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斐顯
父老眼中的害群之馬？
（1987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一群旅北鄒族知青聚在師大文薈廳，商討著旅北鄒族聯誼會最近要籌備的計劃。談笑間，討論到自己社團的形象問題，以近日來原權會主辦的抗議活動所帶來的一些衝擊，鄒族知青們的言談與表情都流露出些許的無奈。然而，造成這份無奈的最大因素竟然不是任何「外在」的壓力，反而是鄒族本身「內在」的壓力。
由於鄒族青年到都市之後，與故鄉的長輩、父老在思想上、在溝通上都有明顯的差距。父老們仍舊以過去那種古老保守的觀念來看待他們，以為他們辦活動總是牽涉到民進黨、台獨......，一聽外界有什麼活動，總以為就是他們搞的，幾乎把這個很單純的聯誼會當成是鄒族的害群之馬。可是這群離鄉背井的鄒族知青看法卻不然，他們認為外面的社會在知識水準方面，遠超過故鄉父老的社會經驗，他們體會到鄒族人口愈來愈少，若再不與外界接觸、往外發展，便無法與外界競爭以求生存，所以他們完全犧牲自己的時間來辦這個社團活動，然而，得到的卻是「不肯支持」、「扯後腿」的閒言閒語。他們對於故鄉父老這種「不參與就批評」的態度感到很無奈。
衝突點是吳鳳神話
儘管遭受到故鄉父老的誤解，這群有理想的、熱誠的知青仍然堅決地表示，希望回鄉後多多下功夫去開啟民智，爭取父老的了解與認同。「別人也有歷史包袱，他們都能站起來。鄒族自己也該調整自己的步調了。」
在長期被統治的壓力與政治包袱之下，如果沒有一個「衝突點」，被統治者則無法站起來。如今，對鄒族而言，這個衝突點便是「吳鳳神話」。然而，在原權會策畫的吳鳳神話抗議活動中，挺身而出的鄒族同胞卻如鳳毛麟角，鄒族同胞甚至不敢在這次活動中與其他原住民同胞同進退。這個問題已無法從各種現象的表面來陳述，這些背後的因素，頗值得我們去深思和探討的。
老實說，對於小學教科書中所捏造的吳鳳神話，鄒族原住民並不贊同，可是他們並沒有發洩出心裏的不平讓社會大眾知曉，整個民族的保守性格使他們不肯參與街頭抗議活動，反而對那些有勇氣走上街頭的年輕人施加了許多無形的壓力。當然，「外在」的壓力也是有的。據說當初在吳鳳神話抗議活動時，國民黨便很緊張地召開緊集會議，商討如何應付既狀況。此外，國民黨更是利用行政上的手段來威脅吳鳳鄉各村的村長。由於茶山村村長敢站出來勇於面對事實、面對自己的良心來參與支持這次街頭抗議活動，因導致茶山村失去經費補助。「我們應該聲援茶山村，給他們精神支持。」鄒族知青有感而發地說。
是融合不是同化
目前就讀於師大地理研究所的汪明輝認為：「我們不必為走上街頭而走上街頭，不必為遊行而遊行。應該有自己的目的，這目的在於宣揚鄒族優美的傳統、道德。因此我們應該負起一些責任，不要怕和別的團體扯上關係。對於這次應參與而沒有參與，我們也要勇於承認。在原權會有心的幫助下，鄒族自己應更加積極一點。若對原權會抱持偏見，不妨走入他們的團體之中，就可以了解他們在做什麼了。」
旅北鄒族聯誼會在一九八三年成立，目前加入的成具有一百多人，然而據悉另有大約相同的人數在都市裏，卻不願意與他們聯繫。聯誼會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出了一份刊物「鄒季刊」，由於刊物上明日地揭櫫其宗旨，反而比「旅北鄒族聯誼會」更受家鄉同胞肯定。汪明輝更是建議:「鄒季刊應落實到實際工作上，必須走入社會。」這群鄒族青年很有心地為自己語言、音樂、神話傳說等各方面的文化做策畫。聯誼會的會長梁天嶺也表示：「吳鳳抗議事件雖已結束，但原住民的問題並未結束。我們不應再像老一輩的人那樣東怕西伯，那已經不合這個時代了。」
問及他們對「漢化」的觀點，就讀於師大國文研究所並任職於師大附中的浦忠成則認為：「漢化的說法有兩種，一是融合，一是同化。我比較贊成融合的說法，不贊成同化的說法。融合是指一方面攝取別人好的文化成為自己的，另一方面也適度地保存自己的優良文化。而同化，多半是單方面的文化襲奪。所謂鄒族是原住民中漢化程度最深的說法，應該是指融合的程度而言，因為從年祭來看，鄒族比別的族更能保存自己原始的特色，像布農族的達爾祭停頓幾十年，而鄒族的豐年祭則只有短暫地停頓一段時間。而且鄒族很早接觸外來文化，阿里山鐵路的開通便是一例。甚至早年有位酋長曾到過大陸。不過，外來的文化勢力太強大，也希望趕快把自己的文化恢復起來。」
平地適應確實有問題
對於原住民到都市以後的適應問題，浦忠成表示，所謂「困難」是主觀的看法，這完全得視自己的表現而定。如果是自己本身過於缺乏自信心，先對平地朋友設心防，刻意製造隔閡，當然會覺得在適應上有困難。「我們這群旅北鄒族知青可以說在適應上都沒問題。就我自己為例，我周遭的朋友不但沒有以差別待遇來看我，反而相當尊重我。除此之外，溝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試著表達自己的意見給對方，互相學習『尊重』別人不同的觀點或是生活方式。」
與山地生活比較起來，在都市謀生的人經濟壓力大很多。在山上生活即使一天不工作也不至挨餓；在都市分秒必爭的社會裏，不工作就無法生活，都市裏要求的生活水準較高。而且到都市謀生，大多數的人都希望能在工作上有表現，多賺些錢寄回家鄉，所以無形的壓力比較大。也正因為山地與都市的生活有悠閒與忙碌如此極端的強烈對比，更看得出在山上奮鬥的精神比較低些。就讀台大歷史系的汪立華感慨地說：「最近幾年，山上的物質享受提高很多，可是謀生能力卻沒有相對提高。」
在教育問題方面，學生的適應問題頗為嚴重。幾乎大部份的人在小學畢業之後都會到平地來求學，由於在山上求學競爭力小，到平地則無法趕上平地學生的功課進度，便會影響其適應力；再者，若學生家境狀況不好，對其學習效果也有很大的影響。成績不好會影響其適應力，反之亦然，成績、適應力已是環境相扣、互為因果的問題，無法單一解決。
至於就目前山地經濟而言，鄒族知青表示：在農業上的經營、管理、運輸、銷售各方面都缺乏適當規劃，農會只負責指導栽作，卻不負責收買，因此該賺大錢時賺不到大錢，都被中間商人剝削光了。山地經濟不太適合大量生產，因為保留地有限，大量生產有點冒險，故山地多半走高經濟農業、精緻農業的路線。他們願意讓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進入山地去開發山地經濟，但也必須顧慮到原住民的實際利益，以避免層層剝削的情況發生。他們也希望政府能夠在農業方面有「保證價格」的制度，以維持農業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
應請學者專家來設計
談到對政府設山地文化村的看法，汪立華頗表反對：「政府何不將這筆經費用來建設山地，推廣語言、歌舞、手藝等方面來推展一個『活的山地文化』？」汪明輝則認為：「設立山地文化村，從開發觀光事業的角度來看，很顯然地經濟功能大於保存文化的功能，只不過有個樣子在那邊而已。我擔心的是，觀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把外面不好的事物、文化、風氣帶進山地來。」
另外，對於政府不顧山地平地的生活習慣、社會結構、歷史文化背景等等都大相逕庭的情況下，強把漢姓漢名加諸在原住民身上，把平地的行政制度、組織完完全全地搬到山上，他們也頗不以為然。汪明輝認為，文化相近或相同的地區應該劃分在一起才對，然而在政府行政區的劃分之下，卻變得支離破碎，有的在南投，有的在嘉義。「大概是以為原住民太強悍了，不好管理吧。」而漢姓氏是根據各族所居住的各縣市行政區所定，這種毫無歷史根據的姓氏劃分，使得原本真正的山地姓氏應為同一家族的人，冠上漢姓以後姓氏便不同，甚至搞不清楚彼此間究竟有否親戚關係。浦忠成則認為，若要山地地區能進步，行政組織的確應該適度修正與改良。例如山地地區目前由鄉公所的建設科所管轄，官僚習氣過重，實不利於原住民。如能讓鄉公所的文化科來做，並請學者專家深入研究探討，設計出一套較好的辦法來管理，應該會有助於改善山地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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