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 星期六

高子洋 卑南牧童流浪歌手


文/邱斐顯



背著吉他的演唱者為高子洋,蘇圓媛是他的人生伴侶(圖左三)。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6 2006.2.11~2006.2.17


高子洋,本名賴飛龍,卑南族原住民,因隨母姓,後改成「高飛龍」,從前親友都叫他「阿龍」,從小在台東知本部落長大。部落裡有三條大馬路。第一條馬路住的大部分是漢人;第二、三條馬路,則大都是原住民。高子洋的家座落在第一條馬路和第二條馬路中間,四周圍的鄰居,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皆有。這樣的成長環境下,讓高子洋的創作歌曲,包涵了多種語言文化的豐富性。


高子洋表示,他的音樂感受力,受父母親與族中老輩教導影響深遠。「讀幼稚園、小學的歌唱活動,老師都指定我當人選。」印象中,家裡有留聲機、音響的設備,原住民歌謠、日本歌、流行歌等,都會不時從音響裡流洩出來。父母親甚至在清晨,播放音樂叫他們兄弟姊妹起床。小小年紀的高子洋,就相當崇拜日本男歌星小林旭。


愛樂牧童,牛背上唱山歌


父親喜歡結交各族朋友,好客又善於歌唱。高子洋就是這樣耳濡目染地愛上音樂。「小時候,到山上放牛回家時,騎在牛背上一路上唱歌,部落裡的老人聽到我的歌聲,都會贊賞鼓勵。」


知本是台灣東南岸的交通樞紐集散地,有三家戲院,有康樂隊,許多王祿仔樂團、歌仔戲、布袋戲團,包括走遠洋的船員,都在這裡進進出出。看多了來來往往表演的過客,他也趁機學了一些流行的樂曲風格。高子洋憑著興趣,摸索地學習彈奏吉他、二胡、琵琶、打鼓等樂器,一點一滴地累積他的音樂素養。


高子洋回憶小時候,在部落裡,其實沒有什麼種族歧視的問題。因為小學成績不錯,中學時到市區就讀省立台東中學。學校裡,漢人同學居多,他是極少數的原住民學生之一。有部份漢人壞學生成群結黨,對原住民有著強烈的鄙視心態,「生番」的字眼常被使用在弱小老實的同學身上。這種情形,讓高子洋逐漸產生覺醒、嫉惡如仇與反抗的心理。這種即時反應與反抗,雖然從此受到尊重,日後更澤及到市區求學就業的部落孩子,但他已無法完成原有的學業,便放棄學業到林務局的屏東雙流林班去工作。


械鬥事件,離鄉背井打拚


一九六○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還常常存有庒頭間械鬥的場面。高子洋印象最深的經驗是,有一次,剛來台東開墾的國軍兵團,與原本早已漢、原融合的當地部落,發生嚴重械鬥。一群外省人欺負一個原住民小孩。


「這個原住民小孩的哥哥,是我的好友。我的好友為了替他弟弟出氣,就拿了一把刀在身上,回去找這群外省人。後來,在械鬥過程中,有一個外省人被刺中脖子而死。而我就在現場,親眼目睹這一切。」高子洋隨後曾因此事而被警方帶走,但他也得知,他的好友因畏罪跑到山上去躲警察,最後選擇在芒果樹上上吊自殺。


十八歲,高子洋又離開台東,透過親友的介紹,到台北極有名氣的酒家如「花王」、「杏花閣」等地工作。熟諳日本歌、流行歌的他,在現實的花花世界裡,工作得心應手,高子洋表示,「那時候,工作環境、條件都很好,可以賺不少錢。」


但是同時,他也接觸到許多在都市謀生不易的原住民朋友,看他們窮到連小孩的奶粉錢都籌不出來的困境。這些事情在在衝擊著高子洋對生命、對人生的觀點。


二十一歲,高子洋在新竹空軍基地服兵役,擔任庫房管理的工作。這個工作既輕鬆又悠閒,高子洋得以思考很多他個人,以及原住民朋友所面臨的問題。他開始構思,並邀集親朋好友,成立了一個愛心互助會,以不收利息的方式,幫助許多生活困難的原住民朋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高子洋生日當天,在兵營裡值班,就利用時間,一口氣創作了《我們都是一家人》、《那魯灣青年》以及《團結在一起》三首歌曲。幾天後,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為了慶祝原住民愛心互助會誕生,這三首歌曲就在台東知本天主堂廣場公開發表,並收錄在自助會的章程中。


遭到管訓,人生風雲變色


天真單純的高子洋沒想到,當時台灣社會仍處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一切涉及到集會結社的言論、文章、歌曲,都是極為敏感。他發表這些歌曲後,很快就嚐到苦頭。還沒退伍的他,在軍中就遭到嚴厲的管訓,並被警備總部的相關人員約談,懷疑他的歌曲中有結社的目的。


退伍後,高子洋到高雄做捆工。沒多久,家鄉的管區警員以母親生病為藉口,把高子洋誘騙至台東分局。這名員警,以高子洋曾在軍中被懷疑有結社目的,而聲稱高子洋是地方上的首惡份子,把高子洋移送到「岩灣」去管訓。後來高子洋甚至又被移送到蘭嶼島,參與闢建蘭嶼機場、環島公路勞動管訓。


移送前,那名員警曾向高子洋致歉,表示自己是奉上級命令行事,請高子洋能諒解他的苦衷。高子洋感慨地說:「管訓近三年期間,母親病逝、弟弟失學、親人離散、女友也遠嫁給日本人,我都一無所知。這一切讓我看盡人生的無常,對人性價值觀產生疑惑,我因此曾走入了宗教世界。」


創作名曲,「我們都是一家人」


高子洋強調,「以傳統原住民曲調,再融合國、台、客、原等不同族群的語言,可以吸引一般人對原住民音樂的認識,並影響人性最深沉的靈覺。」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高子洋的創作名曲,甚至被全國小學及高職的音樂課本列為學習教材。高子洋的音樂裡,充滿豐富多樣性,不但散發著原住民單純的熱情、也包涵來自台灣社會底層的生命力,以及他對弱勢者的關懷。高子洋等身的創作歌曲,詳實地紀錄了他大半生的所見所聞,不只是台灣原住民四十幾年來在台灣社會打拼的紀錄,也是台灣社會四十幾年來成長與衰敗、歡喜與哀愁的縮影。


過去歷年來,高子洋的創作歌曲,大部分透過同部落的原住民歌手「北原山貓」陳明仁代為演唱。因為高子洋一直安於幕後,局外人甚至認為陳明仁就是歌曲的創作者。


不但如此,常到部落採歌的欣欣唱片公司,也盜用高子洋的歌,還把版權賣給多家卡拉O.K.公司圖利。「如果你到卡拉O.K. KTV 裡點唱這首歌,作者的名字寫的是欣欣唱片文藝部,不是我。此外,某個教音樂的林老師,也曾自稱是『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創作人,還以原創人的身份控告原住民舞蹈團體『原舞者』侵犯著作權。」


曾加入黨外運動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唱過一首優美動聽的歌曲《美麗的稻穗》。這首曲子的創作者是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老師。高子洋指出,「有些學者專家誤以為,『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歌的原住民語歌詞,是陸森寶老師所寫,並被天主教卑南族神父曾健次,收錄在《原住民歌謠》一書中,其實這首歌跟陸森寶老師毫無關係。」


令人難以想像,當年被國民黨百般刁難的創作歌曲,二、三十年後,竟在台灣社會裡大放異彩。然而,令人憤慨的是,歌曲的原創作者卻是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一九九七年,朱約信(豬頭皮)、李坤城等人,要找原創作者簽下著作權的契約。他們找到了「北原山貓」陳明仁,想把版稅交給陳明仁。陳明仁不敢接受,才讓原創作者高子洋接受這一份遲來的正義。


二○○五年的「三二六民主和平守護台灣大遊行」時,這首歌的創作人名字還是被人張冠李戴,高子洋忿忿不平地指出:「某些原住民民進黨員的顢頇傲慢心態,讓人心寒。」


族群融合,理想仍待努力


肇因長期的著作權被盜用,一九九八年高子洋還俗後,以「原住民創業不求人」的精神,開始獨力自製音樂CD、自行銷售,重新發表過去歷年創作的作品,如「我們都是一家人」、「可憐的落魄人」等歌謠,從一個單純的民俗音樂創作者,成為自力更生的街頭藝人。


二○○二年,台東知本國小頒給高子洋「傑出校友獎」。二○○○年起,高子洋開始受邀擔任各類活動音樂大賽的評審老師,如教育部的國小、國中、高中、大專歌謠大賽,二○○三、二○○四年行政院新聞局的金曲獎,二○○五年福建東南衛視等電視台,都曾邀請高子洋擔任評審。


四年前,高子洋在淡水老街堤岸渡船碼頭邊,獨資經營「淡水留影留聲」、「高子洋的歌」的店,結合淡水河、八里觀音山的人文風情,設計開放式的表演空間,提供遊客團聚平台,並以現場錄影、錄音方式,製作個人、團體唱片、VCD影像,以做為個人收藏留念之用。這個全國唯一獨特的創意服務,廣受來往遊客的支持。



 高子洋【台灣願景】CD 內容。


然而台北縣政府相關單位諸多不合理的管理中,高子洋很受挫折地吟唱著「台灣願景」、「白鷺鷥的故事」等創作歌謠,他原本天真地認為,「生存的意義超越自我的尊嚴,只要能拿回做音樂的成本就好」。他沒想到,即使換了政黨上台,創作人依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二○○五年,他因此退離漁人碼頭的方寸之地。


高子洋,堅持走一條與眾不同的民俗音樂創作之路。人生的體驗與歷練,不管是對族群融合的看法、對社會上弱勢者的悲憫與同情,都成了他創作的來源。他成名的創作曲《我們都是一家人》,更是蘊涵成長歷程的辛酸血淚。


二○○六年初,剛退出民進黨的林義雄表示,「台灣近年來,每一次的選舉,幾乎都讓族群更加分裂,階級更加對立,選後仍然互相仇視、惡鬥,使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紛擾不安。」三十年前,高子洋創作這首《我們都是一家人》;三十年後,這首歌依然是我們整個社會要努力的目標。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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