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北一女故友J

文／邱斐顯

2019年就快要結束了。我的北一女好友 J也已經離開人世六年半了。

今年，2019年，我有兩次回到北一女演講的機會。一次是 5月 29日，演講的對象是在學的學妹。另一次是  9月 21日，演講的對象是資深的學姊。

         
2019/5/29邱斐顯演講海報

                      

2019/5/29 邱斐顯（第一排左二）演講結束與「綠覺醒－北一公民論壇」的學妹們合照。

                           2019/9/21 邱斐顯於北一女校友會的演講主題

這兩場演講結束後，我心裡想著，如果我的北一女故友  J還在世，我最想分享的人就是她。

我想告訴  J，「我寫的那本書，妳看過的那本書，《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我把其中的一篇，拿去當做我在北一女校友會演講的題材了。」我知道，如果她在世，接著，她一定會睜大她的大眼睛，望著我說：「真的啊？」然後，我們兩人就有很多「北一女」的回憶可以暢談……但是，J已經去當天使了。

意外令人震驚  從此天人永隔

2013年  6月  8日晚間  10點多，我打開臉書，訊息欄上顯示有新訊息，我點開來看，是好友 J的頭像，我想大概是她寄來的訊息吧。進入這則訊息之後，一行文字，躍入我眼前。

「我是  J的小妹，很抱歉！我大姊已於 6／6晚上因意外去世了！」

我震驚不已，愣在電腦椅上，是我老花眼看錯了嗎？我把近視眼鏡摘下，把臉湊近電腦螢幕，再把臉書的字體級數放大，希望我剛剛是不小心看錯的。但是，那一行字不動如山。

J的妹妹於  10點  5分留言給我。我看到她的這則訊息時，已經是二十分鐘後了。我迅速地回覆她：「妹妹，方便給我妳的電話嗎？怎麼會這樣？邱斐顯」我不知她是否仍在臉書線上。難以置信的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我急著翻找我的陳年通訊錄。我確信上個月我才看到過  J的電話號碼，只是我沒打電話給 J。找著找著，我終於找到了。

顧不得深夜 10點 40分，我試著撥打手邊的電話號碼，心裡盤算著，如果這個電話號碼不正確，我只好耐心地等候 J的妹妹回信連絡了。

電話鈴響了幾聲，那一頭有人接起電話，我開口問道：「請問，J的妹妹在嗎？」對方壓低聲音說：「我是。」

「我看到妳的留言，妳姊姊怎麼了？怎麼會這樣？她遇到什麼意外？她上個月才寫了  E-mail 給我，說她看了我的書……」

「請問妳是……」

「我是邱斐顯，是妳姊姊北一女的同學，我們不同班，但是我們高中三年，每天早上都一起在巷口的公車站牌等車，一起搭公車上學……」

「我姊姊在家中跌倒，傷及頭部，發現太晚……我是用她的帳號、密碼登入，看到她與妳互動，所以想通知妳……」

聽到她這麼一說，我更震驚了，「不是在外面，是在家中跌倒……」我一直在想：身材比我高挑，身高 172公分的 J，在家裡跌倒，撞到頭部，然後昏迷不醒，又因為家人發現得晚，來不及急救……就這樣離開了人世。我覺得，這種情節似乎很不真實。如果不是 J的妹妹這麼說，我很難相信這是事實。

我告訴  J的妹妹，「上個月，J寫了一封   Email 跟我連絡時，我興奮了好一陣子。J說，她看到我寫的書——《想為台灣做一件事》，受到不少的啟發。她還主動問我是否要參加今年（2013）年底的北一女畢業三十週年的活動。我們兩個人信件來來回回了幾次……我還留了我的住家電話與行動電話號碼給她，我不確定她很久以前留給我的電話是否正確，所以我就沒有打電話給她。」

好友捎來eamil   欣然網路相逢

2013年 5月 6日晚上  9：06，J給我的電子信件這麼寫著：

「恩典    真的是恩典   在我人生突如其來的困境
因著跟妳的緣份   老天爺開給了我一條路
妳在成功抗癌後   想為台灣做的一件事
妳寫那本書    結的善緣
蒙眾神明眾菩薩的慈悲
開了我的智慧
謝謝這其中所有的美意
妳家庭事業兩頭可以得空的時候
再去真理大學找妳
感恩……」

晚上十點多，我打開電子信箱，看到她突如其來的信，興奮不已，但又為她的困境擔心，因此  10：17就回信給她：

「很高興收到妳的來信。

妳還住在家裡嗎？

妳遇到什麼困境？

家人都好嗎？」

我是個夜貓子，一直到半夜，我確信  J沒有再回信給我。第二天，5月7日，我直到下午才有空查看我的電子信箱。原來，J 一早，8：11就回信給我，她的答覆很妙：

「菩薩開了智慧  就沒什麼

妳現在住那裡 」

光是這兩句話，就足以讓我回想起三十年前，我們天天搭車上學的光景。雖然那三年下來的對話，我幾乎都不記得了，但是她的言談舉止仍一如往常，沒什麼改變，這就是她的風格，她的調調。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很多事欲言又止，講的話也是點到為止，再問她也不會多說。

沒等我回信給她，8：41她再來信，問我關於我們北一女畢業三十周年聚會的事。「對了  我們這一屆要辦同學會  妳會去嗎」

下午  4：30，我看了她的信，回信問她，「妳呢？去不去？」

J 於    4：43 回信給我，「我不會去」。

下午   5：16，我再寫信給她，

「妳們班連絡了多少人？

我們班，要找人似乎很不容易……

我現在不在真理大學教書。」

我們兩個人，這兩天來的互動，就到此為止。後來，大概各忙各的，也就沒有再繼續通信了。

我沒有想到，J的話竟然一語成讖，她說她不會參加北一女三十重聚。我開始懊悔，我那時候應該打個電話跟她聊一聊的。後來，J的妹妹跟我解釋了一些她家裡的狀況。

6月  10日晚上，J的妹妹來電，想邀幾位  J的同學和朋友，在  J的告別式，分享他們和  J的互動。J的妹妹說：「斐顯姊姊，我想邀您上台分享，可以嗎？」

我回答她，「我考慮一下，再回覆妳。」

掛上電話，我轉身問蓋世，「你可以陪我出席  J的告別式嗎？」蓋世點頭。

「我可以上台去分享嗎？」我問他。

「妳不要還沒講話就哽咽或是流淚……如果妳做得到，那就去做吧！」蓋世真是我的知己，他講的，常常是事實。他知道，我這個周末，因為得知好友過世而情緒低落。

6月  8日，當我得知 J的意外後，我就流淚問蓋世：「你常常說 “It’s God’s will.” 為什麼 J正在照顧她爸爸，God卻先把她帶走了？」

「我說，“It’s God’s will.” 意思是，人得先接受事實。J的過世，的確是一個意外，而人生本來就充滿了各種無法預料的意外。我的一個建中同學，當年大學聯考榜首，台大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後來在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任職骨科醫師，赴美深造期間，因一場大雷雨，遭雷擊中致命，當下就走了。妳要怎麼說！這種意外，誰都不願意遇到，但是他就遇上了……」

沒錯，人生充滿了各種無法預料的意外。這幾年，一些朋友先後離開人世，他們的離世也常常出乎我們的意料，其中有不少朋友是因癌症末期而過世的。

只是我難以接受，J看了我的書，還沒告訴我她到底得到眾菩薩的什麼啟示，她就離開了人世。

我翻翻找找我數十年來的好幾本通訊錄。我這一屆的北一女同學，我手邊有的班上同學的電話資料，不正確的居多。然而，只有  J的電話號碼是正確的，而我卻沒有打過這個電話，也沒有和  J講到話。

高中上學夥伴  幾乎無話不談

J和我，我們兩個人，高中三年，每天都在同一個公車站牌（２０４號公車）等車上學。我們不同班，但是我們很談得來。有時公車來了，另一個人還離站牌幾公尺，我們就會互相幫忙，跟司機拖延一下，讓我們彼此都能順利搭車上學。

三年的上學時光，足以讓我了解  J的個性與想法。有些事情，她告訴我一半之後，常常會接著說：「算了，不說了。」我若追在她後面問她：「妳怎麼話都只講一半啦。」她會回我：「沒關係。」這就是我認識的  J，她有時話到嘴邊，還沒開口，就又吞回去了。

我們常常在等公車、搭公車之際，分享我們的感想及觀點，譬如說，學校的大型活動、班際活動、社團活動，尤其是學校強制要求我們去為國慶日練習「排字」的活動。我們都很不喜歡北一女的師長在課堂上散播那種「忠黨愛國」的思想。

J的個子比我更高，她加入北一女儀隊，下課後，常常要苦練很久。而我，有時下課後要去補數學，所以我們幾乎不曾一起搭車回家。

J和我自高中畢業後，就很少見面。雖然我們住在很相近的社區，但我們讀的是不同的大學、不同的科系，而後我們又各自工作，及出國留學，幾乎很少有機會遇到。

但是我記得，1994年，我的丈夫江蓋世第一次參選台北市議員時，因為我的娘家就在大安區昌隆里，我曾陪著他拜票。那時候，我媽媽也非常積極地在鄰里間為她的女婿拉票。有一次，我遇到了  J，我告訴她這件事，她很高興地說：「我聽說了。跟妳老公說加油。我也會告訴家人，幫他拉票的。」

那一年，蓋世在大安區的昌隆里得到很高的票數。媽媽說，她也告訴 J的父母，請他們支持蓋世。因此，蓋世那時就知道我的好友  J。我能體會，此刻 J的父母一定歷經喪女之痛，雖然蓋世早已不是市議員，我希望他陪我出席 J的告別式，一起去安慰  J的父母與家人。

J  的告別式   溫馨感人

J的弟弟妹妹忍痛為  J舉辦了一場溫馨感人的告別式，他們不循著一般習俗，只在二殯最小的廳堂，邀請家人、親友相聚一堂，只邀請  J的高中同學、大學同學、美國研究所的台灣學弟妹，致詞追思  J生前的點點滴滴。

我答應蓋世，準備好講詞，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唸，以防悲傷的情緒影響到我的致詞。  J的北一女班上同學、儀隊好友，幾乎都落淚了。我們都想不到，還沒有三十重聚會，我們就先送走了  J。

2013 年，J不想參加北一女重聚會的理由，我很清楚。如果  J知道，幾年後，2019 年我竟然有機會回北一女去演講，如果  J還在世，她會是我第一個想通知與分享的北一女同學。

相關連結，請參考：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自序

http://felicitychiu.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3.html

2013年 悲喜交織的一年

http://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13/12/2013.html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與《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

 

文／邱斐顯

（20190731 發表於邱斐顯臉書 Facebook: Felicity Chiu）

 

九年前，2010年7月至9月，我正努力地寫作與編輯我自己的著作。出版一本我自己的著作，是我多年以來的心願。我的丈夫江蓋世和我考慮許久，決定請託前衛出版社幫我們設計、印刷，與出版這本書。那時候，我手中只有「書稿」，心中沒有明確的「書名」。

 

前衛出版社的社長林文欽，是我1987年大學畢業後、踏入社會時，第一個職場上的老闆。當年林文欽社長面試我時，沒有嫌棄我「只有輔大社會系的大學文憑而毫無編採經驗」，就錄用我，讓我在出版社工作；他甚至在雜誌（《台灣新文化》月刊）尚未找到主編時，讓我可以悠哉悠哉地在出版社裡盡情閱讀。這個工作，我持續了八、九個月，那是我不斷學習的最佳時機。對於林文欽社長，我一直心存感激。

1994年，江蓋世的《鐵窗筆墨》，是由前衛出版社負責。

1997年，江蓋世的《我走過的台灣路》，也是由前衛出版社負責。

 

林文欽社長，不只是我「以前的老闆」而已，我們對台灣獨立的政治理念相近，對台灣文學、台灣文化的觀點也相近，他也支持蓋世的政治參與。我已經忘了曾幾何時，我從最初認識時敬稱他為「林先生」，轉而跟著蓋世敬稱他為「文欽兄」。

 

因為這一層合作關係，當我期待可以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時，我們第一個考慮的就是文欽兄。

 

那時，我手上有將近三十篇的人物訪談文稿，都是曾經刊載在雜誌上的文章。人物專訪的主角，也包括文欽兄。但是，剛開始，第一個潑我冷水的也是文欽兄。「這些人物專訪的文稿刊在雜誌上，現在妳想把這些文章集結出書？彼个，沒人欲看啦。」

「文欽兄，但是你嘛在內。」

「仝款啦。」

 

我只好暫時擱下出版的計畫。後來，陰錯陽差，我寫了一篇專訪過程的心路歷程。我女兒看到之後告訴我，她覺得這樣的寫作筆法很不錯，很像電影的幕後花絮。我們全家三人開始討論我這樣的筆法。我也覺得，訪談過程有很多「受訪者」與「撰寫者」的精彩互動，沒有放進書裡來，似乎像是缺少了什麼重要的元素。

 

因此，我開始寫「我自己的訪談故事」。那些訪談過程的點點滴滴、辛酸與甘苦、興奮與感動……，就源源不絕地從我腦海中傾巢而出。

 

我沒想到，這些文稿在短短的時間內完成，總字數竟然比原計劃「人物專訪」的文章更多。我們再訪文欽兄，商談出版的可能性。這一回，他看了之後，說：「按呢，好哦。」

 

等我把所有的文稿與圖片都備齊之後，出版社那邊也開始進行書稿編輯作業。文欽兄為這本書命名為《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當時，我不了解，文欽兄為何不願意出版一本只有各個專訪人物集結而成的書。我也不了解，為何後來我寫了總共   40篇的〈訪談心情燒錄〉之後，文欽兄就「眼睛一亮」說，「按呢，好哦。」

  

直到最近，我讀了《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我才理解其中的緣由。

 

《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的作者 Rebecca Skloot，因為自己的好奇心，很想知道生命科學界長期以來所稱的「海拉細胞（HeLa cell）」，究竟是什麼？海拉細胞的主人到底是誰？這麼重要的細胞研究，竟然她翻遍書籍都找不到詳細資料，因而開啟她將近十年的追蹤與調查。整本書，寫的就是「她」（Rebecca Skloot）如何尋著線索，一一探訪當初醫治 Henrietta Lacks 的醫療團隊、從醫院到醫師，到細胞培養過程，以及所有的 Lacks 家族成員……

 

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 於2010年2月出版。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於2010年11月出版。

 

2010年秋天，我女兒只是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她讀高中的時候，有一次她告訴我，學校老師推薦她們閱讀《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一書。當時我沒有仔細聽進去，直到最近幾個月我去圖書館借閱這本書，我女兒（此刻她已經是研究生了）又重提此事，還說她這一次她一定要好好詳讀這本書。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出版之後，書中的受訪者曾道雄教授看完我的心情燒錄，很關心蓋世和我的健康狀況。我提醒他，「曾老師，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請放心，我們現在都健康。」往後幾個月，曾道雄教授多方安排，讓蓋世和我認識賴其萬醫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我們因此有機會與賴其萬醫師長談，交換很多意見。

 

當我閱讀《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時，看到賴其萬醫師為此書所寫的〈推薦導讀一：海莉耶塔．拉克斯長生不死的生命〉，我的心裡更加佩服作者 Rebecca Skloot 的勇氣與毅力。

 

Rebecca Skloot 除了寫出 Henrietta Lacks 的生命故事，與其死後醫學界不斷培養其癌細胞來做研究的故事，也寫下Rebecca Skloot 自己如何追蹤這一條研究線索的故事，以及她如何與Henrietta Lacks 的丈夫、子女互動的真實點滴。

 

感謝我的女兒，當我埋首寫作時，她常常會給我一些很特別的觀點。也謝謝她常常跟我分享科普好書。她說，因為我曾經生重病，所以她對醫學研究有興趣。而我，因為她讀生命科學，所以也主動閱讀不少科普書籍。

 

感謝《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的譯者，他譯筆精湛，令人佩服。我已經拜讀過他所譯的兩本書。譯者的筆名是「賴盈滿」，但真正的賴盈滿是另有其人，這是我看了一些文章之後，才搞清楚的。

 

相關網址：

邱斐顯訪談心情燒錄（1）／緣起／一、訪談報導．心得整理

https://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07/04/blog-post.html

 

 

 

 

 

Shō ちゃん 帰れ

阿昌（tshiong，日語 Shō ちゃん），轉去（tńg--khì） 

文／邱斐顯

圖說：江蓋世（左）與87歲的李榮昌前輩（右）。

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日期：2019年6月13日

攝影：邱斐顯

訪問：江蓋世

寫作：邱斐顯

1947年3月10日傍晚，李家的日式宅舍裡，幾位律師正談論著時局變化。其中一位律師甚至遠從台中上來台北。

 

主人律師的太太在灶腳，忙著煮魷魚糜。物資嚴重缺乏的年代裡，原本律師家裡只有白米，幸好鄰居送來的魷魚，律師太太才能料理出一鍋熱騰騰的魷魚糜。

 

魷魚糜還在鍋上煮著。

 

突然，四個憲兵和四個便衣，分別乘著兩部吉普車前來。吉普車停在里長住處附近，他們八個人由里長帶著，從外面走進來。他們走進李家的日式宅舍時，氣勢凌人，連鞋子也不脫，就這樣穿著鞋子踩進李家的住宅。

 

不久，這四個憲兵和四個便衣就把家中的律師全部帶走，走到幾百公尺處他們停著吉普車的地方，把三位律師分別押上兩部吉普車。

 

李家的長子，15歲的李榮昌，跑著追著吉普車。直到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回頭對著長子，用日語大喊：「Shō ちゃん  帰れ」。這句日語的意思是，阿昌（tshiong，日語 Shō ちゃん），轉去（tńg--khì）。

他不願意讓對方聽到他跟兒子對話的內容。

  

「Shō ちゃん  帰れ」

「Shō ちゃん  帰れ」

「Shō ちゃん  帰れ」

 

這句話，存放在李榮昌的腦海中 72 年了。那是父親最後的身影，與最後一句交代他的話。從此，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叔叔李瑞峰律師，以及父親的好友，既是律師也是國大代表的林連宗，三人就消失在人間，連屍體在何方都無人知曉……

 

－－－－－－－－－－

  

2019年6月13日，蓋世和我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李榮昌、李慧生父女相見。李慧生與其他的二二八家屬在館內開會，蓋世和我則陪著87歲的李榮昌前輩在二樓的窗邊長談。

 

我們見過李榮昌前輩幾次面，但都在幾個餐會場合短暫相見，無法深談。因此蓋世一直希望有機會能與李榮昌前輩深入長談。

  

我們都約略知道，「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李家的魷魚糜的故事。1947年3月10日傍晚，李瑞漢律師（李榮昌的父親）與其弟李瑞峰律師，以及其友人國大代表林連宗在李瑞漢律師家中，遭到國民政府憲兵第四團團長與四名便衣，以「長官請你們去開會」為由，帶走，一去不回。從此他們三人就自人間蒸發。

 

李榮昌前輩跟我們談到這段往事，幾乎哽咽。他說，那一天，四個憲兵與四個便衣分乘兩部吉普車前來。吉普車停在里長處，他們八人由里長帶著走進他家。不久，他們把他爸爸、叔叔，與林連宗國大代表帶走。當時15歲的李榮昌一路尾隨他們，直到父親李瑞漢回頭，對他講了一句：

  

「Shō ちゃん  帰れ」

  

這是他父親最後跟他說的一句話，也是令他終身難忘的一句話。

 

「Shō ちゃん  帰れ」

 

李榮昌，1932年生，是李瑞漢律師的長子，因成績優秀而進入「台北一中」就讀。日治時期的「台北一中」，即是現今的「建國中學」。那時，「台北一中」的學生以日本人居多，李榮昌是少數的「台灣人」。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不接受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不肯另取日本姓名。李榮昌在「台北一中」就讀時，因此常在校內遭到日籍學長的霸凌。那些日籍學長因李榮昌沒有日本姓名，一直譏笑他是「支那奴」。

 

李榮昌前輩告訴我們，他後來沒有在「台北一中」讀完，就離開「台北一中」，轉到「淡江中學」去。

 

二次戰後，1945年10月，戰敗的日本殖民政府撤離台灣，他以為長期受到日本人欺負的日子可以結束了。他沒想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就對台灣人民大肆鎮壓、逮捕與屠殺。

  

李榮昌說，父親李瑞漢被帶走時，故意用「日語」大聲對他說「Shō ちゃん  帰れ」。李瑞漢不願讓那些中國憲兵與便衣知道他對兒子說的內容是什麼，因此也間接保護了他的長子李榮昌，避免李榮昌也遭到被帶走的命運。

 

李榮昌前輩告訴我們，他不僅父親被帶走，次日，1947年3月11日，他的淡江中學校長陳能通，與幾位師長也遭到相似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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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①台中來的律師，即為林連宗律師。

②昌的日語發音，為   Shō ちゃん。

③「Shō ちゃん  帰れ」，是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叫他「回去」（不要再跟了……）

④下方留言者，Yin Liao，是林連宗律師的外孫，廖英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