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同時刊載於【民報】專文／第一次台語致詞
離離落落的台語
我喜歡寫作。從過去到現在，我拿筆寫作的時間，比拿麥克風講話的時間，多了上千倍。但是，人總是會遇到不一樣的場合，而且有機會拿麥克風講話。
大學時代，我讀的是社會系，有些授課老師會在課堂上，要求我們上台發表意見。輔大社會系大四畢業那年（1987年），系上規定：每個畢業生都要上台報告自己的論文。我生命歷程裡，這些不大不小的演說經驗，總像曇花一現，過了，也就算了。當時是否認真準備，我現在也記不太得了。我一定緊張過，但準備的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
我大學畢業後，先後在月刊與週刊，擔任編輯與採訪工作：我隨身的工具，通常只有紙與筆；而且不斷地游走於草稿與完稿之間，白紙與稿紙始終是我桌邊最常見的物品。
1987 年 7 月，我開始在本土文學色彩鮮明的《台灣新文化》雜誌社擔任文字編輯。那時候我剛踏入社會，雖然接觸的是台灣文學，但是大多數時間仍以所謂的「國語」（北京語）和上司、同事溝通。雜誌社的編輯部設在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先生是我們最直接互動的老闆。他常以台語問我們：「稿攏來呀嗎？」、「抑有外多篇稿抑未編好？」「啥米時陣會使通知印刷廠，來拿稿去印？」
我是大稻埕出生、長大的台北小孩，歷經國民黨「禁說母語」教育多年之後，雖能以台語與林社長應答，卻常常應答得「離離落落」、「滴滴抵抵」、「真袂輪轉」。
《台灣新文化》雜誌，常常報導許多國民黨禁忌的話題或歷史題材，早就成了警備總部（隸屬情治系統）眼中釘，我們編輯的雜誌屢遭查禁，最後雜誌社不堪虧損而結束編務，我因此離職。1988 年，我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編輯部，擔任《民進報》週刊的採訪編輯。
工作環境的氛圍
當時民進黨剛成立不到兩年，《民進報》週刊是其重要的文宣部門。我一踏入《民進報》編輯部，所有的同事都親切地以台語交談，我頓時有一種和家人相處聊天的親切感。當時民進黨主席是姚嘉文。那時候，我們這群年輕的小編輯們如果沒有外出採訪報導，只要黨主席或黨部主任等長輩們么喝一聲「來去吃飯囉。」，我們就會一窩蜂擁到電梯門口去排隊，我們最愛擠在狹小的電梯內，對著姚主席說：「飫……煮熟。」他常常回說，「煮熟……袜飫。」
1988 年某個餐敘場合。左起：民進黨外交部主任盧修一，民進報採訪編輯邱斐顯，民進黨主席姚嘉文，國大代表周清玉（姚嘉文之妻），鄭寶清（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處主任）。攝影／邱萬興。
1989 年，民進黨中央黨部一些幹部投入選舉。曾任《民進報》總編輯的謝明達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我們這群編輯們，許多人因而工作轉型、參與助選。同年，1989 年 12 月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拿下了 21 席立委。 1990 年初，民進黨籍新科立委盧修一、葉菊蘭、洪奇昌、李慶雄、戴振耀等五人，聯合組成「新國會辦公室」。他們聘用了幾位國會助理，我是其中一位。
這五位立委當中，盧修一和戴振耀兩人，最容易和助理們打成一片。盧修一，返回故鄉台北縣參選立法委員而高票當選。我們這群助理們，當面都稱他「盧教授」，但背地裡都直接叫他「盧仔」。我們可以和他用「台語」、「北京語」交談，用「英語」也沒問題。
國會殿堂的表達
戴振耀是農業團體選出的立法委員，他家住高雄，操著一口流利「台語」。我們在立法院的公開場合，會鄭重其事地稱他「戴委員」，回到國會辦公室時，我們都是直呼他「阿耀仔」、「耀伯仔」，而他也始終笑咪咪地接受我們這種「沒大沒小」的稱呼方式。
1990 年，我在立法院擔任國會改選後「第一代」的國會助理。國會辦公室裡，不論是開會、找資料，我們這群助理們都以台語交談，但是講起法案、陳情案，我們用台語表達，不甚輪轉。
我們幫忙新科立委研究法案之外，也參與規劃公聽會、研討會、記者會等活動，有時我們也會上台發表我們所整理出來的資料。我們平常台語溝通無礙，但碰到專業議題內容，與特殊的發表場地，上台仍以「北京語」表達，較能完整。
1990 年 5 月 22 日，新科立委第一任開會期間，「新國會辦公室」召開記者會，圖中立者為邱斐顯。
候補待命助講員
我上台說話的機會不多，又多屬於資料性的報告，實在談不上演講。直到 1994 年，我的丈夫江蓋世參選台北市議員時，我才有機會偶爾上台致詞。那是個資訊還不怎麼發達的年代，台灣教授協會的諸多學者、教授們，都成了演講、助講的最佳人選。那一年，1994 年，直轄市台北市長第一次民選；市長候選人陳水扁在選舉前的各場演講，幾乎勝況空前。當時各個選區內的小公園很多，演講的場地、場次都要錯開，有時要上台演講的教授還沒到，或是空檔時間，我這個候選人的配偶，就成了候補的「助講員」。
每次，我與蓋世談及演講，他一定這麼告訴我：「演講，一定要事前準備。我喜歡看美國總統演講，他們用心準備演講，絕不會潦草行事。演講稿，事前就要寫好，還要讀稿，測量演說時間。演講，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千萬不要動不動就問台下觀眾：『這樣，對不對？好不好？』只想博得觀眾的掌聲與喝采。」
喜歡研究演講的江蓋世，當了八年的台北市議員，除了為市民服務之外，他投注許多心力在市政總質詢、部門質詢、委員會質詢。 2000 年，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上任後，江蓋世曾帶團訪日，並接受數名東京都議員邀請，於東京都議會發表演講，他全程以台語演講，並由台灣的駐日代表處派專人日語口譯，這段「在日本用台語演講」經驗，讓他覺得很有成就感。
1997 年底，我遭到重大打擊，醫生宣佈我得了白血病，即俗稱血癌，我不得不專心養病。此時，照顧小孩的事，只好請家人暫代。病中寫作，讓我渡過漫長的臥病床榻時間，轉移了對病痛的注意力，更留下一些就診、就醫的完整記錄。我的生活重心，始終以「寫作」為重。 2004 年 1 月，一個極為重要場合，我不得不上台，開啟我人生第一次的「台語致詞」。
父親告別式致詞
2003 年 12 月 27 日深夜，我的父親－邱玉崑－因病去世。因為新曆過年將至，殯儀館的式場很不容易安排，最後我們敲訂 2004 年 1 月 8 日，為父親舉行告別式。
因為父親過世後，要處理的事情太多太忙，而從父親過世到舉行告別式的期間很短，再加上那個年代，在告別式播放逝世者生平影像的風氣尚未盛行，因而告別式當天，我們只依照傳統儀式進行家祭、公祭，並無播放紀念父親的影像記錄。
父親在過世前不久，他曾表示願意接受牧師洗禮，所以我的大堂姊邱梅芳，邀請了一位牧師來參加父親的告別式，為父親做基督徒的告別禱告。我的大堂姊邱梅芳，是我們邱氏家族裡最早信仰耶穌基督的人。梅芳姊大我十二歲，也是我父親最疼愛的長侄女。
家族討論之後，我們在我父親的告別式，安排我與梅芳堂姊以家屬身分致詞。這一次的致詞，是我畢生難忘的經驗。事前我寫了講稿，一次又一次地練習讀稿。只是，我每次練習，爸爸離去的傷痛，不斷浮上心頭。
2004 年 1 月 8 日我上台致詞時，一手拿著講稿，一手拿著麥克風。台下坐的，全是我的長輩與親友，講到傷心處，我數度哽咽難言。但我身為長女，我仍然向到場親友一句、一句地唸稿，追思父親。
2004 年 1 月 8 日，邱斐顯於父親告別式追思致詞。攝影／邱萬興。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全程以台語致詞。當時為什麼我要全程使用台語？因為我想讓前來哀悼的長輩們聽得懂，我父親在天之靈，才會欣慰，因為他常告訴我，台灣人就是要講台語。他以前在銀行任職時，若遇有客戶不會講台語，他總是要叫他們學著講台語。我有這樣的父親，我當然必須在他的告別式，用他最熟悉的台語，來追思紀念。
為了這場短短幾分鐘的台語致詞，我的講稿寫了又寫，改了又改，直到我自己能用台語自然表達，流暢不打結。蓋世很有耐心地協助我，給我一些建議。他千叮嚀、萬交代，要求我的講稿一定要分段、下小標，致詞時要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講，讓台下的長輩、親友都聽得清清楚楚。我的父親生前多麼珍惜母語，為了他的母語之愛，我全力以赴，希望他在天上聽到自己女兒的台語致詞，而露出欣慰的笑容。
這份追思父親的台語致詞稿，我收藏在電腦檔案裡十多年。2005 年起，我再度投入編輯、寫作的工作，直到 2010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個人著作《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2014 年 10 月中旬，我首度接受邀請，至扶輪社演講，至今我已在四個扶輪社演講；2015 年 4 月中，我應邀至真理大學馬偕講座演講。上述演講，我都準備台語演講稿。
人生在世，至親離去，難免傷痛。我的父親，他生在日治時代，走過國民黨壓迫母語的歲月，終其一生，懷抱母語情懷。這份情懷，深深影響了我。我心中始終覺得，只要有機會演講致詞，我會用心來好好準備「台語演講」，這也算是另類形式的紀念父親吧。
我的父親－－邱玉崑，請參見：
〈悲歡人生的 31 歲〉
〈父親的手稿〉
江蓋世演講全文，請參見：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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