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5日 星期五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 狂飆 3-6 轉捩點(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中) 


 


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裡,特例獨行的人物,經過幾年的經營,他使自由時代雜誌社成為黨外發行量最大,員工最多,被國民黨查禁次數最多,批判國民黨最嚴厲的黨外言論急先鋒。


 


然而,他並不以當個黨外雜誌總編輯就夠了,他又想當個號召群雄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呼應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運動,他傾全力發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他被逮捕入獄,他出獄後,又積極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這一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讓有的人感到非常困惑,到底他要當個總編輯?還是要當個政治人物?若要當個總編輯,他的最高職責,就是要搞好一本雜誌,若要當個政治人物,則應該避免過度干涉編務,才能夠維持這一本雜誌,本身所標榜的「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曾對我說過,他的反對運動哲學:「要當個導演,不要當個演員。」


 


因著他這樣的信念,他非常反對我在採訪工作之餘,自己又跑去外面投入街頭運動,他有一套了不起的企業管理觀念,非常重視員工的培訓與成長,可是,因著他孤傲的個性,與難以捉摸的脾氣,使有些員工,不太敢跟他接近。


 


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台灣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統治者控制的枷鎖,逐漸鬆綁,台灣的各種社會力量,如雨後春筍,紛紛掙脫覆蓋的泥土,而冒出頭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因此,那時的台灣,這邊有抗議,那邊有示威,鎮暴警察疲於奔命,示威人士人仰馬翻,新聞記者街頭團團轉,朝野政黨領袖竭盡心力,處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危機……。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天是端午節,也是自由時代雜誌社歷史性的一天,我們成立了「自由時代工會」,這是黨外陣營裡第一個工會,不幸的是,也是最短命的工會,前後只維持三天,這個工會的十名成員,就在六月二日總辭,而工會也就自然瓦解了,前後歷時五十一個小時。





(未完待續)

2008年2月9日 星期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上)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我再度回到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離開了雜誌社一個多禮拜,我丟下了手中的筆,遠赴高雄,一路北上。我出發前,鄭南榕在電話中對我怒吼,摔我電話。但是,當我回到了台北,我覺得那一切都過去了,所以我主動返社,想表示我的歉意。
 



鄭南榕一看到我回來,用一張紙,寫下「歡迎歸來」四個字,外加一條綠絲帶,走到我面前,咧著他那張燻黑的牙齒,嘿嘿的微笑,向我獻禮。他突如其來的幽默與善意,倒叫我有點不好意思,我也不願多說,只簡單答道:「NYLON,多謝啦!」



沒事了,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桌上,整理一下子,坐在我對面的主編胡慧玲,向我說道:「蓋世,你看怎樣,將你這段走台灣靜坐的過程,心內有啥米感觸,將伊寫做一篇文章,你看好否?」

 


我聳個肩,自我解嘲的回答道:「講我的心內感觸?嘸免啦!別管彼的痟仔!」




重新回到雜誌社,做了幾天,我又「不安於社」,我內裡的聲音,愈來愈大,「我不想幹記者,我要出去外面!」,因此,雜誌社的開會、出外的採訪、趴在桌上趕稿等工作,我愈來愈覺得乏味。

 


在黨外界人稱大魏的魏廷朝,他是桃園龍潭人,就讀台大法律系時,跟隨彭明敏教授,而走上政治的不歸路,他在政治黑牢裡,已渡過漫長的十七個歲月了,將要於五月二十七日出獄,雜誌社編輯會議決定,要把他出獄的事,好好的報導。那時我的頂頭上司採訪主任魏廷昱,他也就是魏廷朝的弟弟,他告訴我很多魏廷朝當年的事蹟,他最大的感慨是:「我哥哥是一個讀書人,根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子,更談不上什麼叛亂犯!」

 


魏廷朝是黨外圈內人稱的「人格者」,他的前半生,三度入獄,第一次,與彭明敏、謝聰敏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入獄;第二次,美國商業銀行台北分行爆炸案,他被誣指參與該爆炸案;第三次,美麗島事件,他因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的編輯,而移送軍法大審。

 


以現在眼光,來看當年魏廷朝的三件大案,而判以軍法重刑,前後加起來,總共十七年又兩個月。坦白說,一個人,又有多少個十七年?……而魏廷朝他的十七年所付出的鐵窗歲月,最後通通被鎖入戒嚴的鐵箱裡,而無法平反。

 


雖然根據戒嚴法,在戒嚴期間,遭受軍法審判的案件,解嚴之後,可依據法定的訴訟程序,要求平反,而按照統計,在台灣三十八年來的戒嚴期間,有將近兩萬九千個案件,在解嚴之後,當事人可以要求平反,還他們一個清白。



但是統治當局,為了因應這種平反的浪潮,就另外製訂一部「國家安全法」,把戒嚴法這一部份的上訴權利,加以凍結了,換句話說,過去的冤案,殺了就殺了,關了就關了,失蹤了就失蹤了,兩萬九千個案件,所牽涉的數萬個當事人,若遭到冤屈的,也只有自認倒楣了,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法律,來尋找最後的正義。

 


在那時,我還沒坐過牢,我根本無法體會,一個人在牢裡渡過十七個寒暑,鐵窗之內,漫漫長夜,是何等的感觸,我更沒有辦法去體會,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姊妹,如何熬過那漫長的「望你早歸」的探監之路。

 


五月二十七日一大早,我跟許多關心的人趕往土城仁教所,去接大魏出獄。沒想到,土城仁教所的人員,手腳更快,天未亮,大概五點多吧,就把他送回埔心老家。他們這麼做,是一貫的手法,就是不要讓政治犯出獄時,在監獄的大門,擠滿了迎接出獄的群眾,而給人們一種「他是英雄」的形象,所以才搞出這樣半夜摸黑,偷偷送魏廷朝回家的把戲。

 


魏廷朝回到家,知道大家通通趕往土城看守所接他,於是,他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又匆匆離開,跑出去與接他的群眾會合。


 那天,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滿臉鬍鬚,外貌憨厚耿直,愈看愈不像紅毛綠眼的江洋大盜。許多認識他的人,關心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歲月的齒輪,絞過他一臉的風霜,我們除了恭喜他第三度出獄,也不能再多說些什麼話了。 


我記得,那一天,他說了一句幽默的話,讓我覺得好想笑,又會笑得暗地流下眼淚,他這麼說:「我不是坐牢,我是休息。」 



繼魏廷朝之後,五月三十日,國民黨當局一口氣釋放了黃信介、張俊宏、黃華、顏明聖等政治犯。一時之間,民進黨人士與反對運動的人權團體,都紛紛忙著迎接他們,重返社會,朝野之間,原有的對抗形勢,也因這些重量級的政治犯出獄,而稍稍和緩。



 


外面的情勢看來大好,可是,自由時代雜誌社卻面臨重大的危機。





(未完待續)

2007年11月21日 星期三

傅正敬悼郭雨新先生





傅正敬悼郭雨新先生



雨新先生!

魂兮歸來乎?歸何處?!

台灣的鳥已停止歌唱!

台灣的泥土也不再芬芳!

台灣只是個失去的樂園!

但是啊!但是!!!

您祖先的根是在台灣!

您子孫的夢也是在台灣!

您
的生命更獻給了台灣!

魂歸何處兮?!歸故鄉!!!

 



流落台灣35年的江蘇高淳縣人 傅正 敬悼 

 


1985、8、12 夜  


 


2007年8月,我為了整理郭雨新百歲冥誕的紀念文章,在鄭南榕基金會的圖書館裡,過期的雜誌架上,翻出一篇文章。這是郭雨新過世後,自美國移靈返台時,傅正先生所寫的一篇悼念郭雨新的詩詞。 





從這篇悼念郭雨新的詩句裡,看得出傅正不捨一位長期獻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客死異鄉。然而,歷史的軌跡竟然是這樣安排的:6年後,1991年,才64歲的傅正,竟也因病(胃癌)去世。 



 


1950年,傅正23歲,隨著部隊撤退來台。直到1991年,他64歲過世時,他已在台灣生活了41年。他一生中待在台灣的歲月,遠比他留在中國大陸的歲月還長。 





 


傅正有知識份子的風骨,一旦看穿國民黨的專政本質,與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便悍然與這個政權決裂。傅正憑著他對「民主」、「自由」堅信不移的理念,追隨雷震的腳步,投入《自由中國》雜誌行列,並毫無畏懼地在國民黨政權「戒嚴時期」之內,參與兩次「組黨」。 





 


傅正的勇氣令人敬佩,因為他已經在第一次「組黨」過程中,飽受國民黨的政治迫害而入獄6年3個月,而這並沒有嚇阻他投入第二次組黨的行動。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前夕,他小心翼翼地與當時的黨外人士協調、組織,並參與創黨宣言、黨綱、黨章等重要文件的草擬工作。  


 


傅正對台灣的熱愛,不是用嘴巴講的「光說不練」,而是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傅正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遠遠勝過於許多以「父」、「祖」之名,表明「心向中國」的政客;或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失勢,既得利意喪失,而想奪回政權的失意政客。







雖然傅正在悼念郭雨新的悼詞中,署名「流落台灣的江蘇高淳縣人」,但是他一生的所做所為,其實就是真正的「台灣人」。

 



 


 



 



 


 



 



 


 

2007年11月12日 星期一

民進黨組黨關鍵人物——傅正













民進黨組黨關鍵人物



——傅正(1927~1991)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134~137 




 


 


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



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  



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



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 



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



只有民主。   ——傅正








傅正,黨外人士都尊稱他為「傅老師」,是民進黨建黨十人小組的成員之一,也是民進黨草創時期的功臣。傅正老師的個性耿直,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有學問、有良心、有反省能力的外省人。因為他對民主自由的熱愛,使他在以台灣本土菁英為主流的民進黨內,相當為人敬重。



 





 


 


傅正,本名中梅,1927年生於江蘇高淳,青年時期正好遇上二次世界大戰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使他求學過程頗為坎坷。抗戰末期,傅正曾經響應蔣介石「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青年軍的報國行列。二次大戰後,傅正得以復學,1946年,就讀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







 


 


隨後,傅正參與學運,並因積極反共,表現傑出優異,1947年,被遴選加入青年軍延安參觀團擔任採訪組長,並且到蔣經國親自主持的嘉興夏令營受訓。一年以後,傅正慢慢見識到國民黨團操控學運的手段,對國民黨大失所望,決心轉往武漢大學政治系,專心治學,追求真理。







 


 


1949年5月,武漢棄守,傅正隨著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的部隊撤退,親眼目睹三十萬大軍覆沒之悲劇,從此痛恨「槍桿子出政權」的惡性循環,堅信唯有民主才能救國,立誓終身為民主自由而奮鬥。







 


 


1950年到台灣之後,傅正參加國防部政幹班,1952年,再調政工幹校,負責訓練政工幹部。1953年,傅正認清了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以本名向雷震所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投稿,開始脫離「蔣經國之路」而走向「雷震之路」。







 


 


傅正在《自由中國》初期,以寫文章批判時政為主,他當時嚴厲指出國民黨一黨專政之私,挑戰國民黨旗下的反共救國團制度,並堅決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中華民國總統。他不但批判國民黨在台灣的選舉徇私舞弊,更主張成立反對黨,以制衡國民黨。







 


 


《自由中國》後期的活動,則以籌組反對黨為最重要的目標。由於獲得雷震的信任,傅正開始以「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兼秘書身分,南北奔走,拜訪台灣各地之黨外領袖,希望能順利組成一個反對黨。













 


 


1960年6月,雷震、傅正等人結合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著手籌組反對黨。國民黨終於拿雷震和傅正開刀。9月4日爆發震驚海內外的「雷震案」,當時33歲的傅正,和雷震同時被國民黨構陷入罪並逮捕入獄。雷震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傅正則被判「感化教育」,6年3個月。這是傅正第一次參與組黨活動。







 


 


出獄後,傅正先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世界近代史。1972年,傅正到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一直到過世前,先後講授中國政府、行政法、中國政治學名著選讀、中國憲法與政府、地方政府、中國近代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傅正就這麼默默地在校園內散播民主思想的種子。由於他隻身來台,沒有家累,學生們就宛如他的子女一般。他在校園內深得學生的敬重與愛戴。







 


 


雷震案後,台灣民主運動在國民黨政權高壓統治下,沉寂了十多年之後,才有《台灣政論》雜誌出刊。然後陸陸續續的黨外雜誌出刊、被查禁,直到1979年,《美麗島》雜誌出刊。  





 


 


傅正憂慮台灣的民主發展再度遭國民黨政權扼殺,因此便積極介入黨外運動,與當時年輕一輩的意見領袖交往,不但在黨外雜誌上寫文章鼓吹民主自由的思想,同時常常幫黨外公職候選人助選,並協助黨外公職問政。







 


 


然而組黨的夢想仍常存在傅正的心中。因有雷震組黨失敗的前車之鑒,傅正一直很小心謹慎地為組黨事宜構思、佈局。1986年7月3日,傅正出面邀請黨外人士聚餐,洽談組黨的可行性。餐後大家在周清玉的家裡,對於進行秘密規劃組黨的事情交換意見。自此之後,大家每週聚會一次,成員有:費希平、傅正、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陳菊、黃爾璇等10人,秘密協商組黨方式、黨章、黨綱、創黨宣言,黨名也由這10人小組討論決定。此小組一直到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宣布建黨為止,沒有再增減人數。這就是民進黨「建黨10人小組」的由來。







 


 


為了決定民主進步黨的黨綱規章架構,尤清和黃爾璇到傅正家裡,就中外政黨規章做詳細比較,然後向小組提出報告。為了分工起見,宣言部份委由傅正負責研擬工作。其他黨章、黨綱初稿文字的斟酌修正,傅正的貢獻很大,尤其遇到大家意見相左而僵持不下時,就由他來排難解紛。傅正一再告誡大家「千萬不可洩密」,否則會重蹈「中國民主黨」的覆轍。







 


 


傅正在「建黨10人小組」及其後的「18人工作小組」中,均擔任重要文件之研擬,對於創黨文字之斟酌,周密精微,對於制度的參與策劃,建樹甚多,遇困難則盡心調和排解,使創黨工作不致消極轉向。民進黨宣布創黨後,傅正仍強調「人可以抓,黨不能毀」之決心,並提醒創黨同志隨時做萬全的準備,及安排第二波、第三波的人選。







 


 


同為創黨同志的尤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許多人當時面對可能全面被逮捕的危險,都有著焦躁、不安、憂慮的心情,唯有他(傅正)始終在謹慎的安排中,勇往直前,沒有任何退縮。」







 


 


民主進步黨創黨後,中央黨部幹部選舉時,淡泊名利的傅正,只屈就於「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之職位,協助民進黨發展黨務。每次開會傅正一定都是最早到。誰遲到,誰沒有來、誰說了什麼話,他都用筆記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黨內也博得「太史公」的封號。







 


 


傅正以一個大陸籍學者的身分,無財無勢,卻因其道德人格與組黨經驗,成了組黨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且在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氣氛中,順利地推動組黨工作。這不只是傅正的第二次組黨活動,也是傅正一生奮鬥努力的結果。







 


 


1990年,傅正因胃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心中仍掛念著想為雷震撰寫完整的傳記,想為中國民主黨與民主進步黨撰寫組黨歷史。1991年5月10日,傅正病逝於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享年64歲。對民進黨而言,傅正已經鞠躬盡瘁了,他終身為民主奮鬥不懈的所做所為,將永遠留在台灣人民的記憶之中。  


 


 

2007年11月11日 星期日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中)

 


 


一個禮拜後,我如期銷假上班。一位同事迎面就問:「怎麼樣,好一點了沒?」


「謝謝,謝謝關心,我已經好多了。」這時,鄭南榕走來,一看到我,就熱情的握手。好啦,我就繼續上班吧。


 


雖然我人是回到了雜誌社,可是我的心,已經飛到外面去了,我心裡一直再反覆的思索,以什麼樣的訴求,用什麼方式,進行全島行軍。


 


首先,我想到的是延續去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十九日,民進黨將舉行第二次的五一九綠色行動,這是以全黨的力量,再度向統治當局施壓,要求解除戒嚴。


 


「這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如果我能找一群人,放下工作,暫時離開家庭,一起跑全島,四處宣揚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時代意義,這不就是最好的訴求嗎?」


 


想到這兒,我感到很興奮,就找朋友討論,但還是碰到同樣的問題,「有誰願意跟我走呢?放棄工作,離開家庭,四處流浪,又很可能有牢獄之災?……」 


 


一天晚上,我重讀甘地傳,有新的感觸。甘地的偉大,在於他的悲天憫人的胸懷,更在於他透過絕食、禁慾、長途行腳、粗衣淡食……等,培養出異於常人的意志力,當他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情,他那個瘦瘦乾乾的柔弱肢體,卻包裹著一顆鋼鐵般的心。他是印度獨立建國的精神領袖,受到印度人民萬人擁戴,被尊稱為「聖雄」,可是,他卻再三的強調,「我不是聖雄!」,他討厭被人民當成神那樣,來頂禮謨拜,他厭惡受到英雄崇拜,……。


 


他的想法,與現代一般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說是一個異類。選舉的時候,候選人拚命打廣告,提高知名度,目的是讓更多的人民,知道他,信任他,甚至對他產生英雄崇拜,而在一些極權獨裁國家,領導者不需經過選舉的洗禮,或只是形式上的選舉,那些政治人物,他們無不千方百計的創造自己的神話,讓千萬的人民崇拜他,歌誦他,把他當成民族救星、太陽與鋼,永遠不會犯錯的偉人!


 


可是,甘地卻極力的強調,「我不是神,我不是聖雄,我也會犯錯,……」。想到這裡,我終於領悟到,原來是我自己心裡的束縛太多,而導致我下不了決心,甚至今晚下了決心,明天太陽出來,決心就蒸發掉了,甘地這面鏡子,使我照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脆弱角落--

 


 


  我擔心,走在路上,人家把我當成瘋子;


  我擔心,沒人願意跟著我四處流浪;


  我擔心,新聞記者收到我的新聞稿,就一把丟到垃圾筒裡去;


  我擔心,走不了多遠,腳底起泡,兩腿發酸,胃痛襲來;


  我擔心,半路被警察抓去,家人毫不知情;


  我擔心,全島各地的民進黨朋友,沒有幾個人,會站出來幫忙;


  我擔心,這樣的全島行軍行動,上不了媒體,甚至被人當成鬧劇一場……。


 


問題就出在這裡!追求完美,心裡就無法放鬆,而求名心切,煩惱自生。連甘地他自己,都一再疾聲呼道,「我不是聖雄!」,那麼,我憑什麼去當一個完美的英雄呢?明明自己有懦弱的時候,有貪生怕死的時刻,有好名求利的慾望,有掩飾自己過失的不良記錄……,為什麼我不敢坦白呢?為什麼我不敢面對自己呢?


 


徹夜深思,我眼前的迷霧逐漸散去,我慢慢的,清楚的看到我的目標,是的,我要走出去,這時,我下定了決心,要在一九八七年的五一九紀念活動之前,我要全島走一趟,去實踐深藏在我心中的那個夢想。


 


五月二日早上,我到了雜誌社,就在佈告欄上,貼了一份「自我放逐」的聲明。這份聲明裡,我表明了,我想離開雜誌社,去全島進行運動。


 


編輯部的同仁王鴻仁,他是自由時代的主筆之一,中英文俱佳,個性溫和,對我非常照顧,因他年齡比我稍長,所以常以長輩指導後輩的態度,給我不少正面的指導。他看到我在佈告欄上,貼了那張,不禁露著微笑,走過來勸我道:「你要辭職就辭職,不要用『自我放逐』那樣的字眼,那樣會傷了人。」


  


我另外一位同事羅美玲,她也好言相勸:「兩者不可得兼的,你必須做個決斷,要辭職就辭職,好好的去搞運動;不辭職,就留在雜誌社,好好的寫文章。」


 


主編胡慧玲也好言相勸,希望我別離開。她是一九五八年生,台東人,一九八○年台大歷史系畢業,她的文采與美貌,在黨外雜誌圈內,為人所津津樂道,她的先生林世煜,是一九八四年代《深耕雜誌》的總編輯。胡慧玲一直在《自由時代》擔任主編,直到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往後,她就在台美文教基金會(現已更名為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擔任幹事。


 


胡慧玲花了相當大的精力,投注在台灣的口述歷史,她自一九九二年起,連續出版下列書:《悲情車站二二八》、《基隆漁港二二八》、《台北南港二二八》、《我喜歡這樣想你》、《島嶼愛戀》等。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很喜歡讀文學作品,自己也愛寫文章,可是自從到了黨外雜誌,除了每週不斷而來的趕稿壓力,再加上街頭運動,如火如荼,每天忙透了,所以一趕起稿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路殺到底,也不管遣詞造句,通不通順,稿子趕出來,才是第一要務,所以,我常常跟胡慧玲說:「我的文章,愈寫愈糟,有時還跑出西式語法,唉!……」


 


她還是勸我,好好的多看別人的好文章,自己好好的寫。話說回來,她知道我想「自我放逐」,而眼前採訪組人手有限,因此她極力勸我,應與雜誌社的編務為重,希望我在街頭運動與雜誌社工作,兩者兼顧。


 


我心裡雖然感激同事們的慰留,可是,我已經自己在製做傳單了。我採訪組的另一位同仁兵介仕,他焦慮的來電問道:「你敢真的,欲照計畫進行嗎?」


 


「是啊,我不愛擱逐天趴佇桌仔寫稿,我欲出去行全島。」過幾天,我等待的機會來了。


 



 



 


 


(未完待續)

 



 


 

2007年10月8日 星期一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
離職出走(上) 


 




一九八七年三月初,長期的雜誌社工作,使我產生了職業倦怠症。
 



 


我曾經在報紙上,剪下了一則感人的新聞,有一位美國的殘障青年,他叫做傑夫基斯(Jeff  Keith),他一隻腳自膝蓋以下切除,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感到自卑、自憐,反而裝上了義肢,積極復健,而後他立下雄心,要以單腿橫跨美國,在許多朋友及熱心人士的支持下,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一步一腳印,完成了這段橫跨美國之舉。



 


這個小故事,使我非常感動,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有點徬徨,不單單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也不單單是因為鄭南榕的工作狂與他的脾氣,叫我無法適應,最主要是,我一直有個想法,為什麼我老是要拿筆,專門批評統治當局或反對運動領導階層呢?難道,我只能在方格子裡,去翻翻反對運動稻田裡的土壤嗎?為什麼我就不能走出來呢?





我在三月四日的日記裡,寫下了這段話:
 



 


    「我的世界太窄了!


     除了雜誌,就是雜誌,難道不該追求些別的嗎?」





我以前一直有個夢想,我要走遍台灣,去認識台灣的每一塊土地,上山下海去聽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像傑夫基斯那樣的殘障青年,他能單腿橫跨美國,而四肢健全的我,又為什麼做不到呢?……
 





 


三月八日星期日下午,我陪同家人去基隆八斗子的忘憂谷,難得有個禮拜天,又是三八婦女節,我跟哥哥們就帶著我媽去北海岸,過一個下午看海的時光。


 


那天晚上,我正要好好的上床睡覺時,突然電話鈴響,一看看時鐘,已經半夜十二點了,嘴裡正嘀咕著,是誰又要吵我清夢,一接電話,又是鄭南榕。


 


「昨天,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佇彰化遊行,結果,彰化團管區司令金夢石他不准咱舉旗仔,煞發生衝突,……你趕緊咧,寫一篇聯合質詢稿,咱通乎立法委員,提去立法院,……」


 


「好的,……我馬上就寫!……」我很不情願的答應了下來。我想,他大概不知道現在是幾點了,也沒有去體會到我也需要有休息的時間,不能二十四小時都是政治、政治、政治!我實在很憤怒,氣他為了一件並不緊急的事情,而深更半夜打攪我難得的家居生活。以前,我身上沒有掛呼叫器,還羨慕別人,看到他人身上有個嗶嗶作響的呼叫器,嗯,很現代,可是,來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們採訪組幾位成員,身上都戴著呼叫器,這下子我才叫苦了,因為鄭南榕經常熬夜,脾氣一來,有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深更半夜也呼叫你,你若回了,一晚的寧靜可能泡湯了,你若不回,第二天,他就會問你,「昨晚你去那裡了?」,後來,我學乖了,夜深了,就趕緊把呼叫器關掉,甚至電話鎖起來,免得又有一位總編輯,半夜來跟你「魔音穿腦」,讓你輾轉反側不成眠。


 


我好想向鄭南榕提出辭呈,但一直不敢開口,看到他那樣日以繼夜的工作,看到他以無比的毅力,一步步的開拓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空間,我實在不敢向他說,「NYLON,我欲走啊,你家己擱去找人。」,……。 


 


三月十三日晚上,我窩在自己的房間,讀了幾個禮拜的《卓別林自傳》,終於看完了。卓別林這位喜劇大師,我看了他的傳記之後,有很多感觸,他不單單只是一個笑匠而已,他還有多采多姿的一生。下面這段話,我再三的深思,感觸良多,我把它抄在我的日記本上: 


 


「我一向堅信,幸與不幸,就像天上的雲彩一樣,隨風飄來,不期而至。


   因為知道這一點,每當我遇到惡運,我不致於驚駭過度;

好運當頭,我依然會驚喜交加。」


 


既然人生的際遇,如同天上的雲彩,幸與不幸,功成名就或落魄潦倒,都不是絕對的,那麼,我還怕什麼呢?我還擔心什麼呢?我還在意什麼呢?我還眷戀一份雜誌社的薪水嗎?我為什麼還要繼續拿著一枝筆,不斷的在桌上爬格子、爬格子、爬格子?為什麼不張開眼睛,離開台北,到全島各地,去尋找台灣的生命力呢?


  


有一天,我告訴一位朋友,說我想效法當年的甘地,他從南非返回印度時,走遍印度大鄉小鎮,去了解印度人民的生活,去聽聽人民的心聲。結果,我那位朋友聽了哈哈大笑,而說道:「印度是印度,台灣是台灣,你啊,你走不了全島的!」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對方笑的也對,畢竟,全島行軍也罷,或環島行腳也罷,苦是苦了一點,只要有毅力,烏龜也走得到終點的,問題是,我要做全島性的抗議行軍,過去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若我首開此例,統治當局,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嗎?我也不知道。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我一到自由時代雜誌社,馬上當面跟鄭南榕提出辭呈。因為雜誌社同仁已經有人跟他提到了這件事情,所以他聽到我說不幹了,臉上並沒呈現詫異的表情,他還是那張沒有變化的臉,只是淡淡的說:「辭職不准,你可以休息,不用寫稿,但薪水照領。」


 


我不想接受這樣不工作,又可領薪水的特殊待遇,我執意要辭職,但又熬不過他的要求,我只好退一步說,好吧,我休息一個禮拜,他還想跟我理論,那時我的胃不太舒服,我就說胃很痛,我要走了,便匆匆的離開他的辦公室,提前返家。 


 


 


                                            (未完待續)

2007年9月8日 星期六

深情之愛--懷念盧修一立委

文/邱斐顯




盧修一墨寶「深情之愛」。


盧修一生前的頭銜很多,但是在我認識他的十年裡,我習慣以「盧教授」來稱呼他。從我踏入社會的第二年,一直到我結婚、生子、甚至面臨重大病變,盧教授一直給我莫大的鼓勵和幫助。幾天前,從我的一堆結婚照片中,翻出兩張陳郁秀老師用筷子餵盧教授吃湯圓的照片,看得真的叫人不得不感傷。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二○事件」剛過,我進入當時民進黨的機關刊物——《民進報》(周刊)工作,擔任採訪編輯。那時候,盧教授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外交部主任。我們彼此曾經共事了一段時間。在所有的黨務工作人員中,盧教授是少有的一個職稱雖高,卻能放下身段,和我們這群年輕的刊物編輯們打成一片的「主任」。


一九八九年,盧教授決定投入選舉行列,在他的故鄉台北縣參選立委。那年,民進黨中央黨部的不少幹部都投入選舉,我因工作之便,就近參與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的台北市議員選舉陣營。從黨外參選的經驗而言,反對黨的選舉向來首重文宣。盧教授則是找江蓋世做為他的文宣大將。


蓋世和我在一次餐會中認識,接下來,我們一邊忙助選,一邊談戀愛。選舉結束後,皆大歡喜,上榜者眾,落榜者希。這是解嚴後第一次選舉,民進黨在國會的勢力大增。盧教授更是以台北縣第一高票拔得頭籌,從此展開他的政治生涯。 



盧修一。照片提供/邱萬興。


一九九○年初,我加入新國會聯合辦公室,擔任盧修一、葉菊蘭、洪奇昌、戴振耀等立委的聯合助理。於是我有更多機會和盧教授共事。一九九○年中,我決定到英國進修社會學碩士,盧教授則以留學歐洲的經驗,鼓勵我出國深造。


一九九一年,我拿到碩士回來。然而,我和蓋世之間有了波折,我們分手了。 盧教授知道後,怕我被失戀的心情擊倒,故意安慰我說:「不要太難過!有失敗的經驗也不錯!我是失戀後才認識陳郁秀老師的,妳看,『好康的,都在後壁!』」


一九九三年,我和蓋世克服了一些感情波折後,決定重新開始我們的交往。有一回,我和蓋世去看一個畫展,碰巧被盧教授和陳郁秀老師遇上了,盧教授笑著問我們說:「你們又在一起了啊?」就這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和蓋世的婚禮上,便請盧教授和陳老師當證婚人。


由於和盧教授熟稔,盧教授在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五年競選二、三度立委連任前,打算出版他的書時,蓋世、我,和小邱都成了他的最佳編輯人選。一旦我們答應幫盧教授編書,他幾乎是完全放心地交給我們編輯。《蘆葦與劍》、《白鷺鷥之歌》、《盧修一問政選集》,與《盧修一的性情世界》等書,就是這樣由小邱、蓋世和我,與盧教授的助理們共同完成編輯工作的。


一九九四年,蓋世第一次參選台北市議員。盧教授對蓋世的幫忙不餘遺力,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只要事先告訴他,他再忙也會抽空出席。蓋世順利當上議員之後,陸陸續續辦了好幾次募款餐會,盧教授每次都是餐會的席上貴賓。


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在仁愛醫院生產。雖然生產不是生病,但這畢竟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雖然最親近的家人都來關心,我卻很想見見住在離醫院很近的盧教授和陳老師。我打電話到他們家去留話,以為他們忙,頂多回個電話就夠了,沒想到盧教授和陳老師真的撥空來看我。「開始當父母了,以後要操心的事多得很呢!」


其實,我們不是不知道盧教授的病。只是,我們越熟稔,越不知如何啟口問他病況。誠如一些好友說的,「問也不是,不問也不是!」


一九九七年的十月中,蓋世和我帶著一歲多的女兒佳盈,到盧教授的家裡去探望他。看見小小訪客來訪,他童心未泯地帶著佳盈,在屋裡看看金魚、看看烏龜。他擔心佳盈怕生,趕緊從他的擺飾中,找了一個掌心大小的「音樂旋轉象」送給佳盈,而且還去房裡把小兒子佳德找來和佳盈玩球。


盧教授對我表示,他的聽力已因化療之故而受損,坐在電話旁也聽不見電話鈴響,而且走起路來也是搖搖晃晃的。我們聽了心裡難過,不知該怎麼安慰他時,他卻又轉移話題,帶我們到他的書房去,告訴我們,他現在花比較多的時間,看看自己愛看的書,寫寫自己喜歡的字。


他拿起自己已寫好的墨寶——中國古書「樂毅論」中的一段文字——「伊尹放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硬是要塞給我,並且告訴我這段文字其中的寓意,似乎在暗示我他無法實踐的抱負。我知道,他在政壇努力這麼久,這場病真是讓他有志不能伸。我的眼睛看到書房另一角落有一幅墨寶,上面寫著——「深情之愛」,這才是我所想要的,盧教授向來浪漫出名,他和陳郁秀老師兩夫妻的感情正如這四個字,而我希望,我和蓋世也是如此。我和盧教授為了墨寶討價還價,最後他說:「妳一定要收這幅大的,我才要附送妳這幅小的。」 




盧修一墨寶「樂毅論」。


十一月底,縣市長改選前夕,我和蓋世在電視上,看見盧教授瘦骨嶙峋地在寒風飄搖中,向台北縣的選民跪票。頓時覺得好心酸!我才和蓋世討論要找個時間去探視盧教授,誰知道,就在選舉當天,我自己也病了,進醫院門診後就被醫師強留下來。


渡過了一個很難熬的週末之後,我從仁愛醫院轉到台大醫院。原本我和蓋世決定不對外表示我生病住院的事,然而,當時,台北市長陳水扁與社會局長陳菊還是來了。我問菊姐,「怎麼會知道我生病住院?」


菊姐說:「盧修一在八樓病房,是他告訴我們的。」我很訝異,盧教授自己都得住院做化療,怎麼還是消息那麼靈通?我對菊姐說,我很想去看盧教授,但是包括她、蓋世,和阿扁市長都反對。他們都不忍讓兩個癌症病人互相見面後更加難過。我和盧教授只好寫卡片互相為對方加油打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下旬,蓋世的募款餐會,我人尚在醫院,無法出席。事後,無意中從蓋世的日記中,看到一段話:「今年的募款餐會,有兩個人無法出席,讓我非常難過。一個是我最敬愛的立委盧修一,一個是我最親愛的牽手邱斐顯。老天真是會捉弄人。」這段話讓我頓時眼淚奪眶而出。


十二月底,我出院後,狀況比較好。反而從電視上得知盧教授的病況不穩,我只能擔心他,也不能為他做些什麼。三月初的祈福晚會過後,輾轉得知盧教授的病況較佳,我也替他高興。


最後一次看到盧教授,是在今年四月中旬。我正在等著一有空病房就要做第二階段化療。趁著空檔,蓋世和我帶著佳盈到關渡的和信醫院去看看盧教授。走到病房走廊,蓋世先進病房,我帶著佳盈走在後面。快兩歲的佳盈向來活潑外向,這回卻出其反常,在走廊上搖頭搖手,大聲用她的童言稚語說:「啊,不要哇!」


我在走廊上好心急,這不是我預期的。我抱起佳盈,快步走近病房門口,佳盈瞥見盧教授因化療而掉髮成光頭的模樣,更是抗拒進病房。換蓋世接手來抱佳盈,也是一樣的結果。我趕緊拿出包包裡的「音樂旋轉象」,交給盧教授,試圖喚起佳盈半年前的記憶,讓她把「音樂旋轉象」和「盧伯伯」聯想在一起。


我擔心盧教授會因這一景而傷情,沒想到,他在病床上拼命動腦想法子誘導佳盈進病房。他拿起一隻扇子,上頭放著「音樂旋轉象」,用另一隻手向佳盈招啊招的。盧教授真是用心,只要有小孩在身邊,他一定會盡全心和小孩互動,即使他人在病床上也是如此。佳盈在他的努力之下,終於解下戒心來和「盧伯伯」握握手,玩一玩。


就如陳郁秀老師所言,對盧教授的去世,心中有著百般的「捨不得」。這種「捨不得」的感覺,除了陳老師之外,所有疼愛盧教授和被盧教授疼愛的人,也都心有戚戚焉。當我自己也和盧教授一樣,需要拿出勇氣來和癌症做長期抗戰時,我總會想到盧教授在自己病中還不忘關心我。我覺得,生命是無常的,有時,一個意外就足以改變人的一生。人活著時,如果能盡力去關愛更多人,那麼,他的生命就夠豐富了。


 (邱斐顯執筆於台大醫院第三階段化療中,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註:本文中有部分段落,已收錄於《生命的禮讚--盧修一博士紀念文集》一書中。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