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中）

楊金海，一九三二年生，高雄茄萣人，一九七一年，因政治案件，被判無期徒刑，綠島關了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假釋出獄，曾擔任過民進黨高雄縣黨部主委，一九八九年擔任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會長。他是反對運動圈內，知名的老政治犯，在綠島期間，患有嚴重的胃病，所以出獄之後，他不能吃固體食物，只能喝鮮奶，後來，曾來台大醫院動過手術，才恢復正常的飲食。那天，看這位政治老前輩，一手提著鮮奶，專程趕來的情景，令我非常感動。



 

楊金海，一九三二年生，高雄茄萣人，一九七一年，因政治案件，被判無期徒刑，
楊金海，一九三二年生，高雄茄萣人，一九七一年，因政治案件，被判無期徒刑，下午五點半到了，我結束第一天的靜坐，而「人權運動屏東聯誼會」的成員，卻欲罷不能，他們要遊行市區，這下子，警方就大為緊張，他們認為，江蓋世的靜坐運動傳單，不是寫得很清楚嗎？下午四點到五點半，怎麼可以遊行呢？現在還是戒嚴時期呢，豈容你們說要遊行就遊行！



 

這一點，我也不想跟警方辯，因為警方並不是我們抗議的對象，既然聯誼會的幹部，他們決定要遊行，藉這個方式，突顯台獨的思想自由，我就決定用步行的方式，由縣議會一路走回聯誼會的辦公室。我們在聯誼會宣傳車的開導下，開始步行市區，警方起初沒有任何防備，當我們走到屏東市中華路的台電屏東營業處附近，警方派出一道人牆，強力堵住我們的去路。



 

看到警方擋道，許多人馬上抓狂，許炳豐甚至一度揚言要點燃汽油，跟警方人員同歸於盡，那時又有另外一位幹部陳文騰，在兵馬荒亂之中，由宣傳車上摔了下來，我對突如其來的狀況，心頭為之一慌，我的「贖罪之旅」，最多只要讓我入獄就可以了，但千萬不要因我而讓其他的朋友，因為一時的失控，而吃上不必要的官司啊！……不可以的！千萬不要拖別人下水！當我內心不斷掙扎時，幸好，會長潘立夫與屏東分局副分局長朱振良溝通，過一會兒，警方終於同意撤崗，而我們步行人馬一行四十多人，通過中華路之後，就直接返回聯誼會，我的贖罪之旅第一站，中間差一點擦槍走火，但幸好，最後還是和平收場。當天晚上，聯誼會在屏東市公園為我舉行一場演講會，會中，我首度向屏東市的民眾說明，為什麼我要千里迢迢來到屏東，來倡導台獨的思想自由。



 

這邊，值得一提的是，屏東市民和派出所主管鄭榮源，讓我印象深刻，他雖然是派出所的警官，卻長得文質彬彬，說話溫文儒雅，他在我演講會之前，表示要和我私下談一談，我原本以為他要勸我，取消晚上的演講會，不想跟他多談，但沒想到，他一開口，就對我說：



 

「我尊重你的立場，也欣賞你非暴力的原則，我並不是要阻止你，反而希望我能如何的協助你。」

當然，在那個戒嚴的時代，我真不敢相信這種話，是出自一個警官的口裡，我對他說，我不會接受你的任何協助，但非常謝謝你的心意。



 

與這位鄭警官的接觸，使我忘卻了下午遊行時，我們與警方衝突時的一點不快，這讓我更堅信，以非暴力的精神，我們能夠贏得更多的支持，甚至連奉命與我們對峙的警察，我們也可以贏得他們的友誼。



 

忙了一整天，屏東的朋友幫我安排了住宿，我好好的休息了一夜，準備第二天往北到高雄市。我有一位朋友，他叫戴雅各，是我編聯會時代的朋友，透過他熱心的協助，帶來一筆邱茂男贊助我的旅費，這下子，我一路北上的車錢就有了。邱茂男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曾經入獄，幾年之後，出獄之時，受到鄉里熱烈歡迎，後來，當選為台灣省議員。



 

往後三個多禮拜，我就這樣一路由南而北，一站一站的北上，到了台北，再跑到東部的花蓮，然後，再一路北上到基隆，結束全程的「贖罪之旅」。我每天進行的模式，差不多都一樣，到一個地方，先去拜會當地的重要民進黨人士，然後透過該地的民進黨公職服務處或聯誼會，去動員民眾，來參與我的靜坐、遊行、演講。我每到一個地方，都認識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感觸，以下，我就針對我跑過的幾個地方，說一說讓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我在屏東的「贖罪之旅」第一站，街頭步行時，遭到警方強力的阻擾，可是， 七月七日 開始，我一路北上，我就正式公然的街頭遊行，每一站都走，但令我納悶的是，警方放我自由遊行，不再理我了。警察他們跑到那裡去了？為什麼不再阻擋我們呢？現在還是戒嚴啊，依戒嚴法，他們可以強力阻擾，甚至，可以將我當場逮捕啊，為什麼呢？……



 

七月八日，我到高雄縣議會進行「贖罪之旅」靜坐，高雄縣的民進黨縣議員楊雅雲以及她的爸爸楊金海、劉文福、蘇培源、吳昱輝、蘇錫輝、尤宏、陳振福等人，動員了數十人，大家頂著大太陽，頭綁綠絲巾，一起靜坐，到了五點半，我們就開始遊行鳳山市區，一路走回楊雅雲的服務處。許多過路人，看到我們這支小型的遊行隊伍，手拉布條，揮舞標語海報，在楊雅雲的帶領之下，一路高呼口號。



 

我們人雖然少，路上也看不到半個警察，可是過路人，不是投以異樣的眼光，就是站在走廊，頓足旁觀，連靠都不敢靠過來。南部午後的斜陽，照得我只能瞇著眼睛，往前邁進，但我心裡卻無比的舒暢，我們居然能夠把寫著「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布條，拿在手上，走在街頭，也沒人丟我們石頭，也看不到鎮暴警察的蹤影，我愈走愈覺得腳步輕盈，心情舒暢，一點也不覺得累，這時，突然聽到離我們 五十公尺 的地方，有一戶人家鳴放一長串鞭炮。



 

「多謝鳴炮，多謝鳴炮！」一位黨工，手拿著麥克風，非常高興的往那戶人家的方向大聲道謝。真是不簡單，那個時代，談到台灣獨立，一般人怕都怕死了，那戶人家居然敢鳴放鞭炮，熱烈的歡迎我們！不過，先別高興，等到我們再往前走十幾公尺一看，哇，糗大了，那是一家店面開張了，他們鳴炮致慶，而不是放鞭炮歡迎我們啦。隊伍中，大家看到那個情景，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未完待續）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6）－畫家鄭自才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6）－畫家鄭自才

 



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6）－畫家鄭自才

Painter Deh Tzu-Tsai  

編輯／邱斐顯

Editior／Felicity Fei-Hsien Chiu  

A note on Deh Tzu-Tsai 

 

Deh Tzu-Tsai, born in Tainan in 1936, gain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architecture from National Cheng-Kong University of Tainan in 1959. 



 

Deh applied for a graduate program in Urban Design at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U.S., in 1962 and obtain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1964. 



 

While studying in the U.S., Deh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the 1960s liberation movements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In 1966, he became one of the original members of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He also joined the office of Marcel Breuer and Architects in New York that same year. 



 

In 1970,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secretary of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 He was later implicated in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Chiang Ching-Kuo, the vice premier and son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during a visit by the younger Chiang to New York on April 24, 1970. 



 

Chiang Kai-shek established himself as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after he and his Nationalist troops withdrew from mainland China in 1949. But many Taiwanese regarded Chiang Kai-shek as a dictator. In the late 1960s, he moved to give more political power to his son Chiang Ching-Kuo, in disregard of some people’s objections.



 

Deh’s former brother-in-law Huang Wen-Hsiong attempted to shoot Chiang Ching-Kuo, but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failed and both Huang and Deh were immediately arrested by American police and incarcerated in the notorious “Tomb”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1971, Deh fled from the U.S. to Stockholm , Sweden and where he was given political asylum by the Swedish government. In 1972, he was detained in Longholmen of Stockholm for three months amid legal proceedings for extradition to U.S., and in Bailey Prison of London for nine months before extradition from England to the U.S.   



 

He was extradited from the U.K to the U.S. in 1973 and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for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Chiang Ching-kuo. He was finally released on parole in December of 1974 and later settled in Stockholm, Sweden. 



 

Deh returned to Taiwan in 1991 after 29 years in exile, but was accus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of illegally entering his own homeland, and in 1992 was sentenced to one year in prison.



 

In 1993, Deh held his first painting exhibitions in front of a prison and at an art gallery. He also wo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design of the national 228 monument, while he was still in jail.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in November of 1993. 



 

Deh is now dedicated to being a fine artist and had held several art exhibitions in the past years. H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o design and produce a monument to commemorate 

Taiwan ’s pioneer dancer, Tsai Jui-Yueh, for he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dance. The monument was unveiled on March 29, 2008.

  

參考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13406484 

台灣國寶王金櫻 舞台人生 永不落幕

文／邱斐顯

王金櫻劇照一。（王金櫻提供）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9 （2006.5.13~2006.5.19）

王金櫻期待，有朝一日，台灣能成立一個「文化電視台」，讓台灣的藝術文化，有更大的表演空間，不但可以保障奉獻藝術的表演者，也可以讓全民隨時都有藝術節目的選擇。

王金櫻，一九四六年生，彰化秀水人。幼年時期，隨著姊姊王金蓮，耳濡目染地學起歌子戲。王金櫻和姊姊王金蓮感情非常深厚：「姊姊大我十二歲，在我的演藝生涯中，她幾乎是『姊代母職』地照顧我。」當時，王金蓮在家鄉學「子弟戲」。「子弟戲」是指，村子裡的人把有天份的小孩集合起來，聘請老師來教戲，讓小孩學戲，以便日後有一技之長。

六歲女娃  踏上戲台代唱

十七、八歲的姊姊王金蓮在戲班演出時，五、六歲的王金櫻也跟在旁邊看戲。她愛看戲，常常在後台認真地看別人演戲，甚至默默地學著別人演戲。王金櫻道出她的熱誠：「到現在，我猶原愛在幕後看人演，學習別人好的所在。」

有一次，劇團裡一位阿姨生病，沒有人能唱她的戲，其他團員都很擔心不能如期演出。這時，六歲多的王金櫻自告奮勇要上場代唱，姊姊王金蓮無法置信，要她唱唱看。聽過之後，她終於相信這個六歲多的妹妹可以代唱。因此，幕後走台的工作人員，就把一張椅子搬到戲台上，並把王金櫻抱上台去，讓她坐在椅子上唱。這是王金櫻生平第一次踏上戲台的經驗。問她如何能在小小年紀，唱出那位阿姨的唱腔與詞句，她轉述前人說過的一句話：「近館邊的豬母，不會吹簫，也會打拍。」意思是，在戲館旁邊的母豬待久了、聽久了，就算不會吹統簫，也會聽板、打拍子。

自從嶄露了演戲的天份後，王金櫻沒有繼續念書求學，就隨著戲班流浪，每十天就換一處表演賺錢。姊姊王金蓮結婚後，離開那個戲團，王金櫻就不便再留在那個戲團裡。十四歲時，她跟著走江湖賣藥的藥團四處表演。藥團以賣藥為主，不像戲團，沒有任何戲台、道具、布景、樂師，唱歌子戲只能「站念」，完全靠唱腔吸引圍觀群眾。在這種環境的磨練下，王金櫻的唱腔也就日益精進。

王金櫻十七歲左右，歌子戲的內台戲沒落了，姊姊王金蓮要去新加坡公演前，建議她，先到嘉義的公益電台去唱歌子戲。之後，她又到台中發展。那時候，要進電台唱歌子戲之前，必須先經過考試、試聲。應試者聲音若不平衡，唱盤的唱針會跳動，就不會被錄取。她的音質優美，字正腔圓，不管是中聲電台，或是民天電台，她都被錄取。因為姊姊的結拜姊妹在民天電台，後來王金櫻就留在民天電台發展。

後來，台灣歌子戲的演變，又從「電台」到「電視台」。以王金櫻的實力，轉戰電視台游刃有餘。王金櫻先後曾加入台視聯通歌劇團和中視歌劇團，她甜美的外型，黃鶯出谷般的音質，第一小旦的角色，向來非她莫屬。

大媽小媽  和平共處五十年

小時候，王金櫻的家境由好轉差，然而，一家人的感情和睦融洽，卻是深深影響著王金櫻對家庭的看法，以及她日後對家庭、事業兼顧的堅持。

王金櫻的父親王文燦，是一個斯文的「讀冊人」，也是地方上的地主士紳。他認識了王金櫻的母親，原本想論及婚嫁。但是，王金櫻的母親因家境窮困，而沒有讀書。王金櫻的祖母以「門風不對」的理由，阻止自己的獨子與她結婚，並且另外為兒子安排一個門當戶對的婚姻，娶一個有讀書的千金小姐做媳婦。

婚後，王金櫻的父親還是對王金櫻的母親念念不忘，終於在家人與元配的接納之下，以當時五百元的聘金，把王金櫻的母親娶進門。對王金櫻來說，她的生命裡有兩個母親。父親的元配，她私下稱之為「大媽」，在家庭裡，則是正式地叫她為「媽媽」。自己的生母，她私下稱之為「小媽」，在家庭裡，反而要叫她為「阿嬸」。

王金櫻委婉地道出，父親生命中的這兩個妻子，竟然能「不曾吵架，平平安安地相處五十年」。大媽生了三男三女，小媽則生了三個女兒。姊姊王金蓮，就是小媽生的大女兒。

本來父親曾經「開棧間」，即「經營米店」之意，家裡不但可說是米的倉庫，甚至也做點進出口的生意。後來因為父親乃是書生經商，用人不善，加上國民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王家土地被放領，並且遭政府徵收去造路的土地，又拿不到補助金，導致王金櫻的父親生意失敗，家道中落。

大姊演戲  一群「飯桶」跟出門

在王家的家境走下坡時，王金櫻的母親開始外出工作，到戲班去管戲服，賺錢養家，以便維持一個大家族的生計。當大姊王金蓮在戲班演戲時，媽媽要姊姊請求老闆讓她「帶『飯桶』出門」，因為父親、大媽、小媽、二姊與王金櫻，都必須到戲班裡才有飯吃。

那一段患難與共的日子裡，王金櫻特別感受到親情的可貴。王金櫻清楚記得，自己的媽媽快要過世前，大媽以誠相待的態度，讓她非常感動。依照台灣人的傳統習俗，人若往生就不能進大廳。但是，小媽病重得只剩一口氣時，大媽要她們這幾個女兒，把小媽從北部帶回中部老家。大媽甚至在門口迎接小媽，嘴裡還安慰地對小媽說：「大位乎你坐，卡早到另外一個世界，甲燦仔作伙。」小媽聽到這樣的話，虛弱了幾天、不曾睜開的眼睛，這才張開來看一看，之後才離開人世。

有著這樣的家庭，王金櫻的哥哥姊姊們不分彼此，王金櫻對大媽的敬愛不在話下，也把大媽視若親生母親一樣地奉養著。

頂著頭套  趕著回家煮飯

在中視演歌子戲的歲月中，王金櫻行有餘力，自己也經營一家餐廳。就在此時，王金櫻認識了大她二十歲的先生。王金櫻的先生是苗栗卓蘭人，家境很好，小時候就到日本去留學。本來二次大戰結束後，他就想回來，但因為先前自己把錢借給了朋友而要不回來，以致於沒錢回台，只好繼續留在日本另謀發展。

談起先生，王金櫻很自豪：「我先生很愛台灣，他後來甚至放棄日本的國籍。」婚後，王金櫻育有三個女兒。由於先生、女兒全力支持，加上夫家的經濟況狀不錯，讓她衣食無虞，使得王金櫻在歌子戲事業的發展上，能夠毫不中斷地持續下去。很多人知道，王金櫻是台北烏來雲仙樂園的「董娘」，但是王金櫻很謙虛地說：「那是夫家的家族事業。」

做一個知名的電視歌子戲名旦，王金櫻如何兼顧事業與家庭呢？王金櫻表示，台灣的演藝圈的確很複雜，但是她向來不會受到外面的影響，她甚至坦承：「我到現在這個年紀，還是堅持自己下廚煮飯。」有著與眾不同的家庭背景，王金櫻更珍惜自己一手打造的家。

王金櫻劇照二。（王金櫻提供）

她回憶在中視錄製電視歌子戲的情景，「晚上六點多的吃飯時間，我們有空檔可以休息。由於時間有限，我就把戲服換下，頭套戴著，開車回家煮飯，與家人吃完飯，再趕回去錄影。」愛唱歌子戲的王金櫻，本人卻是非常怕吵。她喜歡寧靜的生活方式，喜歡與朋友泡茶、聊天，對於唱卡拉OK、打牌、抽煙等事，她一概不愛。王金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賢妻良母，除非有外出或出國公演，她很少有不在家裡吃飯、睡覺的記錄。

戲劇成就  傲視群英得獎多

王金櫻對於戲劇表演的執著，好學不倦；演出時也力求盡善盡美。她的嗓音甜美清亮，音域寬廣高亢，韻腔平整大方，是台灣歌子戲界首屈一指的青衣名旦，早年演過電視歌子戲【董小宛】、【漢宮怨】等戲碼。

王金櫻也透露，她的本名為王仁心，她和姊姊的藝名，都是河洛歌子戲團長劉鐘元所取的。也因為認同劉團長的藝術理念，一九九一年起，她定著於河洛歌子戲團，成為該團的當家台柱。她在河洛的戲目【欽差大臣】、【天鵝宴】、【皇帝秀才乞食】、【浮沉紗帽】裡，均有傑出表現，這四齣戲均榮獲金鐘獎，其中【欽差大臣】更另獲金鹿獎。近年來，她的經典代表作還有【曲判記】、【命運不是天注定】、【天鵝宴】、【秋風辭】等。她本人則是「台北文化獎」、「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等獎項的得主。目前，王金櫻退居幕後，擔任河洛歌子戲團藝術總監的工作。

唱戲四十年，王金櫻道出歌子戲的精神：「歌子戲，是有歌才有戲。」正統歌子戲所尊崇的是有技巧性的唱腔，所謂「文戲金，武戲土」。她認為，光是歌子戲的曲調，就有上千種，而現在許多新編的曲調，為了迎合不會唱歌子戲的演出者，加進流行歌曲的曲調，她很不以為然。另外，有某個劇團，在表演時毫不顧及表演藝術的整體呈現，一齣戲裡，出現了韓國服裝，甚至漢、唐、明、清的服飾都拿來亂穿一通。她強調，河洛歌子戲團的精神，要求的是「穿破不穿錯」。

成立文化電視台，擴大藝術表演空間

身為一個台灣國寶級的歌子戲表演藝術家，王金櫻對政府沒有建立制度保障藝人的作法，相當感慨。她指出，台灣名曲《農村曲》的作曲家蘇桐先生，晚境淒涼，過世後，連安葬的費用都沒有，還是河洛歌子戲團劉鐘元募款為他安葬的。

有一次，她參加一個政府舉辦的文化獎項座談會，會中有一個年紀很大的男士，是眼睛失明的老藝人，他既憤慨又惆悵地說：「政府又不照顧我們，得獎有什麼用？得了獎，還是沒有飯吃。」比起鄰國日本，用制度來妥善照顧國寶級藝人美空雲雀的作法，台灣對藝術文化實際上的支持，遠不如表面上的尊重。

政黨輪替之後，這個現象也沒有改善。她舉例，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河洛歌子戲團在桃園，一年能夠演出五、六場；換了民進黨執政，結果竟然只有一場的演出機會。

過去，國民黨執政時，只偏重「國術」、「京戲」等文化，相對地貶抑了台灣傳統的歌子戲、客家戲劇、南管、北管等藝術。許多國外回來的人士，紛紛向王金櫻表達，想看這些藝術節目，卻毫無門路。一來，不一定遇得上檔期演出；二來，要觀賞外台戲演出的成本非常昂貴，一次外台戲的演出少說也要兩、三萬元。結果，他們就無從欣賞台灣本土的藝術文化了。

從小旦演到老旦，歌子戲表演藝術家王金櫻，演技精湛洗鍊，嗓音寬高委婉，唱腔聲情並茂，藝術成就有目共睹。王金櫻獻身台灣歌子戲，四十年不間斷。她對歌子戲藝術的執著與熱情，令人敬佩；她對傳統藝術的傳承與創新，見解獨特。

她期待，有朝一日，台灣能成立一個「文化電視台」，讓台灣的藝術文化，有更大的表演空間。王金櫻認為，國家應透過這樣的電視台，讓這些台灣的藝術表演節目，不受商業廣告的操控，有著較大的表演空間，不但可以保障奉獻藝術的表演者，也可以讓全民隨時都有藝術節目的選擇。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6824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上）

江蓋世「贖罪之旅」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上）

 

七月二日的晚上，我重讀甘地傳，又激發起新的靈感來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英國政府擋不住印度獨立運動的浪潮，不得不授權尼赫魯籌組臨時政府，但是以真納為首的回教聯盟，則拒絕接受尼赫魯的領導，不要與印度教徒為主的國大黨分道揚飆，獨立運動領導階層的分裂，導致印度各地發生嚴重的宗教暴動，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互相殘殺。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加爾各答一地，持續四天的暴動，根據統計，死亡者大約五千人，受傷者大約一萬五千人。接下來，一九四六年十月間，孟加拉省東部的諾迦利與提伯拉鄉間，到處暴發回教徒攻擊印度教徒事件。



 

當時，甘地年歲已大，健康不佳，他聽到印度各地都市與鄉村，都暴發流血衝突事件，他感到非常痛心，他決定跑到孟加拉省的諾迦利，苦口婆心的宣揚非暴力，希望彼此是兄弟的印度人民，應該捐棄宗教的仇恨，遏止以暴制暴的風氣。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到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那時，甘地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他進行一項「贖罪之旅」，他認為自己沒法以非暴力的精神，來拯救人民，因此才暴發了諾迦利暴動事件，所以他要長途跋涉，到暴動的災區，以救贖印度人民相互殘殺的罪過，所以才把這項行動，命名為「贖罪之旅」。



 

甘地這趟諾迦利之行，他拄著一根拐杖，光著腳丫，每天清晨四點起床，長途跋涉三、 四英哩 路，由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他不斷和居民談話，為他們祈禱，有時，碰到懷有敵意的村民，在他要來之前，在路上撒碎玻璃、荊棘、糞便，但甘地依然勇往直前，毫不退縮，就這樣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共走了四十幾個村莊……。



 

這段長途跋涉，甘地身邊的信徒，不少人憂心忡忡，擔心他會遭到回教徒的刺殺。雖然人家這樣警告，甘地根本不予理會，他曾經語重心長的說：「假使有人殺了我，我們若把那兇手殺了，以求報復，仍然於事無補。試想，除了甘地自己，誰能殺甘地呢？誰也無法毀掉精神。」



 

看了這段章節，我的心，好像卡在鐵軌上動彈不得的列車，一下子就把障礙排除了，又轟隆轟隆的動了起來，信心十足的往前駛去。



 

既然我面對檢察官陳清碧，坦白承認自己有罪，還拜託他老兄幫我起訴，那麼，與其窩在家裡，等待法院的傳票，不如來個「贖罪之旅」，全島一週，宣揚「我有罪」，而我唯一的罪名就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哈！這不是很棒嗎？以一反諷的手法，來突顯國民黨壓迫言論自由的荒謬。我把這個構想，跟兵介仕、蔡文旭等人商量，最後我們決定，我們巡迴全島，去各縣市的議會門前，採定時定點靜坐，也就是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三十分，靜坐在各議會的大門。



 

雖然靜坐的時間，只有一個鐘頭半，如果地方的媒體有興趣報導，那也就夠了，我們更大的重點是，一路巡迴下去，我們可以接觸到許多從來沒有見過的民進黨黨工，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及政治、經濟、社會的實際狀況。



 

計畫擬好，我就自己著手寫「贖罪之旅」的傳單，用手寫好了，也不用什麼精美印刷，就拿去影印，直接寄給全島各地的民進黨公職服務處，以及有關的新聞記者。我的計畫如下：

 

由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 到 八月一日 的「贖罪之旅」，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屏東、高雄、台南及台北等縣市議會；

第二階段：南投、彰化、台中、雲林等縣市議會及省議會；

第三階段：桃、竹、苗等縣市議會；

第四階段：花、東等縣議會。



 

我那時候，也夠天真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政治派系組織，只有幾位熱心的同志，我也沒有準備任何活動經費，只想到我有一張南下的火車票，那就夠了，住那裡，吃什麼，到那裡自然會解決，擔心那麼多幹什麼，警方會不會逮捕，那是他家的事情，反正我卡了「六一二事件」，刑法上的罪名是「聚眾妨害公務首謀」，又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高台獨禁忌，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抬頭挺胸，爭取入獄前有限的時間，好好地把台灣走一趟，天底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痛快的「台灣之旅」呢？哈哈！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我自己一個人拎著包包，拿了一大袋宣傳布條，搭火車直下高雄市，再轉往屏東市，展開第一站的贖罪之旅。當天下午三點，我先抵達位於屏東市的「人權運動屏東聯誼會」。該會的會長潘立夫、主要幹部徐炳豐、陳文騰等人熱烈歡迎我。這個聯誼會，是屏東反對運動的重鎮，裡面的成員個個驃悍，鬥志昂揚。



 

聽他們說，屏東情治當局，為了我要來，緊張兮兮的，頻頻的找他們聯誼會的幹部溝通，希望他們不要參與我的靜坐活動，甚至還私下拜託，如果非靜坐不可，就千萬不要遊行，趕快結束，早一點讓江蓋世離開就好。我聽了這句話，心裡暗笑，真奇怪，我只是一個人，又非何方神聖，更無千軍萬馬，而且又對外講好，我堅持非暴力，只要你想逮捕，我就跟著你走，決不反抗，像我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他們緊張兮兮什麼呢？



 

下午四點，我在會長潘立夫及許多幹部的陪同下，依照既定的下午四點，準時抵達屏東縣議會門口，我拿出一張大幅的黃色布條，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其中，「台灣獨立」四個字，用綠筆寫著。我把布條鋪在地上，前面再鋪張海報，上面寫著「真正的非暴力，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布條和海報都鋪好了，很多熱心的朋友，拿了小石塊，壓在它的邊緣，防止大風一吹來，布條被捲走。然後，我穿上了甘地精神綠背心，頭綁上了綠絲帶，開始氣定神閒的坐了下來。我一邊坐，一邊東望望、西望望，面前站了零零落落的一百多圍觀民眾，但他們都不敢接近，潘立夫、許炳豐以及專程由高雄市趕來的楊金海等人，陪同我一起靜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