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05 榮星合唱，牽出人生巧遇！

文／邱斐顯

人生的際遇，有時會在我們沒有預期的情況下，突然得到意外的收穫，而這個收穫，會讓我們深深感動。

前一陣子，蓋世和他的一個學弟連絡。這位學弟，退休後，因喜愛音樂，而加入榮星混聲合唱團。經他告知，2022年11月5日，他們榮星混聲合唱團，將在東吳大學校本部的松怡廳，舉行一場「愛，一直都在」音樂會。他熱情邀約，加上蓋世和我也都喜歡參加音樂會，我們於是把時間安排下來。                

2022年11月5日星期六晚上，我們搭上捷運，在士林站下車。蓋世對東吳大學完全陌生，為了趕時間，他本來想搭計程車去東吳大學。而我，2019年曾經造訪東吳大學一次。那次，我接受東吳大學難容社邀請，在社團社課的某一天晚上，前去演講。我只記得社團的幹部來捷運站接我，之後，我與學生一路聊著，也沒仔細看行車路徑。因此，從捷運站搭公車的路徑，我不熟。但我知道，只有幾站就可以抵達東吳大學。

 

音樂會晚上七點開始。我們走出士林捷運站，大約6點15分。我們決定請問站務人員。站務人員說，走出捷運站，向右，就可看到公車站牌，所有往故宮的公車，統統可以搭乘。

 

我們來到公車站牌，剛好有兩位中年女士，也在看著站牌，我們聽到她們也在查詢前往東吳大學的資訊。我向其中一位女士開口：「請問，妳們要去聽音樂會嗎？」

她答：「是啊！」

 

「妳們對公車熟悉嗎？」

「我以前搭過一次。不過，這些公車都可以到。」

 

我們兩人鬆了一口氣。這樣，就有四個人會一起在東吳大學下車，而且是要走進音樂廳的。我們上了車，車上人多，不過，公車每站都報站名，我們也就放心了。

 

下車後，我們兩人和這兩位女士，一邊往音樂廳（松怡廳，位在第二教研大樓）走，一邊簡短地交談一點。經蓋世詢問後，我們知道她們兩位，其中一位（曾經）是榮星團員。但我們不熟，也不便多問。走進第二教研大樓之後，我們也就各自走入音樂廳了。

 

坐下來之後，我環顧四周，對蓋世說，「這場音樂會，台仔頂佮台仔腳，除了你ê學弟之外，咱m̄ bat半人。」因為曲目有多首是呂泉生老師編曲的，其他，有用台語唱的，有用華語唱的，也有用英語唱的，我們就在觀眾席上純粹聆聽與欣賞。

 

最後，音樂會結束，指揮陳婉如老師（也是榮星團員）拿起麥克風，說了一些話。可能是麥克風的效果不佳，或是我們所坐的位子收音不好，蓋世和我都聽不清楚她說了什麼。

 

她好像介紹了一個重要的人士，這個人站了起來。觀眾紛紛鼓掌致意。

 

原來這是一位女士。她好像坐在我們後方兩三排之處。蓋世坐在座位上，刻意轉過頭去看一下。然後，蓋世轉頭回來告訴我，「那位女士好像對我揮揮手。是不是我們剛剛搭車時遇到的那兩位，其中一位？」

 

我回頭看，但我不確定蓋世所說是否正確。剛剛搭車時，天色那麼暗，而且大家都戴口罩，臉都遮了一半，我沒有把握是否同一人。

 

後來，散場時，這位女士，走近我們，朝著蓋世說：「我怎麼覺得你很面熟？」蓋世很低調，微笑著，對她說：「我們剛剛是不是搭同一班公車來東吳大學的？」

 

我好奇地請教她：「我們剛剛沒聽清楚指揮說的話。不好意思。請問您是？」

這位女士說：「我是呂玲兒。」

 

叮咚！

 

我的大腦，馬上連線到我曾經寫過的文章。「呂玲兒」，不正是呂泉生老師的女兒嗎？2008年，14年前，我曾透過榮星團員辜惠倫女士，幫我問一個我對呂泉生老師作曲的疑惑。辜惠倫當時轉來呂玲兒的答覆。當年呂玲兒是用英文回覆我的。

詳細資料，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s://happyleo.pixnet.net/blog/post/41032917

我們自我介紹一番，告知她我們的姓名。呂玲兒恍然大悟。我們因此多聊了一會。

 

不久，另一位女士也加入我們的談話。她是呂泉生老師的媳婦孫芝君。她說：「江先生，1999年呂泉生老師自美返台，邀您到飯店一敘，您記得嗎？」

 

蓋世連忙說：「記得！記得！那是我唯一一次與呂泉生老師見面會談的機會。」孫芝君告訴我們：「那一次，我在場，陪著呂泉生老師跟您談。」她強調：「呂泉生老師自認為那首【囚人搖籃歌】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

 

散會後，是大家的社交時間，許多榮星的團員都互相寒暄。我們與他們不熟，但是另有一位女士，讓我覺得很眼熟。

 

「那位女士，是不是在呂泉生老師2016年百歲誕辰紀念音樂會上，伴奏【囚人搖籃歌】的周淑斐老師？」我問蓋世。

 

蓋世沒把握。我又自己上前去問了。「請問您是周淑斐老師嗎？」

對方看到蓋世，整個人很熱絡地說：「是，是，我是幫你伴奏的周淑斐。」

 

蓋世愣了一下，趕緊說：「是幫聲樂家許德崇伴奏的周淑斐老師？」

「哈哈，對啦，彼條【囚人搖籃歌】啦。」

 

我們簡短談一談，因為榮星團員在音樂會後還要大合照，我們也不便在此久留，就離開音樂廳。

 

走出第二教研大樓，我們循著原路走向校門，卻看見一輛公車停在校園內，讓乘客上車，我們加快步伐，追上公車。公車一路往士林捷運站前進。

 

在車上，我對蓋世說：「我本來以為，我們就是單純來欣賞榮星合唱團的音樂會演出，沒想到竟有散會後的這段人生巧遇。」蓋世也非常興奮，因為我們竟然遇到了呂泉生老師的女兒呂玲兒、媳婦孫芝君，以及伴奏【囚人搖籃歌】的周淑斐老師。

 

我人在公車上，就迫不及待地傳訊給辜惠倫，告訴她這個巧遇。2008年，我在中央社編輯英文版的台灣藝文新聞時，因為呂泉生老師逝世，我需要一些相關資料與照片來編輯時，辜惠倫給我很大的幫助。

 

蓋世的學弟邀請我們來聽這場音樂會，也剛好，我們的時間可以來欣賞音樂會。沒想到，一場音樂饗宴，牽出一段人生巧遇！

 

註：其他資訊，請參考下列相關網址：

 

1. 呂泉生老師的幾篇相關文章

 文／邱斐顯（撰於2016年呂泉生百歲誕辰紀念音樂會前夕）

http://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16/09/blog-post.html

2.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4）－作曲家呂泉生 Composer Lu Chuan-Sheng

編輯／邱斐顯（Editior／Felicity Fei-Hsien Chiu）

http://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09/02/4.html

 

吳鳳是劣士

 揭開神話的公義之旅

 文／邱斐顯

 （本文刊於1987年10月《台灣新文化》雜誌，「新文化焦點」專欄）

 

四十個社團協辦

 

為了抗議「吳鳳神話」所帶給台灣原住民在精神上、心靈上的壓迫與傷害，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結合了許多不同族別的原住民朋友，共同於九月份策劃了一次「公義之旅」。

 

這一連串的活動，包括九月九日上午在嘉義火車站吳鳳銅像前的抗議演講與遊行，下午至嘉義縣政府遞交抗議書；九月十二日上午到教育部陳情抗議及遞交抗議書，下午從台大校門口沿著羅斯福路、和平東路遊行到師大之後並演講；九月十九日晚上邀請學者、民意代表等在耕莘文教院舉辦「從吳鳳神話看大漢沙文主義」座談會。

 

至於抗議的內容則希望：

 

一、教育部調整以漢民族為本位的教育政策，完全刪除小學課本中的吳鳳史蹟，而代之介紹台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全貌之課文，以尊重文化差異，癒和民族傷痕，彰顯社會正義，達成民族間的和諧。

 

二、尊重原住民人格尊嚴及生存發展權益，爭取原住民平等權，籲請政府：

 

（1）將吳鳳鄉改名（由吳鳳鄉鄒族居民決定之）。

（2）伴隨「吳鳳神話」而花了納稅人一億五千萬建造的吳鳳神廟，必須變更其使用性質，轉變為「台灣漢族、原住民族和平紀念館」。

（3）拆除嘉義火車站前吳鳳銅像。

 

三、請中研院近代史研所、民族所及台灣史研究會成立研究調查小組，以澄清歷史真相，恢復吳鳳本來面目，並還原住民一個公道。

 

原權會這次的抗議行動做得不但相當積極，而且非常具體，因此，得到了將近四十個社會團體的協助、支持與參與。

 

向吳鳳銅像丟雞蛋

 

九月九日上午九時左右，抗議團體聚集在嘉義火車站吳鳳銅像前，把一塊寫著「吳鳳是劣士，莫那魯道（原住民抗日時代的英雄）是烈士」的白布掛在吳鳳銅像上；協辦團體也紛紛高舉標語、布條。

 

（請參見：綠色小組影像協會3 October 2016臉書分享，

綠色30影片回顧/39--原住民抗議吳鳳神話）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199094490151096

 

熱鬧的場面吸引了不少圍觀的群眾及人民褓姆。然後，一連串緊鑼密鼓的精彩演講演登場，原權會會長、前會長、執行委員、鄒族同胞、牧師、神父、漢人民代、大革會學生代表……個個輪番上陣，痛陳教育政策之不當、吳鳳神話之不實，在原住民心靈上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傷痕。

 

為了表示他們的憤怒，他們先後以向吳鳳銅像扔雞蛋、燒毀教科書中有關吳鳳故事的部分等方式，來完成示威。

  

 

  

 

十一點半開始遊行，十二點到達縣政府。演講又再繼續重覆。這一切都在抗議團體的控制掌握之中。他們計劃拖延到下午一點半，請嘉義縣長出面接受抗議書，頂多兩點左右可以順利離開。誰知道，一點半以後的時間則完全脫離他們的掌握！

 

抗議團體正想把抗議書交給縣長，速戰速決地解散遊行群眾時，不料卻遭縣府以一招拖延戰術來「反制」。一點半，傳出現長不在（去布袋）的說法；兩點半，縣府居然要關起大門，群眾與警察在縣府門口僵持不下；三點二十三分，終於肯讓原權會及四十個協辦單位的代表進入縣府簡報室；代表們在簡報室久候縣長一小時，四點二十四分縣長才到。

 

民選縣長的官僚作風

 

原權會前會長胡德夫向嘉義縣何嘉榮縣長指出，在今年（1987年）六月一日自立晚報上，何縣長對原住民發出一些不當之言論，對原住民的傷害很大，希望縣長公開道歉。可是，何縣長擺出一副官僚姿態顧左右而言之。

 

談到青年對原住民抗議活動的熱心參與，何縣長說：「我也曾年輕過，你們的心情我也能體會……，我也處理過外交方面的事務……」林宗正牧師忍不住地說：「是啊！所以你滿口的『外交辭令』，敷衍了事。」

 

由於抗議團體中午未進食，進簡報室等候縣長之際，有人訂了四、五十個餐盒。縣長到席不久，餐盒送到了，不顧開會進行程序，抗議團體便在會議桌上用起餐來。這是一幅很有趣的畫面：吃飯的吃飯、報告的報告，縣長神情嚴肅，會議室也站滿了人，包括身穿制服的警察，及穿便衣的特務，但秩序卻是出奇得好。

 

當林宗正牧師在報告發言時，縣長時而低頭，時而轉頭。林牧師不悅地指出縣長沒有做人的基本禮貌，縣長態度傲慢地答：「你的話我確實有在聽，我在低頭沉思你的問題，不可以嗎？難道非得盯著你看才算有禮貌？」林牧師一氣之下，轉頭面向在座的聽眾報告，故意大聲地道：「何縣長，……」這一舉動，著實幽了官僚味很重的何縣長一默，幾乎令與會人士噴飯。

 

最後，原權會會長劉文雄把抗議書內容讀過一遍，並請何縣長接受。何縣長又搬出一堆藉口，把刪改教科書的事推給教育部，把吳鳳鄉更改名字的事推給鄉公所，把拆除吳鳳銅像的事推給嘉義市長。這種迂迴又不負責任的處事態度，令抗議團體無所適從。終於在幾番溝通協調之下，何縣長才接下這份抗議書。

 

吳鳳神話的邏輯反駁

 

抗議活動結束後，我們晚上趕到阿里山上樂野村的汪家，接受主人汪啟聖的熱情招待。在有酒、有菜、有吉他、有歌聲的氣氛下，聊了彼此對今日活動的看法，聊了鄒族的歷史淵源、風俗習慣、語言、音樂等文化。在這種氣氛之下，我更能接觸到原住民的真正生活面，及他們真正的想法和看法。

 

我們這群造訪汪家的訪客之中，只有四個平地人。我們四人當中，有三個人都不約而同地穿著紅色外套。據鄒族的朋友說，在鄒族的服飾中，紅色是最受歡迎的色彩，它代表英勇，也代表友善。因此，吳鳳「穿紅衣、騎白馬、殺身成仁」的神話，便不攻自破。其次鄒族同胞向來沒有「建廟」的觀念，更遑論為吳鳳「建廟」。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與漢族不同，鄒族的聚會場所名之為「庫巴」，整個建築構造也和漢人的廟宇迥然不同。

 

第三點，鄒族出草獵人頭的習俗，並未如小學教科書上所言，因吳鳳的犧牲而停止。吳鳳已歿兩百多年，而鄒族同胞說，甚至在九十多年前仍有出草獵人頭的行動。

 

第四點，原住民族的出草行動，乃是為了保有自己的領土，不願外族入侵，出草的方向都往深山裡去，對象則是其他原住民，並非漢人。

 

第五點，傳說中，吳鳳預藏了四十幾個頭顱（台灣與滿清戰役中死亡者）以供原住民每年一顆頭顱的祭祀之用，如此持續了四十幾年。但是吳鳳不可能藏著死人頭顱藏了四十幾年，鄒族也沒有拿不相干的死人頭顱來祭祀的習俗。

 

鄒族的出草、祭祀（豐年祭、戰祭……）都有其宗教意義、社會意義。祭祀時，除了祭神之外，便是祭拜這個在出草行動中被殺的人，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認為祭神之物很神聖，故亦祭拜他。

 

據主人汪啟聖告訴我們，以前日治時代，阿里山的行政區都直接以部落名稱來稱之，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才名之為吳鳳鄉。他說：「鄒族殺了吳鳳，因此吳鳳這名字是跟著鄒族定居而定的。若鄒族居住在高雄縣，則高雄縣鄒族居住地亦會名之吳鳳鄉。姑且不論吳鳳史蹟有待考證，把被鄒族所殺的人之名，加諸在鄒族居住地，也是一件很不合情理的事。」

 

汪啟聖又舉了一則很有趣的例子來告訴我們：「現在吳鳳廟裡陳列著一些拍攝吳鳳傳時的劇照，劇中的原住民穿的是泰雅族的服裝，吳鳳可成了泰雅族人所殺的。」

 

原來那座花了納稅人一億五千萬的吳鳳廟，竟是陳列這些不經考證、不倫不類的所謂「史蹟」。

 

精神支援一片空白

 

我們到來吉村之後，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吳鳳區會青年組的組長石明雄，帶領我們到附近走走。他對山地管制的問題，認為山地管制造成人口流動不方便，在婚姻嫁娶上很麻煩，貨物運銷多一道關卡，會遭到更嚴重的剝削。山地管制給原住民心態上有種被壓抑之感，「好端端的，何必被管制？」

 

但是，被管制之後，原住民已漸漸形成依賴政府之保護。對於年老的原住民來說，他們害怕開放管制之後，平地人會來和他們搶山地。

 

然而，開放也有其好處：山上產物在自由競爭之下，有更好的價錢，可以接受更多外界的觀念，希望能夠有競爭，學著如何去進步。當然，這必須是「逐漸的開放」。而不是「頓時全盤開放」。石明雄坦白地說：「在物質上，政府確實保護的很週到；但在精神上，卻給原住民一片空白。」

 

我們一邊走一邊聊，石明雄指了鄒族所謂的天堂－－大塔山給我們看，也告訴我們一些鄒族的神話傳說。我們也看到一條不太起眼的「蘭花橋」（據說是因為鄒族的演藝人員湯蘭花比別人出資較多之故而名之）。

 

石明雄對山地籍貫問題頗表不滿：「嫁到平地去的人，會喪失山胞身份，而入平地籍。外地人不管是嫁到山地來，或入贅到山地來，仍保留平地籍，而且永遠不可能成為山地籍，真是很不平等，將來恐怕沒有人是山地籍了。」蒼翠的群山環繞，若不是與阿里山原住民接觸，恐怕難以察覺到層出不窮的問題。

  

山美村模範村民大會

 

我們一進入山美村，便感到它與樂野村、來吉村有著極大的不同，這兒的路都是鋪柏油的。房屋建築看來也比樂野村、來吉村好。我們到達時，正好趕上山美村舉行村民大會的時間，村民大會的聚會場所不太大，出席的人卻出奇的多，男女老少、老弱婦孺都到，會場容納不下，甚至坐到屋外，真可謂盛況！女傳道師安淑美對我說：「這兒的物質水準比較好，精神水準則比樂野、來吉差多了。」安淑美似乎暗示說，山美村是一個「順民」村。

 

這個村的模範村民大會，用一本三年不曾換新的會議手冊來開村民大會。在表決事情時，從他們臉上的神情也可以猜出，他們根本不知道討論的事情為何，不少年紀很大的原住民（只能懂日語及山地語，不懂國語），看別人舉手，便依樣畫葫蘆，真想不到在此地竟也有一批「表決部隊」。村民們沒有什麼民主概念，村長、村幹事、各公職人員蒞臨會場，大家竟視為光榮之至，甚至民意代表的座位都在村長之下。看來，國民黨在此處紮根紥得相當深，在基層控制上相當徹底。

 

綜合以上種種角度來觀之，原住民的問題牽涉的範圍頗廣，當務之急應是設法喚起原住民的民族自覺意識，唯有他們的共同意識覺醒後，才能夠慢慢地去改善、解決自身的問題。

 

 

鄒族本身的內外壓力

 文／邱斐顯

 （本文刊於1987年10月《台灣新文化》雜誌，「新文化焦點」專欄）

 

父老眼中的害群之馬？

 

（1987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一群旅北鄒族知青聚在師大文薈廳，商討著旅北鄒族聯誼會最近要籌備的計劃。談笑間，討論到自己社團的形象問題，以近日來原權會主辦的抗議活動所帶來的一些衝擊，鄒族知青們的言談與表情都流露出些許的無奈。然而，造成這份無奈的最大因素竟然不是任何「外在」的壓力，反而是鄒族本身「內在」的壓力。

 

由於鄒族青年到都市之後，與故鄉的長輩、父老在思想上、在溝通上都有明顯的差距。父老們仍舊以過去那種古老保守的觀念來看待他們，以為他們辦活動總是牽涉到民進黨、台獨......，一聽外界有什麼活動，總以為就是他們搞的，幾乎把這個很單純的聯誼會當成是鄒族的害群之馬。可是這群離鄉背井的鄒族知青看法卻不然，他們認為外面的社會在知識水準方面，遠超過故鄉父老的社會經驗，他們體會到鄒族人口愈來愈少，若再不與外界接觸、往外發展，便無法與外界競爭以求生存，所以他們完全犧牲自己的時間來辦這個社團活動，然而，得到的卻是「不肯支持」、「扯後腿」的閒言閒語。他們對於故鄉父老這種「不參與就批評」的態度感到很無奈。

 

衝突點是吳鳳神話

 

儘管遭受到故鄉父老的誤解，這群有理想的、熱誠的知青仍然堅決地表示，希望回鄉後多多下功夫去開啟民智，爭取父老的了解與認同。「別人也有歷史包袱，他們都能站起來。鄒族自己也該調整自己的步調了。」

 

在長期被統治的壓力與政治包袱之下，如果沒有一個「衝突點」，被統治者則無法站起來。如今，對鄒族而言，這個衝突點便是「吳鳳神話」。然而，在原權會策畫的吳鳳神話抗議活動中，挺身而出的鄒族同胞卻如鳳毛麟角，鄒族同胞甚至不敢在這次活動中與其他原住民同胞同進退。這個問題已無法從各種現象的表面來陳述，這些背後的因素，頗值得我們去深思和探討的。

 

老實說，對於小學教科書中所捏造的吳鳳神話，鄒族原住民並不贊同，可是他們並沒有發洩出心裏的不平讓社會大眾知曉，整個民族的保守性格使他們不肯參與街頭抗議活動，反而對那些有勇氣走上街頭的年輕人施加了許多無形的壓力。當然，「外在」的壓力也是有的。據說當初在吳鳳神話抗議活動時，國民黨便很緊張地召開緊集會議，商討如何應付既狀況。此外，國民黨更是利用行政上的手段來威脅吳鳳鄉各村的村長。由於茶山村村長敢站出來勇於面對事實、面對自己的良心來參與支持這次街頭抗議活動，因導致茶山村失去經費補助。「我們應該聲援茶山村，給他們精神支持。」鄒族知青有感而發地說。

 

是融合不是同化

 

目前就讀於師大地理研究所的汪明輝認為：「我們不必為走上街頭而走上街頭，不必為遊行而遊行。應該有自己的目的，這目的在於宣揚鄒族優美的傳統、道德。因此我們應該負起一些責任，不要怕和別的團體扯上關係。對於這次應參與而沒有參與，我們也要勇於承認。在原權會有心的幫助下，鄒族自己應更加積極一點。若對原權會抱持偏見，不妨走入他們的團體之中，就可以了解他們在做什麼了。」

 

旅北鄒族聯誼會在一九八三年成立，目前加入的成具有一百多人，然而據悉另有大約相同的人數在都市裏，卻不願意與他們聯繫。聯誼會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出了一份刊物「鄒季刊」，由於刊物上明日地揭櫫其宗旨，反而比「旅北鄒族聯誼會」更受家鄉同胞肯定。汪明輝更是建議:「鄒季刊應落實到實際工作上，必須走入社會。」這群鄒族青年很有心地為自己語言、音樂、神話傳說等各方面的文化做策畫。聯誼會的會長梁天嶺也表示：「吳鳳抗議事件雖已結束，但原住民的問題並未結束。我們不應再像老一輩的人那樣東怕西伯，那已經不合這個時代了。」

 

問及他們對「漢化」的觀點，就讀於師大國文研究所並任職於師大附中的浦忠成則認為：「漢化的說法有兩種，一是融合，一是同化。我比較贊成融合的說法，不贊成同化的說法。融合是指一方面攝取別人好的文化成為自己的，另一方面也適度地保存自己的優良文化。而同化，多半是單方面的文化襲奪。所謂鄒族是原住民中漢化程度最深的說法，應該是指融合的程度而言，因為從年祭來看，鄒族比別的族更能保存自己原始的特色，像布農族的達爾祭停頓幾十年，而鄒族的豐年祭則只有短暫地停頓一段時間。而且鄒族很早接觸外來文化，阿里山鐵路的開通便是一例。甚至早年有位酋長曾到過大陸。不過，外來的文化勢力太強大，也希望趕快把自己的文化恢復起來。」

 

平地適應確實有問題

 

對於原住民到都市以後的適應問題，浦忠成表示，所謂「困難」是主觀的看法，這完全得視自己的表現而定。如果是自己本身過於缺乏自信心，先對平地朋友設心防，刻意製造隔閡，當然會覺得在適應上有困難。「我們這群旅北鄒族知青可以說在適應上都沒問題。就我自己為例，我周遭的朋友不但沒有以差別待遇來看我，反而相當尊重我。除此之外，溝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試著表達自己的意見給對方，互相學習『尊重』別人不同的觀點或是生活方式。」

 

與山地生活比較起來，在都市謀生的人經濟壓力大很多。在山上生活即使一天不工作也不至挨餓；在都市分秒必爭的社會裏，不工作就無法生活，都市裏要求的生活水準較高。而且到都市謀生，大多數的人都希望能在工作上有表現，多賺些錢寄回家鄉，所以無形的壓力比較大。也正因為山地與都市的生活有悠閒與忙碌如此極端的強烈對比，更看得出在山上奮鬥的精神比較低些。就讀台大歷史系的汪立華感慨地說：「最近幾年，山上的物質享受提高很多，可是謀生能力卻沒有相對提高。」

 

在教育問題方面，學生的適應問題頗為嚴重。幾乎大部份的人在小學畢業之後都會到平地來求學，由於在山上求學競爭力小，到平地則無法趕上平地學生的功課進度，便會影響其適應力；再者，若學生家境狀況不好，對其學習效果也有很大的影響。成績不好會影響其適應力，反之亦然，成績、適應力已是環境相扣、互為因果的問題，無法單一解決。

 

至於就目前山地經濟而言，鄒族知青表示：在農業上的經營、管理、運輸、銷售各方面都缺乏適當規劃，農會只負責指導栽作，卻不負責收買，因此該賺大錢時賺不到大錢，都被中間商人剝削光了。山地經濟不太適合大量生產，因為保留地有限，大量生產有點冒險，故山地多半走高經濟農業、精緻農業的路線。他們願意讓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進入山地去開發山地經濟，但也必須顧慮到原住民的實際利益，以避免層層剝削的情況發生。他們也希望政府能夠在農業方面有「保證價格」的制度，以維持農業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

 

應請學者專家來設計

 

談到對政府設山地文化村的看法，汪立華頗表反對：「政府何不將這筆經費用來建設山地，推廣語言、歌舞、手藝等方面來推展一個『活的山地文化』？」汪明輝則認為：「設立山地文化村，從開發觀光事業的角度來看，很顯然地經濟功能大於保存文化的功能，只不過有個樣子在那邊而已。我擔心的是，觀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把外面不好的事物、文化、風氣帶進山地來。」

 

另外，對於政府不顧山地平地的生活習慣、社會結構、歷史文化背景等等都大相逕庭的情況下，強把漢姓漢名加諸在原住民身上，把平地的行政制度、組織完完全全地搬到山上，他們也頗不以為然。汪明輝認為，文化相近或相同的地區應該劃分在一起才對，然而在政府行政區的劃分之下，卻變得支離破碎，有的在南投，有的在嘉義。「大概是以為原住民太強悍了，不好管理吧。」而漢姓氏是根據各族所居住的各縣市行政區所定，這種毫無歷史根據的姓氏劃分，使得原本真正的山地姓氏應為同一家族的人，冠上漢姓以後姓氏便不同，甚至搞不清楚彼此間究竟有否親戚關係。浦忠成則認為，若要山地地區能進步，行政組織的確應該適度修正與改良。例如山地地區目前由鄉公所的建設科所管轄，官僚習氣過重，實不利於原住民。如能讓鄉公所的文化科來做，並請學者專家深入研究探討，設計出一套較好的辦法來管理，應該會有助於改善山地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