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1）－聲樂家曾道雄 Baritone Tseng Dau Hsiong

編輯／邱斐顯
Editior／Felicity Fei-Hsien Chiu  

Prof. Tseng Dau-Hsiong is a famous conductor, stage director, baritone and educator. He founded the Taipei Opera Theatre (台北歌劇劇場) in 1971 and has premiered more than 30 operas i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each opera production, he served as producer, stage director, vocal coach, chorus master, and even as a singer or conductor.

He is also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music educator. He was director of the Music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head of the Music Department at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rom 1981 to 1984. He has conducted the chorus of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directing plays of sacred and secular works.

“IDOMENEO, King of Crete” was produced and conducted by Tseng in January 2008. Under Tseng’s instruction, the members of the Taipei Opera Theatre performed an ‘old-fashioned’ opera “IDOMENEO, King of Crete”.

This opera was composed by young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using a classical plot (King Idomeneus, ‘Idomeneo’ in Italian, is mentioned in Homer and Virgil). Tseng also wrote the Chinese subtitles for this opera.

A note about Tseng Dau-Hsiong（曾道雄）, director.

Tseng Dau-Hsiong is a renowned Taiwanese baritone. Tseng, born in 1939 in Chang-hwa, Taiwan, studied with Robert Scholz and Paul Dai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with Franco Navarette and Maria de Los Angeles at the Royal Madrid Music Conservatory. He also studied opera and singing a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Dr. Jan Propper, and opera directing under Maria Carta.

Tseng has given critically acclaimed operatic performances in Europe, U.S.A., Japan and Taiwan. As a highly regarded conductor, Tseng studied with Franco Ferrara in Siena and has conducted numerous operas and oratorio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in Asia.

In 1988, Tseng was invi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 to sing a baritone solo in Tokyo, Japan at concert to raise funds for hungry African children. He sang the famous Taiwanese song “Don’t Keep Fish in the Bottom of the Cup,” at the agreement of the composer Lu Chuan-Sheng. His performance highly impressed many people at the concert, including the Japanese Royal family.

In 1990, Tseng made history as the first Taiwanese to be invited by China to conduct and direct the opera La Traviata, 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Opera Company, to celebrate the Asian Olympics in Beijing. That same year, he conducted the first opera ever performed at the Grand Theatre of the New Culture Centre in Hong Kong.

Tseng founded the Taipei Opera Theatre in 1971 and has since premiered more than 30 operas i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Dido and Aeneas”, “Magic Flute”, “Idomeneo”, “Fidelio”, “Der Freichuetz”, “Hansel und Gretel”, “Macbeth”, “Rigoletto”, “Faust”, “Pagliacci”, “Il Segreto di Susanna”, “Mazart und Salieiri”, and “Gianni Schicchi”.

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Music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head of the Music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rom 1982 to 1985. He taught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nd gave lectures at Louvain University in Belgium, as well as at the Universities of Leeds and Cambridge in the U.K.

Tseng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the breadth of his achievements in opera, song and education. Many musicians and artists who worked with him have expressed appreciation for his fine conducting, profound musical knowledge and teaching enthusiasm.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新書出版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新書出版





當今台灣社會，有人不斷遭受挫折，有人留下孤獨身影，

有人拒絕權勢當道，但是，他們堅持理念，

他們「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新書出版


一、 寫作計畫：

作者邱斐顯女士與其先生江蓋世，自 2006 年來，兩人共同策劃，由邱斐顯執筆，進行這項《想為台灣做一件事》（原訂書名《台灣藝術花園》）的長期寫作計畫。邱斐顯寫下了台灣藝文人士堅持創作的理念與身影，以及她個人從事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全部書稿 20 萬字，經熱心友人們贊助，集結成冊，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發行。

二、 本書內容：

第一部分、台灣藝文人物訪談錄，依姓氏筆劃排列如下：

王金櫻（歌仔戲國寶）、王秀杞（石雕家）、李永豐（兒童劇團長）、李良仁（雕塑家）、李筱峰（台灣史學家）、李勤岸（台語文教授）、李魁賢（詩人）、李龍泉（雕塑家）、沈明正（布袋戲團長）、林文欽（出版家）、林清財（研究平埔族的漢人音樂家）、林耀堂（版畫家）、邱萬興（民主運動攝影師）、洪瑞珍（台灣唸歌團長）、高子洋（原住民音樂家）、莊永明（台灣歷史文物研究專家）夏曼．藍波安（原住民文學家）、許亞芬（亞芬歌子劇戲坊團長）、郭明福（水彩畫家）、陳永明（歌仔戲編劇）、陳麗貴（記錄片導演）、曹欽榮（博物館學專家）、曾道雄（聲樂家、台北劇場團長）、黃明川（導演）、楊碧川（台灣歷史學家）、劉嘉逸（精神科醫師、畫家）、劉鐘元（河洛歌子戲團長）、歐蜜．偉浪（原住民牧師）、潘朝森（油畫家）、柯芳隆（作曲家）……等。

第二部分、邱斐顯從事創作的心路歷程，以及歷年來所寫的文學創作。


三、學經簡歷：

邱斐顯，1964 年生，台北市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英國赫爾大學 ( University of Hull ) 社會學碩士。

曾任《台灣新文化》月刊編輯、週刊記者、國會助理、《人本札記》執行編輯、台北市女權會秘書長、台灣民主運動史專書《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執行編輯、《新台灣新聞週刊》專欄作家、中央通訊社英文藝文新聞網路編輯、《人本札記》專欄作家。

現任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兼任講師，並從事寫作，

經營個人部落格【台灣藝術花園】 http://felicitychiu.blogspot.tw/

江蓋世，1958 年生，台大政治學士、碩士，莫斯科大學博士候選人，鄭南榕『自由時代』雜誌社採訪編輯，曾巡迴全台提倡『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曾任台北市議員，行政院政務顧問，「台北市愛與非暴力協會」理事長，著有《我走過的台灣路》、《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等書。

【江蓋世部落格】 http://kaise1958.pixnet.net/blog/

四、2010年11月出版發行：

前衛出版社，購書服務電話：02-25865708

傳真：02-25863758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新書發表會現場實況1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新書發表會現場實況1

2010年11月6日（六）下午2:00～4:00

福華飯店四樓405室（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內容：

 

         2：00 ~ 2：30  來賓入場，背景音樂

         2：30 ~ 2：40  主持人介紹與會貴賓

         2：40 ~ 3：10  藝文人士致詞

         3：10 ~ 3：15  作者致謝詞

         3：15 ~ 4：00  茶敘聯誼

咖啡茶點，老朋友相聚，新朋友相識，
自由自在，暢談台灣藝術文化…… 









新書發表會出席來賓。

前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詩人李魁賢（前），
台大數學系教授楊維哲（中），
台獨運動前輩林永生夫人高儷珊（後）。

新書發表會兩位主持人：鄭凱榕小姐（左）與魏嘉宏先生（右）。

身兼聲樂家、歌劇指揮、歌劇導演數職的曾道雄教授與邱斐顯。

聞名國際詩壇的詩人李魁賢與邱斐顯。

感謝新書發表會攝影師謝慶龍先生提供照片。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One Thing for Taiwan

   

 

邱斐顯著《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本書內容影音檔

作者邱斐顯女士與其先生江蓋世，自2006年來，兩人共同策劃，由邱斐顯執筆，進行這項《想為台灣做一件事》的長期寫作計畫。

邱斐顯寫下了台灣藝文人士堅持創作的理念與身影，以及她個人從事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2010年11月6日，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發行。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訪談報導三十多位台灣藝術文化人士。他們以台灣文化為主體，透過藝術創作或表演、歷史研究、詩文創作……等形式，展現他們對台灣價值的認同與堅持。作者邱斐顯也在本書裡，披露她長期從事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

請參考相關連結：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博客來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6824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前衛出版社）

http://www.avanguard.com.tw/ch/CH1/1838/MD/MD0000001838001651.html

「江蓋世寫作計畫」，需要您的贊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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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一項決議： 

 

五月十九日下午一時，民進黨將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大型演講會，反對執政黨制定國安法，並抗議執政黨實施戒嚴屆滿卅九週年。而且，將在演講會之後，以總統府為目標，由國父紀念館出發，舉行示威遊行。然後由民進黨主席江鵬堅親率十一名中常委，向總統府呈遞抗議書。  

 

早在民進黨中常會通過這項決議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透過鄭南榕的從中運作，民進黨一定會在五一九舉辦大型的演講會。可是，整個運動都集中在台北，而全島各地呢？因此，我想在黨的大型活動之前，自己先去跑全島一趟。再來，在那個時代，「非暴力」這個概念，對很多街頭運動的黨工而言，是一個很陌生而可笑的概念，我可以去巡迴全島，倡導非暴力。

 

不過，有位朋友，曾經不客氣的指責我：「你頭殼歹去！民主國家才來講非暴力，對付國民黨政權，講非暴力，就是對伊們軟弱啦！」

 

「嘸對，非暴力是非常堅強的，只有強者，才有可能使用非暴力，才有可能手無寸鐵，面對的暴力鎮壓……」

「聽嘸啦，你講彼套，行不通啦！」

 

就是這樣，我與許多朋友的論辯，碰到非暴力的議題，我實在很難說服他們，叫他們赤手空拳，任憑鎮暴警察毆打、逮捕，而不還手，而不脫逃。因此，我想，最強有力的論辯，就是不要論辯，只要自我實踐，才是最有力的證明。

 

解除戒嚴，是我們反對陣營的共識，這一點，也不需我再多說了，而且，國民黨當局，頭上頂著戒嚴三十九年的世界冠軍，它沒有這個老臉，繼續演出這樣爛的劇碼，因此，他們也趕著要制訂一部「國家安全法」，來取代戒嚴。那麼，眼前我應該做的，就是去倡導非暴力的精神，讓台灣的反對陣營，了解非暴力，實踐非暴力，而凝聚更強的力量，進行民主改革。

 

五一九是個新聞點，而非暴力是個長期宣導的運動，何不把這兩項結合在一起，先進行一場試驗？於是，我自己用手寫一份聲明，題目是「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其內容如下： 

 

　　

       甘地說：「真正的非暴力，是遭到對方打擊，仍然愛他，為他祈禱。」

　　為了宣揚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我將從五月十二日到十九日，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在全國各地黨外服務處大門口及立法院群賢樓，進行「非暴力靜坐運動」。  

 

五月八日，我特地跑到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我借了一本《金恩傳》。金恩是六○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發動了一場為數廿五萬人的大型群眾集會，會中，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我有一個夢〉的演講，而聞名全球，但後來，卻不幸遭到暗殺而身亡。

 

金恩一生獻身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非暴力是他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金恩傳》這本書，我讀建中的時候，就已經看過了，當時，只是把它當成一本偉人傳記，讀過了就算了，並沒有很深的印象，但時隔十年之後，我重讀這本書，則有不同的感觸。 

 

五月九日星期六，鄭南榕大概知道我已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雜誌社了，那天一大早，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憤怒的吼道：「我甲你講！－－你若離開雜誌社－－就是對不起咱台灣的前途！－－」

 

我被他突如其來的怒吼，嚇了一跳，他脾氣壞歸壞，對我還不曾這麼大聲的咆哮過，我遲疑了半晌，心想，若我回罵回去，兩人一定在電話線裡惡言相向，吼來吼去，這又何必呢？反正我已經決定走了，我要走出自己的方向，我不想再扮演一個搖筆桿的記者！我想用兩隻腳，走出自己的天地來！……。於是，我先耐住自己的脾氣，冷靜的告訴他：「我會留一封信給你，裡面會告訴你，為什麼我要走－－」鄭南榕沒等我把話講完，就「卡嚓！」一聲掛了電話……。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下午一點半左右，許多黨外界的朋友，陸陸續續趕來台北地方法院，鄭南榕的朋友李敖，他也來了。李敖他那枝出神入化的筆，當時名氣很大，可是他極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一次，為了鄭南榕被抓，他也趕來了，見到他，我苦笑的說道：「我的台灣民主黨同志，NYLON 他入獄了。」

 

　　李敖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絲的憂愁，反倒是一張笑嘻嘻的臉，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這位老兄，倒有點違反常情。一般來說，朋友落難，理應憤怒，痛罵政府的鴨霸，或是臉上佈滿愁容，頻頻的向家屬安慰，可是，李敖都不玩這一套。

 

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探討什麼叫做「第一流人物」，他面臨國民黨當局，突然逮捕自己的好友鄭南榕，不驚又不怒的表現，讓我這個剛出道的小毛頭，暗地佩服，於是我就走過去，對他說道：

 

　　「
李
先生，我記得你在書上寫過，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第一流人物的境界，這一點，我就很難做到。」

 

　　他仍然是笑呵呵的，不了解他的人，以為這老兄幸災樂禍，不過，事後，我聽李敖提起，他以很輕鬆幽默的口吻，回憶這件事情：

　　

「 NYLON 要搞五一九綠色行動，他一開始就張口要求我贊助， 我說好啊，就給他一筆錢，買買鞭炮，玩一玩嘛！……」

 

　　李敖口中的買買鞭炮，玩一玩，到最後，竟成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分水嶺。

　　從五一九開始，黨外人士才敢公然的，有計畫的，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示威，直接挑戰國民黨政權。黑暗的戒嚴長夜，鄭南榕放了一把五一九的鞭炮，吵得國民黨領導階層，睡不得安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放鞭炮？因此， 六月二日 上午十點三十分，鄭南榕被逮捕歸案，於當天下午四點，移送土城收押。

 

當我知道鄭南榕交保無望，我心裡的感受很複雜，一位幾乎天天在一起工作的夥伴，突然一下子不見了，而在外面的我們，除了發表聲明，辦聲援大會，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連陳水扁這樣的黨外公職明星，也即將成為他們的籠中囚，鄭南榕的支持者，又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就站在地方法院大廳，一面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一面在思考這個問題，最後，我那一年前的構想，「人權行軍」，又逐漸浮上腦海。

 

　　當時，自由時代的採訪主任是魏廷昱，他是政治犯魏廷朝的胞弟，桃園客家人，頭腦反應敏捷，精力充沛，擅長開著車子，到處串連，是許信良桃園幫重要幹部之一，黨外的朋友，都稱他為「小魏」，而在牢裡的那位魏廷朝，大家都叫他為「大魏」。黨外無數次的重大事件，他都親身經歷，因此，他可以算是我早期黨外運動的「教育班長」，我們在雜誌社工作之餘，一起聊天的時候，只要我一提起，「美麗島事件，當時是怎麼抓人的？」、「許信良當時是怎麼發跡的？」、「中壢事件現場，為什麼開槍打死人？」、「你哥哥魏廷朝，為什麼會被抓？」等等問題……，這時，魏廷昱就像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書，他從許信良挨家挨戶的拜訪，散發《風雨之聲》那本書，一直講到，桃園某鄉的鄉長，幹了什麼貪贓枉法的事情。他就像高僧喜獲門徒，畢身絕學，傾囊以授，有時，話匣子一開，講到三更半夜，我的眼皮已經快垂了下來，他還是欲罷不能。

 

有時他還笑我，「你這個台大政治碩士，根本就不懂台灣的政治！」，我是笑罵由他，畢竟，他講的也是事實，我在台大的課堂上，
那些
教授，從來沒有提起，國民黨的血腥陣壓，從來沒有直接批評過，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或國民黨的軍警特，所建立的戒嚴政權。因此，魏廷昱他可以說是，我走出台大校園後，補修台灣黨外政治的第一位老師。

 

　　話說回頭，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一直耗著，等待消息。等待中，我跟魏廷昱提起：「除了發表抗議的聲明，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鄭南榕，被抓到牢裡吧？我想搞人權行軍，你看好不好？」

　　「最好不要啦，時機還沒有到。」他皺著眉頭，搖頭說道。

 

　　下午四點，確定鄭南榕移送土城看守所了，我們趕緊回去自由時代雜誌社，我快馬加鞭，寫了一份「鄭南榕被捕政治聲明」，然後社裡的打字小姐迅速打好，送往印刷廠，快速印刷一萬張傳單。因為就在 六月二日 當天晚上，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三位蓬萊島案受難者，要在林口公園舉行坐監惜別會，那晚，我們雜誌社的員工，全體出動，趕到林口公園，擠進萬人群眾，散發聲援鄭南榕的傳單。

 

　　 六月二日 鄭南榕被捕的時候，他的太太葉菊蘭正在美國。第二天，她馬上搭機返台，我們社裡的同仁與李敖，都到桃園機場接她， 六月三日 凌晨，李敖、許榮淑、鄭余鎮、顏尹謨等黨外朋友，還有雜誌社的同仁，大夥群聚鄭南榕家裡，擠在他家頂樓的日式閣樓裡面，徹夜長談。

 

　　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而黨外公政會與黨外編聯會，只是略具雛形的政治團體，動員組織的力量，無法與國民黨正面相抗，而鄭南榕雖是黨外雜誌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卻不是黨外公職，缺少一般公職所具有社會資源，而且，連陳水扁這個超級明星，也不得不走進監牢，鄭南榕困守在牢裡，我們又能夠搞什麼大型的抗議示威呢？因此，我們談論的焦點，就圍繞在如何在法庭上的抗爭。我們當中，顏尹謨是綠島出來的老政治犯，而許
榮淑的
先生張俊宏，他人還關在軍法監獄，因此，話題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如何好好當個政治犯了。李敖也以過來人的身分，提起他當年在土城看守所孝一舍，裡面的情形，結論是，安啦，只要傳話進去，裡面自會有人照顧鄭南榕的。

 

　　那晚，我們談到深更半夜，我開始覺得，有點無聊，我不是對我的同志感到無聊，而是對一幕又一幕，不斷上演的政治受難情節，感到無聊，我心裡一直在吶喊：「難道我們不能做點別的？除了聲援，我們就不能往前進攻嗎？……」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朝野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了。

　　國民黨當局，並沒有針對五一九的行動小組成員，直接開刀，可是，卻假藉其他的誹謗官司，將黨外陣營的領袖，先後抓去關。



　　五月三十日，蓬萊島案宣判，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各判八個月，民事賠償二百萬，判刑確定。蓬萊島案只是一件雜誌社的誹謗官司，是非對錯，有高度的爭議性，可是國民黨司法當局，卻利用這樣的一件小官司，把該雜誌社的社長、發行人、總編輯等三人，統統送入牢裡。陳水扁是當時的黨外陣營耀眼的明星，但是，他一九八五年參選台南縣長失敗，他與妻子吳淑珍，選後謝票遊街時，吳淑珍又不幸被車撞倒，而下半身殘廢。蓬萊島官司定讞之後，雖然保住了陳水扁的律師資格，沒被剝奪，但他仍與兩名同志，一同渡過鐵窗生涯。

 　　國民黨當局透過司法手段，整肅政治異己，引起黨外陣營，群情激昂。普通的言論誹謗官司，若在西方的民主國家，雙方告來告去，頂多是民事賠償解決，可是，國民黨當局卻動不動就把辦黨外雜誌社的負責人，抓去黑牢，這樣的手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裡，政府查禁、封館，甚至抓人，則是家常便飯。

 　　「下一波輪到誰呢？」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日子裡，黨外圈子裡的朋友，總會憂心忡忡的揣測著。

 　　了解內情的黨外人士，一定會說：

　　「一定是 NYLON 啦，伊的分數已經夠啊！」

　　鄭南榕擔心嗎？我可沒有問過。依我對他的了解，假使我問他：

　　「你會驚否？」這麼一問，保證他會眼睛睜大，漲紅了臉，破口大罵。他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內心世界深沉，而且他那張臉，很少露出笑容，如果他正在思考什麼事情，你坐在他面前，他可以吃上半個鐘頭，不跟你講半句話，這種飯桌，誰坐得下去呢？難保不會消化不良。

　　五月三十日，鄭南榕叫我打電話，連絡一些黨外朋友，準備在隔天下午，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在他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召開「百萬人簽名運動籌備會議」。

 　　一位雜誌社同事，私下擔心的對我說道：

　　「 NYLON 是嘸是乎伊們逼甲塊抓狂？」

　　鄭南榕有過人的精力，他搞起運動來，可以不分晝夜，只要嘴上咬著一根菸，吞雲吐霧，連續工作十幾個鐘頭，也不會喊累。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大家原以為可以歇歇腿，喘喘氣，這位老兄，看到南韓的反對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推動「修憲簽名請願運動」，他也想拿來台灣搞搞看。 

 

我記得，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經過了一整天的折騰，我們隔天見面，他迫不及待的就跟我說：「蓋世，擱煞來，咱來推動『百萬人組黨簽名運動』！」

　　我看著他的臉，只好強顏苦笑，連聲說道：

　　「好啊，好啊，你看咱何時來開會？」

 　   話雖這麼說，我的心裡，卻在掙扎著，好想對他說，「我已經好久沒有休假了，可不可以讓我在家裡休息一下，陪家人吃個飯呢？」，因為，當時正是黨外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國民黨全力高壓整肅黨外人士的時期，動不動就有示威遊行，一示威遊行，就有人被起訴或遭到逮捕入獄，一有同志被抓被關，我們又要舉辦各式各樣的聲援示威活動，而一而再的示威活動，又捲起更多的街頭衝突事件……。

        我雖是雜誌社的一個記者，常常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了爭取時效，拚命寫稿，然而，我又是整個黨外運動的一份子，常常有開不完的會，發不完的傳單，打不完的電話，還時時得面臨「國民黨要抓人了！」的心理壓力，我也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而身上戴著呼叫器，一有狀況，就必須隨叫隨回電話，有時，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鄭南榕半夜還呼叫我，那時，我只好把呼叫器關了，「饒了我吧，有事明天再找我吧！……。」

 　　六月一日星期日，我就待在家裡好好的休息，傍晚的時候，獨自跑到新店小碧潭，夏日的黃昏，在潭邊散步，偷得浮生半日閒。 

 

　　六月二日早上十一點多，我很悠閒的到雜誌社上班，一踏進辦公室，一位同事神情緊張的向我說： 「 NYLON 乎伊們掠去啊！……」

　　「啥米？……當時的代誌？……即馬人佇叨位？……緊咧！咱趕緊來去！」

 　　原來是這樣的，張德銘控告鄭南榕的誹謗官司案，鄭南榕一直拒不出庭，司法當局下令通緝，因此，六月二日上午十點半，中山分局派出刑事幹員，就在鄭南榕由錦州街家裡，走往民權東路的雜誌社途中，半途將他逮捕歸案，移送台北地檢署。

 　　「 NYLON 被捕了！」這個消息，很快的在黨外圈內傳開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二日這一天的晚上，黨外陣營正準備為蓬萊島案三君子，舉行坐監惜別會，當天早上，鄭南榕又被抓了，這下子，搞得黨外雜誌界，人心惶惶，誰會是下一個目標呢？沒有人知道。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許信良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揚言三個月後「遷黨回台」。許信良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島內黨外人士的注意：許信良能不能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可不可能？許信良會不會成為台灣的艾奎諾？……這一連串的問題，給台灣黨外的政治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在當時，許信良給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也有人推崇他雄才大略。那時的鄭南榕，正在全島到處宣傳，五月十九日台北龍山寺要舉行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知道許信良的這個行動，非常高興，就叫我好好追蹤，深入報導。

鄭南榕最氣有些黨外人士，成天喊組黨，喊得轟隆作響，卻沒有半滴雨下來，因此，許信良的呼籲，他立即迴響。

五月八日，鄭南榕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道：「昨晚，我已經傳真到美國，告訴他們，我願意當台灣民主黨在台灣的第一位黨員，你要不要加入呢？」

因為我負責採訪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這件大事，有一些黨外人士，對許信良的這個動作，把他看成又是一樁「膨風」代誌，並不寄予厚望，所以反應很冷淡。

好，鄭南榕當第一號在台黨員，那麼，我就當第二號吧。於是，我就拿起「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申請書，填寫上基本資料，然後，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附註：

「請『建黨委員會』負責先生，對外宣佈『遷黨回台』的明確日期。若在限期內未能如期實行『遷黨回台』的計畫，本人將在島內自行籌組反對黨。」

鄭南榕看到我的附註，皺著眉頭，質疑問道：「你要加入就加入，不要就算了，幹嘛加個附帶條款？」

我解釋道：「我非常贊成許信良的遷黨回台計畫，我才會自願當他的在台黨員，我加上那些附註，是表示我自已對組黨的承諾，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在美國成立的泡沫政黨，甚至只是開空頭支票而已。」

鄭南榕與我響應許信良的號召，自動申請加入「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成為在台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準黨員，這件事情，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出來。

有位朋友勸我：「鄭南榕官司在身，因此鋌而走險，你年紀輕輕的，將來還大有可為，何必跟著他搞什麼組黨，將來為何被抓、被關，我看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只是輕鬆的回答他，「好玩啊！」，大概是個性使然，我若遇到的壓迫愈大，我就愈想挑戰，若能使壓迫者氣得暴跳如雷，腦門充血，我就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數十年來，國民黨黨禁高懸，能夠衝破它，這是歷史大事，我可不想缺席。

鄭南榕除了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全力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他還籌組了一個推動委員會，去各縣市舉辦說明會，呼籲全島黨外人士，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群集台北市龍山寺，進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反戒嚴大示威。

剛開始，許多黨外公職人員，對這個示威不表樂觀，也很難評估將來的下場會如何，因此，他們的態度並不熱衷，鄭南榕便要求我們，在採訪的時候，逼那些黨外公職人員表態。

五月八日早上，我跑去《八十年代》雜誌社找康寧祥，他不在，我告訴助理，再久，我也願意等。等了一個鐘頭，康寧祥匆匆進來，又在辦公室裡，跟別人討論事情，好不容易輪到我，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進去他的辦公室。

一九七○年代，康寧祥是黨外的超級政治明星，他那矮小但結實的身體，他那沙啞而粗獷的聲音，他那萬人簇擁的政見會，讓許多年輕人，為之崇拜不已。在一九七○年代，他提出削減國防預算，就被整個社會，當成過街老鼠，眾人喊打，也因他這樣的道德勇氣，黨外選民以高票送他進去市議會及立法院。

他的演講，氣勢十足，他的政見會，經常人山人海。我讀建中的時候，也常跑去萬華火車站前廣場，擠在黑壓壓的人群裡，聽他如何控訴國民黨。康寧祥的演講，讓人感到，整個台灣歷史的命運，就扛在他的肩上，他一出場，就有帝王降世的氣勢，例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 

　　　　「今仔暗時的風，是為我康寧祥吹的；

　　　　　今仔暗時的雨，是為我康寧祥落的。」

不過，一九七九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原有的領導者，紛紛入獄，但以美麗島辯護律師為主的黨外菁英，如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等人，投入公職選舉，紛紛高票當選，而成為新興的領導階層，那時的康寧祥，就不再是唯一的，能呼風喚雨的黨外明星了。 

 

（未完待續）

後記：

 

「入黨申請書」19年後重見天日 



文／邱斐顯

鄭南榕與江蓋世二人，加入「台灣民主黨」的入黨申請書，於1986年從台北傳真到美國之後，由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影印後保存收藏。鄭南榕簽署的那一份申請書，目前收藏在「鄭南榕基金會」，與鄭南榕的其他遺物，一併存放在基金會的櫥窗裡。

2005年，邱萬興和我在整理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一書時，從艾琳達慷慨提供的兩大箱資料中，找到這兩份簽署文件。這兩份簽署文件竟然在19年後，重見天日。邱萬興如獲至寶，隨即將這兩份簽署文件，以數位影像檔案的方式保留下來。

台灣民主運動中，艾琳達因長期協助黨外人士，以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979年12月15日，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離台灣。直到1990年，經過民進黨多年的努力，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後，艾琳達才得以回到台灣。

艾琳達表示，箱內許多重要的「民主運動」文件，是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斷累積而成的。一九八○年代，她為了救援被抓、被關的美麗島同志，常常馬不停蹄地帶著這些資料，到處演講。「這些資料，可能已經跟著我，繞了地球好幾圈。」

瑪麗．居禮的真實面貌

《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讀後感

文／邱斐顯

2011年3月中，日本福島發生九級強震，隨後又爆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經過這些事件，我再度想起這本書裡，瑪麗．居禮的孫女海蓮娜．朗之萬－約里奧說過的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而2011年，是國際化學年，正好是女科學家瑪麗．居禮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00周年。重讀這本書，意義更加深遠。 

瑪麗．居里 Marie Curie （照片引用自網路）

史料解禁   還原歷史真相

我喜歡閱讀瑪麗．居禮的傳記，從漫畫書、中文書，英文書，到電影，我至少看了五、六次。瑪麗．居禮一生的傳奇故事，永遠那麼動人。然而，《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幾乎顛覆了過去我對瑪麗．居禮的刻板印象。

1937年，瑪麗．居禮的小女兒伊芙．拉伯依斯，曾經撰寫了她母親的傳記《居禮夫人》。此書出版後，曾獲國家圖書獎，並譯成三十二種語言，發行全世界。不過，自此之後，瑪麗．居禮的文件就被密封起來了。

2005年，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根據許多豐富的資料，寫下《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她筆下的瑪麗．居禮，有血有淚，有愛有恨，有悲傷憂鬱，有熱情執著，卻也偏執頑固。這本書忠實呈現一個「神話」背後的真相。建構這個「神話」的人，除了崇拜科學家的一般社會大眾之外，也包括瑪麗．居禮她自己。事隔數十年，唯有史料解禁，才能還原歷史真相。

二十世紀科學史上，瑪麗．居禮是一個劃時代的標竿人物。半個多世紀來，瑪麗．居禮和她的家人，先後獲得了四個諾貝爾獎。這樣精彩的家族獲獎記錄史，讓人望塵莫及。

1903年，瑪麗．居禮與她的丈夫皮耶．居禮，以及貝克勒爾因發現輻射，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這是她第一次獲獎。1911年，她獨力完成研究，分離出釙和鐳元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這是她第二次獲獎。她的大女兒伊蓮娜與女婿約里奧，於193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5年，她的小女婿拉伯依斯則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傳記作家   用心考證研究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是美國作家、歷史學家、記者，著作甚豐，曾獲多數知名文學獎肯定。她關切人權和言論自由，且榮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傑出美國歷史女性紀念委員會成員。

這本書與過去的《瑪麗．居禮傳》大不相同，高史密斯引用很多「塵封已久」而且「取得不易」的史料，如手稿、信件、工作筆記、日記等。此外，瑪麗．居禮的第三代，海蓮娜．朗之萬－約里奧（瑪麗．居禮的孫女，也是傑出的科學家），則邀請高史密斯到法國索鎮的住所與她長談。

所謂「塵封已久」，因為在1990年中期，瑪麗．居禮的女兒伊芙、孫女海蓮娜及孫子皮耶．約里奧，決定將瑪麗．居禮發表的文章、日記和工作記事本捐給法國國家圖書館。但當海蓮娜隨口帶上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時」，圖書館人員就如臨大敵了。

後來，海蓮娜和巴黎大學奧塞分校的團隊，帶著蓋格計數器（用來偵測放射性粒子的儀器，為蓋格於1928年所發明），將居禮研究院的書籍和文件，依輻射量分成三個等級，輻射最強的拿到奧塞去除輻射，兩年之後才大功告成。雖然如此，文件上仍殘留微量輻射，如有研究人員要借閱這些資料，都必須事先簽下醫療同意書。這個規定，一直到1999年才廢止。

而「取得不易」則是指要取得居禮文件，需要先有介紹信。法國人偏好的習慣，是必須有手寫的介紹信。幸好，有普林斯頓頂尖的法國歷史學家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拉克（Paul LeClerc）的幫忙，他們親筆寫了介紹信，才能讓高史密斯接觸到這些重要文件。

獻身科學   真相顛覆神話

瑪麗．居禮一生的成就，不只是科學上的，也是女性主義的、愛國主義的，更是和平主義的。

她一生獲得很多「第一」的記錄：她是第一位得到法國索邦大學物理系學士的女性，也是索邦大學首次任命的女教授；她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並且二度得獎的女科學家；她也是法國家科學院兩百二十四年來首度提名的女院士。她過世後六十一年，1995年4月20日，受到法國總統密特朗肯定她的成就，而將她的骨灰移至巴黎的先賢祠。她因而成為法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因自身成就，而下葬在先賢祠的女性（與她的夫婿皮耶．居禮的骨灰放在一起）。瑪麗．居禮原籍波蘭，當時波蘭總統華勒沙也應邀出席這次的移靈大典。

瑪麗．居禮的本名為瑪麗．斯克洛多斯基。她生於波蘭華沙，當時的波蘭為俄國所統治，從小父親就灌輸她對波蘭的民族意識。她一邊以俄文求學，一邊卻又私下教導波蘭文。1903年，她第一次與丈夫皮耶．居禮，和亨利．貝克勒爾共同獲得諾貝爾獎時，因為她是女性而備受歧視，她只能坐在台下，看著丈夫上台領獎、致詞。1911年當她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時，又因與一位有婦之夫的科學家－－保羅．朗之萬（皮耶．居禮的學生，也是一位物理學家。）有婚外情，而遭社會輿論大加韃伐。

這本書裡，道出瑪麗．居禮一生都在為女性主義而奮鬥。在她那個時代，男性得獎，理所當然，女性若能得獎，也無法上台接受頒獎；在她那個時代，一有婚外情，沒有人會刻意譴責男性，但是大多數人都譴責女性，即使科學界亦然。

輻射傷身   科學研究奪命

透過一些關鍵性的史料，瑪麗．居禮的神話逐一被解構。瑪麗．居禮傾全力研究的輻射物「鐳」，雖然對人類的貢獻非常大，卻也對她自己與家人的身體傷害極大。

有一天，皮耶．居禮走在路上，一輛馬車疾駛而來，他閃避不及，慘遭輾斃。那年是1906年，他四十九歲。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經過查證瑪麗．居禮的手稿記錄，得知她先生過世之前，腿骨早已病變，常半夜劇痛，輾轉難眠，而且走路一瘸一拐，後人研究推論，可能是長期輻射，腿骨遭到破壞。輻射物「鐳」，可能就是致命殺手，可惜當時它的危害仍不為人知。

瑪麗．居禮為了科學研究，經年累月近距離接觸這些輻射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載著「小居禮」（行動式 X 光設備）到處救治傷患，總共照了超過一百萬次的X光。

瑪麗．居禮六十七歲病逝。醫生說她能活到這個歲數，算是奇蹟，並判斷她的死因是「再生不良惡性貧血（白血病）……骨髓沒有反應，也許因為長期輻射而受損。」她的女兒伊蓮娜和女婿約里奧也因長期研究人造輻射，而分別死於五十九歲、五十八歲之齡。

瑪麗．居禮一家成就非凡，或許一般人會認為，她們母女之間的親子互動應該很親密，其實不然。瑪麗．居禮的兩個女兒（伊蓮娜和伊芙），擁有一對偏執於科學研究的雙親，她們的童年反而都是灰暗的、不快樂的，如果不是她們的祖父－－皮耶的父親（尤金．居禮醫生）一直在旁協助的話，她們就跟孤兒沒兩樣。而這種情形，在皮耶．居禮過世後，更加明顯。她們從母親身上得到的母愛非常有限。

歷史真相不會貶抑瑪麗．居禮各方面的努力與成就，她的貢獻絕對值得世人肯定。但是當我們肯定瑪麗．居禮的成就時，卻不能盲目地把她一生的事蹟建構成一個女科學家的神話。這本書，足以提醒我們，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與其構築一個關於瑪麗．居禮的神話，不如正視真相，承認世間一切的成就必有其代價。

後記：

這本書的中文版於 2006 年出版。2009 年 3 月我從圖書館借出這本書時，我是第一個借閱的讀者。看完這本書，我感觸很深，2009 年 4 月，我寫下這篇心得的草稿。但當時因忙於其他工作，我沒有立即整理這篇文章。

2011 年 3 月中，日本福島發生九級強震，隨後又爆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這件大事，我再度想起這本書裡，瑪麗．居禮的孫女海蓮娜曾經說過的一句話：「……這些文件經過七十五年仍有輻射……」

2011 年 6 月，我再度到圖書館借出此書。沒想到，這兩年四個月中，完全沒有其他讀者來借這本書。我覺得這本好書值得推薦，因此，我決定把這篇讀後感重新整理，並發表出來。

作為一個傳記作家，Barbara Goldsmith 的寫作方式，以及她對史實考究的認真態度，都是值得我學習之處。我深信，唯有史料解禁，才能還原歷史真相。而 2011 年，是國際化學年，正好是瑪麗．居禮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一百周年。重讀這本書，意義更加深遠。

附註：

書名／偏執的天才－－女人，科學家，居禮夫人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Barbara Goldsmith）

譯者／方祖芳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

原文出版年代／2005年

中文出版年代／2006年1月 

作者芭芭拉．高史密斯（Barbara Goldsmith）網站： 

http://www.barbaragoldsmith.com/obsessive_genius__the_inner_world_of_marie_curie_37321.htm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6824

江蓋世著《鄭南榕這個人》1、綠色五一九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的這一天，鄭南榕走了。

即日起，江蓋世所寫的《鄭南榕這個人》，全文連載四天，以紀念鄭南榕。

您將會了解這位台獨浴火鳳凰，生前罕為人知的心路歷程。

 

 

 

 

 

鄭南榕這個人

◎文：江蓋世 

◎圖：邱萬興

我們的劇本都猜錯了，鄭南榕拒絕當一個溫馴的演員，他導出了一齣浴火鳳凰的悲劇。

五年前的四月七日，鄭南榕走了，他一把火，一句話：「帶走我的身體吧！」……

1、綠色五一九

一九八六年代的亞洲，反對運動蓬勃發展。

菲律賓有「人民的力量」，要求馬可仕政權下台；韓國則有「百萬人簽名修憲請願運動」，強烈地撼動全斗煥政權。這時，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強烈的政治訴求，就是組黨。

鄭南榕是《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人，他是黨外組黨運動的急先鋒。他的雜誌，一期一期的出，卻被警黨一期一期的查禁。鄭南榕絲毫不理會他們的查禁，而仍在雜誌上大力鼓吹組黨。

那時，我在《自由時代》擔任採訪編輯。一月十五日晚上，鄭南榕、吳乃仁，與我三人，一起在夜市吃消夜。我們聊呀聊，聊到組黨。我開玩笑對他們說：「別管那麼多，我們就組個名義上的黨，讓國民黨來抓好了！」   

 

留著一撮「華勒沙」式的鬍子，老神在在的吳乃仁抿著嘴笑笑，搖搖頭，不表贊同。一向臉色少有表情的鄭南榕，這時轉過頭來，笑著對我說道：「哈！你要是被抓，沒關係，自由時代還是會幫你保留工作的，哈哈！」

 

三月十日的晚上，要下班了，鄭南榕突然叫我留下來，「晚上來我家一趟，我們有重要事情討論。」

 

到了錦州街，上了他家頂樓和式的小房間，一會兒，吳乃仁也來了。鄭南榕雖然不是新潮流的成員，可是他和吳乃仁的私交很好。我內心猜想。「一定又要推展什麼運動了。」

 

鄭南榕首先開腔：「看人家菲律賓、韓國的反對運動，我們的黨外運動實在太差了！你們看怎樣，就在今年的五月十九日，也就是台灣被宣告為戒嚴地區的那一天，我們來推動一個『反對戒嚴運動』，好嗎？」然後，鄭南榕與吳乃仁就一直討論，我一旁聽著，偶爾插點意見。最後，他們決定把名稱命名為「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

 

當時，我才投身黨外不太久，也不太了解鄭南榕下的是什麼棋，暗想，「黨外山頭林立，步調不一，鄭南榕如何去搞一個千萬人運動呢？」

 

過兩天，鄭南榕開始在他的雜誌上大打廣告，原來我們所定的名稱，已被他改為「五一九綠色行動」。我看了，就問他：「咦？不是講好的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嗎？聽起來氣勢多磅礡！」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五月十九日；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519，Green Action』。」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五月十九日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所推動的「五一九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Time，Newsweek大幅報導。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本文原載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  

1986年 519綠色行動

1986年519綠色行動對決台北龍山寺



文字整理／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

圖片提供／湯金全

資料來源：《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p.190~193

1986年的5月19日，《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訴求「反對台灣長期以來的戒嚴統治」。當時的黨外雜誌，紛紛報導風起雲湧的第三世界國家反獨裁的民主運動。鄭南榕認為，「菲律賓能，台灣當然也能！」

五一九綠色行動，地點訂在台北市的龍山寺。這是台灣戒嚴三十八年以來，第一次有人敢公開提出「反戒嚴」的行動訴求挑戰國民黨，並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在街頭展現。











圖片提供／江蓋世

立法委員江鵬堅擔任行動的總指揮，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理事長陳水扁市議員擔任發言人，簡錫堦負責動員和指揮工作。來自全島各地的重要黨外人士張俊雄、尤清、陳水扁、謝長廷、黃天福、李勝雄、顏錦福、洪奇昌、邱義仁、陳光復、湯金全、黃昭輝、戴振耀、蔡有全、蕭裕珍、江蓋世、田孟淑等人群聚在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要求解除戒嚴！」、「戒嚴就是軍事統治」。在這次活動中，黨外人士對外宣稱，要將大隊人馬帶去總統府抗議。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一千多名警察，將龍山寺鐵門鎖上，以警力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同時在龍山寺外圍道路，派出女警大隊與警力包圍住，將圍觀民眾阻隔於龍山寺外。

國民黨如臨大敵，附近商家停業一天，警力把龍山寺四周包圍得水泄不通，當天集結而來抗議的黨外人士，全部遭警方封鎖而被圍困在龍山寺內。這一天，主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行動者是鄭南榕，但是他沒有公職身份。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沒有人知道。

隔著龍山寺鐵門，一位高階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當時許多黨外人士正在你看我，我看你時，立法委員江鵬堅站了出來，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他踏出這一步，負責扛起示威的重責大任，擔任行動的總領隊，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

當時，示威現場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以公職人員為主，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少數黨工在龍山寺外走動，江蓋世與蔡有全、蕭裕珍、田孟淑（田朝明醫師的太太）一起拿著一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的綠色長布條，卻也只能在第一層封鎖線內高喊「出頭天」，衝也衝不出去。

國民黨採取「不攻擊、不驅趕、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採用警力包圍群眾的消耗戰，「黨外示威者要出去，可以，想進來，對不起，門兒都沒有。」示威群眾從白天奮戰到黑夜，從艷陽高照、汗流浹背，持續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一般。黨外人士不曾打過這樣的持久戰，而發起人鄭南榕事先連糧食、飲水都沒準備，後勤補給嚴重缺乏，每個人都餓得發昏。

幸好，黨外人士暱稱「袁姐」的袁嬿嬿，她圓圓胖胖的身驅擠在人群裡，賣力的將買來的一包又一包熱騰騰的饅頭、包子及土司、飲料，騰空飛過圍牆內。袁嬿嬿自掏腰包的舉動，觸動了旁觀民眾的熱情，大家爭先恐後去附近搶購食物。「空中補給」源源不斷而來，使他們能持續和國民黨抗爭，由白天支撐到黑夜。

在這一場示威活動中，江鵬堅立委充分展現其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的領導能力。他和軍警不斷地溝通交涉，終於避免了原本擔心會擦槍走火的意外。歷經十二小時烈日暴雨下的抗議示威後，整個事件終於在晚上十點平安落幕。

事件結束後，江鵬堅立委擔心鄭南榕安危，堅持陪著他回到台北市錦州街家門口，讓葉菊蘭看鄭南榕到家，才敢放心回家。 

 

鄭南榕與519綠色行動

摘自江蓋世〈鄭南榕這個人〉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9128141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 五月十九日 ；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519，Green Action』。」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 五月十九日 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1986年5月19日，鄭南榕所推動的「519 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 Time，Newsweek 大幅報導。





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本文原載於1994年4月7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