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 迴盪 5-3 命運之旅（下）

 圖／江蓋世 T50402＜命運之旅＞_彩墨宣紙 (2014)

像這樣的行程，除了中間有短暫的喘息，後勤補給一下，我們幾乎要馬不停蹄的全島奔波，何時被擋？何時遇捕？我們都不知道，也管不了那麼多！每天就是要面對不確定的未來，而在最後一天，我們又要再度去「拜訪」蔣經國，把活動拉到最高潮。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那應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政治動員計畫，可是，出發前夕，我們算算手頭所擁有的人力物力，實在少得可憐。

我們的基本成員，只有六、七人，除了我之外，還有楊木萬、童鴻欽、漢文、阿龍、陳東騰、蔡文旭、兵介仕等人。楊木萬是鐵工，童鴻欽是馬拉松好手，漢文是龍山寺老人會的成員，阿龍是漢文的兒子，陳東騰也是鐵工，他擔任我們戰車的司機，蔡文旭與兵介仕他們兩人，因為在雜誌社上班，只能利用上班之餘，抽空支援。中途，也有各縣市的熱心義工，半途加入，支援幾天，但大致上，仍然以上面所講的六、七人為基本的成員。

經費方面，我們在八月中旬，連著三天龍山寺的「命運走唱」，共募得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元，再加上士林慈誠宮一場「命運拜訪」，募得八千一百七十元，總共是三萬九千七百三十二元，後來，再加上陳永興醫師贊助三萬元，我們總共有約有七萬元的經費。我們買了一輛中古的發財車，花了三萬元，再花了一些鐵工材料費，把那輛車子拼裝成一部宣傳戰車，這樣子，我們的總經費七萬元，已經去了一半。

情況如此，我不得不面對現實，原來腦中構想的龐大的全島進香團，包個大型巴士，一車載四、五十個人，不得不完全取消，只好六、七個人，統統塞在那輛破宣傳車裡面，幌啊幌的，一路走全島。至於，我們的食宿問題，並沒有像國人的出國旅遊，要吃什麼，要住那裡，統統事先預約，我們只有行程確定，食宿問題，則「時到時當，無米煮蕃薯湯」。

現在回想起來，這絕對不是很好的規劃，可是，一來，我們只有微薄的經費，再來，雖然我們堅定我們的信念，但是，我們的宣傳戰車一發動，就是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吃什麼？住那兒？我們可管不了那麼多了。

接下來，我再談談，我們那一輛「台灣命運號」宣傳戰車。原先，我們並沒有半部車，而各公職服務處，雖然有自己的戰車，幾個小時的支援，倒還好說話，可是一借，就是環島一周，沒人肯借我們的。我很想要擁有一部戰車，於是，我就去找楊木萬商量。

楊木萬，一九五五年生，台北縣三峽人，他是礦工的兒子，國小畢業，就出來到鐵工廠當學徒，小小的年紀，曾經一天工作長達十幾個鐘頭，慢慢的，累積了一點小錢，自己開一個小店面的鐵工廠，尤清第一次競選縣長時，擔任服務處的義工，而後，投入民進黨的反對運動，一九九四年，當選土城市代表。楊木萬，中等身材，兩眼如銅鈴，頭髮零散，闊嘴厚唇，嗓門奇大，身材魁梧，因為他打鐵出身，兩手孔武有力，初次見面的人，常會被他的外貌嚇到，可是，他外貌粗獷兇惡，內裡卻有一顆熱情善良的心，蔡文旭把他介紹給我之後，我就被楊木萬的熱情所感動。

為了「命運之旅」，我去找楊木萬。

「阿萬仔，我想欲找一台宣傳車，咱來去旋全島，你有無辦法否？」

「車喔，彼真簡單，有錢就會使買到，阿你預算若多呢？」

「咱干旦有幾萬元而而，尚好是，有人不要的車否？」

「報廢車？不通駛啦，欲旋全島咧！」

「那按呢，中古車敢有否？」

楊木萬考慮了一陣子，回答道：

「我來去找看覓，若有中古的，我來修理一咧，嘛是會使走全島！」

過了幾天，他說找到了，是一輛快要報廢的中古發財車，他的朋友出個價，三萬塊而已，我一聽，先是非常高興，可是再想一下，三萬塊的中古車，便宜是夠便宜的了，可是，能跑全島嗎？會不會中途冒煙瓦解，四輪各奔前程呢？

楊木萬雖是鐵工，他對汽車修復也有一手，因此，我告訴他，好的，三萬元，我們就買了下來，麻煩你，好好修一修，讓它能載我們跑完全島，可不要中途陣亡喔。

好了，車子的問題解決了，下一步，我想讓我們這個「命運之旅」，有一個很醒目的象徵標誌，要用什麼來代表呢？怎麼樣放到車上，讓路人遠遠就可以看到呢？

我有一個構想，如果有一個巨大的台灣雕塑，放在一輛小拖車上面，巡迴台灣，這麼一來，就能產生很明顯的戲劇張力，我們這一波運動，就是「為台灣命運進香」。可是，那來這麼大的台灣雕塑？晚上的時候怎麼辦？誰看得到它？我又去找楊木萬商量。

「阿萬仔，我欲做一個『台灣』，放佇車頂，隨咱旋全島，你看覓，欲按怎做才好？」

楊木萬聽完我的構想，想了一下子，就答道：「啊哈，你找對人啦，這我專門啦！」

楊木萬是一位優秀的鐵工，他根據我的構想，就開始自己設計藍圖，然後用鐵打造一個高約一公尺半，寬約半公尺，厚度約五十公分的台灣模型，這個鋼骨模型粗胚打好了之後，再去請一家壓克力行，把這個台灣模型，外面包上一層壓克力，台灣的兩面是綠色的，台灣的邊緣是紅色的，而中間寫上黃色的「命運」兩個大字。另外，楊木萬則事先在這個台灣模型肚子裡頭，裝了一根日光燈，只要一開燈，就好像夜間街道的廣告市招一樣，遠遠的，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這個鋼骨壓克力做成的台灣模型。

這樣的一個龐然大物，要放在那裡較好呢？楊木萬又用他的腦筋，在我們的宣傳車駕駛座的車頂上，打造一個三角架，中間插著一根很粗的鋼管，然後，把台灣模型的縱貫主樑延長，下端裝上一根較粗的鋼管，好了，一切打造完成，就把台灣模型往那個三角架的鋼管這麼一插，兩相契合，於是，大約有一個人高的鋼骨壓克力台灣模型，就聳立在我們的宣傳戰車上面，遠遠看來，相當壯觀。

我十分感激楊木萬的幫忙，向他說道：「感謝你，阿萬！咱駛這『台灣命運號』戰車，來去旋全島啦！」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 迴盪 5-3 命運之旅（中）

圖／江蓋世 T50401P1＜命運之旅＞_彩墨宣紙 (2014)

  

我們把這篇宣言及連署書，傳真到全島各地的民進黨公職服務處、黨部，而海外的部分，則透過台獨聯盟「公論報」的協助，把這項連署活動，推展到美國、日本的各個台灣人社團。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我們就得到海外同鄉熱烈的響應，參與連署的有如下代表人物：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前會長陳都、會長李憲榮、「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前主席張燦鍙、主席許世楷、「獨立台灣會」負責人史明、「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楊黃美幸、「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彭明敏、「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會長林心智、「民進黨世界後援會」總幹事林明哲、「台灣文化」總編輯陳芳明、「台灣公論報」總編輯蕭文堂、「太平洋時報」總編輯胡忠信、「台灣學生社」社長張信堂，以及全美各地的同鄉會會長，或歷屆社團的負責人。

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主戰場在海外，而島內經過我們第一波的「贖罪之旅」，才剛剛萌芽，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能得到海外台灣人運動的重量級人物鼎力聲援，而感到非常興奮。台灣的土，有些硬，但海外適時聲援，助我們一臂之力，使我們信心倍增。不過，八月三十日，台灣的反對運動又發生一件大事，使得剛萌芽的台獨運動再往前跨了一大步。

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數百名曾遭國民黨迫害的政治犯，群聚台北市的國賓飯店，他們成立了「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

在那時，我沒坐過牢，還不夠格參加他們的會，但是，為了推動「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連署運動，我跟蔡文旭就在會場外面，拿著連署單，拚命的拜託這些政治犯前輩，希望他們簽名連署。

大會在討論組織章程時，許曹德他站起來發言，要求大會把「台灣應該獨立」六個字，列入章程裡頭，他話一說完，眾皆譁然，這在過去，是殺頭大罪，雖然台灣已經解嚴了，可是，「懲治叛亂條例」還沒廢除，「刑法一百條」尚未修改。如果，許曹德的提案通過的話，那麼，「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台獨組織。

經過熱烈的激辯，大會竟然照案通過，完全不考慮未來可能遭到的後果。果然，沒多久，國民黨就開始辦人，鎖定的對象，就是當天的大會主席蔡有全，與提案的許曹德，他們倆人，後來被關在台北土城看守所，而我在一年之後，也跟著入獄，而有幸與他們同窗一段日子，這段經過，將來我再詳細敘述。

話說「命運之旅」出發的日子，愈來愈近了，我們本來想找鄭南榕幫忙，但他搞雜誌，不克分身，最後我們硬著頭皮，請他幫助我們印傳單，結果，他一口答應，願意出資，幫我們印兩萬份的「命運之旅」的傳單。當時，蔡文旭與兵介仕，他們兩人都在蘇明達所創辦的「民進年代」雜誌社，擔任採訪記者。

八月二十八日，我跑去他們雜誌社，藉著他們的辦公室，三個人就開始討論，怎麼樣製做一張像樣的傳單。因為過去我所使用的傳單，都是我自己用黑色簽字筆寫的，也沒打字，更別提美工、編排，我就直接拿去影印。我的字，蔡文旭老愛挖苦我「太醜了」，所以，這一回，我們有了鄭南榕的贊助，可以好好的出一波我們自己的文宣，因此，蔡文旭非常慎重其事，提議要寫一首詩，當做主文，於是，他就在白板上塗塗寫寫，然後兵介仕幫忙潤飾潤飾，最後，大功告成。

我們三人在白板上，一字一句，推推敲敲，集體創作一首「命運之旅」的詩，因為，那時我們還沒開始學台語文，詩是用北京話寫的。那首詩，是這樣寫的：

　　　　走出台灣的漫長黑夜

　　　　一支香，獻上虔誠的祈禱，

　　　　一顆心，燃燒熾熱的關懷，

　　　　一把琴，傾訴台灣悲慘命運，

　　　　一雙腳，走出台灣光明前途。

　　　　是期待？

　　　　是悲哀？

　　　　台灣人啊！你向何處去？

　　　　是媳婦？

　　　　是奴才？

　　　　等待何時才出頭！

前面我已經說過，我們第二波的全島運動，命名為「命運之旅」，主要是向人民宣告，台灣的命運由全體台灣住民自己決定，不需假藉外力，也不用看中共的臉色。我們要到全島各大廟宇進香，主要的原因是，各地的大廟，常常是當地民間力量的匯集地。

前一波的「贖罪之旅」，我們只吸納了民進黨人士為主的社會力量，但這一次，我們希望能吸引更多的社會力量。

整個「命運之旅」的行程，是以順時鐘方向，環島繞一圈而排的，活動的方式，都是每天下午五點，在民進黨人士的服務處、促進會、黨部、聯誼會等地聚集，然後，遊行到各大廟宇進香，晚上七點半，再舉行演講會，而重要的城市，我們就把演講會，擴大為盛大的晚會，現在，我把當時的行程與進香的廟宇，列在後面：

九月四日　　　台北市　龍山寺（廣州路）　　　　艋岬之夜

九月六日　　　新竹市　關帝廟（老人公園）　　　竹塹之夜

九月七日　　　桃園縣　景福宮（景福宮）

九月八日　　　苗栗縣　慈和宮（苑裡中山路）

九月十一日　　彰化縣　福寧宮（員林中山路）

九月十二日　　台中市　馬舍公廟（中華路）　　　台中之夜

九月十三日　　台南市　良皇宮（西門路）　　　　府城之夜

九月十四日　　嘉義市　城煌廟（吳鳳路）

九月十七日　　高雄市　媽祖廟（鳳山三民路）

九月十八日　　屏東縣　媽祖廟（屏市中山路）

九月十九日　　台東縣　皇天府（台東市大同路）　綠島之夜

九月二十一日　高雄市　三鳳宮（河北路）　　　　港都之夜

九月二十四日　花蓮縣　帝君廟（花蓮市）

九月二十五日　宜蘭縣　福德廟（羅東公園）　　　噶瑪蘭之夜

九月二十六日　基隆市　開漳聖王廟（仁三路）

九月二十七日　台北市　行天宮（民權東路）「命運拜訪」士林官邸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 狂飆 3-6 鼓吹非暴力（下）

圖／江蓋世 D2701＜五一九＞_彩墨宣紙 (2013)

高雄的天氣非常熱，我有點緊張，嘴巴又很渴，我記得服務處裡面的小姐，給我端了一杯茶，我對她心存感激，這杯茶，是我這個從台北下來的年輕人，所感受到高雄人的第一個溫暖。

剛開始，我有點緊張，其實我不是擔心什麼情治人員的騷擾，或任何不利的行動，我緊張的是，我必須坐在那裡，將近三個鐘頭，我不能像路旁的流浪漢，躺在街角睡覺，我必須腰桿挺直，對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點頭示意，希望能碰到一兩個知音，能跟他解釋，什麼叫做五一九非暴力。

但是，一個鐘頭過去了，沒有半個過路人，肯蹲下來跟我講幾句話。有一位年輕的少婦，牽著一位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大概三、四歲吧，那小男孩邊走邊東張西望，快接近我的時候，看到我那個模樣，穿著涼鞋，一身綠衣，頭綁綠絲巾，頂上貼著一幅大海報，便拉一拉他媽媽的手，低聲問道：「那是什麼？」

只見他媽媽，馬上緊抓著他的小手，從我的面前，快速離去，然後，我隱隱約約聽到他媽媽身後拋下的一句話：「快走，那是神經病！」

望著這對母子的背影，我哭笑不得。

沒多久，又有一個陌生的男子，在馬路的對面，拿著相機，照了我幾張相，接著一溜煙又跑掉了，他是誰呢？是記者嗎？如果是記者，幹嘛偷偷摸摸的躲在那裡，為什麼不光明正大的站在我面前拍照呢？是便衣情治人員嗎？我坐在自己人的服務處大門口，又犯了什麼法呢？唉，不管他們了……。

為了使我自己定下心來，我拿出了《金恩傳》，繼續看這本書。看了十幾分鐘，我整個注意力再度投到六○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我的心，不再忐忑不安，我的眼睛，不再看著路人團團轉，原本緊蹦的神經，逐漸鬆弛了下來，我愈看愈起勁，竟然沒注意到，午後的斜陽，已經爬上了我的身體。我整個人正沈浸在金恩博士如史詩一般，音韻悠揚、波濤洶湧的偉大演講「我有一個夢」：

一百年過去了，黑人依然不得自由。

一百年後，種族隔離的鐐銬，歧視的鎖鏈，依然折磨黑人，情況悲慘。

一百年後，在物質繁榮的浩瀚大海裡，黑人依然活在貧困的孤獨小島上。

一百年後，黑人仍然窩在美國社會的角落，憔悴落魄，而自覺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不過是個被放逐的人。

一百年後……

我有一個夢，我夢見有一天，我的四個小兒女，所住的國家，不以膚色而以品性判斷一個人。

我今天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有一天，現在的阿拉巴馬州，那個州長滿口干涉，違抗國會法令，而該州將會變成一個地方，在那裡，黑人的兒女與白人的兒女，能手拉著手，親如兄弟姊妹，走在一起。

我今天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有一天，所有的山谷會升高，所有的丘陵會降低，崎嶇的土地成為平原，曲折的地方轉為平直……

我從金恩那裡，所感受到追求夢想的精神力量，讓我不再害怕，讓我不再自怨自憐，像汪洋人群中的孤島，雖無任何海鳥的溫情眷顧，我也感到怡然自得。

好了，五點十九分到了，我伸伸壓麻的雙腿，拍拍屁股，緩緩的站了起來，然後收拾一下玻璃門上的海報，扛起我的行李，去找高雄的朋友投宿，明天早上，再動身到台南市。

就這樣，由五月十二日到五月十八日，我帶著一張大海報，一件綠背心，一條綁頭的綠絲巾，隨身簡單的行李，一本金恩傳，一路由高雄北上，往台南市、雲林縣、台中市、新竹市、桃園縣、台北縣等各地的主要民進黨公職服務處，最後抵達台北市立法院群賢樓大門口。

我在高雄靜坐，只有我一個人，往後各地來聲援靜坐的人，多則十幾人，少則三、四人，當時並沒有有線的民主電視台，報導我的消息，而各地的地方新聞版，頂多是一小則不起眼的新聞報導而已。因此，就媒體宣傳而言，我想透過這種靜坐方式，宣揚非暴力，成績有限，但事後的迴響，也因著我這樣一路走上來，結識了不少各地的基層黨工，這些基層黨工，就是我一九八七年下半年展開全島台獨運動，最重要的主力部隊。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民進黨中央在台北市孫文紀念館，舉行盛大的五一九要求解嚴大型示威活動。國民黨當局在一九八六年的五一九，已經跟黨外陣營對峙過一次，而一九八七年的五一九，民進黨是動員整黨的力量，集結群眾，發出解嚴的怒吼，統治當局則動用了所有最新的鎮暴措施，嚴陣以待。這一天的示威，由白天戰到黑夜，除了零星的肢體衝突之外，並沒有發生嚴重的流血衝突事件。

我完成了由南至北的非暴力靜坐運動之後，五一九當天，我仍然帶著原來的道具，投入萬人的群眾中間，跟著大家，坐在地上，看台上的民進黨領導階層，透過巨大無比的麥克風系統，發出「解嚴！」、「台灣人出頭天！」的怒吼。

我跟大家一樣，都是坐在廣場上，靜靜的聽講，或跟著舉手呼口號。我跟身邊不一樣的是，我穿了那一身甘地精神綠背心，雖然我沒講半句話，也沒有半點機會，踩上講台一步，我只是在那裡靜靜的坐著，可是，我發覺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媒體攝影記者很喜歡照我，雖然我沒有一官半職，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民進黨基層黨員而已。我在五一九這一天，跟群眾坐在一起的相片，後來成了一家雜誌社的封面相片，我看了很高興，又好笑，有的公職人員，拚了老命，也上不了報紙、雜誌的頭版新聞，可是，我只是坐在那裡，就成為封面相片的人物。這時，我開始感覺到：

「我有一點點名氣了。」

我知道，人生在世，名聲如黑松汽水的泡沫，一轉眼就不見了，你也無法一輩子抓住它，但是，如果好好的運用一下自己的知名度，卻可以把我所要追求的夢想，付諸實現。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 狂飆 3-6 鼓吹非暴力（上）

圖／江蓋世  D2702＜五一九＞_彩墨宣紙 (2013)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是母親節，我留在家裡陪我媽。我輕描淡寫的向她說明，從五月十二日到十九日，連續八天，我要到全島去進行「五一九非暴力靜坐」。

我媽她也不是非常清楚，我具體的政治訴求，或活動的細節是什麼，她只是一再的叮嚀道：

「千萬嘸通甲人相打，只要是非暴力的活動，攏無要緊，平安返來就好！」

五月十二日一大早，我一個人，右手揹著手提袋，左手拎著包包，包包內裝著一張手寫的海報。還有，那件「甘地精神」綠背心。在桃園進行「組黨行軍」時，那件綠背心被撕成兩半，後來，我自己用縫衣機把它重新縫好，另外，又拿一件白色汗衫，剪成長方形，中間用毛筆寫上「甘地精神」四個大字，再拿一隻紅色簽字筆，把甘地精神四個字描上紅色的邊，然後用針線，一針一針的把這塊長方形的「甘地精神」布條，縫在綠背心的胸前，我拿起來，看了一看，頗覺滿意，摺疊好，就往包包裡一塞。

於是，我就這樣帶著簡單的行囊，來到了台北火車站，穿過了月台，走上了火車，坐定了位置，喘了一口氣，眼睛一閉，深呼吸幾口……慢慢的，火車離開了月台，一路南下，奔向高雄……，車窗外的電線桿與樹木，不斷的往後飛奔。我從包包裡拿出《金恩傳》，隨著這本書，我好像進入六○年代美國黑人運動的時代舞台，耳畔彷彿迴響著一聲又一聲，金恩博士內心深處的吶喊，「我有一個夢！」……。

我整個活動的設計是這樣的：

我把活動名稱定為「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這個名稱的解釋，簡單的說，就是用非暴力的精神，來推展五一九綠色解嚴的訴求，讓整個台灣的社會了解，我們要求主張解嚴的人，是愛好和平的，是堅守非暴力的。再來，我選擇的表達方式，是用靜坐，因為靜坐，最簡單，最不需要花錢，最容易請他人支持。若舉行動態的活動，或大場面的群眾活動，是需要集體的力量，與長期的規劃，但我只有一個人，我就挑最簡單的方式。

另外，地點的選擇上，我只定八個城市，是因為我第一次單槍匹馬走全島，我怕人生地不熟，所以就先挑台灣西部縱貫線上的大城市，在這些大城市，早期的黨外人士較多，同時，也都有民進黨公職人員的服務處，可以做為我推廣非暴力的據點。

我靜坐的時間並不長，台北市以外的各地，我每天從下午二點三十分靜坐到五點十九分。 有位朋友曾挖苦我：

「靜坐就坐久一點，那有人只坐二個多鐘頭而已，豈不是『兼差』的？」

我是笑罵由他，因為一九八七年那個年代，傳真機並不像現在這麼普遍，許多地方記者寫完了稿，還得跑到郵局去寄快遞，若是一個活動拖到了晚上六、七點，那些地方記者就沒輒了，今天的新聞，若趕不上快遞的班次，可能成了後天的舊聞，甚至就被編輯大爺們，隨手丟到垃圾筒裡去了。

我既無一官半職，又不是什麼團體的代表人，我要推銷的又是抽象的「非暴力」，因此我要費盡心血，才能讓「非暴力」三個字，擠上新聞的版面，我只希望很多人，知道非暴力三個字，有更多的人，去討論什麼叫做非暴力，那麼，當非暴力與我們從事反對運動的人結合在一起，那麼，統治當局也就不能在輕而易舉的將我們抹黑、醜化了。

所以，我定下午二點三十分開始，然後在五點十九分結束，一則是強調「五一九」，再則是便於地方的新聞記者迅速發稿，而爭取上報的機會。

下面是我這次活動的整個行程表：

　　　　五月十二日－－高雄市張俊雄服務處

　　　　五月十三日－－台南市高李麗珍服務處

　　　　五月十四日－－雲林縣斗六朱高正服務處

　　　　五月十五日－－台中市許榮淑服務處

　　　　五月十六日－－新竹市蔡仁堅服務處

　　　　五月十七日－－桃園縣中壢許國泰服務處

　　　　五月十八日－－台北縣板橋尤清服務處

　　　　五月十九日－－台北市立法院群賢樓

五月十二日中午，我抵達了高雄火車站，像一個台北下來的「鄉巴佬」，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這個陌生的港都。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直接開到立委張俊雄的服務處。到了那裡，我有一點尷尬，服務處裡面，只有兩、三個人，他們也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要來做什麼，更別說服務處的人，能夠給予我什麼樣的接待。我硬著頭皮，進去跟他們打一聲招呼，然後再把行李放到服務處外頭的走廊上，等到下午兩點半，就開始靜坐的時間。

過了一會，有一、兩位服務處的幹部進來，因為曾經在台北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上，並肩作戰過，彼此還認識，我主動跟他們打招呼，他們只問，「你今仔日來做啥米？……喔，來靜坐，好啊，好啊！」，然後，跟我握個手，就擦身而過，繼續忙他們的。

這時的我，心裡可是百般掙扎，人家連理都不理我，我還要在他們的大門口靜坐嗎？……原來的算盤是，民進黨公職的服務處，就是各地反對運動的聚集場所，也是資訊中心，在那個反對運動如火如荼的年代，只要有什麼活動，服務處一定是人來人往，可是，今天我要下來的消息，雖是非常小的版面，報紙上還是有提到，可是現在怎麼落到冷冷清清的地步呢？

「無管彼濟啦，既然來啊，我就有頭有尾，甲伊坐到煞。」

主意打定， 下午兩點半的時間，我就把自己畫的一張全開大海報 「519 非暴力靜坐」，拿出來，貼在服務處右側的玻璃門上。然後，在披上「甘地精神」的綠背心，頭上綁著長條的綠絲巾，把兩個行李袋放在我的右手邊，我就一屁股盤腿坐下，準時開始靜坐。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一項決議： 

 

五月十九日下午一時，民進黨將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大型演講會，反對執政黨制定國安法，並抗議執政黨實施戒嚴屆滿卅九週年。而且，將在演講會之後，以總統府為目標，由國父紀念館出發，舉行示威遊行。然後由民進黨主席江鵬堅親率十一名中常委，向總統府呈遞抗議書。  

 

早在民進黨中常會通過這項決議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透過鄭南榕的從中運作，民進黨一定會在五一九舉辦大型的演講會。可是，整個運動都集中在台北，而全島各地呢？因此，我想在黨的大型活動之前，自己先去跑全島一趟。再來，在那個時代，「非暴力」這個概念，對很多街頭運動的黨工而言，是一個很陌生而可笑的概念，我可以去巡迴全島，倡導非暴力。

 

不過，有位朋友，曾經不客氣的指責我：「你頭殼歹去！民主國家才來講非暴力，對付國民黨政權，講非暴力，就是對伊們軟弱啦！」

 

「嘸對，非暴力是非常堅強的，只有強者，才有可能使用非暴力，才有可能手無寸鐵，面對的暴力鎮壓……」

「聽嘸啦，你講彼套，行不通啦！」

 

就是這樣，我與許多朋友的論辯，碰到非暴力的議題，我實在很難說服他們，叫他們赤手空拳，任憑鎮暴警察毆打、逮捕，而不還手，而不脫逃。因此，我想，最強有力的論辯，就是不要論辯，只要自我實踐，才是最有力的證明。

 

解除戒嚴，是我們反對陣營的共識，這一點，也不需我再多說了，而且，國民黨當局，頭上頂著戒嚴三十九年的世界冠軍，它沒有這個老臉，繼續演出這樣爛的劇碼，因此，他們也趕著要制訂一部「國家安全法」，來取代戒嚴。那麼，眼前我應該做的，就是去倡導非暴力的精神，讓台灣的反對陣營，了解非暴力，實踐非暴力，而凝聚更強的力量，進行民主改革。

 

五一九是個新聞點，而非暴力是個長期宣導的運動，何不把這兩項結合在一起，先進行一場試驗？於是，我自己用手寫一份聲明，題目是「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其內容如下： 

 

　　

       甘地說：「真正的非暴力，是遭到對方打擊，仍然愛他，為他祈禱。」

　　為了宣揚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我將從五月十二日到十九日，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在全國各地黨外服務處大門口及立法院群賢樓，進行「非暴力靜坐運動」。  

 

五月八日，我特地跑到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我借了一本《金恩傳》。金恩是六○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發動了一場為數廿五萬人的大型群眾集會，會中，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我有一個夢〉的演講，而聞名全球，但後來，卻不幸遭到暗殺而身亡。

 

金恩一生獻身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非暴力是他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金恩傳》這本書，我讀建中的時候，就已經看過了，當時，只是把它當成一本偉人傳記，讀過了就算了，並沒有很深的印象，但時隔十年之後，我重讀這本書，則有不同的感觸。 

 

五月九日星期六，鄭南榕大概知道我已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雜誌社了，那天一大早，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憤怒的吼道：「我甲你講！－－你若離開雜誌社－－就是對不起咱台灣的前途！－－」

 

我被他突如其來的怒吼，嚇了一跳，他脾氣壞歸壞，對我還不曾這麼大聲的咆哮過，我遲疑了半晌，心想，若我回罵回去，兩人一定在電話線裡惡言相向，吼來吼去，這又何必呢？反正我已經決定走了，我要走出自己的方向，我不想再扮演一個搖筆桿的記者！我想用兩隻腳，走出自己的天地來！……。於是，我先耐住自己的脾氣，冷靜的告訴他：「我會留一封信給你，裡面會告訴你，為什麼我要走－－」鄭南榕沒等我把話講完，就「卡嚓！」一聲掛了電話……。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下午一點半左右，許多黨外界的朋友，陸陸續續趕來台北地方法院，鄭南榕的朋友李敖，他也來了。李敖他那枝出神入化的筆，當時名氣很大，可是他極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一次，為了鄭南榕被抓，他也趕來了，見到他，我苦笑的說道：「我的台灣民主黨同志，NYLON 他入獄了。」

 

　　李敖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絲的憂愁，反倒是一張笑嘻嘻的臉，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這位老兄，倒有點違反常情。一般來說，朋友落難，理應憤怒，痛罵政府的鴨霸，或是臉上佈滿愁容，頻頻的向家屬安慰，可是，李敖都不玩這一套。

 

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探討什麼叫做「第一流人物」，他面臨國民黨當局，突然逮捕自己的好友鄭南榕，不驚又不怒的表現，讓我這個剛出道的小毛頭，暗地佩服，於是我就走過去，對他說道：

 

　　「
李
先生，我記得你在書上寫過，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第一流人物的境界，這一點，我就很難做到。」

 

　　他仍然是笑呵呵的，不了解他的人，以為這老兄幸災樂禍，不過，事後，我聽李敖提起，他以很輕鬆幽默的口吻，回憶這件事情：

　　

「 NYLON 要搞五一九綠色行動，他一開始就張口要求我贊助， 我說好啊，就給他一筆錢，買買鞭炮，玩一玩嘛！……」

 

　　李敖口中的買買鞭炮，玩一玩，到最後，竟成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分水嶺。

　　從五一九開始，黨外人士才敢公然的，有計畫的，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示威，直接挑戰國民黨政權。黑暗的戒嚴長夜，鄭南榕放了一把五一九的鞭炮，吵得國民黨領導階層，睡不得安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放鞭炮？因此， 六月二日 上午十點三十分，鄭南榕被逮捕歸案，於當天下午四點，移送土城收押。

 

當我知道鄭南榕交保無望，我心裡的感受很複雜，一位幾乎天天在一起工作的夥伴，突然一下子不見了，而在外面的我們，除了發表聲明，辦聲援大會，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連陳水扁這樣的黨外公職明星，也即將成為他們的籠中囚，鄭南榕的支持者，又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就站在地方法院大廳，一面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一面在思考這個問題，最後，我那一年前的構想，「人權行軍」，又逐漸浮上腦海。

 

　　當時，自由時代的採訪主任是魏廷昱，他是政治犯魏廷朝的胞弟，桃園客家人，頭腦反應敏捷，精力充沛，擅長開著車子，到處串連，是許信良桃園幫重要幹部之一，黨外的朋友，都稱他為「小魏」，而在牢裡的那位魏廷朝，大家都叫他為「大魏」。黨外無數次的重大事件，他都親身經歷，因此，他可以算是我早期黨外運動的「教育班長」，我們在雜誌社工作之餘，一起聊天的時候，只要我一提起，「美麗島事件，當時是怎麼抓人的？」、「許信良當時是怎麼發跡的？」、「中壢事件現場，為什麼開槍打死人？」、「你哥哥魏廷朝，為什麼會被抓？」等等問題……，這時，魏廷昱就像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書，他從許信良挨家挨戶的拜訪，散發《風雨之聲》那本書，一直講到，桃園某鄉的鄉長，幹了什麼貪贓枉法的事情。他就像高僧喜獲門徒，畢身絕學，傾囊以授，有時，話匣子一開，講到三更半夜，我的眼皮已經快垂了下來，他還是欲罷不能。

 

有時他還笑我，「你這個台大政治碩士，根本就不懂台灣的政治！」，我是笑罵由他，畢竟，他講的也是事實，我在台大的課堂上，
那些
教授，從來沒有提起，國民黨的血腥陣壓，從來沒有直接批評過，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或國民黨的軍警特，所建立的戒嚴政權。因此，魏廷昱他可以說是，我走出台大校園後，補修台灣黨外政治的第一位老師。

 

　　話說回頭，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一直耗著，等待消息。等待中，我跟魏廷昱提起：「除了發表抗議的聲明，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鄭南榕，被抓到牢裡吧？我想搞人權行軍，你看好不好？」

　　「最好不要啦，時機還沒有到。」他皺著眉頭，搖頭說道。

 

　　下午四點，確定鄭南榕移送土城看守所了，我們趕緊回去自由時代雜誌社，我快馬加鞭，寫了一份「鄭南榕被捕政治聲明」，然後社裡的打字小姐迅速打好，送往印刷廠，快速印刷一萬張傳單。因為就在 六月二日 當天晚上，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三位蓬萊島案受難者，要在林口公園舉行坐監惜別會，那晚，我們雜誌社的員工，全體出動，趕到林口公園，擠進萬人群眾，散發聲援鄭南榕的傳單。

 

　　 六月二日 鄭南榕被捕的時候，他的太太葉菊蘭正在美國。第二天，她馬上搭機返台，我們社裡的同仁與李敖，都到桃園機場接她， 六月三日 凌晨，李敖、許榮淑、鄭余鎮、顏尹謨等黨外朋友，還有雜誌社的同仁，大夥群聚鄭南榕家裡，擠在他家頂樓的日式閣樓裡面，徹夜長談。

 

　　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而黨外公政會與黨外編聯會，只是略具雛形的政治團體，動員組織的力量，無法與國民黨正面相抗，而鄭南榕雖是黨外雜誌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卻不是黨外公職，缺少一般公職所具有社會資源，而且，連陳水扁這個超級明星，也不得不走進監牢，鄭南榕困守在牢裡，我們又能夠搞什麼大型的抗議示威呢？因此，我們談論的焦點，就圍繞在如何在法庭上的抗爭。我們當中，顏尹謨是綠島出來的老政治犯，而許
榮淑的
先生張俊宏，他人還關在軍法監獄，因此，話題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如何好好當個政治犯了。李敖也以過來人的身分，提起他當年在土城看守所孝一舍，裡面的情形，結論是，安啦，只要傳話進去，裡面自會有人照顧鄭南榕的。

 

　　那晚，我們談到深更半夜，我開始覺得，有點無聊，我不是對我的同志感到無聊，而是對一幕又一幕，不斷上演的政治受難情節，感到無聊，我心裡一直在吶喊：「難道我們不能做點別的？除了聲援，我們就不能往前進攻嗎？……」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朝野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了。

　　國民黨當局，並沒有針對五一九的行動小組成員，直接開刀，可是，卻假藉其他的誹謗官司，將黨外陣營的領袖，先後抓去關。



　　五月三十日，蓬萊島案宣判，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各判八個月，民事賠償二百萬，判刑確定。蓬萊島案只是一件雜誌社的誹謗官司，是非對錯，有高度的爭議性，可是國民黨司法當局，卻利用這樣的一件小官司，把該雜誌社的社長、發行人、總編輯等三人，統統送入牢裡。陳水扁是當時的黨外陣營耀眼的明星，但是，他一九八五年參選台南縣長失敗，他與妻子吳淑珍，選後謝票遊街時，吳淑珍又不幸被車撞倒，而下半身殘廢。蓬萊島官司定讞之後，雖然保住了陳水扁的律師資格，沒被剝奪，但他仍與兩名同志，一同渡過鐵窗生涯。

 　　國民黨當局透過司法手段，整肅政治異己，引起黨外陣營，群情激昂。普通的言論誹謗官司，若在西方的民主國家，雙方告來告去，頂多是民事賠償解決，可是，國民黨當局卻動不動就把辦黨外雜誌社的負責人，抓去黑牢，這樣的手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裡，政府查禁、封館，甚至抓人，則是家常便飯。

 　　「下一波輪到誰呢？」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日子裡，黨外圈子裡的朋友，總會憂心忡忡的揣測著。

 　　了解內情的黨外人士，一定會說：

　　「一定是 NYLON 啦，伊的分數已經夠啊！」

　　鄭南榕擔心嗎？我可沒有問過。依我對他的了解，假使我問他：

　　「你會驚否？」這麼一問，保證他會眼睛睜大，漲紅了臉，破口大罵。他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內心世界深沉，而且他那張臉，很少露出笑容，如果他正在思考什麼事情，你坐在他面前，他可以吃上半個鐘頭，不跟你講半句話，這種飯桌，誰坐得下去呢？難保不會消化不良。

　　五月三十日，鄭南榕叫我打電話，連絡一些黨外朋友，準備在隔天下午，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在他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召開「百萬人簽名運動籌備會議」。

 　　一位雜誌社同事，私下擔心的對我說道：

　　「 NYLON 是嘸是乎伊們逼甲塊抓狂？」

　　鄭南榕有過人的精力，他搞起運動來，可以不分晝夜，只要嘴上咬著一根菸，吞雲吐霧，連續工作十幾個鐘頭，也不會喊累。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大家原以為可以歇歇腿，喘喘氣，這位老兄，看到南韓的反對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推動「修憲簽名請願運動」，他也想拿來台灣搞搞看。 

 

我記得，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經過了一整天的折騰，我們隔天見面，他迫不及待的就跟我說：「蓋世，擱煞來，咱來推動『百萬人組黨簽名運動』！」

　　我看著他的臉，只好強顏苦笑，連聲說道：

　　「好啊，好啊，你看咱何時來開會？」

 　   話雖這麼說，我的心裡，卻在掙扎著，好想對他說，「我已經好久沒有休假了，可不可以讓我在家裡休息一下，陪家人吃個飯呢？」，因為，當時正是黨外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國民黨全力高壓整肅黨外人士的時期，動不動就有示威遊行，一示威遊行，就有人被起訴或遭到逮捕入獄，一有同志被抓被關，我們又要舉辦各式各樣的聲援示威活動，而一而再的示威活動，又捲起更多的街頭衝突事件……。

        我雖是雜誌社的一個記者，常常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了爭取時效，拚命寫稿，然而，我又是整個黨外運動的一份子，常常有開不完的會，發不完的傳單，打不完的電話，還時時得面臨「國民黨要抓人了！」的心理壓力，我也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而身上戴著呼叫器，一有狀況，就必須隨叫隨回電話，有時，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鄭南榕半夜還呼叫我，那時，我只好把呼叫器關了，「饒了我吧，有事明天再找我吧！……。」

 　　六月一日星期日，我就待在家裡好好的休息，傍晚的時候，獨自跑到新店小碧潭，夏日的黃昏，在潭邊散步，偷得浮生半日閒。 

 

　　六月二日早上十一點多，我很悠閒的到雜誌社上班，一踏進辦公室，一位同事神情緊張的向我說： 「 NYLON 乎伊們掠去啊！……」

　　「啥米？……當時的代誌？……即馬人佇叨位？……緊咧！咱趕緊來去！」

 　　原來是這樣的，張德銘控告鄭南榕的誹謗官司案，鄭南榕一直拒不出庭，司法當局下令通緝，因此，六月二日上午十點半，中山分局派出刑事幹員，就在鄭南榕由錦州街家裡，走往民權東路的雜誌社途中，半途將他逮捕歸案，移送台北地檢署。

 　　「 NYLON 被捕了！」這個消息，很快的在黨外圈內傳開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二日這一天的晚上，黨外陣營正準備為蓬萊島案三君子，舉行坐監惜別會，當天早上，鄭南榕又被抓了，這下子，搞得黨外雜誌界，人心惶惶，誰會是下一個目標呢？沒有人知道。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許信良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揚言三個月後「遷黨回台」。許信良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島內黨外人士的注意：許信良能不能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可不可能？許信良會不會成為台灣的艾奎諾？……這一連串的問題，給台灣黨外的政治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在當時，許信良給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也有人推崇他雄才大略。那時的鄭南榕，正在全島到處宣傳，五月十九日台北龍山寺要舉行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知道許信良的這個行動，非常高興，就叫我好好追蹤，深入報導。

鄭南榕最氣有些黨外人士，成天喊組黨，喊得轟隆作響，卻沒有半滴雨下來，因此，許信良的呼籲，他立即迴響。

五月八日，鄭南榕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道：「昨晚，我已經傳真到美國，告訴他們，我願意當台灣民主黨在台灣的第一位黨員，你要不要加入呢？」

因為我負責採訪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這件大事，有一些黨外人士，對許信良的這個動作，把他看成又是一樁「膨風」代誌，並不寄予厚望，所以反應很冷淡。

好，鄭南榕當第一號在台黨員，那麼，我就當第二號吧。於是，我就拿起「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申請書，填寫上基本資料，然後，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附註：

「請『建黨委員會』負責先生，對外宣佈『遷黨回台』的明確日期。若在限期內未能如期實行『遷黨回台』的計畫，本人將在島內自行籌組反對黨。」

鄭南榕看到我的附註，皺著眉頭，質疑問道：「你要加入就加入，不要就算了，幹嘛加個附帶條款？」

我解釋道：「我非常贊成許信良的遷黨回台計畫，我才會自願當他的在台黨員，我加上那些附註，是表示我自已對組黨的承諾，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在美國成立的泡沫政黨，甚至只是開空頭支票而已。」

鄭南榕與我響應許信良的號召，自動申請加入「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成為在台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準黨員，這件事情，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出來。

有位朋友勸我：「鄭南榕官司在身，因此鋌而走險，你年紀輕輕的，將來還大有可為，何必跟著他搞什麼組黨，將來為何被抓、被關，我看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只是輕鬆的回答他，「好玩啊！」，大概是個性使然，我若遇到的壓迫愈大，我就愈想挑戰，若能使壓迫者氣得暴跳如雷，腦門充血，我就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數十年來，國民黨黨禁高懸，能夠衝破它，這是歷史大事，我可不想缺席。

鄭南榕除了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全力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他還籌組了一個推動委員會，去各縣市舉辦說明會，呼籲全島黨外人士，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群集台北市龍山寺，進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反戒嚴大示威。

剛開始，許多黨外公職人員，對這個示威不表樂觀，也很難評估將來的下場會如何，因此，他們的態度並不熱衷，鄭南榕便要求我們，在採訪的時候，逼那些黨外公職人員表態。

五月八日早上，我跑去《八十年代》雜誌社找康寧祥，他不在，我告訴助理，再久，我也願意等。等了一個鐘頭，康寧祥匆匆進來，又在辦公室裡，跟別人討論事情，好不容易輪到我，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進去他的辦公室。

一九七○年代，康寧祥是黨外的超級政治明星，他那矮小但結實的身體，他那沙啞而粗獷的聲音，他那萬人簇擁的政見會，讓許多年輕人，為之崇拜不已。在一九七○年代，他提出削減國防預算，就被整個社會，當成過街老鼠，眾人喊打，也因他這樣的道德勇氣，黨外選民以高票送他進去市議會及立法院。

他的演講，氣勢十足，他的政見會，經常人山人海。我讀建中的時候，也常跑去萬華火車站前廣場，擠在黑壓壓的人群裡，聽他如何控訴國民黨。康寧祥的演講，讓人感到，整個台灣歷史的命運，就扛在他的肩上，他一出場，就有帝王降世的氣勢，例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 

　　　　「今仔暗時的風，是為我康寧祥吹的；

　　　　　今仔暗時的雨，是為我康寧祥落的。」

不過，一九七九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原有的領導者，紛紛入獄，但以美麗島辯護律師為主的黨外菁英，如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等人，投入公職選舉，紛紛高票當選，而成為新興的領導階層，那時的康寧祥，就不再是唯一的，能呼風喚雨的黨外明星了。 

 

（未完待續）

後記：

 

「入黨申請書」19年後重見天日 



文／邱斐顯

鄭南榕與江蓋世二人，加入「台灣民主黨」的入黨申請書，於1986年從台北傳真到美國之後，由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影印後保存收藏。鄭南榕簽署的那一份申請書，目前收藏在「鄭南榕基金會」，與鄭南榕的其他遺物，一併存放在基金會的櫥窗裡。

2005年，邱萬興和我在整理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一書時，從艾琳達慷慨提供的兩大箱資料中，找到這兩份簽署文件。這兩份簽署文件竟然在19年後，重見天日。邱萬興如獲至寶，隨即將這兩份簽署文件，以數位影像檔案的方式保留下來。

台灣民主運動中，艾琳達因長期協助黨外人士，以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979年12月15日，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離台灣。直到1990年，經過民進黨多年的努力，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後，艾琳達才得以回到台灣。

艾琳達表示，箱內許多重要的「民主運動」文件，是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斷累積而成的。一九八○年代，她為了救援被抓、被關的美麗島同志，常常馬不停蹄地帶著這些資料，到處演講。「這些資料，可能已經跟著我，繞了地球好幾圈。」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3命運之旅（上）

  

 圖／江蓋世 T50401＜命運之旅＞_彩墨宣紙 (2014)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自立晚報刊出來，民進黨的謝長廷、洪奇昌、江蓋世，與「反共愛國陣線」的許承宗、吳東沂，全部遭到台北地檢處檢察官陳清碧起訴，前三人的罪名是「妨礙公務」、「妨礙秩序」，後兩人的罪名是「妨礙秩序」，而謝長廷因帶領群眾大罵老賊不要臉，他個人又加了一項「侮辱公署罪」。

該來的，想躲也躲不掉，我雖遭到了起訴，但又可以延續非暴力的抗爭，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我卻面臨一個困境，如果完全按照「甘地精神」，我根本不需要聘請律師，也不需要在法庭上大費唇舌，可是，我如果把話講得太滿，說我自己不請律師，絕不上訴，但這麼一來，只會影響我另外兩位受難同志謝長廷、洪奇昌。一位律師朋友告訴我：「你堅持你的信念吧，別管別人怎麼說。」

但另一方面，由陳繼盛律師所召集的義務辯護律師團，正在密切磋商，如何打贏這一場官司，如果我個人自行其道，不委任律師，將來也不上訴，豈不是破壞了原有的團隊嗎？左思右想，我想到一個折衷的辦法，有關於法律訴訟的部份，就由律師團統一步調，但我個人依舊去環島，推動台獨思想運動。甘地本人，有他基本的堅持與原則，但遇到特殊情況，他總是採取權宜的措施，我想，我這樣的決定，可以說是修正版的「甘地精神」，畢竟國情不同，時空背景不一樣，我總不能食古不化，自我突出，而忘了身邊受難的同志。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進黨中央為了我們遭到起訴，而舉行記者招待會，黨主席江鵬堅親自主持。小小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聞記者，人很多，秩序很亂。江鵬堅首先開個頭，然後再依序由我、洪奇昌、謝長廷發言。那時，我整個心思，是擺在下個月的「命運之旅」，什麼記者招待會啦，或是法庭的辯論啦，又有什麼重要呢？我能上山下海，踩遍台灣的每一塊土地，那才是我的最愛啊！因此，我發言前，就事先準備一張小抄，我慢慢的唸了出來：

　　  「我只想說兩句話：

　　　第一、我感激他們將我起訴，謝謝他們；

　　　第二、我怕黑暗。他們不准我們點燈，我只好當『台灣獨立』的蠟燭。」

接下來，洪奇昌、謝長廷針對國民黨的司法整肅，提出了很多批判。記者會完了，江鵬堅回頭問我：「江蓋世，你怎麼只講一點點？」

我只好聳著肩，笑一笑，我又能說些什麼呢？反正，我一無所有，要抓要關，是他們的事，我只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入獄前的「命運之旅」，那麼，所得的成就就勝過在記者會上的千言萬語了。

一九八七年的民進黨，黨綱內有關台灣前途的條文，只有「住民自決」的基本綱領，而沒有任何台獨的字眼。當時我想，除了反對國安法之外，我們應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的黨綱，如果成功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就不再是我們這幾個「少年仔」的任務，而是整個民進黨的政治責任，是啊，為什麼不如此呢？我們只有幾個人，統治者很好對付我們，要是整個民進黨都站了起來，那所凝聚的力量，就沒有那麼簡單對付了。

因此，我們幾個討論之後，決定要尋求民進黨全國黨代表的連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黨綱，同時，也向海內外的台灣人民訴求，推動一個全面性的連署運動，希望不單單是民進黨，而是所有支持思想自由的人民，都應該站出來，簽下你的名字，向統治者說「不，你不可以剝奪我們的思想自由！」。

主意打定，接下來，我們就要找一個人來寫連署運動的宣言，第一個，我想到的就是林濁水。

林濁水，一九四七年生，南投埔里人，政治大學畢業，曾擔任過《新潮流》雜誌總主筆、「黨外編聯會」會長，一九九一年提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一九九二年當選立法委員。林濁水寫得一手好文章，理論研究紮實，民進黨組黨前後的重要文獻，以及有關台獨的重要決議文，大都由林濁水主導或主筆，因此，他向來被人稱為「台獨理論大師」。

我去找林濁水，向他提出連署運動的概念，這位前輩聽了一聽，思考一下，就滿口答應。圈內的朋友，常愛笑林濁水，說他的思考縝密，但動作卻慢吞吞的，跟他邀稿，就要不時的盯著，不然三拖四拖，大軍已開拔，子彈都沒準備，那還得了？有鑑於此，我特別叮嚀他：「濁水兄，時間有卡趕，請儘量卡緊咧，好否？」

林濁水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倒是滿照顧的，他一口答應，就真的快馬加鞭，過了沒幾天，宣言就寫好了，我非常感激他的協助。

這篇台獨運動的歷史文獻，題目是「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全文如下：

　　「台灣的前途問題關係到一千九百萬人現實的利益，更關係到子孫萬代的幸福。

　　一、不願再接受國共擺佈！

　　對這個問題最喋喋不休的是國民黨與中共，台灣的出路在他們說來有夢想式的「一國兩制」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讓生靈塗炭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和「血洗台灣」，更有讓國民黨維持特務統治的國共合作；而付諸行動的則有八二三等戰役。

    要戰要和、要用文、要用武；要統戰，要殺人盈野都在於他們的隨興所至！他們看來，台灣人民除了安安份份地接受擺佈，甚至以自己的血肉當他們的砲灰之外，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一千九百萬有血肉的人，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堆統計數字，是擴張統治慾、權力慾的對象，是用來墊在權力寶座下的磚石木頭！ 

　　二、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為了台灣問題，甚至國際社會，不分大國小國，遠邦近鄰，四十年來都一再發表意見。

但是，在舉世喋喋不休，甚至把你當做芻狗犧牲時，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四年前台灣人民只不過怯生生地主張住民自決，中共、國民黨兩個勢不兩立了六十年的政權竟齊聲恫嚇，這兩個仇敵在面對台灣人時，竟是迫不急待地志同道合起來了！ 

其實，自決，到底只涉及解決台灣問題的程序問題，還不是具體明確的方案，對台灣人民這樣低姿態的要求，兩個統治集團已悖然震怒！

三、走遍全島，喚醒人民，大家一起來支援！

但是就在這兩政權怒震未息時，台灣人民卻有人毫不在乎地進一步要求討論具體明確的方案的自由了，開始有人連「台灣獨立」的主張都提出來了！

而包括江蓋世在內的幾個年輕人竟不只形諸於文字，甚至舉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旗幟遊行，要走遍台灣南南北北各角落，去喚醒台灣人民天生的權利了！

    台灣人民已經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願了！

　  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不願屈服在強權之下的台灣人民，一起來支援江蓋世這幾位勇敢的年輕朋友的主張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