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9日 星期三

改變人生的公園對談

文/邱斐顯




A1201<變化> 彩墨宣紙/江蓋世書道作品(2013


1994129星期六,這一天是各縣市議員的選舉日。我剛結婚兩個多月,為了將來的生涯規劃與生活計劃,我和我的夫婿江蓋世在選舉日當天下午,兩人在住家附近的公園散步長談,一起討論未來的安排與努力的目標。


前一天,128日星期五,從中午12點一直到下午6點半,我和貿易公司的同事們歡度了一下午的尾牙餐敘。當時,我已經準備離職,但是還不知道我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1992年的年中,一位好友的盛情邀約下,我試著跳脫自己過去多年來的工作框架(如編輯、寫作等工作),冒險嘗試轉換跑道,踏入貿易公司,擔任總經理秘書一職。沒有想到,二十多年之後回顧起來,這個總經理秘書的職務,竟然是我的就業生涯裡歷時最長的一份工作。


1993年的下半年,準備結婚的那幾個月裡,我開始有離職的念頭。我不是因為婚後不適合繼續工作,才想離職;而是在貿易公司工作時,我還「偷閒」、「偷空」繼續從事我的「寫作」、「創作」,我還三不五時投稿到報社,等報紙刊出時,我還不敢讓公司的同事知道我的文章發表了。


工作一年多,我終於非常確定自己的方向,我很難做個貿易公司的秘書終老。我可以一邊手裡拿著會議記錄,和我的上司與同事們坐在會議室開會,快筆記下各部門的會議重點;一邊腦海中卻不斷地思索我的創作要怎麼進行,如何刻劃小說裡的人物角色、如何安排故事情節。


一心兩用的情況下,要不出差錯很難。我想,我一定有些地方讓我的上司與我的同事難以接受我的工作態度,後來,我乾脆以「結婚」為由,順理成章地計劃過年後離職一事。


吃完公司尾牙的第二天,遇上各縣市議員的選舉,我不由得緊張起來,心想,「以後到底要以什麼為生呢?」這一天下午,蓋世和我手牽手,走到社區的公園去。我們繞著公園一邊走,一邊討論「不可知的未來」。


好幾個月前,我們的好朋友邱萬興(小邱)就對我說:「斐顯,叫蓋世出來參選啦。他的學歷、經歷都很完整,台大政治碩士,環島推動台獨思想,又是很年輕的政治犯,條件這麼好,要選個台北市議員不難啦。」



其實,小邱比我更早就認識蓋世,他常常告訴我:「以前,只要蓋世在台北從事街頭運動,我一定到場去『拍』他。」小邱是街頭運動攝影師,在解嚴前後的年代,只要是蓋世發起的街頭運動,小邱幾乎無役不與。而蓋世向來欣賞小邱的攝影取景角度,往後多年,每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些昔日街頭抗爭的照片時,蓋世總是相當感激小邱的情義相挺。


說來好笑,蓋世和我結婚時,應景地拍了一些婚紗沙龍照,但是婚宴當日,我們仍然力邀小邱到場來幫我們拍結婚照。小邱拍慣了人多場合的照片,他在婚宴中幫我們拍下的照片,比起拍沙龍照的攝影師更生動,更自然。


一九八○年代,小邱陸陸續續協助一些黨外人士參與許多重要選舉,他學會如何處理文宣造勢,如何陪同候選人掃街拜票,要打什麼訴求才能打動選民的心,讓選民願意把票投下去,他的助選經驗相當豐富。


「小邱,我勸不動蓋世。他說,投身反對運動多年,要轉而從事選舉,走入體制內去參選,與他的政治理念不合。」面對小邱的建議,我很無奈。蓋世是我的丈夫,我不了解他嗎?雖然我們才剛結婚不久,但是我們已經熟識快五年了。


台灣的民主運動,從黨外到組黨,一九八○年代的上半幾年,光是為了議會路線或是街頭路線,要留在體制外抗爭或是進入體制內改革,黨外的公職(民意代表)與基層黨工,紛紛擾擾已經將近十來年了。


然而,自從1989年國民黨大量增額選舉之後,反對黨民進黨的從政空間逐漸增加,每逢選舉總有很多地區可以開拓票源。對一個讀政治系的人而言,這不就是讀書時希望達到的理想嗎?——藉著參選,參與民主運動,改革這個社會。


蓋世和我走到一棵大榕樹,我問他:「接下來,怎麼辦?年底有很多人要參選……小邱一直鼓勵你參選……」蓋世不語,一付若有所思的樣子。


「我離開了貿易公司,那麼,接下來要找什麼工作呢?你也離開了姚嘉文律師辦公室。我們兩個都讀到碩士,可是我們連眼前的生活都沒有著落……」1993年的下半年,在小邱的穿針引線下,蓋世與姚嘉文律師(當時任職立委)商談工作之事,姚律師聘蓋世擔任他的立委辦公室主任。19931127,原任彰化縣長的周清玉(姚嘉文律師的妻子)競選連任失敗。因此,縣市長選舉後,蓋世也決定離開姚嘉文的辦公室。


「我們兩個人都可以拿筆寫文章,但是現在的雜誌可不像過去黨外雜誌時代,我們就算寫文章,要拿到哪裡去發表?」蓋世一路沉默。


「不然,我們還要像前幾年那樣,幫候選人處理文宣工作嗎?」蓋世和我與小邱三人,曾幫過一些公職編輯過書稿,純粹就是問政記錄。


蓋世一直不發一語。我們就在公園裡,繞著草坪,走呀走,走呀走……他不答話,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是覺得我們才結了婚,我就給他壓力嗎?我們之間的溝通管道,好像暫時凍結了。我不再說話。


我們走到公園裡的涼亭裡,蓋世才開口問我:「妳覺得,我參選,好嗎?」


他開始接受思考參選的事。這不是我希望的答案嗎?可是,這下,換我猶豫了。我沒有馬上出聲。


「妳覺得呢?」換成蓋世來問我了。
「坦白說,我也不確定。你有幫人助選的經驗,我也有,但是我們都只有部分的助選經驗——幫候選人策劃文宣、規劃造勢活動,而沒有全心投入一場選舉的經驗。選舉需要有團隊、有組織,還要掃街拜票、挨家挨戶拜訪選民、店家。還有,選舉經費怎麼籌……」仔細想想這些,換我茫然了。


過去以來,國民黨長期壟斷政治資源,非國民黨籍的人士想透過選舉從政,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這種情形更是早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時代就開始了。難怪很早以前,台灣就有一句俗諺說:「第一憨,選舉運動。」


不過,小邱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和小邱有同事情誼,他分析事情是憑自己豐富的助選經驗與敏銳的政治觀察力。1994年初,小邱告訴蓋世:「獨派的人幾乎都要參選,你剛出獄沒多久,也做過姚嘉文的國會助理,來台北市大安區選,學經歷都足夠,人脈也俱全,要當選市議員應該沒問題,今年的台北市長也要民選,配合市長選戰,比較好選,錯過,就沒機會了。」


蓋世和我在公園裡,繞了一個半小時以上,我天真地認為,把小邱說服我的事去說服蓋世就可以了,哪裡曉得,我們兩人越討論參選事宜,頭越大,事情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啊!我終於懂了,這就是蓋世不說話的原因。


我們兩人不禁相視而笑。我們的婚姻、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前途……我們不像一般夫妻有正常穩定的工作,做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們有很多與眾不同的工作經驗和對社會的期待;我們都是碩士,他是政治學碩士,我是社會學碩士,但是我們都不想走教學研究的路線……


在公園裡討論時,我們紙筆沒有隨身,於是我們的手就在空中揮舞。「好吧,我們想一想,如果不參選,我們能做什麼?如果要參選,我們能做什麼?」蓋世總是比較實際地擬出具體的討論事項。


我們聊得越久,思維也越來越清楚。「人生總是要冒險的,不是嗎?」蓋世和我似乎都不是那種安逸於某一種固定職業的人,但是「參與選舉」對我們來說,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好吧。就先這麼說定。我們先告訴家人,然後告訴親友,問問大家的看法,一邊寫信尋求政治前輩的支持,再爭取黨內提名看看。總是要先跨出第一步,才能知道是否要繼續走。」



我們得出結論時,已經近黃昏了。結婚已經是我們人生中的一大變化了,現在蓋世還要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這個決定無疑更是我們人生中的一大變化。而這個變化,是我們兩人接下來一年(亦即1994年)要共同面對與共同努力的目標。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2014年1月27日 星期一

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下)

文/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寫於2005105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年,1975~2000》下冊封面。

照片提供邱萬興 



五、回想當年,怎會「潦落去」?


有一次,在小邱工作室,袁姐、張富忠、黃怡、我和小邱五人聚在一起討論編務,黃怡告訴袁姐說:「我們兩個有十六年沒見過面、說過話了。」她們在 1987 年「進步婦盟」的組織運作時曾一起共事過,到 1989 年社運蓬勃時還常在街頭相遇,之後便沒有接觸的機會。袁姐也對黃怡說:「當初,如果不是妳力邀盧修一來『進步婦盟』演講,我怎麼會『潦落去』幫盧修一?……」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往事如煙。


2005 年的上半年,為了要找過去 25 年間的台灣民主運動的資料,我和小邱拜訪了黃信介文教基金會與鄭南榕基金會。在這段編輯的時間裡,從文字資料的蒐集、影印、文件的複製,到照片的翻拍,鄭南榕基金會提供我們非常多的幫助。


我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熱情和毅力:在台灣社會解嚴前後,他的雜誌慘澹經營,外有國民黨查禁雜誌的壓力,內有資金運轉的壓力,然而他還是堅持撐下去。現在,鄭南榕基金會裡有許多資料,是中央圖書館或國史館找不到的,例如許多被查禁的政治性書籍與最完整的黨外雜誌。


六、「靠著相片,把歷史影像倒帶!」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上下兩冊的最後部份——25年間的年表大事紀,是小邱一人獨自辛苦建檔整理的。問他怎麼會如此清楚事件的經過,他回答我說:「我幾乎可以靠著相片影像,把歷史影像倒帶,從 1985年我踏入黨外運動圈後,差不多可說是每場抗爭我都在現場。」小邱本身的專長是拿著相機在現場拍攝的影像紀錄者、美術編輯工作者,甚至是政治或社會抗爭、選舉的文宣、傳單的創意設計者。然而,為了編輯這套書,他很用心一個字一個字地在電腦鍵盤上敲下每個事件的詳細時間、地點,甚至事件的概況。


小邱從 2001 年就開始一點一滴地整理這 25 個年頭的大事紀。原本在 2004 年的 6月底,這份年表大事紀大約整理出  萬多字,但是,經過了一年之後,到了 2005 年的 7月,這份年表大事紀的字數擴充到 萬多字,整整多出了一倍,他還將整本書每張照片圖說日期與人物紀錄的非常清楚。


2005 年 7月,大事紀還修訂中,小邱先是大腿肌肉拉傷,醫生吩咐他,勿提重物,他只好把重量重的資料,裝在時下流行的環保購物車中,用手拉著車行走;接著,為了治療腿傷,我們強烈建議他看復健科門診,随後他接受醫生指示而利用工作空檔去做電療、熱敷,然後回到辦公室,又一屁股坐下來打電腦,最後還因此而長了痔瘡。


本來工作室裡放置的皮椅,因我們身處在冷氣房裡,小坐一下時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沒想到整天坐在皮椅上不斷地打電腦工作,竟也搞到長出痔瘡,我們只好趕緊添購幾個水坐墊,來為屁股隔熱。


9月下旬,我們聯絡好友——民進黨基層黨工——廖耀松,請他來「指認」書裡相片中出現的人物,過去街頭運動中的熱情參與者——包括基層黨工或政治受難者的家屬,讓我們確定他們的姓名,向這些默默無聞的民主運動支持者,獻上我們的敬意。過去從事街頭抗爭運動時,他們毫不退縮的身影,值得令人敬佩。那個年代,大家害怕名字上報,會被國民黨的警備總部「點名做記號」。


七、費盡心力,找到絕版書


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內容,豐富又嚴謹,因此小邱四處蒐購過期的書籍雜誌。和平東路二段有家茉莉書局、八德路一段的光華商場,都成了我們常去的資料庫。有一次,小邱很得意地對我說:「我竟然在光華商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了傅正老師自己出版紀錄民進黨創黨過程的兩本書,封面的照片還是我幫他拍的!這應該是絕版書啦!」後來這兩本書的內容也成了我們參考的重要史料。


小邱也到國立中央圖書館,去影印許多事件當時的報紙資料。為了找資料,他時常在圖書館待到關館時間,有一次甚至館內都熄燈警告了,他還以為怎麼突然停電,經館方人員告知,他才明白必須要放下手邊的資料,趕緊離館。離開前,他還把資料做了一些記號,以便第二天一大早,可以繼續他的蒐集影印工作。


相片部份,我們從數萬張的歷史相片中,精挑細選了將近 1800 張的照片與史料傳單,配合著詳盡的文字敘述,以展現重要歷史相片的圖片張力。這些相片,有的是攝影記者的心血結晶,有的是事件當事人珍藏的壓箱寶,有的甚至環遊世界一大圈後回到台灣的。


小邱曾去攝影記者周嘉華的住家,在幾萬張照片搜尋了近 個小時,找到許多「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出庭時,在庭外所拍攝的珍貴歷史相片。黨外攝影記者余岳叔也非常慷慨,將他上萬張底片,交給小邱去篩選,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的夫人彭豐美與魏廷朝的夫人張慶惠兩人也將江鵬堅、魏廷朝上千張的照片與史料提供出來建立數位檔案。


再者,姚嘉文、張俊宏、陳菊、楊青矗、周平德、袁嬿嬿、范巽綠、黃天福、……等多位人士,也提供他們自己所珍藏的歷史相片,攝影記者蔡明德、潘小俠、劉振祥、黃子明、宋隆泉、曾文邦提供他們最有張力照片,最後編輯完稿階段陳菊與郭時南提供許多老照片讓這本書的圖片更加生動。


八、資料兩大箱,全是貓咪味道……


張富忠向艾琳達提到此書的編輯計畫與進度,艾琳達慨然答應要給我們一些資料。八月份某一個星期假日,小邱夫婦驅車直奔艾琳達位於台北縣深坑的住處,抱回滿滿兩大箱的資料,資料中包含許多珍貴的歷史幻燈片,以及許多從來沒有曝光過郭雨新的書信文件,甚至有些連艾琳達自己都沒拆封過的人權救援檔案史料與 1978 年潮流與未完成選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資料文宣。艾琳達表示,美麗島事件後,她全心政治救援,有一百多張幻燈片是她在全美巡迴演講近百場重要史料照片。她的資料,有的是海外台灣同鄉輾轉交給她的島內報導,有的是海外第一手的國際報導。我們再從中擇取一些適合本書編輯用的史料文件與相片。


小邱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在艾琳達家裡,與十來隻白色貓咪,共處兩三小時,有的貓咪坐在書桌上,有的躺在沙發上,有的窩在地上,想穿過這些貓咪去找資料可不容易。這兩大箱資料抱進工作室後,我們一打開箱子,企圖找出一些值得參考的文件,一股很濃烈的貓騷味,就從箱子內衝上來,把我們嗆得哈啾連連。這件事日後也成為我們茶餘飯後常談起的趣事。


這套書的書名,也是經由多人集思廣益之後,從最早的《動盪的1/4世紀》,到《迢迢民主路》,到最後由主編黃怡定案為《綠色年代》。黃怡以她豐富的編輯經驗,由美術編輯黃惠芬、鮑雅惠、李培綺三人把這套書的版面編排設計重新規劃,讓圖文兼顧的視覺效果顯得更為理想。


現在,《綠色年代》終於完成了。望著這套書,我回想起一年多前,腦中不斷翻騰著一個念頭,「好想為台灣史做點事!」。但心中又不時浮現一個問號:「憑我們這幾個人,能完成這項浩大的台灣民主運動編史工程嗎?」


我們編輯團隊有個共同的願望,想拋磚引玉,為台灣民主運動史,留下一份完整的史料。這個願望終於達成了。



本文作者邱斐顯,請參見相關網址:



2014年1月26日 星期日

好想為台灣民主運動史做點事!(上)


文/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寫於2005105


籌備將近四年、整理歷時兩年,全文35萬字,1800張歷史照片與史料,匯集了這套圖文並茂的《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年,1975~2000》。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年,1975~2000》上冊封面。
照片提供邱萬興


許多人士的鼎力協助下,這一套令許多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所矚目期待的書籍,《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共分為上、下兩冊),千呼萬喚始出來,於 2005 年 10 月出版,並將於 10 月 12 日下午三點於台北市紅樓劇場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


一、編輯團隊,各就各位


這套有關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出版計畫,原先是由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兩人共同構思,他們打算將自己所設計並珍藏保留的有關民主運動的文宣、傳單集結成冊,以對過去的歷史做一個紀念。他們兩人同時也找了民進黨圈內的大姐頭--袁嬿嬿(袁姐),商談出書的可能性,邀請她任總策劃,並請姚嘉文與陳菊擔任編輯顧問。接著,小邱與富忠也邀黃怡、黃惠芬和我共同參與本書的編輯工作。

1987 年,我大學畢業,因實際參與一些雜誌如《台灣新文化》、《民進報》的編輯工作,先後與黃怡、小邱共事。在台灣政治解嚴後、社會運動最為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剛從輔仁大學社會系畢業,正好躬逢其盛而投身其中。


1989 年 12 月 ,全台舉行三項公職(縣市長、立法委員、省市議員)選舉,這是台灣自解除戒嚴以來的第一次大選。這一年,我實地參與助選工作。


大選過後,許多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贏得選舉,進入立法院;1990年,我也跟著轉型,任職國會助理。不久,我出國進修一年,在英國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回台之後,我仍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改革活動。


我踏入社會後,第一個接觸的工作夥伴,就是黃怡。長期以來,黃怡都在文化圈內,認真努力地從事寫作及編輯工作。對我而言,黃怡幾乎扮演一個亦師亦友的角色。與她認識的這十八年來,我們偶爾有工作上的合作機會,但她一直是我的最誠摯的朋友。我們有時會分享彼此的觀點、對社會或政治的評析,以及對人生的看法。她目前為故鄉出版社的《重現台灣史》系列叢書的總編輯。她的想法是,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能夠好好為「台灣史」做點事就做,做多少算多少。


2004 年初,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向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鄭文燦提出編輯贊助計畫。6月,張富忠、小邱、黃怡和我四個人,在小邱家裡,暢談了七、八個小時,我們對談的內容愈談愈豐富,於是初步擬定一個編輯計畫,以張富忠和邱萬興(小邱)為著作者,黃怡任主編,我任執行編輯而定案,並且擬定編輯、完稿、印刷、出版的概略日期。


過去,我曾經參與台灣的反對運動。現在,我參與編輯這套書。藉著這個機會,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讓我感觸良深。但是我已很久沒有提筆寫作了,所要面對的這個編輯工程,卻又是非常龐大。因此,在這次的編輯會議後,我與小邱討論,就決定從我熟悉的 1986 年歷史開始編寫撰述起。


二、史料呈現,原汁原味


這套書實際上真正執筆的是張富忠、邱萬興和我三人。張富忠對於 1975 年到 1980 年間的台灣民主運動史,特別清楚,因為他本人就親身參與這個階段的民主運動。他以自己獨特的筆觸,寫下當年黨外運動與國民黨抗爭的經過,其中有不少珍貴的史料或感觸,都是以前不曾發表過的。


張富忠為了編好這套歷史大書,花了不少時間,積極走訪當年曾一起奮鬥過的同志友人,才把當年的原貌完整呈現。套一個張富忠在本書裡最常用的字眼,那就是「原汁原味」了。


張富忠真正開始執筆寫稿的時間,約從 2005 年初開始構思。他一直很心儀日本文化,月前又數次前往日本。編稿的時間逼近時,他有時到小邱工作室來一邊找資料一邊寫稿,有時整堆資料捧回去而待在家裡振筆疾書。我和小邱便私下戲謔他「像一個尚未完成暑假作業的學生,面臨即將結束的暑假假期,只好頭上綁著頭巾拼命努力趕工……」


張富忠寫稿的方式,令我們嘖嘖稱奇。他不會用電腦打字,於是拿出上個世紀末的「立法院稿紙」,很認真地一字一字地用筆寫下。15年前,我擔任國會助理時就非常熟悉的稿紙,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真的覺得彷彿時光倒流一般。張富忠稿紙上強而有力的字跡,好像正訴說著:「我就是歷史。」


剛開始撰稿時,我總是從小邱工作室裡,抱著一大堆的書籍、影印資料回家整理,等我寫完稿後,我再用電子郵件把文稿傳到工作室去。這樣,讓我這個久未投入就業市場的全職媽媽,不必浪費交通往返時間,可以放心地兼顧小孩和工作。然而,這個做法,卻也讓我在家工作時,公私的界線難以釐清。


三、「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


有時寫作的思緒才開始流暢時,八歲的女兒卻返家要吃晚餐了。好不容易在晚餐收拾後,又得先處理她的學業與功課。她的問題解決後,我打開電腦要寫稿,她的小臉蛋竟又湊到我的電腦螢幕上,盯著我的文稿看。有一次,她看見我的文稿上寫著「農耕機進攻總統府」的小標,就好奇地問了我一句:「媽媽,那時候的總統是誰呀?」我據實以答:「李登輝呀!」接下來,她就問了一句令我啼笑皆非的話:「咦?現在的李登輝不是好人嗎?他以前是壞人嗎?」


我把女兒安頓上床休息後,我的思緒若還清晰,則有時要工作到深夜;如果思緒跳開了,只好用筆在紙上記下摘要,次日再重新構思。漸漸地,女兒也抱怨起來:「媽媽怎麼常常『黏』在電腦前面?」


慢慢地随著工作量和時間壓力的增加,我不得不調整工作方式和型態,因為資料雖然帶回家,但有時需要佐以其它相關的參考文件時,總還是缺東缺西的,我只好乖乖地採上下班的方式,進小邱工作室執行編寫工作。


為了因應龐大的文字工作量,小邱工作室裡處理文字的電腦已不敷使用,小邱只好另行添購一台電腦來加入工作行列。我們有時為了找一份當年的運動傳單或海報,兩、三個人就擠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翻箱倒篋不斷地搜尋,直到那份資料在某一個檔案夾中被我們找到為止。


四、回歸歷史原貌


我從 1986 年開始整理撰寫,往後一路寫到 2000 年,然後回來整理 1981 年到 1985 年的歷史。其間,小邱和張富忠也提供給我非常豐富的歷史資料與歷史觀點。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也有些許統獨不同觀點的拉鋸戰,但是,最後仍回歸到歷史的原貌。


我所編撰整理的史料中,讓我最為感動的是,許多為民主運動人士犧牲奉獻的精神至死不變。遭警總約談後而陳屍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博士、返鄉受阻的陳翠玉博士、拒絕被國民黨拘提的鄭南榕、鄭南榕喪禮後遊行於總統府前,遭拒馬橫阻而自焚的詹益樺、為民進黨勞心勞力的傅正老師、先堅持自由主義後力倡台灣獨立的張忠棟教授……等等,這些人物都在我們編書過程中,再度鮮活地躍入我的腦海,讓我感受到他們為民主理念堅持不懈的精神。


編輯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少挫折。小邱告訴過我,他曾經以為這個編輯計畫可能會失敗,但姚嘉文、陳菊與范巽綠等人一直鼓勵我們要堅持下去,他們提出許多編輯方向,後來直到我慢慢一年一年地把史料編寫下來,他再配上圖片,那份編輯一本好書的成就感才逐漸浮現。張富忠大概也有同感,直到小邱和我把下半冊 1988 到 2000 年的文章定稿後,他的寫作慾望才漸漸被激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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