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7日 星期一

20221105 榮星合唱,牽出人生巧遇!

文/邱斐顯




人生的際遇,有時會在我們沒有預期的情況下,突然得到意外的收穫,而這個收穫,會讓我們深深感動。


前一陣子,蓋世和他的一個學弟連絡。這位學弟,退休後,因喜愛音樂,而加入榮星混聲合唱團。經他告知,2022115日,他們榮星混聲合唱團,將在東吳大學校本部的松怡廳,舉行一場「愛,一直都在」音樂會。他熱情邀約,加上蓋世和我也都喜歡參加音樂會,我們於是把時間安排下來。                


2022115日星期六晚上,我們搭上捷運,在士林站下車。蓋世對東吳大學完全陌生,為了趕時間,他本來想搭計程車去東吳大學。而我,2019年曾經造訪東吳大學一次。那次,我接受東吳大學難容社邀請,在社團社課的某一天晚上,前去演講。我只記得社團的幹部來捷運站接我,之後,我與學生一路聊著,也沒仔細看行車路徑。因此,從捷運站搭公車的路徑,我不熟。但我知道,只有幾站就可以抵達東吳大學。

 

音樂會晚上七點開始。我們走出士林捷運站,大約615分。我們決定請問站務人員。站務人員說,走出捷運站,向右,就可看到公車站牌,所有往故宮的公車,統統可以搭乘。

 

我們來到公車站牌,剛好有兩位中年女士,也在看著站牌,我們聽到她們也在查詢前往東吳大學的資訊。我向其中一位女士開口:「請問,妳們要去聽音樂會嗎?」

她答:「是啊!」

 

「妳們對公車熟悉嗎?」

「我以前搭過一次。不過,這些公車都可以到。」

 

我們兩人鬆了一口氣。這樣,就有四個人會一起在東吳大學下車,而且是要走進音樂廳的。我們上了車,車上人多,不過,公車每站都報站名,我們也就放心了。

 

下車後,我們兩人和這兩位女士,一邊往音樂廳(松怡廳,位在第二教研大樓)走,一邊簡短地交談一點。經蓋世詢問後,我們知道她們兩位,其中一位(曾經)是榮星團員。但我們不熟,也不便多問。走進第二教研大樓之後,我們也就各自走入音樂廳了。

 

坐下來之後,我環顧四周,對蓋世說,「這場音樂會,台仔頂佮台仔腳,除了你ê學弟之外,咱m̄ bat半人。」因為曲目有多首是呂泉生老師編曲的,其他,有用台語唱的,有用華語唱的,也有用英語唱的,我們就在觀眾席上純粹聆聽與欣賞。

 





最後,音樂會結束,指揮陳婉如老師(也是榮星團員)拿起麥克風,說了一些話。可能是麥克風的效果不佳,或是我們所坐的位子收音不好,蓋世和我都聽不清楚她說了什麼。

 

她好像介紹了一個重要的人士,這個人站了起來。觀眾紛紛鼓掌致意。

 

原來這是一位女士。她好像坐在我們後方兩三排之處。蓋世坐在座位上,刻意轉過頭去看一下。然後,蓋世轉頭回來告訴我,「那位女士好像對我揮揮手。是不是我們剛剛搭車時遇到的那兩位,其中一位?」

 

我回頭看,但我不確定蓋世所說是否正確。剛剛搭車時,天色那麼暗,而且大家都戴口罩,臉都遮了一半,我沒有把握是否同一人。

 

後來,散場時,這位女士,走近我們,朝著蓋世說:「我怎麼覺得你很面熟?」蓋世很低調,微笑著,對她說:「我們剛剛是不是搭同一班公車來東吳大學的?」

 

我好奇地請教她:「我們剛剛沒聽清楚指揮說的話。不好意思。請問您是?」

這位女士說:「我是呂玲兒。」

 

叮咚!

 

我的大腦,馬上連線到我曾經寫過的文章。「呂玲兒」,不正是呂泉生老師的女兒嗎?2008年,14年前,我曾透過榮星團員辜惠倫女士,幫我問一個我對呂泉生老師作曲的疑惑。辜惠倫當時轉來呂玲兒的答覆。當年呂玲兒是用英文回覆我的。


詳細資料,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s://happyleo.pixnet.net/blog/post/41032917



我們自我介紹一番,告知她我們的姓名。呂玲兒恍然大悟。我們因此多聊了一會。

 

不久,另一位女士也加入我們的談話。她是呂泉生老師的媳婦孫芝君。她說:「江先生,1999年呂泉生老師自美返台,邀您到飯店一敘,您記得嗎?」

 

蓋世連忙說:「記得!記得!那是我唯一一次與呂泉生老師見面會談的機會。」孫芝君告訴我們:「那一次,我在場,陪著呂泉生老師跟您談。」她強調:「呂泉生老師自認為那首【囚人搖籃歌】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散會後,是大家的社交時間,許多榮星的團員都互相寒暄。我們與他們不熟,但是另有一位女士,讓我覺得很眼熟。


 

「那位女士,是不是在呂泉生老師2016年百歲誕辰紀念音樂會上,伴奏【囚人搖籃歌】的周淑斐老師?」我問蓋世。

 

蓋世沒把握。我又自己上前去問了。「請問您是周淑斐老師嗎?」

對方看到蓋世,整個人很熱絡地說:「是,是,我是幫你伴奏的周淑斐。」

 

蓋世愣了一下,趕緊說:「是幫聲樂家許德崇伴奏的周淑斐老師?」

「哈哈,對啦,彼條【囚人搖籃歌】啦。」

 

我們簡短談一談,因為榮星團員在音樂會後還要大合照,我們也不便在此久留,就離開音樂廳。

 

走出第二教研大樓,我們循著原路走向校門,卻看見一輛公車停在校園內,讓乘客上車,我們加快步伐,追上公車。公車一路往士林捷運站前進。

 

在車上,我對蓋世說:「我本來以為,我們就是單純來欣賞榮星合唱團的音樂會演出,沒想到竟有散會後的這段人生巧遇。」蓋世也非常興奮,因為我們竟然遇到了呂泉生老師的女兒呂玲兒、媳婦孫芝君,以及伴奏【囚人搖籃歌】的周淑斐老師。

 

我人在公車上,就迫不及待地傳訊給辜惠倫,告訴她這個巧遇。2008年,我在中央社編輯英文版的台灣藝文新聞時,因為呂泉生老師逝世,我需要一些相關資料與照片來編輯時,辜惠倫給我很大的幫助。

 

蓋世的學弟邀請我們來聽這場音樂會,也剛好,我們的時間可以來欣賞音樂會。沒想到,一場音樂饗宴,牽出一段人生巧遇!

 



註:其他資訊,請參考下列相關網址:

 

1. 呂泉生老師的幾篇相關文章

 文/邱斐顯(撰於2016年呂泉生百歲誕辰紀念音樂會前夕)

http://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16/09/blog-post.html


2.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4)-作曲家呂泉生 Composer Lu Chuan-Sheng

編輯/邱斐顯(EditiorFelicity Fei-Hsien Chiu

http://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09/02/4.html

 



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

吳鳳是劣士

 揭開神話的公義之旅

 文/邱斐顯

 (本文刊於198710月《台灣新文化》雜誌,「新文化焦點」專欄)

 

四十個社團協辦

 

為了抗議「吳鳳神話」所帶給台灣原住民在精神上、心靈上的壓迫與傷害,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結合了許多不同族別的原住民朋友,共同於九月份策劃了一次「公義之旅」。

 

這一連串的活動,包括九月九日上午在嘉義火車站吳鳳銅像前的抗議演講與遊行,下午至嘉義縣政府遞交抗議書;九月十二日上午到教育部陳情抗議及遞交抗議書,下午從台大校門口沿著羅斯福路、和平東路遊行到師大之後並演講;九月十九日晚上邀請學者、民意代表等在耕莘文教院舉辦「從吳鳳神話看大漢沙文主義」座談會。

 

至於抗議的內容則希望:

 

一、教育部調整以漢民族為本位的教育政策,完全刪除小學課本中的吳鳳史蹟,而代之介紹台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全貌之課文,以尊重文化差異,癒和民族傷痕,彰顯社會正義,達成民族間的和諧。

 

二、尊重原住民人格尊嚴及生存發展權益,爭取原住民平等權,籲請政府:

 

1)將吳鳳鄉改名(由吳鳳鄉鄒族居民決定之)。

2)伴隨「吳鳳神話」而花了納稅人一億五千萬建造的吳鳳神廟,必須變更其使用性質,轉變為「台灣漢族、原住民族和平紀念館」。

3)拆除嘉義火車站前吳鳳銅像。

 

三、請中研院近代史研所、民族所及台灣史研究會成立研究調查小組,以澄清歷史真相,恢復吳鳳本來面目,並還原住民一個公道。

 

原權會這次的抗議行動做得不但相當積極,而且非常具體,因此,得到了將近四十個社會團體的協助、支持與參與。

 

向吳鳳銅像丟雞蛋

 

九月九日上午九時左右,抗議團體聚集在嘉義火車站吳鳳銅像前,把一塊寫著「吳鳳是劣士,莫那魯道(原住民抗日時代的英雄)是烈士」的白布掛在吳鳳銅像上;協辦團體也紛紛高舉標語、布條。

 

(請參見:綠色小組影像協會3 October 2016臉書分享,

綠色30影片回顧/39--原住民抗議吳鳳神話)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199094490151096

 

熱鬧的場面吸引了不少圍觀的群眾及人民褓姆。然後,一連串緊鑼密鼓的精彩演講演登場,原權會會長、前會長、執行委員、鄒族同胞、牧師、神父、漢人民代、大革會學生代表……個個輪番上陣,痛陳教育政策之不當、吳鳳神話之不實,在原住民心靈上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傷痕。

 

為了表示他們的憤怒,他們先後以向吳鳳銅像扔雞蛋、燒毀教科書中有關吳鳳故事的部分等方式,來完成示威。

  

 

  


 

十一點半開始遊行,十二點到達縣政府。演講又再繼續重覆。這一切都在抗議團體的控制掌握之中。他們計劃拖延到下午一點半,請嘉義縣長出面接受抗議書,頂多兩點左右可以順利離開。誰知道,一點半以後的時間則完全脫離他們的掌握!

 

抗議團體正想把抗議書交給縣長,速戰速決地解散遊行群眾時,不料卻遭縣府以一招拖延戰術來「反制」。一點半,傳出現長不在(去布袋)的說法;兩點半,縣府居然要關起大門,群眾與警察在縣府門口僵持不下;三點二十三分,終於肯讓原權會及四十個協辦單位的代表進入縣府簡報室;代表們在簡報室久候縣長一小時,四點二十四分縣長才到。

 

民選縣長的官僚作風

 

原權會前會長胡德夫向嘉義縣何嘉榮縣長指出,在今年(1987年)六月一日自立晚報上,何縣長對原住民發出一些不當之言論,對原住民的傷害很大,希望縣長公開道歉。可是,何縣長擺出一副官僚姿態顧左右而言之。

 

談到青年對原住民抗議活動的熱心參與,何縣長說:「我也曾年輕過,你們的心情我也能體會……,我也處理過外交方面的事務……」林宗正牧師忍不住地說:「是啊!所以你滿口的『外交辭令』,敷衍了事。」

 

由於抗議團體中午未進食,進簡報室等候縣長之際,有人訂了四、五十個餐盒。縣長到席不久,餐盒送到了,不顧開會進行程序,抗議團體便在會議桌上用起餐來。這是一幅很有趣的畫面:吃飯的吃飯、報告的報告,縣長神情嚴肅,會議室也站滿了人,包括身穿制服的警察,及穿便衣的特務,但秩序卻是出奇得好。

 

當林宗正牧師在報告發言時,縣長時而低頭,時而轉頭。林牧師不悅地指出縣長沒有做人的基本禮貌,縣長態度傲慢地答:「你的話我確實有在聽,我在低頭沉思你的問題,不可以嗎?難道非得盯著你看才算有禮貌?」林牧師一氣之下,轉頭面向在座的聽眾報告,故意大聲地道:「何縣長,……」這一舉動,著實幽了官僚味很重的何縣長一默,幾乎令與會人士噴飯。

 

最後,原權會會長劉文雄把抗議書內容讀過一遍,並請何縣長接受。何縣長又搬出一堆藉口,把刪改教科書的事推給教育部,把吳鳳鄉更改名字的事推給鄉公所,把拆除吳鳳銅像的事推給嘉義市長。這種迂迴又不負責任的處事態度,令抗議團體無所適從。終於在幾番溝通協調之下,何縣長才接下這份抗議書。

 

吳鳳神話的邏輯反駁

 

抗議活動結束後,我們晚上趕到阿里山上樂野村的汪家,接受主人汪啟聖的熱情招待。在有酒、有菜、有吉他、有歌聲的氣氛下,聊了彼此對今日活動的看法,聊了鄒族的歷史淵源、風俗習慣、語言、音樂等文化。在這種氣氛之下,我更能接觸到原住民的真正生活面,及他們真正的想法和看法。

 

我們這群造訪汪家的訪客之中,只有四個平地人。我們四人當中,有三個人都不約而同地穿著紅色外套。據鄒族的朋友說,在鄒族的服飾中,紅色是最受歡迎的色彩,它代表英勇,也代表友善。因此,吳鳳「穿紅衣、騎白馬、殺身成仁」的神話,便不攻自破。其次鄒族同胞向來沒有「建廟」的觀念,更遑論為吳鳳「建廟」。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與漢族不同,鄒族的聚會場所名之為「庫巴」,整個建築構造也和漢人的廟宇迥然不同。

 

第三點,鄒族出草獵人頭的習俗,並未如小學教科書上所言,因吳鳳的犧牲而停止。吳鳳已歿兩百多年,而鄒族同胞說,甚至在九十多年前仍有出草獵人頭的行動。

 

第四點,原住民族的出草行動,乃是為了保有自己的領土,不願外族入侵,出草的方向都往深山裡去,對象則是其他原住民,並非漢人。

 

第五點,傳說中,吳鳳預藏了四十幾個頭顱(台灣與滿清戰役中死亡者)以供原住民每年一顆頭顱的祭祀之用,如此持續了四十幾年。但是吳鳳不可能藏著死人頭顱藏了四十幾年,鄒族也沒有拿不相干的死人頭顱來祭祀的習俗。

 

鄒族的出草、祭祀(豐年祭、戰祭……)都有其宗教意義、社會意義。祭祀時,除了祭神之外,便是祭拜這個在出草行動中被殺的人,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認為祭神之物很神聖,故亦祭拜他。

 

據主人汪啟聖告訴我們,以前日治時代,阿里山的行政區都直接以部落名稱來稱之,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才名之為吳鳳鄉。他說:「鄒族殺了吳鳳,因此吳鳳這名字是跟著鄒族定居而定的。若鄒族居住在高雄縣,則高雄縣鄒族居住地亦會名之吳鳳鄉。姑且不論吳鳳史蹟有待考證,把被鄒族所殺的人之名,加諸在鄒族居住地,也是一件很不合情理的事。」

 

汪啟聖又舉了一則很有趣的例子來告訴我們:「現在吳鳳廟裡陳列著一些拍攝吳鳳傳時的劇照,劇中的原住民穿的是泰雅族的服裝,吳鳳可成了泰雅族人所殺的。」

 

原來那座花了納稅人一億五千萬的吳鳳廟,竟是陳列這些不經考證、不倫不類的所謂「史蹟」。

 

精神支援一片空白

 

我們到來吉村之後,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吳鳳區會青年組的組長石明雄,帶領我們到附近走走。他對山地管制的問題,認為山地管制造成人口流動不方便,在婚姻嫁娶上很麻煩,貨物運銷多一道關卡,會遭到更嚴重的剝削。山地管制給原住民心態上有種被壓抑之感,「好端端的,何必被管制?」

 

但是,被管制之後,原住民已漸漸形成依賴政府之保護。對於年老的原住民來說,他們害怕開放管制之後,平地人會來和他們搶山地。

 

然而,開放也有其好處:山上產物在自由競爭之下,有更好的價錢,可以接受更多外界的觀念,希望能夠有競爭,學著如何去進步。當然,這必須是「逐漸的開放」。而不是「頓時全盤開放」。石明雄坦白地說:「在物質上,政府確實保護的很週到;但在精神上,卻給原住民一片空白。」

 

我們一邊走一邊聊,石明雄指了鄒族所謂的天堂--大塔山給我們看,也告訴我們一些鄒族的神話傳說。我們也看到一條不太起眼的「蘭花橋」(據說是因為鄒族的演藝人員湯蘭花比別人出資較多之故而名之)。

 

石明雄對山地籍貫問題頗表不滿:「嫁到平地去的人,會喪失山胞身份,而入平地籍。外地人不管是嫁到山地來,或入贅到山地來,仍保留平地籍,而且永遠不可能成為山地籍,真是很不平等,將來恐怕沒有人是山地籍了。」蒼翠的群山環繞,若不是與阿里山原住民接觸,恐怕難以察覺到層出不窮的問題。

  

山美村模範村民大會

 

我們一進入山美村,便感到它與樂野村、來吉村有著極大的不同,這兒的路都是鋪柏油的。房屋建築看來也比樂野村、來吉村好。我們到達時,正好趕上山美村舉行村民大會的時間,村民大會的聚會場所不太大,出席的人卻出奇的多,男女老少、老弱婦孺都到,會場容納不下,甚至坐到屋外,真可謂盛況!女傳道師安淑美對我說:「這兒的物質水準比較好,精神水準則比樂野、來吉差多了。」安淑美似乎暗示說,山美村是一個「順民」村。

 

這個村的模範村民大會,用一本三年不曾換新的會議手冊來開村民大會。在表決事情時,從他們臉上的神情也可以猜出,他們根本不知道討論的事情為何,不少年紀很大的原住民(只能懂日語及山地語,不懂國語),看別人舉手,便依樣畫葫蘆,真想不到在此地竟也有一批「表決部隊」。村民們沒有什麼民主概念,村長、村幹事、各公職人員蒞臨會場,大家竟視為光榮之至,甚至民意代表的座位都在村長之下。看來,國民黨在此處紮根紥得相當深,在基層控制上相當徹底。

 

綜合以上種種角度來觀之,原住民的問題牽涉的範圍頗廣,當務之急應是設法喚起原住民的民族自覺意識,唯有他們的共同意識覺醒後,才能夠慢慢地去改善、解決自身的問題。

 

 

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

鄒族本身的內外壓力

 文/邱斐顯

 (本文刊於198710月《台灣新文化》雜誌,「新文化焦點」專欄)

 


父老眼中的害群之馬?

 

1987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一群旅北鄒族知青聚在師大文薈廳,商討著旅北鄒族聯誼會最近要籌備的計劃。談笑間,討論到自己社團的形象問題,以近日來原權會主辦的抗議活動所帶來的一些衝擊,鄒族知青們的言談與表情都流露出些許的無奈。然而,造成這份無奈的最大因素竟然不是任何「外在」的壓力,反而是鄒族本身「內在」的壓力。

 

由於鄒族青年到都市之後,與故鄉的長輩、父老在思想上、在溝通上都有明顯的差距。父老們仍舊以過去那種古老保守的觀念來看待他們,以為他們辦活動總是牽涉到民進黨、台獨......,一聽外界有什麼活動,總以為就是他們搞的,幾乎把這個很單純的聯誼會當成是鄒族的害群之馬。可是這群離鄉背井的鄒族知青看法卻不然,他們認為外面的社會在知識水準方面,遠超過故鄉父老的社會經驗,他們體會到鄒族人口愈來愈少,若再不與外界接觸、往外發展,便無法與外界競爭以求生存,所以他們完全犧牲自己的時間來辦這個社團活動,然而,得到的卻是「不肯支持」、「扯後腿」的閒言閒語。他們對於故鄉父老這種「不參與就批評」的態度感到很無奈。

 

衝突點是吳鳳神話

 

儘管遭受到故鄉父老的誤解,這群有理想的、熱誠的知青仍然堅決地表示,希望回鄉後多多下功夫去開啟民智,爭取父老的了解與認同。「別人也有歷史包袱,他們都能站起來。鄒族自己也該調整自己的步調了。」

 

在長期被統治的壓力與政治包袱之下,如果沒有一個「衝突點」,被統治者則無法站起來。如今,對鄒族而言,這個衝突點便是「吳鳳神話」。然而,在原權會策畫的吳鳳神話抗議活動中,挺身而出的鄒族同胞卻如鳳毛麟角,鄒族同胞甚至不敢在這次活動中與其他原住民同胞同進退。這個問題已無法從各種現象的表面來陳述,這些背後的因素,頗值得我們去深思和探討的。

 

老實說,對於小學教科書中所捏造的吳鳳神話,鄒族原住民並不贊同,可是他們並沒有發洩出心裏的不平讓社會大眾知曉,整個民族的保守性格使他們不肯參與街頭抗議活動,反而對那些有勇氣走上街頭的年輕人施加了許多無形的壓力。當然,「外在」的壓力也是有的。據說當初在吳鳳神話抗議活動時,國民黨便很緊張地召開緊集會議,商討如何應付既狀況。此外,國民黨更是利用行政上的手段來威脅吳鳳鄉各村的村長。由於茶山村村長敢站出來勇於面對事實、面對自己的良心來參與支持這次街頭抗議活動,因導致茶山村失去經費補助。「我們應該聲援茶山村,給他們精神支持。」鄒族知青有感而發地說。

 

是融合不是同化

 

目前就讀於師大地理研究所的汪明輝認為:「我們不必為走上街頭而走上街頭,不必為遊行而遊行。應該有自己的目的,這目的在於宣揚鄒族優美的傳統、道德。因此我們應該負起一些責任,不要怕和別的團體扯上關係。對於這次應參與而沒有參與,我們也要勇於承認。在原權會有心的幫助下,鄒族自己應更加積極一點。若對原權會抱持偏見,不妨走入他們的團體之中,就可以了解他們在做什麼了。」

 

旅北鄒族聯誼會在一九八三年成立,目前加入的成具有一百多人,然而據悉另有大約相同的人數在都市裏,卻不願意與他們聯繫。聯誼會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出了一份刊物「鄒季刊」,由於刊物上明日地揭櫫其宗旨,反而比「旅北鄒族聯誼會」更受家鄉同胞肯定。汪明輝更是建議:「鄒季刊應落實到實際工作上,必須走入社會。」這群鄒族青年很有心地為自己語言、音樂、神話傳說等各方面的文化做策畫。聯誼會的會長梁天嶺也表示:「吳鳳抗議事件雖已結束,但原住民的問題並未結束。我們不應再像老一輩的人那樣東怕西伯,那已經不合這個時代了。」

 

問及他們對「漢化」的觀點,就讀於師大國文研究所並任職於師大附中的浦忠成則認為:「漢化的說法有兩種,一是融合,一是同化。我比較贊成融合的說法,不贊成同化的說法。融合是指一方面攝取別人好的文化成為自己的,另一方面也適度地保存自己的優良文化。而同化,多半是單方面的文化襲奪。所謂鄒族是原住民中漢化程度最深的說法,應該是指融合的程度而言,因為從年祭來看,鄒族比別的族更能保存自己原始的特色,像布農族的達爾祭停頓幾十年,而鄒族的豐年祭則只有短暫地停頓一段時間。而且鄒族很早接觸外來文化,阿里山鐵路的開通便是一例。甚至早年有位酋長曾到過大陸。不過,外來的文化勢力太強大,也希望趕快把自己的文化恢復起來。」

 

平地適應確實有問題

 

對於原住民到都市以後的適應問題,浦忠成表示,所謂「困難」是主觀的看法,這完全得視自己的表現而定。如果是自己本身過於缺乏自信心,先對平地朋友設心防,刻意製造隔閡,當然會覺得在適應上有困難。「我們這群旅北鄒族知青可以說在適應上都沒問題。就我自己為例,我周遭的朋友不但沒有以差別待遇來看我,反而相當尊重我。除此之外,溝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試著表達自己的意見給對方,互相學習『尊重』別人不同的觀點或是生活方式。」

 

與山地生活比較起來,在都市謀生的人經濟壓力大很多。在山上生活即使一天不工作也不至挨餓;在都市分秒必爭的社會裏,不工作就無法生活,都市裏要求的生活水準較高。而且到都市謀生,大多數的人都希望能在工作上有表現,多賺些錢寄回家鄉,所以無形的壓力比較大。也正因為山地與都市的生活有悠閒與忙碌如此極端的強烈對比,更看得出在山上奮鬥的精神比較低些。就讀台大歷史系的汪立華感慨地說:「最近幾年,山上的物質享受提高很多,可是謀生能力卻沒有相對提高。」

 

在教育問題方面,學生的適應問題頗為嚴重。幾乎大部份的人在小學畢業之後都會到平地來求學,由於在山上求學競爭力小,到平地則無法趕上平地學生的功課進度,便會影響其適應力;再者,若學生家境狀況不好,對其學習效果也有很大的影響。成績不好會影響其適應力,反之亦然,成績、適應力已是環境相扣、互為因果的問題,無法單一解決。

 

至於就目前山地經濟而言,鄒族知青表示:在農業上的經營、管理、運輸、銷售各方面都缺乏適當規劃,農會只負責指導栽作,卻不負責收買,因此該賺大錢時賺不到大錢,都被中間商人剝削光了。山地經濟不太適合大量生產,因為保留地有限,大量生產有點冒險,故山地多半走高經濟農業、精緻農業的路線。他們願意讓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進入山地去開發山地經濟,但也必須顧慮到原住民的實際利益,以避免層層剝削的情況發生。他們也希望政府能夠在農業方面有「保證價格」的制度,以維持農業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

 

應請學者專家來設計

 

談到對政府設山地文化村的看法,汪立華頗表反對:「政府何不將這筆經費用來建設山地,推廣語言、歌舞、手藝等方面來推展一個『活的山地文化』?」汪明輝則認為:「設立山地文化村,從開發觀光事業的角度來看,很顯然地經濟功能大於保存文化的功能,只不過有個樣子在那邊而已。我擔心的是,觀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把外面不好的事物、文化、風氣帶進山地來。」

 

另外,對於政府不顧山地平地的生活習慣、社會結構、歷史文化背景等等都大相逕庭的情況下,強把漢姓漢名加諸在原住民身上,把平地的行政制度、組織完完全全地搬到山上,他們也頗不以為然。汪明輝認為,文化相近或相同的地區應該劃分在一起才對,然而在政府行政區的劃分之下,卻變得支離破碎,有的在南投,有的在嘉義。「大概是以為原住民太強悍了,不好管理吧。」而漢姓氏是根據各族所居住的各縣市行政區所定,這種毫無歷史根據的姓氏劃分,使得原本真正的山地姓氏應為同一家族的人,冠上漢姓以後姓氏便不同,甚至搞不清楚彼此間究竟有否親戚關係。浦忠成則認為,若要山地地區能進步,行政組織的確應該適度修正與改良。例如山地地區目前由鄉公所的建設科所管轄,官僚習氣過重,實不利於原住民。如能讓鄉公所的文化科來做,並請學者專家深入研究探討,設計出一套較好的辦法來管理,應該會有助於改善山地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