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作詞，呂泉生作曲「囚人搖籃歌」（一）

文／邱斐顯

  

呂泉生教授。照片提供／辜惠倫。 

音樂大師呂泉生教授，於 2008年 3月17日過世，享年92歲。

2008年 6月23日，榮星合唱團於台北新舞台，為呂泉生教授舉辦一場紀念音樂會。

我想在中央社的英文網站上，介紹這個紀念音樂會的展演活動，6月中旬，便開始積極找人提供資料。我上網找到榮星合唱團的網站，終於找到一位團員辜惠倫小姐。6月17日，幸好辜惠倫幫忙，給了我不少呂泉生教授的電子圖檔，以及一些文字參考資料。

比起另一位較年輕的台灣音樂家蕭泰然教授，呂泉生教授的英文資料似乎非常有限。在Wikipedia英文網站裡，蕭泰然教授的英文資料，滿滿一大篇；而呂泉生教授的英文資料，則尚無人編寫。

我再以呂泉生教授的英文名字搜尋，找到了台美基金會（Taiwanese-American Foundation）。該會於二○○七年十一月，頒發「人文成就獎」給呂泉生教授。因此，我在這個網頁裡，找到了部份的英文資料。除此之外，我也參考了一些相關網站，如「Cultural Taiwan」、「Taiwan News」。

最後，我自己把一部份重要的中文資料，編譯成英文文稿，之後再請中央社外籍顧問 Peggy Carr 協助修訂。

編譯過程中，我有機會重新認識呂泉生教授一生的作品，因而對他更加敬佩。

他在二次大戰末，1945年，因為思念自己的嬰兒，而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搖嬰仔歌」。然而，1991年，他75歲的時候，人在美國，看到教會公報上，刊出江蓋世為友人鄒武鑑所寫的一首詩「想子」，他老人家竟然親自為這首詩譜曲，做成「囚人搖籃歌」。

當年江蓋世、鄒武鑑等「台獨聯盟」成員，被國民黨當權以叛亂犯收押於台中看守所，鄒武鑑隔著鐵窗，無法抱子的痛苦，透過江蓋世的文筆，感動了高齡75歲的呂泉生教授。這首「囚人搖籃歌」收錄於1992年初版，1997年修訂一版的《呂泉生歌曲集》（榮冠樂譜出版社）。

讓我感動的是，呂泉生教授，在「搖嬰仔歌」創作之後的四十多年，仍為「無法抱子」的痛苦，感同身受。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6824 

江蓋世作詞，呂泉生作曲「囚人搖籃歌」（二）

文／邱斐顯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一。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一九四三年，呂泉生應「厚生演劇研究會」邀請，擔任新劇《閹雞》配樂作曲與樂隊指揮。他採用大量臺灣民謠為素材，編寫配樂，引起轟動。〈丟丟銅子〉、〈一隻鳥仔哮救救〉、〈六月田水〉等民謠一經改編演唱，予人耳目一新的觀感，頓時改變一般民眾對「民謠」一詞鄙俗的印象，賦予民謠新的社會定義。

呂泉生一生埋首寫作歌曲，以之為樂、以之為業，其所編、作的作品總和超過三百七十首。名作如〈搖嬰仔歌〉、〈杯底不可飼金魚〉、〈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等，不但是名家音樂會上演出的曲目，也在小市民口中傳唱不歇。

其中〈一隻鳥仔哮救救〉，其旋律之淒楚，意涵之深遠，成了早期台灣黨外運動聚會中，經常被傳唱的一首名曲；甚至許多被名列為黑名單，無法返鄉的海外台灣人也常常唱著此曲，以表他們的心聲。

巧的是，就在 呂泉生 教授紀念音樂會的這篇英文報導編輯完成後不久，七月初，高齡 82歲的「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阮美姝老師親自打電話，邀請江蓋世參加她的感恩音樂會。這場音樂會的主要目的是，她要為她父親——「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阮朝日先生，舉辦 107歲的生日紀念會。她音樂會上，邀請旅美聲樂家吳庭和先生，演唱呂泉生老師的作品〈杯底不可飼金魚〉與〈囚人搖籃歌〉。江蓋世是〈囚人搖籃歌〉的作詞者，因而被邀請。

這場音樂會於 7月 6日 （周日）舉行。前一天晚上，女兒正練著琴，我讓女兒看著樂譜，彈起這首〈囚人搖籃歌〉。音符在琴鍵上彈來躍去，我聽著聽著，剛好先前才整理過呂泉生老師的英文報導，突然一個靈感湧上來：我覺得這首〈囚人搖籃歌〉的曲調，很像呂泉生老師把他的〈搖嬰仔歌〉加上了〈一隻鳥仔哮救救〉。

我怕自己的想法太突兀，只好寫 e-mail 向辜惠倫請教。她是呂泉生的學生，我希望向她求證，我這個感受不是天馬行空：「不知妳聽過〈囚人搖籃歌〉嗎？不知道我會不會說得太離譜？」。惠倫很快給我回音，她知道呂泉生老師所作的這首「囚人搖籃歌」，她回信說：「我聽過！被您一說還真是的，曲中真有其他兩首之精髓，因而更令人動容了！」

不但如此，惠倫也幫我把 e-mail 轉給呂泉生老師的女兒呂玲兒。不久，惠倫再把她的回信轉給我。她的回信如下：

Funny, I was humming this melody in the car this afternoon. 

I remembered that my father once told me that if you read these lyrics repeatedly and you would find the melody there which always matches with the tone as we say the words. This is a beautiful piece specially sung by a good baritone.

哦！That’s it. 如果我不是剛好編輯到呂泉生老師的文章，大概也不會得出這個結論，這是我的一大收穫！對蓋世而言，這也是一個莫大的收穫！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6824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二。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三。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囚人搖籃歌」歌譜之四。掃描自《呂泉生歌曲集》。

江蓋世《我走過的台灣路》 序

 

江蓋世《我走過的台灣路》序

 

台大學生時代，我就很想寫一本書。

那時的夢想，總有一天，我要把我看到的，我聽到的，我做過的，我走過的，那一串串心路歷程忠實的寫下來。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寫了一本偉大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在前言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人類的歷史，很有耐心的，等待被壓迫者，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讀這句話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有先知預言的氣勢，但並無深刻體認。

一九八六年，台灣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那一年，我開始投身反對運動，而後鼓吹台獨思想自由，進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回首我走過的台灣路，我才深深的體會到，羅曼羅蘭那句話的偉大之處。他的話，等於是鼓舞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告訴他們：「眠不會久長，天總是會光。」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買了一本《甘地傳》。看了這本書之後，甘地他那枯瘦的身影，他那嘴角的微笑，他那一雙拖鞋，他那一根拐杖……，都不時在我腦海中盤旋；最重要的，是他那「愛與非暴力」的精神，成了我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精神指導。

 

我想寫這一本書，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二十年前，我這個台大學生，當年立志寫書的夢想，今天，我要把它實現；

 

第二，我要以自己的「甘地精神」奮鬥經歷，為台灣的歷史做見證，我想向世人說明，追求台灣民主獨立的坎坷路途上，跟我一起奮鬥的年輕人，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

 

說起我的寫作計畫，也是一波三折的。

 

我曾三度動筆想寫這本書，但都功敗垂成。

 

雖然三度功敗垂成，我還是不死心，腦中一直編織著這個夢想。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度參選，當選台北市議員。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百週年，就在這個具有特別歷史意義的一年，我第四度下定決心，無論如何，我要排除萬難，非完成這本著作不可！這一次，我終於貫徹到底，從一九九五年七月開始，歷時兩年，我終於完成了這本書，也實現了我二十年前的夢想。

 

有關這本書的寫作，我想做幾點說明：

 

第一，我是以自傳的體裁，來寫我倡導「甘地精神」，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心路歷程，年代是從一九七三年我讀建中的學生時代，一直寫到一九八八年底，我離開土城看守所。跨越的時間，有十幾年，但重點都集中在一九八六年及一九八七年這兩年，因為，這兩年，正是台灣由威權統治邁向民主政治的分水嶺。

 

寫作的過程，我力求人事時地物符合史實，但我並不是一位歷史學家，我只能針對我最了解的事實，依據我的日記、剪報、相關資料及訪問有關人士，而忠實的寫了下來。但是，畢竟我寫作的方式，是自傳的體裁，難免在記錄史實上，無法面面俱到。這一點，還請讀者原諒。台灣近十年來的民主運動史，是由許許多多的人，用他們的鮮血、辛勞、汗水與熱淚，共同寫下來的，我所寫的，只是整部民主運動史的一小頁。

 

第二，我曾在牢裡學習台語文，創作台語詩，試寫台語散文。因此，我寫這本書，本文都是用中文表達，而文內對話方面，則看對話者的場合與時機，而用台語文寫出來。因為我覺得用台語文的對話，比較能忠實的表達我當時的思想與感情。

 

第三，為了有效完成這項寫作計畫，不讓我這本書第四度流產，我請了一位中文電腦輸入高手來幫我的忙。我利用公餘之暇，或犧牲假日，以口述的方式，完成這本書。我根據事先擬訂的大綱與細目，逐章逐節的口述，然後，她直接在電腦上打字。我一邊唸，她一邊打字，遇有錯字，或文詞不妥之處，我們可以馬上修改。我們這種合作的方式，給我兩大好處，第一是，短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寫上幾千個字；第二是，我直接口述，她馬上打字出來，這樣可以讓我寫出來的文章，比較口語化，而口語化的文章，讀起來比較平易近人。

 

最後，我想說一些感謝的話：

 

在這裡，我感謝那些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們，沒有他們的犧牲與奉獻，就沒有我們這一代前仆後繼的反對運動；

 

在這裡，我更要感謝全島各地，那許許多多公開的或暗地的支持者，沒有他們的協助與鼓舞，我們不可能一趟又一趟的走完全島的台灣路；

 

我感謝這些年來，跟我一起奮鬥的同志，與不時給我支持的好友，因著他們，使我得以在面臨挫折、遭到打擊時，依然能微笑向前，繼續奮鬥！

 

我感謝家母及兄姊的支持，讓我在坎坷的路途中，永遠有個溫馨的避風港；

 

我感謝我的電腦打字助理 顏秀珍 小姐，因著她的協助，我得以逐章逐節，努力向前，終於完成這本書；

 

最後，我感謝我的太太邱斐顯，兩年來，她不但細心的為我校稿，也不斷提供一些寫作上的意見，更給我無比的精神支持，使我全力以赴，夢想成真。

 

出書前夕，我想說的是：

 

「非暴力就是愛，台灣人民要走台灣路。」

蓋世於初版前夕，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一章 萌芽

1-1   懵懂的台大學生

一九七六年，我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政治系。台大，是多少年輕學子所嚮往的明星學校，從懵懵懂懂的建中少年，走進台大的椰林大道，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曾記得聯考之前，在公館附近搭乘公車的時候，看到三三兩兩的台大大哥哥大姊姊，身上穿著卡其校服，胸前繡著「國立台灣大學」六個字，心中好生羨慕，暗想：「將來我一定要進去！」

這個夢想，果然實現了。建中畢業，我考上台大政治系的國際關係組，也就是一般通稱的外交系。那時，我心中好樂，有一天，我將要成為外交官。可是，我去打工的時候，出了個糗。

事情是這樣的，考上大學之後，一位同班同學名叫做黃振榮，他來找我道：「走吧，我們一起去打工吧。」我們兩個就一起去一家可樂公司打臨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著貨車去送貨，或搬回空的可樂瓶子。

有一天，送到一家雜貨舖，那歐巴桑站在店門口的走廊上，笑咪咪的對我們說：「少年仔，恁真辛苦！」

跟我同組的伙伴，他長我幾歲，大概是國中畢業就出來做事，長得一臉橫肉，滿嘴髒話，但有時也不失赤子之心，專愛開別人玩笑。他對著老闆娘，手指我神氣地說道：「頭家娘啊，阮這咧少年仔，是台大的學生喲。」

「台大的？敢真的？是讀嘟一系？」

被老闆娘一褒獎，我心頭飄飄然，就搶著答道：「我剛剛考上台大政治系，就出來打工的。」

「夭壽短命的，別的嘸讀，偏偏欲去讀政治系！敢毋使轉別系嗎？」

我心中暗暗叫苦，原以為台大的金字招牌，會贏得她的一陣讚美，想不到，聽到「政治」這兩個字，老闆娘臉上的表情，由擠滿的笑容，眼睛瞇成一線，頓時，眉頭一皺，嘴角下垂，眼神露出無比的惋惜之意。 

那老闆娘的一張臉，正是當時台灣社會環境的活生生寫照。什麼都可以碰，就是政治少去碰，台大是一流的，台大政治系卻是「頭殼壞去」的人，才會去讀的。

那時，在我懵懵懂懂的腦子裡，有聲嘶力竭的黨外政見發表會，有遙遠的二二八悲劇，有廖添丁故事裡的日本警察大人的嘴臉……，我就是想讀政治系，我可不管外面的社會怎麼個想法。政治可不可怕，我不懂。我天天頭戴著高中大盤帽，揹著大書包，做著建中紅樓夢。我常常幻想，總有一天，我能振臂高呼，為自己的國家，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一進台大，夢想將來當個外交官，因此，一口流利的英語，是少不了的。大一時，我常常跟同班的幾位好友，如：石之瑜、曾永光、佟光華……等人，我們常常有空沒空，就用英語交談，或討論國家大事，或大談個人的戀愛經驗，或瞎掰打屁。

當時我是住在台大法學院的宿舍，可是每天上課，都要搭公車到羅斯福路的台大總區來，有一次，在總區下完了課，我就提議道：「我們不要搭公車了，怎麼樣，大家一路由這裡走回法學院吧！」眾人皆說好，於是，一夥四、五個人，展開長途跋涉的「英語徒步」，由台大總區出發，走新生南路，轉到仁愛路，拐進徐州路，最後抵達紹興南街的台大第四宿舍。

奇怪，一個小時下來，腳是有一點兒酸，但我們心裡頭，一點兒也不累，原因無他，我們邊走邊用英語打屁，講得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兩人對講，三人搶話，偶爾有路人走過，總是撇過頭來，投下狐疑的眼光：「這群人是不是瘋子？」我們也不管人家怎麼看，也不理會別人暗地咒罵我們，說我們崇洋媚外，反正我們心中有個亮，希望未來能夠出席國際青年的會議，一展英語的辯才，別人的笑罵或暗幹，也就丟到後腦勺了。

為了進一步磨練自己的英語能力，我跟同班好幾位同學，一起去報名參加「國際事務研習會」，那時一個暑期青年國際事務的研習營，全部活動，都是說英語，還有模擬國際會議，因此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去報名參加。要進去，還真不簡單，先通過筆試還要再來一關口試。

那次筆試，在台大總區考試，我時間記錯了，遲到了半個鐘頭，才大搖大擺地走進考場，一看場外無人，門口站了個應試的老師，我心頭一驚：「慘了，我太胡塗了，大家都在考試了。」我趕快趨前一步，向那位老師苦苦哀求，拜託他給我一個機會。」

「來不及了，人家已經考了半個鐘頭，我看你還是明年再來吧。」他搖搖頭苦笑道。「拜託，拜託！千萬給我一個機會！考不過，我也算了，但還有一點時間，請幫個忙吧。」

熬不過我的哀求，那老師一臉不情願的說道：「好吧，好吧，你趕快進去吧，快要下課鈴響了！」於是我趕緊衝進考場，抓起試卷緊握著筆，深呼吸一口，埋頭猛寫，一看試題，還好，並不難，我也不知哪來的衝勁，幾乎憑著反射動作，瞄一下題目也沒經過長時間思考，瞬間作答，就這樣，好像從台北，一路飆車，直奔高雄，險象環生，抵達終點了，我喘了一口氣，轉過頭來，看看前後左右，咦，我都寫好了，別人還在寫，難道我亂寫不成？罷，罷，罷，管他的，交卷吧，考不上就算了，我也懶的再詳細檢查，交了卷走出試場，鈴聲就響起了。

原以為，這下子沒指望了，想不到，筆試放榜了，我居然榜上有名！要是我一踏進門，碰了釘子，馬上垂頭喪氣的走開，那一切就沒輒了，還好，憑著一股傻勁，我用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亂闖瞎撞，倒給我考上了，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通過了筆試，下一關，我可沒那麼輕鬆，碰到的是當面口試，應試的那一天下午，心裡蠻緊張的，不斷地對自己打氣：「別緊張，會就會，不會就不會，又不是考聯考！」口試前一小時，我就在台大校園裡逛來逛去，走啊走的，走到舟山路側門的小庭院，那裡有一棵綠意濃密的大樹，樹下有好幾塊大石頭。

我突然眼睛一亮，看到一位美國女孩子，坐在樹下乘涼，這不是最好機會嗎？我趕緊趨步前往，但走了幾步，又故意放慢腳步，略做輕鬆狀，以免人家以為我是個莽撞的人，趨前一看，她一頭金髮披肩，皮膚白晰，長得有點像「戰爭與和平」電影裡的女主角奧黛麗赫本，雖不比她的美麗，卻跟她一樣有無比的優雅的氣質。我走前一步跟她聊起，才知道，她是來台留學的女學生，名叫安妮，在台大的史丹佛研究中心就讀，聊了幾分鐘，我不再那麼緊張了，愈講愈順，嗯，真好，英語口試之前，能跟一位老外場外即席練習，好像舌頭塗了一些潤滑油，愈講愈順溜。 

最後，我看看錶，也該走了，突然想起還沒自我介紹，便對她說道：「 My name is Chiang Kai-Shih。」只見她瞪著大大眼睛，噗哧笑了一聲，正當我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她笑著回我一句話道：「My name is Mao Tze-Tung！」

她誤會了，我也傻在那裡。原來，她以為我故意開她玩笑，自稱是「蔣介石」，天大的冤枉啊，我跟蔣介石既不同名又不同姓，只不過是英文唸起來，完全一樣，害她也回我一句，「我是毛澤東」。

跟她揮手道別後，我參加了口試，如願以償的通過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那位美國女孩子，當時我也忘了，互相留下聯絡住址電話。可是，她的一句會錯意的玩笑，卻給我無比的衝擊。

我在建中時，曾與成千上萬的學生，雙手拿著彩球，空中揮舞，高呼「蔣總統萬歲！萬萬歲！」我們的大盤帽底下，裝的是，蔣介石是「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國家的舵手」……。而毛澤東呢，他是一個大獨裁者，他是一個萬惡不赦的屠夫，他是個自由中國的頭號敵人。我們是民主的，他們是獨裁的，蔣介石是民主的，毛澤東是獨裁的，這麼簡單的二分法，就是我們一般學生的政治認知，可是，安妮的一句話，卻敲碎了我過去的認知，我一提蔣介石，她就回應毛澤東，是不是在老外的眼中，這兩個政權的領導者，真的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比，還是極權獨裁的難兄難弟呢？

後來，我把這段故事，告訴我的同學，他們也就不時開我的「蔣介石」玩笑。往後的大學生涯，我躺在台大椰林大道上的草地上，我看的書愈多，我離開蔣介石愈遠，等到我畢業當兵退伍之後，投入黨外運動，便徹頭徹尾的向蔣家政權宣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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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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