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3日 星期四

悲歡人生的31歲

文/邱斐顯


本文亦刊載於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網站: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邱玉崑,
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五年多,
但是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81年夏天,留美博士陳文成返台探親。他長期支持民主運動,是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七月初,他在警備總部約談後不久即遇害,陳屍台大校園,享年 31歲。那年夏天,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就讀北一女中,正要從高一升高二,當時 17 歲。


高二開學後,學校老師三不五時點名,找班級幹部加入國民黨。那時候,我正處於政治意識懵懂階段。父親常常拿一疊黨外雜誌,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自己讀、自己看。老師的話,和雜誌上所報導的,完全相反。我不知該相信父親給我看的雜誌報導,還是課堂上老師對黨外人士的批判。我腦中最大的疑問是,國民黨眼中的叛亂犯,為何個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面對遇害的台大傑出校友陳文成博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讀了父親給我的「一拖拉庫」黨外雜誌,我終於開竅了。我不再相信課堂上老師所說的話,除了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公民老師,姓史,也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但是他和國文老師恰恰相反。他身材魁梧、高高壯壯的體格,一副氣勢懾人的模樣。他常常在上課時,借題發揮,不斷地咒罵黨外人士。他越罵,越讓學生反感。他常常點名要同學加入國民黨,同學更因此而拒絕。


我高三那一年,校長眼見入黨學生太少,無法交差,動輒要求全三年級的學生舉行周會,要求入黨人數要達到一定比例,她才肯罷休。校長的作風讓我感到不屑,她為了吸納學生成為國民黨員,竟然不擇手段。


巧的是,在這一個學期間,台灣政壇上有數場重大選舉,在全台各地進行著。


1981年 11月 14,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黨外的選舉文宣,在大城小鎮熱切地飛舞著。黨外的政見會場,常常湧進數以萬計的支持者人潮。我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跟著父親,跑去好幾個黨外政見會場,聆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


那一年,我只有 17 歲,沒有投票權。父親不在乎我能不能投票,能帶著女兒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引以為傲。那時候,我們早已搬離大稻埕的老家四年,遷到正在發展中的台北東區。夜晚,父親常常帶著我搭車去老家附近,聽聽謝長廷、陳水扁的演講。我們去過日新國小(父親的母校),也去過太平國小(我的母校)。每次,政見會結束後,我們的手上總會多了好幾本黨外雜誌。


父親不只關心台北的選情,也關心台灣其他各地的選情。陳水扁、謝長廷、康水木、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游錫堃選台灣省議員,邱連輝選屏東縣長,陳定南選宜南縣長。這些黨外人士的大名,就這樣在我眼裡出現,在我耳裡聽見。


如果我不能陪父親去政見發表會,父親有時會找母親陪他去,有時會和他的同事相約一起去。那時候,父親在信用合作社上班。他常常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同事去聽政見發表會。」


「那是誰呀?」我好奇地問父親。「他是住在新莊的張伯伯。」從新莊到台北來聽政見?我幾乎沒看過他,但是總是從父親口中聽到他。父親對我說,「張伯伯常常出國。如果他人在台灣,常常會找我作伴去參加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有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他們都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就是曾任台獨聯盟主席張信堂的父親。


我讀高中的時候,從來不曾和同學分享過我對政治的看法。學校裡,有一個黨棍校長--硬是要學生加入國民黨,和一個黨棍公民老師--常常以憎惡的口吻咒罵黨外人士,我學會了「惦惦,卡無代誌」。從此,我也不相信這些態度偏頗的師長,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什麼貢獻。


我讀大學的時候,再一次感受到這些黨國體制的思想延伸,學校的創辦人就是獨裁統治者蔣介石之妻蔣宋美齡。我懶得再去和師長或同學爭辯我所相信的理念,保持沈默是最佳的應對方式。但是,私下,我還是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對台灣社會現象、政治現狀的觀點。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7年 7月 15,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1987年 7月,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在前衛出版社的辦公室,擔任《台灣新文化》雜誌採訪編輯。前衛出版社的老闆林文欽,對「台灣本土文學」非常認同與堅持。他過去長期在出版社工作,了解「中國文學」長期肆虐下,「台灣本土文學」與「台灣文化」所面臨的弱勢,與遭到的壓抑及貶抑。後來,他為了理想,離開原本所待的出版社,自行創業,獨力經營前衛出版社。


1987年 9月,黃怡接任《台灣新文化》雜誌總編輯工作。如果說,我父親是第一個影響我對台灣政治觀點的人,那麼,黃怡就是第二個影響我的人。我還沒認識黃怡的時候,她就在黨外的雜誌圈內工作。我們共事的日子裡,她常常告訴我她對台灣社會的觀點,並且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和做法。我從她的口中,認識了更多一九八○年代以來,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人士。


我讀高中的時候,父親買雜誌給我看;等我大學畢業後,換我編雜誌給父親看。1987年 10月初,我把參與編輯且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交到父親手上。他戴上了老花眼鏡,仔仔細細地讀著雜誌上的每一個字,連版權頁都不放過。當他看到《台灣新文化》雜誌美國連絡人--張信堂時,他對我說:「張信堂好像就是我朋友的兒子。」


然而,縱使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政權底下的警備總部仍然大權在握。台灣人民仍然沒有言論自由。


以前,父親老愛跑去書報攤,購買被查禁的雜誌;現在,警總老是跑來印刷廠,查禁我們所編的雜誌。說刺激,很刺激。但是苦了用心經營的老闆林文欽。查禁到後來,十多位編輯委員的投資,幾乎血本無歸;最後,雜誌虧損累累、被迫停刊,我們這幾個編輯,只得黯然離開。1981年,警備總部約談了陳文成之後,陳文成就告別了人世間。1987年,警備總部不斷查禁《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化》也就停擺了。


透過黃怡引荐,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深談。我準備接受謝明達的邀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進報》採訪編輯。1988518那一天,我第一次和《民進報》的同事們見面。隔二天,他們打算參與並報導「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我還不算編制內的編輯,他們這樣對我說:「等我們後天的遊行結束後,妳就一起來編雜誌吧。」


沒想到,一場「五二○農民抗議大遊行」,再度讓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改寫。我才剛認識的同事們,受傷的受傷(編輯陳啟昱、朱容徵嚴重受傷),被抓的被抓(編輯黃嘉光、總編輯之妻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遭逮捕),被起訴的被起訴。整個《民進報》的運作機制,頓時大亂。顧不得什麼叫做害怕,我只覺得,如果我的文筆能據實報導國民黨的惡形惡狀,我就該盡一分心力。何況,五二○當天,我的父親也跟著走上街頭去抗議。


那一天,父親回到家告訴我說,他人在現場,目睹鎮暴消防灑水車向抗議群眾噴灑水柱,他躲避不及,以致全身溼透。那一天,我也告訴他,我決定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民進報》工作。


那時候,民進黨才剛成立不到兩年,我們一群編輯部的同仁(攝影編輯邱萬興,美術編輯黃惠芬,文字編輯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與我),幾乎是以一半報導一半參與的心態,從事民主運動。當時的黨主席是姚嘉文,秘書長是黃爾璇,副秘書長是邱義仁,外交部主任是盧修一,組織部主任黃華,政策中心主任是傅正,文宣部主任是李逸洋。雜誌定期出刊,街頭運動三不五時舉辦,「走上街頭抗議」和「窩在辦公室編雜誌」,都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照片說明由左至右為:

邱萬興(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邱工作室負責人
邱義仁(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林曉霞(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現任基隆市的國小老師
蔡文旭(任民進黨文宣部幹事)現任嘉義市議員
邱斐顯(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林濁水(任民進報總主筆)前立法委員
黃惠芬(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牛頓公司總經理特助
李逸洋(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前內政部部長
圖片提供/邱萬興 




1989年,我開始人生第一次助選工作,並且,因緣際會,認識了我的另一半江蓋世。巧合的是,蓋世認識我的那年,正好也是他的 31 歲。


幾年下來,我們兩人感情發展雖有不少波折,最後仍是喜劇收場。 1993年,我 29 歲,他 35 歲,我們步上紅色地毯。1994年,我 30 歲,他 36 歲,我們共商政治事業發展,我決定支持蓋世,並協助他參選台北市議員。那一年,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許多清新的期盼。陳水扁贏得選舉,當上解嚴後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過去長久以來,台北市政府的國民黨政治終於崩盤。而蓋世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


1995年,我 31 歲,工作跑道又有了轉換。我接下「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職務,和原本就有相同理念的一群姊妹們,共同為女性權益努力。我們辦了幾次活動、志工與學生訓練、女性議題座談,結交更多的女性朋友,探討更多女性議題,從生理到心理,從人文到歷史。前一年,女權會的理事長江文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女性史書寫運動,女權會也因此出版了《阿媽的故事》與《阿母的故事》兩本書。


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這兩本書的出版令我相當感動,推銷這兩本書的工作,成了我任內的重大會務之一。我還記得,為了行銷這兩本書,女權會常常上上下下,動員眾多會員,以及理事、監事等各幹部,出席各種集會,派人駐點賣書。


1995年,我 31 歲,我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更特別的事發生--那就是「懷孕」--孕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女性特有的經驗。這一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跑醫院、做產檢。喜歡小孩的老公,偏偏命中注定晚婚又晚生,對於這樣一個按照計畫來報到的小寶貝,我們都非常期待。


依醫療規定,我這個高齡產婦,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羊膜穿刺」。我生命中這一段難以言喻的經驗,一個胎兒住在子宮內,整天跟著我進進出出的感覺,真是再奇妙不過了。當一個「新手媽咪」,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讀書,讀如何生育寶寶的書,讀如何教養寶寶的書。「生第一胎,照『書』養。」就是我懷孕時的最佳寫照。1995年底又逢立委選舉,我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女權會的幹部們,在台北街頭各個演講會場,到處吆喝,賣著兩本女權會的代表作;我也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老公及助理們,在大雨滂沱中,到華江橋下,為黨內的立委候選人加油助陣。


1996年,我 32  歲那年,小寶寶呱呱墜地,初出人世。


陳文成 31 歲遇害,走得「太年輕」了。我 31 歲初次懷孕,又嫌有點「不年輕」了。然而,我知道,只要這個社會不夠民主,那麼,任何年齡的奮鬥,永遠不嫌晚。有人離開了人間,有人才加入人世,生命歷程不就是這樣生生不息的嗎?


後記:2007年(我父親過世三年多)的某一天,我與蓋世一起去拜訪張信堂。那一天,信堂兄的雙親都在家裡。我們聊起了我的父親。張伯伯對我說,「以前,我常常找妳爸爸,作夥去聽演講。後來,妳爸爸也告訴我,妳都在寫文章、編雜誌,他甚至告訴我,蓋世是他的子婿。」如果不是我父親的啟蒙,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這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資產。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10 則留言:

  1. 斐顯

    拜讀大作

    相當感動

    走過黨外年代

    使人更加堅強、篤定

    祝福妳和蓋世兄



    向陽

    回覆刪除
  2. 斐顯妹妹



    看到這篇紀念文章

    很感動

    看到這張我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同志合影

    左起邱萬興 邱義仁 林暁霞 蔡文旭 邱斐顯 林濁水 黃惠芬 李逸洋

    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影像

    現在大家都變成歐吉桑了



    小邱

    回覆刪除
  3. 我們永遠的秘書長

    邱義仁現在去高雄縣跟耀伯

    一起當農夫了



    小邱

    回覆刪除
  4. 聽妳娓娓道來青春往事

    彷彿我自己也追憶了一遍

    23歲 大學剛畢業的我

    認識了28歲的妳

    在新國會辦公室

    <龍貓>玩偶

    開啟了妳我的友誼

    今年暑假妳來台中找我

    看見佳盈

    落落大方 氣質出眾

    一如1992年我第一次見到妳的模樣

    真替妳高興

    我相信

    你們一家三人的幸福故事會一直持續下去

    當然

    台灣的民主傳承也會一直持續下去

    季合

    回覆刪除
  5. 看了二次,還是覺得很感動,留個言...順便跟向陽大哥打個招呼~

    回覆刪除
  6. 我不認識你,仔細看完全文,致 上遲來又遙遠的敬意。林文欽的朋友

    回覆刪除
  7. 我不認識你,仔細看完全文,致 上遲來又遙遠的敬意。林文欽的朋友

    回覆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