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蓋世
1987年台南市，全台第一場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和平日遊行。鄭南榕（手持標語牌者），江蓋世（身著綠色T恤者）。遊行中，遭到警方阻擋，江蓋世陪在鄭南榕身旁，紀錄整個遊行過程。（攝影／邱萬興）
說到二二八，鄭南榕的淚水......
說到二二八事變。他說：「那陣，阮爸甲我講，台灣人開始欲找外省仔算帳，有人報，講阮厝是外省仔，一陣人就欲來打啊，……好加在，有人鬥相工，講『彼咧，嘸通去打伊們啦，伊的某是台灣人啦。』就按呢，阮爸甲阮母啊，……著無乎伊們打……」話沒說完，鄭南榕停了半響，突然摘下了眼鏡，掏出手帕，拭去滾落臉頰的熱淚……。
鄭南榕的台灣意識
（本文摘自江蓋世著《鐵窗筆墨》p. 17~20）
一九八六年，我離開了生根雜誌社，去鄭南榕的時代雜誌社，擔任採訪記者。跟鄭南榕相處一年多，我一直以為他是宜蘭人，因為他常跟我提起：「阮故鄉宜蘭……」。直到他後來告訴我，他老爸偷跑回福州，回來時被情治人員叫去問話，我才曉得，他本籍是福州人。但是他愛講台灣話，雖然他的台語，跟洪奇昌那動人優美的語調，差了很多，他也還是要講，而且他總是以「我是台灣人」自居。
鄭南榕教了我很多，而影響我最大的，就是他那強烈的「台灣意識」。我們的見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但他那種以台灣人自居的使命感，令我深為疑惑：「為什麼他會這樣呢？」他生前，我只看過他掉過兩次淚。
一次是我陪著他，跑到宜蘭，向一位黨外至交上香。那位朋友，就是在首次「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前夕，不幸車禍喪生。另外一次，是我在他的辦公室，協助他訓練演講的時候。
我引用美國著名的演講學家戴爾卡耐基的原則，跟他說：「上好的演講，就是講我家己的故事，真實，又擱乎人聽卡不厭。」他愣著看了我一下，搖頭說：「我有啥米故事通講？」
我想了一想，嗯，他是宜蘭人，那麼，就講小時候的故事好了。鄭南榕緩緩地打開話匣子，說他的「故鄉宜蘭」，說他爸爸，說他媽媽，說著說著，說到二二八事變。
他說：「那陣，阮爸甲我講，台灣人開始欲找外省仔算帳，有人報，講阮厝是外省仔，一陣人就欲來打啊，……好加在，有人鬥相工，講『彼咧，嘸通去打伊們啦，伊的某是台灣人啦。』就按呢，阮爸甲阮母啊，……著無乎伊們打……」
挑戰國民黨禁忌——1987年「二二八事件」40週年紀念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上冊 p.
248~250）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台灣自此不再受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國民黨政權在接收台灣的同時，也因黨政軍的腐敗，與台灣人民的期望有非常大的落差，社會情況混亂。到1947年2月28日 ，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
在「二二八事件」中，數以千計無辜的台灣人民，在事件中遭到逮捕和屠殺。台灣人自此開始視政治為禁忌，對政治事務都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數十年來，絕大多數的長輩都會告誡子女「各行各業都能做，唯有政治不能碰！」
「二二八事件」到了1987年，正好滿四十週年。過去在國民黨戒嚴的體制下，從來沒有人敢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更不用說為二二八事件舉辦紀念儀式或活動。「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後，台灣島內和海外共有56個團體加入促進會。
從2月14日 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展開祈禱會、祭拜典禮、座談會、演講會、和平遊行等紀念活動，2月15日 在台南市舉辦第一場遊行，一直到3月17日 ，在台灣全島一共舉行了23場公開性的群眾活動，要求國民黨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平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冤屈，安慰罹難者的家屬，向罹難者、受難者家屬以及全國人民道歉，同時展開調查與登記，興建二二八紀念碑和紀念館，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論文和資料，並把每年的2月28日 訂為「二二八和平日」。
由於嚴重地挑戰了國民黨當局過去統治台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活動，幾乎是全面性遭到憲警的暴力阻擋與打擊。
揭開二二八事件的神秘面紗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下冊 p. 70）
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前夕，鄭南榕邀集陳永興、李勝雄與一群人權工作者，於2月4日 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國民黨政府查明及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並在全台各地舉辦演講、遊行、悼祭亡魂的活動，全面展開對二二八事件的救贖工作。
鄭南榕之所以對國民黨政府的禁忌話題「二二八事件」如此用心，是因為他的成長過程深受其害，所以他傾一生之力，去挑戰這個四十年來無人敢碰的禁忌話題。
鄭南榕曾經在他自己的求職履歷表上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件事帶給我終身的困擾。因為我是個混血兒，父親是日據時代來台的福州人，母親是基隆人。二二八事件後，我們是在鄰居的保護下，才得以在台灣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浪潮裡免於受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