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tshiong，日語 Shō ちゃん），轉去（tńg--khì）
文／邱斐顯
圖說：江蓋世（左）與87歲的李榮昌前輩（右）。
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日期：2019年6月13日
攝影：邱斐顯
訪問：江蓋世
寫作：邱斐顯
1947年3月10日傍晚，李家的日式宅舍裡，幾位律師正談論著時局變化。其中一位律師甚至遠從台中上來台北。
主人律師的太太在灶腳，忙著煮魷魚糜。物資嚴重缺乏的年代裡，原本律師家裡只有白米，幸好鄰居送來的魷魚，律師太太才能料理出一鍋熱騰騰的魷魚糜。
魷魚糜還在鍋上煮著。
突然，四個憲兵和四個便衣，分別乘著兩部吉普車前來。吉普車停在里長住處附近，他們八個人由里長帶著，從外面走進來。他們走進李家的日式宅舍時，氣勢凌人，連鞋子也不脫，就這樣穿著鞋子踩進李家的住宅。
不久，這四個憲兵和四個便衣就把家中的律師全部帶走，走到幾百公尺處他們停著吉普車的地方，把三位律師分別押上兩部吉普車。
李家的長子，15歲的李榮昌，跑著追著吉普車。直到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回頭對著長子，用日語大喊：「Shō ちゃん 帰れ」。這句日語的意思是，阿昌（tshiong，日語 Shō ちゃん），轉去（tńg--khì）。
他不願意讓對方聽到他跟兒子對話的內容。
「Shō ちゃん 帰れ」
「Shō ちゃん 帰れ」
「Shō ちゃん 帰れ」
這句話，存放在李榮昌的腦海中 72 年了。那是父親最後的身影，與最後一句交代他的話。從此，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叔叔李瑞峰律師，以及父親的好友，既是律師也是國大代表的林連宗，三人就消失在人間，連屍體在何方都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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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3日，蓋世和我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李榮昌、李慧生父女相見。李慧生與其他的二二八家屬在館內開會，蓋世和我則陪著87歲的李榮昌前輩在二樓的窗邊長談。
我們見過李榮昌前輩幾次面，但都在幾個餐會場合短暫相見，無法深談。因此蓋世一直希望有機會能與李榮昌前輩深入長談。
我們都約略知道，「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李家的魷魚糜的故事。1947年3月10日傍晚，李瑞漢律師（李榮昌的父親）與其弟李瑞峰律師，以及其友人國大代表林連宗在李瑞漢律師家中，遭到國民政府憲兵第四團團長與四名便衣，以「長官請你們去開會」為由，帶走，一去不回。從此他們三人就自人間蒸發。
李榮昌前輩跟我們談到這段往事，幾乎哽咽。他說，那一天，四個憲兵與四個便衣分乘兩部吉普車前來。吉普車停在里長處，他們八人由里長帶著走進他家。不久，他們把他爸爸、叔叔，與林連宗國大代表帶走。當時15歲的李榮昌一路尾隨他們，直到父親李瑞漢回頭，對他講了一句：
「Shō ちゃん 帰れ」
這是他父親最後跟他說的一句話，也是令他終身難忘的一句話。
「Shō ちゃん 帰れ」
李榮昌，1932年生，是李瑞漢律師的長子，因成績優秀而進入「台北一中」就讀。日治時期的「台北一中」，即是現今的「建國中學」。那時，「台北一中」的學生以日本人居多，李榮昌是少數的「台灣人」。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不接受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不肯另取日本姓名。李榮昌在「台北一中」就讀時，因此常在校內遭到日籍學長的霸凌。那些日籍學長因李榮昌沒有日本姓名，一直譏笑他是「支那奴」。
李榮昌前輩告訴我們，他後來沒有在「台北一中」讀完，就離開「台北一中」，轉到「淡江中學」去。
二次戰後，1945年10月，戰敗的日本殖民政府撤離台灣，他以為長期受到日本人欺負的日子可以結束了。他沒想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就對台灣人民大肆鎮壓、逮捕與屠殺。
李榮昌說，父親李瑞漢被帶走時，故意用「日語」大聲對他說「Shō ちゃん 帰れ」。李瑞漢不願讓那些中國憲兵與便衣知道他對兒子說的內容是什麼，因此也間接保護了他的長子李榮昌，避免李榮昌也遭到被帶走的命運。
李榮昌前輩告訴我們，他不僅父親被帶走，次日，1947年3月11日，他的淡江中學校長陳能通，與幾位師長也遭到相似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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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①台中來的律師，即為林連宗律師。
②昌的日語發音，為 Shō ちゃん。
③「Shō ちゃん 帰れ」，是李榮昌的父親李瑞漢律師叫他「回去」（不要再跟了……）
④下方留言者，Yin Liao，是林連宗律師的外孫，廖英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