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歡人生的31歲

文／邱斐顯

本文亦刊載於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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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邱玉崑，

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五年多，

但是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81年夏天，留美博士陳文成返台探親。他長期支持民主運動，是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七月初，他在警備總部約談後不久即遇害，陳屍台大校園，享年 31歲。那年夏天，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就讀北一女中，正要從高一升高二，當時 17 歲。

高二開學後，學校老師三不五時點名，找班級幹部加入國民黨。那時候，我正處於政治意識懵懂階段。父親常常拿一疊黨外雜誌，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自己讀、自己看。老師的話，和雜誌上所報導的，完全相反。我不知該相信父親給我看的雜誌報導，還是課堂上老師對黨外人士的批判。我腦中最大的疑問是，國民黨眼中的叛亂犯，為何個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面對遇害的台大傑出校友陳文成博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讀了父親給我的「一拖拉庫」黨外雜誌，我終於開竅了。我不再相信課堂上老師所說的話，除了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公民老師，姓史，也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但是他和國文老師恰恰相反。他身材魁梧、高高壯壯的體格，一副氣勢懾人的模樣。他常常在上課時，借題發揮，不斷地咒罵黨外人士。他越罵，越讓學生反感。他常常點名要同學加入國民黨，同學更因此而拒絕。

我高三那一年，校長眼見入黨學生太少，無法交差，動輒要求全三年級的學生舉行周會，要求入黨人數要達到一定比例，她才肯罷休。校長的作風讓我感到不屑，她為了吸納學生成為國民黨員，竟然不擇手段。

巧的是，在這一個學期間，台灣政壇上有數場重大選舉，在全台各地進行著。

1981年 11月 14日，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黨外的選舉文宣，在大城小鎮熱切地飛舞著。黨外的政見會場，常常湧進數以萬計的支持者人潮。我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跟著父親，跑去好幾個黨外政見會場，聆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

那一年，我只有 17 歲，沒有投票權。父親不在乎我能不能投票，能帶著女兒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引以為傲。那時候，我們早已搬離大稻埕的老家四年，遷到正在發展中的台北東區。夜晚，父親常常帶著我搭車去老家附近，聽聽謝長廷、陳水扁的演講。我們去過日新國小（父親的母校），也去過太平國小（我的母校）。每次，政見會結束後，我們的手上總會多了好幾本黨外雜誌。

父親不只關心台北的選情，也關心台灣其他各地的選情。陳水扁、謝長廷、康水木、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游錫堃選台灣省議員，邱連輝選屏東縣長，陳定南選宜南縣長。這些黨外人士的大名，就這樣在我眼裡出現，在我耳裡聽見。

如果我不能陪父親去政見發表會，父親有時會找母親陪他去，有時會和他的同事相約一起去。那時候，父親在信用合作社上班。他常常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同事去聽政見發表會。」

「那是誰呀？」我好奇地問父親。「他是住在新莊的張伯伯。」從新莊到台北來聽政見？我幾乎沒看過他，但是總是從父親口中聽到他。父親對我說，「張伯伯常常出國。如果他人在台灣，常常會找我作伴去參加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有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他們都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就是曾任台獨聯盟主席張信堂的父親。

我讀高中的時候，從來不曾和同學分享過我對政治的看法。學校裡，有一個黨棍校長－－硬是要學生加入國民黨，和一個黨棍公民老師－－常常以憎惡的口吻咒罵黨外人士，我學會了「惦惦，卡無代誌」。從此，我也不相信這些態度偏頗的師長，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什麼貢獻。

我讀大學的時候，再一次感受到這些黨國體制的思想延伸，學校的創辦人就是獨裁統治者蔣介石之妻蔣宋美齡。我懶得再去和師長或同學爭辯我所相信的理念，保持沈默是最佳的應對方式。但是，私下，我還是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對台灣社會現象、政治現狀的觀點。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7年 7月 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1987年 7月，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在前衛出版社的辦公室，擔任《台灣新文化》雜誌採訪編輯。前衛出版社的老闆林文欽，對「台灣本土文學」非常認同與堅持。他過去長期在出版社工作，了解「中國文學」長期肆虐下，「台灣本土文學」與「台灣文化」所面臨的弱勢，與遭到的壓抑及貶抑。後來，他為了理想，離開原本所待的出版社，自行創業，獨力經營前衛出版社。

1987年 9月，黃怡接任《台灣新文化》雜誌總編輯工作。如果說，我父親是第一個影響我對台灣政治觀點的人，那麼，黃怡就是第二個影響我的人。我還沒認識黃怡的時候，她就在黨外的雜誌圈內工作。我們共事的日子裡，她常常告訴我她對台灣社會的觀點，並且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和做法。我從她的口中，認識了更多一九八○年代以來，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人士。

我讀高中的時候，父親買雜誌給我看；等我大學畢業後，換我編雜誌給父親看。1987年 10月初，我把參與編輯且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交到父親手上。他戴上了老花眼鏡，仔仔細細地讀著雜誌上的每一個字，連版權頁都不放過。當他看到《台灣新文化》雜誌美國連絡人－－張信堂時，他對我說：「張信堂好像就是我朋友的兒子。」

然而，縱使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政權底下的警備總部仍然大權在握。台灣人民仍然沒有言論自由。

以前，父親老愛跑去書報攤，購買被查禁的雜誌；現在，警總老是跑來印刷廠，查禁我們所編的雜誌。說刺激，很刺激。但是苦了用心經營的老闆林文欽。查禁到後來，十多位編輯委員的投資，幾乎血本無歸；最後，雜誌虧損累累、被迫停刊，我們這幾個編輯，只得黯然離開。1981年，警備總部約談了陳文成之後，陳文成就告別了人世間。1987年，警備總部不斷查禁《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化》也就停擺了。

透過黃怡引荐，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深談。我準備接受謝明達的邀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進報》採訪編輯。1988年5月18日那一天，我第一次和《民進報》的同事們見面。隔二天，他們打算參與並報導「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我還不算編制內的編輯，他們這樣對我說：「等我們後天的遊行結束後，妳就一起來編雜誌吧。」

沒想到，一場「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再度讓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改寫。我才剛認識的同事們，受傷的受傷（編輯陳啟昱、朱容徵嚴重受傷），被抓的被抓（編輯黃嘉光、總編輯之妻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遭逮捕），被起訴的被起訴。整個《民進報》的運作機制，頓時大亂。顧不得什麼叫做害怕，我只覺得，如果我的文筆能據實報導國民黨的惡形惡狀，我就該盡一分心力。何況，五二○當天，我的父親也跟著走上街頭去抗議。

那一天，父親回到家告訴我說，他人在現場，目睹鎮暴消防灑水車向抗議群眾噴灑水柱，他躲避不及，以致全身溼透。那一天，我也告訴他，我決定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民進報》工作。

那時候，民進黨才剛成立不到兩年，我們一群編輯部的同仁（攝影編輯邱萬興，美術編輯黃惠芬，文字編輯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與我），幾乎是以一半報導一半參與的心態，從事民主運動。當時的黨主席是姚嘉文，秘書長是黃爾璇，副秘書長是邱義仁，外交部主任是盧修一，組織部主任黃華，政策中心主任是傅正，文宣部主任是李逸洋。雜誌定期出刊，街頭運動三不五時舉辦，「走上街頭抗議」和「窩在辦公室編雜誌」，都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照片說明由左至右為：

邱萬興（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邱工作室負責人
邱義仁（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林曉霞（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現任基隆市的國小老師
蔡文旭（任民進黨文宣部幹事）現任嘉義市議員
邱斐顯（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林濁水（任民進報總主筆）前立法委員
黃惠芬（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牛頓公司總經理特助
李逸洋（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前內政部部長
圖片提供／邱萬興 

1989年，我開始人生第一次助選工作，並且，因緣際會，認識了我的另一半江蓋世。巧合的是，蓋世認識我的那年，正好也是他的 31 歲。

幾年下來，我們兩人感情發展雖有不少波折，最後仍是喜劇收場。 1993年，我 29 歲，他 35 歲，我們步上紅色地毯。1994年，我 30 歲，他 36 歲，我們共商政治事業發展，我決定支持蓋世，並協助他參選台北市議員。那一年，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許多清新的期盼。陳水扁贏得選舉，當上解嚴後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過去長久以來，台北市政府的國民黨政治終於崩盤。而蓋世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

1995年，我 31 歲，工作跑道又有了轉換。我接下「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職務，和原本就有相同理念的一群姊妹們，共同為女性權益努力。我們辦了幾次活動、志工與學生訓練、女性議題座談，結交更多的女性朋友，探討更多女性議題，從生理到心理，從人文到歷史。前一年，女權會的理事長江文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女性史書寫運動，女權會也因此出版了《阿媽的故事》與《阿母的故事》兩本書。

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這兩本書的出版令我相當感動，推銷這兩本書的工作，成了我任內的重大會務之一。我還記得，為了行銷這兩本書，女權會常常上上下下，動員眾多會員，以及理事、監事等各幹部，出席各種集會，派人駐點賣書。

1995年，我 31 歲，我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更特別的事發生－－那就是「懷孕」－－孕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女性特有的經驗。這一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跑醫院、做產檢。喜歡小孩的老公，偏偏命中注定晚婚又晚生，對於這樣一個按照計畫來報到的小寶貝，我們都非常期待。

依醫療規定，我這個高齡產婦，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羊膜穿刺」。我生命中這一段難以言喻的經驗，一個胎兒住在子宮內，整天跟著我進進出出的感覺，真是再奇妙不過了。當一個「新手媽咪」，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讀書，讀如何生育寶寶的書，讀如何教養寶寶的書。「生第一胎，照『書』養。」就是我懷孕時的最佳寫照。1995年底又逢立委選舉，我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女權會的幹部們，在台北街頭各個演講會場，到處吆喝，賣著兩本女權會的代表作；我也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老公及助理們，在大雨滂沱中，到華江橋下，為黨內的立委候選人加油助陣。

1996年，我 32  歲那年，小寶寶呱呱墜地，初出人世。

陳文成 31 歲遇害，走得「太年輕」了。我 31 歲初次懷孕，又嫌有點「不年輕」了。然而，我知道，只要這個社會不夠民主，那麼，任何年齡的奮鬥，永遠不嫌晚。有人離開了人間，有人才加入人世，生命歷程不就是這樣生生不息的嗎？

後記：2007年（我父親過世三年多）的某一天，我與蓋世一起去拜訪張信堂。那一天，信堂兄的雙親都在家裡。我們聊起了我的父親。張伯伯對我說，「以前，我常常找妳爸爸，作夥去聽演講。後來，妳爸爸也告訴我，妳都在寫文章、編雜誌，他甚至告訴我，蓋世是他的子婿。」如果不是我父親的啟蒙，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這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資產。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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