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 星期六

高子洋 卑南牧童流浪歌手


文/邱斐顯



背著吉他的演唱者為高子洋,蘇圓媛是他的人生伴侶(圖左三)。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6 2006.2.11~2006.2.17


高子洋,本名賴飛龍,卑南族原住民,因隨母姓,後改成「高飛龍」,從前親友都叫他「阿龍」,從小在台東知本部落長大。部落裡有三條大馬路。第一條馬路住的大部分是漢人;第二、三條馬路,則大都是原住民。高子洋的家座落在第一條馬路和第二條馬路中間,四周圍的鄰居,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皆有。這樣的成長環境下,讓高子洋的創作歌曲,包涵了多種語言文化的豐富性。


高子洋表示,他的音樂感受力,受父母親與族中老輩教導影響深遠。「讀幼稚園、小學的歌唱活動,老師都指定我當人選。」印象中,家裡有留聲機、音響的設備,原住民歌謠、日本歌、流行歌等,都會不時從音響裡流洩出來。父母親甚至在清晨,播放音樂叫他們兄弟姊妹起床。小小年紀的高子洋,就相當崇拜日本男歌星小林旭。


愛樂牧童,牛背上唱山歌


父親喜歡結交各族朋友,好客又善於歌唱。高子洋就是這樣耳濡目染地愛上音樂。「小時候,到山上放牛回家時,騎在牛背上一路上唱歌,部落裡的老人聽到我的歌聲,都會贊賞鼓勵。」


知本是台灣東南岸的交通樞紐集散地,有三家戲院,有康樂隊,許多王祿仔樂團、歌仔戲、布袋戲團,包括走遠洋的船員,都在這裡進進出出。看多了來來往往表演的過客,他也趁機學了一些流行的樂曲風格。高子洋憑著興趣,摸索地學習彈奏吉他、二胡、琵琶、打鼓等樂器,一點一滴地累積他的音樂素養。


高子洋回憶小時候,在部落裡,其實沒有什麼種族歧視的問題。因為小學成績不錯,中學時到市區就讀省立台東中學。學校裡,漢人同學居多,他是極少數的原住民學生之一。有部份漢人壞學生成群結黨,對原住民有著強烈的鄙視心態,「生番」的字眼常被使用在弱小老實的同學身上。這種情形,讓高子洋逐漸產生覺醒、嫉惡如仇與反抗的心理。這種即時反應與反抗,雖然從此受到尊重,日後更澤及到市區求學就業的部落孩子,但他已無法完成原有的學業,便放棄學業到林務局的屏東雙流林班去工作。


械鬥事件,離鄉背井打拚


一九六○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還常常存有庒頭間械鬥的場面。高子洋印象最深的經驗是,有一次,剛來台東開墾的國軍兵團,與原本早已漢、原融合的當地部落,發生嚴重械鬥。一群外省人欺負一個原住民小孩。


「這個原住民小孩的哥哥,是我的好友。我的好友為了替他弟弟出氣,就拿了一把刀在身上,回去找這群外省人。後來,在械鬥過程中,有一個外省人被刺中脖子而死。而我就在現場,親眼目睹這一切。」高子洋隨後曾因此事而被警方帶走,但他也得知,他的好友因畏罪跑到山上去躲警察,最後選擇在芒果樹上上吊自殺。


十八歲,高子洋又離開台東,透過親友的介紹,到台北極有名氣的酒家如「花王」、「杏花閣」等地工作。熟諳日本歌、流行歌的他,在現實的花花世界裡,工作得心應手,高子洋表示,「那時候,工作環境、條件都很好,可以賺不少錢。」


但是同時,他也接觸到許多在都市謀生不易的原住民朋友,看他們窮到連小孩的奶粉錢都籌不出來的困境。這些事情在在衝擊著高子洋對生命、對人生的觀點。


二十一歲,高子洋在新竹空軍基地服兵役,擔任庫房管理的工作。這個工作既輕鬆又悠閒,高子洋得以思考很多他個人,以及原住民朋友所面臨的問題。他開始構思,並邀集親朋好友,成立了一個愛心互助會,以不收利息的方式,幫助許多生活困難的原住民朋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高子洋生日當天,在兵營裡值班,就利用時間,一口氣創作了《我們都是一家人》、《那魯灣青年》以及《團結在一起》三首歌曲。幾天後,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為了慶祝原住民愛心互助會誕生,這三首歌曲就在台東知本天主堂廣場公開發表,並收錄在自助會的章程中。


遭到管訓,人生風雲變色


天真單純的高子洋沒想到,當時台灣社會仍處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一切涉及到集會結社的言論、文章、歌曲,都是極為敏感。他發表這些歌曲後,很快就嚐到苦頭。還沒退伍的他,在軍中就遭到嚴厲的管訓,並被警備總部的相關人員約談,懷疑他的歌曲中有結社的目的。


退伍後,高子洋到高雄做捆工。沒多久,家鄉的管區警員以母親生病為藉口,把高子洋誘騙至台東分局。這名員警,以高子洋曾在軍中被懷疑有結社目的,而聲稱高子洋是地方上的首惡份子,把高子洋移送到「岩灣」去管訓。後來高子洋甚至又被移送到蘭嶼島,參與闢建蘭嶼機場、環島公路勞動管訓。


移送前,那名員警曾向高子洋致歉,表示自己是奉上級命令行事,請高子洋能諒解他的苦衷。高子洋感慨地說:「管訓近三年期間,母親病逝、弟弟失學、親人離散、女友也遠嫁給日本人,我都一無所知。這一切讓我看盡人生的無常,對人性價值觀產生疑惑,我因此曾走入了宗教世界。」


創作名曲,「我們都是一家人」


高子洋強調,「以傳統原住民曲調,再融合國、台、客、原等不同族群的語言,可以吸引一般人對原住民音樂的認識,並影響人性最深沉的靈覺。」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高子洋的創作名曲,甚至被全國小學及高職的音樂課本列為學習教材。高子洋的音樂裡,充滿豐富多樣性,不但散發著原住民單純的熱情、也包涵來自台灣社會底層的生命力,以及他對弱勢者的關懷。高子洋等身的創作歌曲,詳實地紀錄了他大半生的所見所聞,不只是台灣原住民四十幾年來在台灣社會打拼的紀錄,也是台灣社會四十幾年來成長與衰敗、歡喜與哀愁的縮影。


過去歷年來,高子洋的創作歌曲,大部分透過同部落的原住民歌手「北原山貓」陳明仁代為演唱。因為高子洋一直安於幕後,局外人甚至認為陳明仁就是歌曲的創作者。


不但如此,常到部落採歌的欣欣唱片公司,也盜用高子洋的歌,還把版權賣給多家卡拉O.K.公司圖利。「如果你到卡拉O.K. KTV 裡點唱這首歌,作者的名字寫的是欣欣唱片文藝部,不是我。此外,某個教音樂的林老師,也曾自稱是『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創作人,還以原創人的身份控告原住民舞蹈團體『原舞者』侵犯著作權。」


曾加入黨外運動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唱過一首優美動聽的歌曲《美麗的稻穗》。這首曲子的創作者是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老師。高子洋指出,「有些學者專家誤以為,『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歌的原住民語歌詞,是陸森寶老師所寫,並被天主教卑南族神父曾健次,收錄在《原住民歌謠》一書中,其實這首歌跟陸森寶老師毫無關係。」


令人難以想像,當年被國民黨百般刁難的創作歌曲,二、三十年後,竟在台灣社會裡大放異彩。然而,令人憤慨的是,歌曲的原創作者卻是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一九九七年,朱約信(豬頭皮)、李坤城等人,要找原創作者簽下著作權的契約。他們找到了「北原山貓」陳明仁,想把版稅交給陳明仁。陳明仁不敢接受,才讓原創作者高子洋接受這一份遲來的正義。


二○○五年的「三二六民主和平守護台灣大遊行」時,這首歌的創作人名字還是被人張冠李戴,高子洋忿忿不平地指出:「某些原住民民進黨員的顢頇傲慢心態,讓人心寒。」


族群融合,理想仍待努力


肇因長期的著作權被盜用,一九九八年高子洋還俗後,以「原住民創業不求人」的精神,開始獨力自製音樂CD、自行銷售,重新發表過去歷年創作的作品,如「我們都是一家人」、「可憐的落魄人」等歌謠,從一個單純的民俗音樂創作者,成為自力更生的街頭藝人。


二○○二年,台東知本國小頒給高子洋「傑出校友獎」。二○○○年起,高子洋開始受邀擔任各類活動音樂大賽的評審老師,如教育部的國小、國中、高中、大專歌謠大賽,二○○三、二○○四年行政院新聞局的金曲獎,二○○五年福建東南衛視等電視台,都曾邀請高子洋擔任評審。


四年前,高子洋在淡水老街堤岸渡船碼頭邊,獨資經營「淡水留影留聲」、「高子洋的歌」的店,結合淡水河、八里觀音山的人文風情,設計開放式的表演空間,提供遊客團聚平台,並以現場錄影、錄音方式,製作個人、團體唱片、VCD影像,以做為個人收藏留念之用。這個全國唯一獨特的創意服務,廣受來往遊客的支持。



 高子洋【台灣願景】CD 內容。


然而台北縣政府相關單位諸多不合理的管理中,高子洋很受挫折地吟唱著「台灣願景」、「白鷺鷥的故事」等創作歌謠,他原本天真地認為,「生存的意義超越自我的尊嚴,只要能拿回做音樂的成本就好」。他沒想到,即使換了政黨上台,創作人依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二○○五年,他因此退離漁人碼頭的方寸之地。


高子洋,堅持走一條與眾不同的民俗音樂創作之路。人生的體驗與歷練,不管是對族群融合的看法、對社會上弱勢者的悲憫與同情,都成了他創作的來源。他成名的創作曲《我們都是一家人》,更是蘊涵成長歷程的辛酸血淚。


二○○六年初,剛退出民進黨的林義雄表示,「台灣近年來,每一次的選舉,幾乎都讓族群更加分裂,階級更加對立,選後仍然互相仇視、惡鬥,使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紛擾不安。」三十年前,高子洋創作這首《我們都是一家人》;三十年後,這首歌依然是我們整個社會要努力的目標。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洪瑞珍 一把月琴唸歌不斷

文/邱斐顯




洪瑞珍月琴教唱。照片提供/洪瑞珍。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12006.1.7~2006.1.13


洪瑞珍,嘉義新港人,從小就沈浸在音樂氣氛中。自己和家人都愛唱歌,父母親受的是日本教育,非常喜歡唱日文歌曲。家族中的堂兄弟姊妹亦然。只要有家族聚會時,大家就會唱歌自娛。


洪瑞珍高中才學鋼琴,大學考上文化大學音樂系聲樂組,學的是西洋歌劇、藝術歌曲的聲樂唱腔。大學畢業後以教鋼琴為業,曾經在山葉YAMAHA台北市延平店的音樂教室擔任鋼琴老師,教了十多年。如果這樣一路走下去,洪瑞珍不可能走到「台灣唸歌」這一途來的。


一九八一年,洪瑞珍的獨生女兒三個多月大時,先生就因意外而喪生。洪瑞珍一方面承受喪夫之痛,一方面獨自養育幼小的女兒。先生過世兩年後,洪瑞珍的學長王振義,為了鼓勵她走出喪夫之痛的陰影,轉移注意力,便建議她學「台灣唸歌」。當時,她對「台灣唸歌」一點概念也沒有。


台灣唸歌,台語優美的聲韻


「台灣唸歌」曾經風行於五、六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是民間一般百姓工作或是休閒時,較為普遍的娛樂,用唸歌唱曲來紓解壓力。早期,台灣的父母一般都會教子女唸七字仔詩,此景現在已經很難再看見。


「台灣唸歌」的曲文裡,保留、含藏甚多台語優美的聲韻、用字、成語、形容詞或名詞,透過「四句聯」押韻形式,優美易懂,順耳動聽。內容則包含勸人勸世、時事新聞、民間故事等。表演方式可以一人自彈自唱,也可以兩人對唱。樂器則以月琴、大廣弦為主,有時輔以口琴、吉他、鑼鼓等。很多唸歌藝人都有即興表演的能力。


探訪名師,拜師學唱唸歌


一九八三年,洪瑞珍搭著學長王振義的摩托車,兩人一起到汐止偏遠的地方,去尋找台灣國寶級的唸歌名師---楊秀卿,並且決定拜師學藝。她回憶起小時候,家鄉廟口前演歌仔戲的模糊景象,「小時候的印象並不深,但楊秀卿老師當著我的面彈唱時,感動之情油然而生。」


因為學過聲樂,洪瑞珍唱歌時,和一般人的唱法迥然不同。開始學唱唸歌時,楊秀卿覺得她唱歌的樣子很奇怪,聽起來好像「嘴內咬一粒柑仔」。


自此之後,洪瑞珍的生活重心,大大轉變。她每週來找楊秀卿上課一次,不但自備錄音機,錄下上課的內容,回家後還趕緊把譜記下,免得忘記。


過去她只會彈鋼琴,不會彈月琴。學彈月琴,完全是向楊秀卿學習之後,才開始摸索的。說是摸索,一點也不為過。因為楊秀卿眼盲,無法親自教她。「我就抱著月琴,模仿老師抱琴的姿勢,並模仿她的彈法,一點一滴地學下來。」


洪瑞珍頗為感慨:「這種口傳心授的口述教學法,學習的速度比較慢,但是學習的過程卻是記得清清楚楚。現在剛好相反,教學時為了求快,學生常常記不住。」


先學唸歌,再學聲韻文字


楊秀卿一開始教她,就從最難的「七字仔」教起。「七字仔」的調性,常因字的音調不同,旋律就跟著變。楊秀卿曾教過她:「心肝煩惱頭纍纍。」台語的讀法上,「肝」是上揚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上揚;「惱」是下降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下降。又例如:「阮厝佇地大廟邊。」,「厝」是下降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下降;「地」是上揚的音,配的曲就應該往上揚。


如果台語的根基不強,學起來就很辛苦。因為台語的音調不同,字形也不同,加上台語文字尚未統一化,學唸歌的記譜、記詞的過程相當辛苦,如果字音和字形沒合對好,意思就完全「走脛」。


「有時自己記下筆記,如果幾天內沒有儘快整理的話,隔了一陣子再看,我就會忘了當時寫的是什麼東西。」和楊秀卿學了唸歌之後,洪瑞珍才驚覺,她身為台灣人,台語竟是這麼不靈光。於是,她另訪台語名師洪惟仁,重新開始學習台語聲調。


在譜曲填詞時,洪瑞珍的學長王振義,常常提醒她要把握「按詞配曲」的概念。因此,她一再與洪惟仁老師加強台語文字的讀法。


一曲「心悶」,思君在離別後


一九八三年,她開始學「台灣唸歌」時,台灣政治尚未解嚴,台灣人對本土文化的認同還不強烈,家人親友頗為詫異,父母也稍有反對之見。原因無他,大家總覺得她:「鋼琴教得好好的,又有子女要養,怎麼一頭栽進去學什麼台灣唸歌?」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台灣本土語言被國民黨政府貶為方言。國民黨政府不僅平常不准台灣人說母語,還制定政策,用罰錢的方式,嚴禁台灣人說母語。那個年代,只要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數人都會覺得「說台語,沒有水準」。父母親友受此影響,反對她學「台灣唸歌」。


然而,她一方面藉由向楊秀卿學習「台灣唸歌」,來轉移對先生的思念之情,一方面慢慢發現台語之美,而愈來愈投入。


一九九四年,洪瑞珍在台文通信月刊上,看見台語詩人陳明仁寫的一首詩「心悶」,想起過世十多年的先生,作曲的靈感一湧而上,不到兩天就完成譜曲的工作。這首歌也成了她的代表作品。


她的先生和她一樣,兩個人都愛爬山、愛攝影、喜歡大自然。一九八一年的端午節,她的先生和友人到鹿港划船,後又單獨到谷關去攝影,因梅雨季節天雨路滑,他不慎跌倒而喪生。當時,他們的小孩才三個多月大。她年紀還輕,就遭逢喪夫之痛。十多年來,嚐盡人間的酸甜苦鹹,卻也引導她找到生命中的另一扇窗。


古月琴聲,不教鋼琴教月琴


一九九四年,台灣的地下電台蓬勃發展。洪瑞珍因緣際會到電台主持「唸歌」節目。她認真把唸歌當專業來看待,是從主持綠色和平電台「古月琴聲」節目才開始。她每周介紹台灣唸歌歷史,邀請楊秀卿老師駐台演唱。師生同台時,楊秀卿曾經教導洪瑞珍:「彈七字仔的速度一定要放慢,不可以愈彈愈快。至於曲調部份,則可以自由挑選。」除了綠色和平電台之外,洪瑞珍曾主持過台北電台「台語歌詩」、台北勞工教育廣播電台「洪瑞珍柑仔店」的節目。


一九九五年,洪瑞珍在「台灣婦女會」開始教授月琴彈唱。從那時候起,有四個學生一路跟著她學台灣唸歌,一直到現在。洪瑞珍認為,懂得欣賞「台灣唸歌」的,多半是中年人。她的學生也以中年人士居多。


抱著月琴,暢談傳薪願景


二○○一年,洪瑞珍身體不適,輾轉看了幾家醫院之後,才震驚得知自己罹患乳癌,且為第三期。隨後,她在和信醫院做化療治病。這段期間,前台北電台台長劉國珍先生一直給她支持與鼓勵。劉國珍知道她得癌症,建議她到內湖的「新生命工程站」去練旋轉氣功。


原先,因為身體病痛,她婉拒劉國珍的好意。後來,劉國珍不斷鼓勵她,才鼓起勇氣去嘗試。洪瑞珍與病友經驗分享,她發現不再是自己一個人單獨承受病痛而已。她慢慢勇敢地走出癌症的陰霾,並試著在病友的團體中教唱「台灣歌仔調」。


有了這段不同的人生體驗,洪瑞珍積極思考如何保存台灣傳統文化,也對癌症病友多了一份疼惜之心,只要行有餘力,她都樂於和病友分享抗癌的親身經驗,也樂於為他們安排一些文化饗宴。


二○○二年,走過抗癌的辛苦歲月之後,洪瑞珍結合了一群本土音樂愛好者,成立「洪瑞珍唸歌團」。她希望藉著這個組織,長期發掘台灣本土國寶級的說唱藝人,並致力培養新一代說唱藝術人才,讓台灣傳統的說唱藝術得以薪傳。


談到傳薪的願景,洪瑞珍認為,以前楊秀卿老師教她的時候,是從最難的「七字仔」調開始教起。現在她卻是為了怕太難的曲調,把學生嚇走,都從簡單的「台東調」、「送哥調」、「文和調」先教起。以前她得自己先幫老師錄音、記譜,現在她則是先譜曲給學生彈。


洪瑞珍感慨說道:「台灣唸歌的歌詞,多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年輕人沒興趣學,像我在內湖社區大學的月琴班,只有八個學生,雖然這樣,我還是繼續彈下去!」


「風若透,雲就走,變做茫霧罩山頭。月若暗,星就到,滿天的浮薸和水草……」。她雖沒有楊秀卿的「江湖走唱」味,她的音樂科班音樂基礎、推動「台灣唸歌」藝術的熱誠,我們相信,洪瑞珍將一把月琴,滿腔熱誠,台灣頭尾,唸歌不斷。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