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0日 星期四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下)



我笑了一笑,謝謝對方的提醒,依然靜坐下去。不過我靜坐到了早上十點四十分,覺得還是到大門靜坐較好,就轉移陣地,來到了立法院正門的台階上,坐下了來,然後再把海報攤開,又繼續我的靜坐行動。

 



沒想到,我坐下來不到兩分鐘,愛陣的示威群眾,立刻飛出了一塊饅頭那樣大的石塊,砸在離我 兩公尺 的地方,接著,愛陣人馬,人手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狂熱揮舞,更有人高舉旗桿,準備拋向我,還不斷破口大罵:「共產黨!」、「王八蛋!」、「打死漢奸!」



 


就在他們辱罵當時,愛陣的一位成員,爬上立法院大門的圍牆,手上拿一塊巨大的石塊,擺出一副要將我置之於死地的姿勢,準備向我丟來。



 


我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的走進立法院的前庭,走上石階,放下包包,攤開海報,然後盤腿而坐,我這樣短短的 一兩 分鐘的和平舉動,竟激起他們萬丈的怒火,並狠心的拿大石塊,要砸我這個靜坐在地,手無寸鐵的人。



 


「要走?還是繼續坐下來,任他們毆打?」我心裡掙扎了一下子,後來我下定決心,我不走了,這是我做一個非暴力的實踐者,所應面對的考驗。



 


幸好,愛陣那邊的人,有人出面維持秩序,大聲高喊:「保持理性!」接著,城中分局員警才趕了過來,維持秩序,要求愛陣的示威群眾,留在大門圍牆外。而我一個人,就靜坐在台階上,面對著他們,繼續的靜坐。這時候,我才定下了心,張開眼,好好的看著站在我正對面的愛陣群眾。



 


他們大約有三、四十人,有些人手上拿著白布條,其中一條寫著「不信朱高正,真是神經病?」。沒拿布條的,大都人手一根中華民國國旗,從他們的呼喊聲音來判斷,應該以外省籍的民眾居多。



 


其中,有一個愛陣的成員,跨前跑向我幾步,看到我地上的海報,發出淒厲的叫聲:「哇啊!天啊!他是--台--獨--啊!--」



接著,那邊又響起了一陣叫罵聲。其實,我並不恨他們,如果我出生在眷區,而我的父母、師長從小就告訴我,台獨就是暴力份子,台獨就是共產黨,那麼,我也會跟他一樣,看到台獨那兩個字,會發出那樣淒厲的叫聲。我們的偏見,常常是後天的社會環境影響。







想到這裡,我不但不恨他們,反而同情起他們來了,因為,他們看到台獨這兩個字,他們根本沒有充分的資訊,去了解台獨是什麼,也沒有機會,去了解真正的台獨份子,是不是如政府所描繪的那樣,忘祖背宗,殘暴恐怖。他們明明看到,我身上穿的是「甘地精神」綠背心,我沒有帶任何武器,也沒有向他們挑釁,我只是靜靜的坐著,保持微笑,還試著說服自己,若遭受辱罵或面臨暴力威脅,依然保持友善的微笑,可是,唉,這沒有用的,因為反台獨的情緒,已經蒙蔽了他們的理性……。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跟他們有同樣的出身背景,我也許會跟他們一樣,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對著一個呼籲「台獨思想自由」的年輕人,大吼「打死漢奸」,想到這裡,我就不禁想到西方哲學家盧騷說過的一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



 



因此,人類的偏見,往往來自統治者的思想枷鎖,不敲掉人民思想的腳鐐手銬,就無法去避免,政治族群間的傲慢與偏見,而如何敲掉思想枷鎖呢?就是我現在坐在立法院大門口所要做的事情……。



 



「起來!離開這裡!」我背後傳來一聲喝斥。我坐沒多久,立法院警衛隊出動了,城中分局的員警也包圍了過來,硬是半推半拉的,把我帶到立法院會客室。警察執行公權力,有他的立場,因此我不做任何抵抗,而任其推拉,沒想到,在推拉的過程,一位二線一星的警衛隊警官,出其不意的,以拳頭猛擊我的背部。人被他們架著,背部又挨了一拳,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只好任其擺佈。



 



那位出其不意打我的警官,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是,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眼尖,抄下了他臂章的號碼,是「駐六○○一」。當場有人問我:「你要不要告那個警官?」



 



我只好苦笑一番,對他答道:「不會啦,我靜坐抗議的對象,是國安法啊,又不是警察!」警察把我拖離了正門階梯之後,就強力的不准我在原地繼續靜坐,但是,我也不想就此終止原定的靜坐活動,只好再回到原來的群賢樓前,繼續靜坐,警察看我離開立法院大門口,就不再理我,於是,我一個人,就一直坐到正午……。

2008年3月20日 星期四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中)






吃過早飯,我就開始跟一些好朋友連絡,向他們說明,我想要到立法院前,展開下一波的「不合作靜坐運動」,抗議統治當局的國安法,剝奪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有位朋友,聽了我的念頭就說,「好啊,好啊,你就去啊,不過小心一點!別被抓去!」,有的則幽默的說道,「別擔心,警察連理都不會理你的。」



六月八日早上,我一大早起來,又去散步,把即將進行的「不合作靜坐運動」,徹底的思考一番。迎著朝陽,看著晨露,新鮮的空氣,源源不斷進入我肺中,我的信念,愈來愈堅定。






下午三點,我專程跑到立法院去旁聽,因為,今天有一個重頭戲要上演,那就是立法院內政、司法、國防三個委員會召開聯席委員會,一起審查「國安法」。當時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也加入這場國安法審查攻防戰。






當時,我們黨外新生代,最愛把民進黨的公職領導幹部,拿來跟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相比,總覺得,相形之下我們的領導人物,不如人家。根據那時報載,韓國的「統一民主黨」國會議員,為了向執政黨表示強烈的抗議,就在國會發動三天的絕食抗議行動。






 

要是我人仍留在雜誌社,我想我那時的心態,一定是如此,「人家是這樣,我們呢?」我一定會寫文章批評民進黨的領導幹部,不如人家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可是,當我下了定決心,離開雜誌社之後,我卻有不同的感觸:「要求別人犧牲,是很簡單的,但是,自我犧牲,是比要求別人犧牲來得更高貴!」




 



 


我在立法院那個聯席委員會,晃了一下,找到了當時擔任自立晚報記者的楊憲村,交給他一份我手寫的新聞稿,說我打算六月九日開始,每天在立法院前靜坐。他是我的老朋友,看了看,笑了笑,寒喧了幾句,然後繼續他的採訪,也沒多問我些什麼的。



 



 


我與楊憲村熟識幾年了,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說過,他非常推崇當時紅透半邊天的朱高正,理由是,「朱高正把立法委員的權限,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時的朱高正,被一家黨外雜誌封為「台灣第一戰艦」。他只要一跳上議事桌,或與國民黨的立委幹架,就保證上全國版的頭條新聞。這種作法,我不以為然。朱高正突破傳統,敢跳上全國最高立法機關的議事台,敢扯斷麥克風,敢跟國民黨的立委幹架,他的出發點,也許是高貴的,神聖的,為真理正義,義無反顧,可是,他所使用的手段,我沒有辦法認同,因為,當群眾的掌聲,為他的幹架行為瘋狂喝采,間接的,肯定以幹架的方式來進行抗爭,而博得媒體注意,群眾的瘋迷,這樣的作法,是符合真理正義的。可是,我的非暴力信念,不斷的提醒我,為了正義公理,而粗暴向人,所得到的群眾的掌聲,是暫時的,而不是永遠的。我要得到媒體注意,但絕不暴力相向!



 



 


六月八日晚上,我自己在家裡畫一張大海報。我買了一張全開的白色海報紙,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我寫這十二個字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預期到,往後的發展,它成了台灣島內台獨運動的里程碑!



 



 


我拿起一隻大毛筆,沾上紅色的廣告原料,寫「人民有主張」,再空一行,再寫「的自由」,然後,我用綠色的原料,寫出又粗又大的「台灣獨立」四個字。這十二個字,雖然看起來歪歪扭扭的,並不是那麼整齊,我把它擺在地上,看了一看,嗯,很清楚,這就夠了,海報不需要太漂亮,只要簡捷有力,清楚明確,能傳達我們的意思,這樣就好了。







 


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早上九點,我帶著我的標準配備,如「甘地精神」綠背心、頭上的綠絲巾、一個包包,就這樣,單槍匹馬的來到立法院側門的群賢樓前,開始靜坐。



 



 


剛開始時,也沒有什麼人群,有幾個年齡老邁的大陸籍立法委員,走過我身邊,看了一看標語,搖了搖頭,又拖著沈重的腳步,走進群賢樓。有幾位熟識的記者,看了我坐在那裡,跟我聊了幾分鐘,又匆匆忙忙趕進群賢樓裡,因為立法院裡頭,朝野委員正上演著「國安法」攻防戰,整個新聞的焦點,都在裡頭,很少人會理會我孤零零一個人,坐在那裡幹什麼。



 



 


就在同時,「反共愛國陣線」的成員,三十多人,也到立法院前示威。他們號稱將發動百萬人簽名,來要求國民黨政府,迅速通過國安法。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反共愛國陣線」的人,也要到立法院大門口示威,我是來到立法院的群賢樓門口,才有人才告訴我:「江蓋世,大門口有『愛陣』的人,你可要小心一點,不要一個人落單!」



 



 


(未完待續)

2008年3月19日 星期三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台灣人民要求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而蔣經國晚年,面對這龐大的民意壓力,不得不進行鬆綁戒嚴的工程。





 

國民黨主控的立法院,充斥著隨著國民黨徹退來台的大陸籍立法委員,他們從不改選,因此被反對人士諷刺為「萬年立委」。這批「萬年立委」,充當國民黨審查法案的投票部隊,只要行政院提出的法案,國民黨層峰要它通過,一定無往不利,管他的人民叫啊鬧啊,只要付諸表決,有提著尿袋舉手的,有吊著點滴舉手的,有些根本不知外面的反對聲浪,依然乖乖舉手的……。



 



 


聽說當時的蔣經國,已經決定要解除台灣的戒嚴,可是,解除戒嚴之前,他還想搞另外一部法律,來代替戒嚴法,這部就是「國家安全法」。報紙披露出來,在這部國家安全法草案裡面,有一項規定:「不得主張分裂國土。」



 



 


這個規定,擺明的,就是衝著台灣獨立運動而來。



 



 


事實上,在民主國家,國家領土是不是可以變更呢?當然可以變更,只要透過一定的法定程序,例如,修改憲法,有關領土規定的相關條文,或是透過公民投票,由人民來決定要不要分割獨立,或合併統一。國家的領土,並不是那麼神聖不可分割的,真正的主人,是住在這塊領土之上的人民,人民有什麼變更領土的主張,當然有講出來的自由。先進的民主國家,絕不會把禁止某種政治思想的緊箍咒,硬套在人民的頭上,因此,國安法草案的這一條規定,簡直就是擺明的講,台灣人民沒有思想自由!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早上,我一大早就出去散步,一邊走,一邊思考,立法院即將審查國安法,將會發生什麼風暴呢?



 



 


「五月份由南走到北,『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所得到的反應真少,真濟人將我當做痟仔,雖然,我彼身打扮,有上報紙雜誌,但是,人興趣的,是我奇怪的服裝,不是我主張的非暴力思想,若按呢,欲按怎咧?……一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甘地為了反抗英國統治者的『食鹽稅』,而發動一場『食鹽長征』,伊率領七十八位成員,手提竹拐仔,由阿美達巴德行向海邊的丹地,二十四天之內,行兩百英哩,最後一天,佇海邊親手拾一把鹽,他用這個簡單的動作,來號召千千萬萬印度人民起來,家己來製鹽!公然反抗政府的食鹽法!後來,有將近六萬人乎英國人政府,掠去籠仔內,但是最後咧,嘛是人民勝利啊,政府被迫改變法律,這就是非暴力的力量啊!……唉,不過,這是歷史,這是離台灣千里遠的印度,台灣人民甘有這個力量?……」



 



 


每天早上散步,是我生活一大樂趣之一,我家住在新店溪畔,只要走個十幾分鐘,就可以到「小碧潭」河濱公園,一九八七年那時,附近的道路,與跨溪的水泥橋,都還沒有建起來,因此,小碧潭河濱公園也就成了附近社區住民,最主要的休閒運動場所。



 



 


我經常繞著公園散步,偶爾也走到溪邊,蹲下來,看著溪流,緩緩的從腳尖前流去。人站在那裡,心靈無比的寧靜。



 



 


六月七日早上,我人在小碧潭走著走著,四週的風景不變,依然是那麼寧靜怡人,可是我的腦裡,卻一直在思索著如何展開非暴力的抗爭。我自己秤秤斤兩,我沒有工作了,我沒任何公職頭銜,可以發號司令,我是一個民進黨員,但也只是一個最基層的黨工而已,我想發動群眾,來反抗國民黨制訂國安法,可是誰會理我呢?好吧,我應該來個逆向思考,算一算,我手中握有什麼牌,再來決定,我要根據什麼牌理來出牌:



 



 


「世俗的政治人物權勢,我一無所有,但是,我比伊們卡少年,我嘸驚失敗,這是優點之一;擱來,我相信甘地的非暴力,我嘸驚統治者甲我醜化,媒體若愈打我,我愈歡喜,因為若欲抹黑我江蓋世個人,這是真簡單,但是,若欲歪曲甘地的非暴力,那就真吃力;擱再來,長期以來,台獨乎統治者說成恐怖暴力,但是,思想自由,卻是現代民主國家人民的基本常識。……最重要的,我不愛坐佇辦公廳內,吹冷氣,發表譴責聲明而而,我有強烈的慾望,想欲去行全島,這個慾望,比啥人擱卡強,這就是我上大的本錢啊!……」



 



 


就這樣,我踏出家門去散步時,內心徬徨,但等我散完步之後,踏進家門,我已經是一個充滿信心的人,我相信自己,我相信我的肩膀能扛起未來的重擔,我相信我展開的雙臂,能擁抱蜂擁而來的群眾。我一無所有,但信心一籮筐!



 



 



 



 


(未完待續)

2008年2月29日 星期五

江蓋世著《 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6 轉捩點(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下)

 


 


整個事情的導火線,主要是針對鄭南榕的管理方式,以及編輯部與採訪部門之間的權責問題,關係相當緊張。那時候,有同事就認為,平常我們黨外陣營,為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大聲疾呼人權人權,可是碰到自己的內部出了問題,就不敢站出來說話,因此,五月三十一日</chsdate>下午五點,我與雜誌社同仁總共十人,就在離雜誌社不遠的豐群餐廳聚會,正式成立「自由時代工會」,這個迷你形的工會,推派黃怡、兵介仕與我,擔任委員,負責與鄭南榕談判,而張立明、宋隆泉則擔任紀律委員。


 


六月一日,「自由時代工會」舉行第一天的罷工,我們不進去辦公室,大夥兒都集中在雜誌社前面的公園,一起討論要跟鄭南榕談判的重點。


 


上午十點半,我們三位談判代表,進去總編輯室,我看到鄭南榕,兩眼佈滿紅絲,神情極為憔悴,而我們三位談判代表,經過前一晚徹夜長談,繃緊的壓力,也使得我們,看來像命運未卜的難民,正在為未來的命運努力掙扎。我們一見面,除了客套的寒喧之外,就直接切入主題,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可是,鄭南榕的一句話:「我不承認你們這個工會!」,這個態度,使我們無法再談下去了,到了下午十二點二十分,我只好對鄭南榕這麼說:「既然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們三人走出了鄭南榕的總編輯室,我的心情極為複雜,我沒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我們所抗爭的對象,是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英雄,是啟迪我台獨思想的一位前輩,可是,他卻否定了我們工會的存在,他的強硬立場,使得我們的談判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們走出了自由時代,又到另外一家餐廳,全體成員又展開馬拉松式的會議,從午餐吃到晚餐,從發表聲明討論到將來如何另創一份週刊……就這樣,一整天下來,沒有任何的結論。六月二日下午三點,我們工會成員又再度聚會,又繼續冗長的討論……。


 


在這同時,鄭南榕不因為我們突然的離職,而導致整個編務停擺,他卯足全力,四處調兵遣將,硬是把當期的雜誌給編了起來,反觀我們,共識不高,步調不一,士氣已一衰三竭,最後,大家只好決議,若鄭南榕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那麼全體成員就立即總辭。到了當天晚上八點,黃怡代表我們打電話給鄭南榕,向他提出最後的通牒,沒想到,鄭南榕非常乾脆的答道:「總辭?好的!」


 


於是,大概是台灣近代反對運動史上,最短命的「工運」,在此宣告壽終正寢。由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自由時代工會」成立,到六月二日晚上八點,我們集體總辭,而工會也就因此宣告解散。


 


六月三日上午十一點,我們這些離職的成員,相約返社,去處理一些留在社裡的私人雜物。鄭南榕看到我們,也不提昨天不愉快的事情,反倒主動的邀請我們,「欲鬥陣呷中晝否?」,他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使我們稍覺尷尬,只好給予婉拒,帶著我們的私人雜物,還清了雜誌社的公物,我們悻悻然的走出了雜誌社……。


 


往後的發展是這樣,在鄭南榕的努力之下,那期的雜誌,依然如期出刊,這一點,使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應變能力。在工會這方面,打從我們跟鄭南榕談判開始,就有黨外陣營的一些朋友出面,表示關心,他們極力勸我們和解,最大的理由是,當時的自由時代,是反對國民黨陣營裡,最重要的一個言論堡壘,絕對不能讓它倒了,若是倒了,會讓很多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失望的。這個理由太強了,沒多久,我們工會的部份成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情,不得不回心轉意,而陸續重返雜誌社去工作。


 


現在回想起這段往事,讓我感觸良深,如果這段歷史能夠倒帶的話,我可不願這麼播放。我在想,假設當時,雙方都能給對方一些時間,或雙方能夠表現較成熟的溝通談判技巧,那麼,事情不會搞得那麼僵,而這段灰頭土臉的「工運」,也不會流為朋友間茶餘飯後笑談的資料。


 


從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開始,我再也不回到自由時代雜誰社上班了。不是我氣鄭南榕,工運事件,只是導火線,「我想出去雙腳走台灣」的強烈念頭,才是主因。於是,我下定決心,放下筆桿,暫拋飯碗,我要出去闖天下,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2008年2月15日 星期五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 狂飆 3-6 轉捩點(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中) 


 


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裡,特例獨行的人物,經過幾年的經營,他使自由時代雜誌社成為黨外發行量最大,員工最多,被國民黨查禁次數最多,批判國民黨最嚴厲的黨外言論急先鋒。


 


然而,他並不以當個黨外雜誌總編輯就夠了,他又想當個號召群雄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呼應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運動,他傾全力發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他被逮捕入獄,他出獄後,又積極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這一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讓有的人感到非常困惑,到底他要當個總編輯?還是要當個政治人物?若要當個總編輯,他的最高職責,就是要搞好一本雜誌,若要當個政治人物,則應該避免過度干涉編務,才能夠維持這一本雜誌,本身所標榜的「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曾對我說過,他的反對運動哲學:「要當個導演,不要當個演員。」


 


因著他這樣的信念,他非常反對我在採訪工作之餘,自己又跑去外面投入街頭運動,他有一套了不起的企業管理觀念,非常重視員工的培訓與成長,可是,因著他孤傲的個性,與難以捉摸的脾氣,使有些員工,不太敢跟他接近。


 


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台灣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統治者控制的枷鎖,逐漸鬆綁,台灣的各種社會力量,如雨後春筍,紛紛掙脫覆蓋的泥土,而冒出頭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因此,那時的台灣,這邊有抗議,那邊有示威,鎮暴警察疲於奔命,示威人士人仰馬翻,新聞記者街頭團團轉,朝野政黨領袖竭盡心力,處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危機……。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天是端午節,也是自由時代雜誌社歷史性的一天,我們成立了「自由時代工會」,這是黨外陣營裡第一個工會,不幸的是,也是最短命的工會,前後只維持三天,這個工會的十名成員,就在六月二日總辭,而工會也就自然瓦解了,前後歷時五十一個小時。





(未完待續)

2008年2月9日 星期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上)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我再度回到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離開了雜誌社一個多禮拜,我丟下了手中的筆,遠赴高雄,一路北上。我出發前,鄭南榕在電話中對我怒吼,摔我電話。但是,當我回到了台北,我覺得那一切都過去了,所以我主動返社,想表示我的歉意。
 



鄭南榕一看到我回來,用一張紙,寫下「歡迎歸來」四個字,外加一條綠絲帶,走到我面前,咧著他那張燻黑的牙齒,嘿嘿的微笑,向我獻禮。他突如其來的幽默與善意,倒叫我有點不好意思,我也不願多說,只簡單答道:「NYLON,多謝啦!」



沒事了,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桌上,整理一下子,坐在我對面的主編胡慧玲,向我說道:「蓋世,你看怎樣,將你這段走台灣靜坐的過程,心內有啥米感觸,將伊寫做一篇文章,你看好否?」

 


我聳個肩,自我解嘲的回答道:「講我的心內感觸?嘸免啦!別管彼的痟仔!」




重新回到雜誌社,做了幾天,我又「不安於社」,我內裡的聲音,愈來愈大,「我不想幹記者,我要出去外面!」,因此,雜誌社的開會、出外的採訪、趴在桌上趕稿等工作,我愈來愈覺得乏味。

 


在黨外界人稱大魏的魏廷朝,他是桃園龍潭人,就讀台大法律系時,跟隨彭明敏教授,而走上政治的不歸路,他在政治黑牢裡,已渡過漫長的十七個歲月了,將要於五月二十七日出獄,雜誌社編輯會議決定,要把他出獄的事,好好的報導。那時我的頂頭上司採訪主任魏廷昱,他也就是魏廷朝的弟弟,他告訴我很多魏廷朝當年的事蹟,他最大的感慨是:「我哥哥是一個讀書人,根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子,更談不上什麼叛亂犯!」

 


魏廷朝是黨外圈內人稱的「人格者」,他的前半生,三度入獄,第一次,與彭明敏、謝聰敏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入獄;第二次,美國商業銀行台北分行爆炸案,他被誣指參與該爆炸案;第三次,美麗島事件,他因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的編輯,而移送軍法大審。

 


以現在眼光,來看當年魏廷朝的三件大案,而判以軍法重刑,前後加起來,總共十七年又兩個月。坦白說,一個人,又有多少個十七年?……而魏廷朝他的十七年所付出的鐵窗歲月,最後通通被鎖入戒嚴的鐵箱裡,而無法平反。

 


雖然根據戒嚴法,在戒嚴期間,遭受軍法審判的案件,解嚴之後,可依據法定的訴訟程序,要求平反,而按照統計,在台灣三十八年來的戒嚴期間,有將近兩萬九千個案件,在解嚴之後,當事人可以要求平反,還他們一個清白。



但是統治當局,為了因應這種平反的浪潮,就另外製訂一部「國家安全法」,把戒嚴法這一部份的上訴權利,加以凍結了,換句話說,過去的冤案,殺了就殺了,關了就關了,失蹤了就失蹤了,兩萬九千個案件,所牽涉的數萬個當事人,若遭到冤屈的,也只有自認倒楣了,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法律,來尋找最後的正義。

 


在那時,我還沒坐過牢,我根本無法體會,一個人在牢裡渡過十七個寒暑,鐵窗之內,漫漫長夜,是何等的感觸,我更沒有辦法去體會,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姊妹,如何熬過那漫長的「望你早歸」的探監之路。

 


五月二十七日一大早,我跟許多關心的人趕往土城仁教所,去接大魏出獄。沒想到,土城仁教所的人員,手腳更快,天未亮,大概五點多吧,就把他送回埔心老家。他們這麼做,是一貫的手法,就是不要讓政治犯出獄時,在監獄的大門,擠滿了迎接出獄的群眾,而給人們一種「他是英雄」的形象,所以才搞出這樣半夜摸黑,偷偷送魏廷朝回家的把戲。

 


魏廷朝回到家,知道大家通通趕往土城看守所接他,於是,他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又匆匆離開,跑出去與接他的群眾會合。


 那天,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滿臉鬍鬚,外貌憨厚耿直,愈看愈不像紅毛綠眼的江洋大盜。許多認識他的人,關心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歲月的齒輪,絞過他一臉的風霜,我們除了恭喜他第三度出獄,也不能再多說些什麼話了。 


我記得,那一天,他說了一句幽默的話,讓我覺得好想笑,又會笑得暗地流下眼淚,他這麼說:「我不是坐牢,我是休息。」 



繼魏廷朝之後,五月三十日,國民黨當局一口氣釋放了黃信介、張俊宏、黃華、顏明聖等政治犯。一時之間,民進黨人士與反對運動的人權團體,都紛紛忙著迎接他們,重返社會,朝野之間,原有的對抗形勢,也因這些重量級的政治犯出獄,而稍稍和緩。



 


外面的情勢看來大好,可是,自由時代雜誌社卻面臨重大的危機。





(未完待續)

2007年11月21日 星期三

傅正敬悼郭雨新先生





傅正敬悼郭雨新先生



雨新先生!

魂兮歸來乎?歸何處?!

台灣的鳥已停止歌唱!

台灣的泥土也不再芬芳!

台灣只是個失去的樂園!

但是啊!但是!!!

您祖先的根是在台灣!

您子孫的夢也是在台灣!

您
的生命更獻給了台灣!

魂歸何處兮?!歸故鄉!!!

 



流落台灣35年的江蘇高淳縣人 傅正 敬悼 

 


1985、8、12 夜  


 


2007年8月,我為了整理郭雨新百歲冥誕的紀念文章,在鄭南榕基金會的圖書館裡,過期的雜誌架上,翻出一篇文章。這是郭雨新過世後,自美國移靈返台時,傅正先生所寫的一篇悼念郭雨新的詩詞。 





從這篇悼念郭雨新的詩句裡,看得出傅正不捨一位長期獻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客死異鄉。然而,歷史的軌跡竟然是這樣安排的:6年後,1991年,才64歲的傅正,竟也因病(胃癌)去世。 



 


1950年,傅正23歲,隨著部隊撤退來台。直到1991年,他64歲過世時,他已在台灣生活了41年。他一生中待在台灣的歲月,遠比他留在中國大陸的歲月還長。 





 


傅正有知識份子的風骨,一旦看穿國民黨的專政本質,與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便悍然與這個政權決裂。傅正憑著他對「民主」、「自由」堅信不移的理念,追隨雷震的腳步,投入《自由中國》雜誌行列,並毫無畏懼地在國民黨政權「戒嚴時期」之內,參與兩次「組黨」。 





 


傅正的勇氣令人敬佩,因為他已經在第一次「組黨」過程中,飽受國民黨的政治迫害而入獄6年3個月,而這並沒有嚇阻他投入第二次組黨的行動。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前夕,他小心翼翼地與當時的黨外人士協調、組織,並參與創黨宣言、黨綱、黨章等重要文件的草擬工作。  


 


傅正對台灣的熱愛,不是用嘴巴講的「光說不練」,而是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傅正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遠遠勝過於許多以「父」、「祖」之名,表明「心向中國」的政客;或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失勢,既得利意喪失,而想奪回政權的失意政客。







雖然傅正在悼念郭雨新的悼詞中,署名「流落台灣的江蘇高淳縣人」,但是他一生的所做所為,其實就是真正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