜曲填詞時,洪瑞珍的學長王振義,常常提醒她要把握「按詞配曲」的概念。因此,她一再與洪惟仁老師加強台語文字的讀法。


一曲「心悶」,思君在離別後


一九八三年,她開始學「台灣唸歌」時,台灣政治尚未解嚴,台灣人對本土文化的認同還不強烈,家人親友頗為詫異,父母也稍有反對之見。原因無他,大家總覺得她:「鋼琴教得好好的,又有子女要養,怎麼一頭栽進去學什麼台灣唸歌?」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台灣本土語言被國民黨政府貶為方言。國民黨政府不僅平常不准台灣人說母語,還制定政策,用罰錢的方式,嚴禁台灣人說母語。那個年代,只要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數人都會覺得「說台語,沒有水準」。父母親友受此影響,反對她學「台灣唸歌」。


然而,她一方面藉由向楊秀卿學習「台灣唸歌」,來轉移對先生的思念之情,一方面慢慢發現台語之美,而愈來愈投入。


一九九四年,洪瑞珍在台文通信月刊上,看見台語詩人陳明仁寫的一首詩「心悶」,想起過世十多年的先生,作曲的靈感一湧而上,不到兩天就完成譜曲的工作。這首歌也成了她的代表作品。


她的先生和她一樣,兩個人都愛爬山、愛攝影、喜歡大自然。一九八一年的端午節,她的先生和友人到鹿港划船,後又單獨到谷關去攝影,因梅雨季節天雨路滑,他不慎跌倒而喪生。當時,他們的小孩才三個多月大。她年紀還輕,就遭逢喪夫之痛。十多年來,嚐盡人間的酸甜苦鹹,卻也引導她找到生命中的另一扇窗。


古月琴聲,不教鋼琴教月琴


一九九四年,台灣的地下電台蓬勃發展。洪瑞珍因緣際會到電台主持「唸歌」節目。她認真把唸歌當專業來看待,是從主持綠色和平電台「古月琴聲」節目才開始。她每周介紹台灣唸歌歷史,邀請楊秀卿老師駐台演唱。師生同台時,楊秀卿曾經教導洪瑞珍:「彈七字仔的速度一定要放慢,不可以愈彈愈快。至於曲調部份,則可以自由挑選。」除了綠色和平電台之外,洪瑞珍曾主持過台北電台「台語歌詩」、台北勞工教育廣播電台「洪瑞珍柑仔店」的節目。


一九九五年,洪瑞珍在「台灣婦女會」開始教授月琴彈唱。從那時候起,有四個學生一路跟著她學台灣唸歌,一直到現在。洪瑞珍認為,懂得欣賞「台灣唸歌」的,多半是中年人。她的學生也以中年人士居多。


抱著月琴,暢談傳薪願景


二○○一年,洪瑞珍身體不適,輾轉看了幾家醫院之後,才震驚得知自己罹患乳癌,且為第三期。隨後,她在和信醫院做化療治病。這段期間,前台北電台台長劉國珍先生一直給她支持與鼓勵。劉國珍知道她得癌症,建議她到內湖的「新生命工程站」去練旋轉氣功。


原先,因為身體病痛,她婉拒劉國珍的好意。後來,劉國珍不斷鼓勵她,才鼓起勇氣去嘗試。洪瑞珍與病友經驗分享,她發現不再是自己一個人單獨承受病痛而已。她慢慢勇敢地走出癌症的陰霾,並試著在病友的團體中教唱「台灣歌仔調」。


有了這段不同的人生體驗,洪瑞珍積極思考如何保存台灣傳統文化,也對癌症病友多了一份疼惜之心,只要行有餘力,她都樂於和病友分享抗癌的親身經驗,也樂於為他們安排一些文化饗宴。


二○○二年,走過抗癌的辛苦歲月之後,洪瑞珍結合了一群本土音樂愛好者,成立「洪瑞珍唸歌團」。她希望藉著這個組織,長期發掘台灣本土國寶級的說唱藝人,並致力培養新一代說唱藝術人才,讓台灣傳統的說唱藝術得以薪傳。


談到傳薪的願景,洪瑞珍認為,以前楊秀卿老師教她的時候,是從最難的「七字仔」調開始教起。現在她卻是為了怕太難的曲調,把學生嚇走,都從簡單的「台東調」、「送哥調」、「文和調」先教起。以前她得自己先幫老師錄音、記譜,現在她則是先譜曲給學生彈。


洪瑞珍感慨說道:「台灣唸歌的歌詞,多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年輕人沒興趣學,像我在內湖社區大學的月琴班,只有八個學生,雖然這樣,我還是繼續彈下去!」


「風若透,雲就走,變做茫霧罩山頭。月若暗,星就到,滿天的浮薸和水草……」。她雖沒有楊秀卿的「江湖走唱」味,她的音樂科班音樂基礎、推動「台灣唸歌」藝術的熱誠,我們相信,洪瑞珍將一把月琴,滿腔熱誠,台灣頭尾,唸歌不斷。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