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李勤岸 為台灣催生國字
李勤岸獲2004年第12屆南瀛文學傑出獎。照片提供／李勤岸。
本文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7 （2006.7.8~2006.7.14）
「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因為這個疑惑，一個台灣子弟，不惜賣掉房子，接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捐款、募款，甚至是朋友父親的身後遺款資助，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十年努力，終於為台灣找到自己的文字，開啟有文有字的母語推廣運動。他，就是詩人李勤岸，一位畢生為台灣研究「國字」的人。
李勤岸，一九五一年生，台南新化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七四年開始寫詩，從中文詩寫到台語詩。大學時代，從中文系唸到外文系；後出國進修，再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十多年來，李勤岸投入母語運動，雖然辛苦，但從不放棄。
師生保守 對中文系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李勤岸自台南二中畢業，因沒有錢讀大學，因此先服兵役。退伍後，他做了三年的推銷員，賺了一點錢，才報考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勤岸以「慕隱」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一九七四年，加入「後浪詩社」，並在《後浪詩刊》發表第一首詩。李勤岸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考上了東海大學中文系後，本來以為自己能在文學天地裡，得到更多的學識涵養，沒想到事與願違。
李勤岸比他的大學同學們，年長七、八歲，而且出過社會，閱歷豐富。他對大學教師的做法與期待，也和同學們不同。中文系的老師上課時，言語中常常透露著一些強烈排外的見解，他們告訴學生：「台灣只剩下中文系能保留中國文化傳統……」
李勤岸的心裡，對這樣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結果，班上竟有同學，要他勿以自己的問題影響老師教學進度。「我沒想到，中文系的老師，思想封閉保守，連學生也如此。」這個刺激，讓他萌生去意。基於對文學的喜愛，李勤岸選擇轉系，改唸外文系。
改讀外文 請益文壇耆老楊逵
東海外文系的外籍老師，不僅教學作風靈活，而且教學觀念進步，光是課程設計，就夠令李勤岸印象深刻的了。當時，有個老師要班上每個學生，各自扮演一個聯合國的代表，並針對他所給的議題——「評論是否要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提出自己的論點。李勤岸在外文系四年的薰陶之下，對英語教學頗有心得。
大學期間，李勤岸因地緣之便，有機會向台灣文壇耆老楊逵請益。
照片提供／李勤岸。
一九七六年，他的詩作《示範公墓》獲第一屆「草根詩獎」；一九七七年，他的散文《牆》獲「愛書人散文獎」；一九七八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黑臉》。
一九七九年，李勤岸大學畢業後，到台南家專擔任英語教師。一九八○年，他擔任詩人季刊社社長。詩人季刊社的前身，即是後浪詩社。
一九八三年，李勤岸加入「春風詩社」，積極參與政治詩運動。春風詩社於一九八二年創社。春風詩社的詩人與詩作，有著社會主義理想性格的左派思想。春風詩社前後總共只出版五期刊物，每一期出版，都遭國民黨查禁，刊物還在印刷廠內，就被當時的警備總部派人來搶、來抄。這段時間，李勤岸常常嚐到被人跟蹤的滋味。
一九八五年，李勤岸申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他取得碩士資格後，回台於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李勤岸在中山大學任教一年，觸目所及皆是「國民黨利用職業學生監視一般學生」、「教官干預校務」等事實，當時，他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因此遭到國民黨另眼相待。
〈解嚴以後〉 台語意識開始萌芽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余光中與外文系主任黃碧端，李勤岸因與他們理念不合，而遭排斥。李勤岸因此提出「評鑑制度」，讓學生來評鑑大學老師。李勤岸表示：「在台灣，我是第一個提出評鑑制度的老師。這只不過是把我在美國求學的經驗，用來落實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而已。」
學生對李勤岸的風評很好，但校方依舊執意把李勤岸解聘。為此，李勤岸不惜與余光中、黃碧端在報章上打筆戰。最後，李勤岸憤而辭職，並於六月十三日，為這件政治迫害事件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多月，蔣經國總統才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台灣社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八月，李勤岸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
解嚴後不久，有一次，教權會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一個大型演講會。李勤岸寫了一首詩〈解嚴以後〉，準備演講時朗讀。不料，李勤岸上台朗讀時才發現，這首用華語寫成的詩，他竟然無法當著廣大群眾的面，把詩讀好。他當時也不知如何用台語寫詩，然而，想用台語表達詩作的意識，卻因此而逐漸萌芽。
李勤岸遭解聘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年間，沒有別的學校敢聘用他。他雖有教師資格，也只能以兼課維生，因此，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李勤岸在母語文學創作上，有很深的挫折感。他的「語言意識」產生之後，看到不少前輩在台語文字化領域裡，各自埋頭苦幹，卻難以整合出一套全面適用的語言文字系統，他開始思考出國深造，希望對語言學有更深入研究。
台語無字 到底是欲按怎樣寫
一九九○年，一次聚會場合，台灣語言學的前輩學者鄭良偉教授，曾鼓勵李勤岸出國進修語言學。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李勤岸就已經認識鄭良偉教授了。那一年，李勤岸拿到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返台前，他過境夏威夷，拜訪自己的老師---曾任東海外文系主任的李英哲教授。
有一次，李英哲教授家裡辦個聯誼餐會，鄭良偉教授也受邀其中。當時鄭良偉曾問李勤岸：「你寫作，敢有用台灣話來寫？」那時，李勤岸聽到這樣的問題，簡直不可思議，他無法想像：「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幾年過去了，李勤岸慢慢體會出「需要用台語寫作」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找學校，積極準備出國唸語言學的一切安排。
一九九一年，李勤岸不但參與發起「蕃薯詩社」，投入台語文運動，同時也加入台獨聯盟。李勤岸並申請賓州州立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攻讀修辭語言學博士班。李勤岸選擇該校就讀，因為它是最便宜的公立學校。此時，李勤岸四十歲，完全沒顧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差、語言學理論基礎也差，就憑著一股信念勇往直前。
那時候，他太太剛生下小孩不久，他們的經濟壓力不小。幸好太太全力支持他。面對這些困難，李勤岸認為：「只要有心，就可以解決，再大的難題也可以面對！」
轉學重讀 健康差一點出問題
賓州讀了一年，有一天，李勤岸突然接到鄭良偉的電話。鄭良偉透過美國查號台，查到李勤岸的電話。鄭良偉非常希望他能轉學去夏威夷大學語言研究所。當時，鄭良偉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幾經考慮後，李勤岸接受這個建議。
要去夏威夷大學唸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幸虧自己的妹妹、好友鄭邦鎮、廖永來等人申出援手，給他經濟援助，他才能成行。
然而，李勤岸料想不到，夏大語言所不承認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學分，要求他再從語言學碩士班修起。夏大語言所要求極為嚴格，教授功課盯得很緊，學生被逼得很辛苦。夏大語言所規定，學生必須通過「初考」，才能撰寫博士論文。
李勤岸前四年從不敢放假，也沒回來台灣過，孜孜矻矻拼命地唸，仍然考不過。沈浸在文學世界多年的李勤岸，怎麼也無法想像唸語言學，竟然要修數理、分析、統計等課程，他一度想放棄。
這段期間，吃緊的經濟壓力，也逼著李勤岸想放棄繼續唸書的念頭。因為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學業和經濟的壓力都很大，健康也差一點要出問題，我甚至必須到海邊去游泳，透過海療，來放鬆自己緊繃的弦。」
友人相助 咬緊牙關完成學業
一些海外留學生，得知李勤岸的經濟狀況後，約有二十個留學生，每人每個月出點小錢，積少成多地把錢資助李勤岸。主編《台文通訊》的鄭良光，即鄭良偉之弟，也給他經濟上的幫忙。鄭良光對他說：「你將來有錢再還我，不然，你就把這筆欠債，還給台灣。」
李勤岸咬緊牙關拼命讀，終於通過初考。初考通過後，李勤岸回到台灣，把房子賣掉，再把錢拿去夏威夷大學繼續拼博士學位。此時，同為台語文運動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等人，他們自己經濟也不好，還幫李勤岸為攻讀博士學位而募款；廖瑞銘也在其父過世後，將父親喪後的餘款，全數交給李勤岸，以做進修用途。「在這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我才可能完成學業。這個語言博士學位，真的得之不易。」
一九九五年，李勤岸擔任台獨聯盟中委之一，負責宣傳部，兼編獨盟的刊物《公論報》。李勤岸開始在《公論報》用台語寫社論。當時，獨盟內部為此不同觀點，有著嚴重衝突，因為一些資深的老盟員不贊同他的作法。他們認為，刊物是要做宣傳用的，如果讓人看不懂，怎麼做宣傳？
李勤岸一邊苦讀語言學，一邊在獨盟內部，堅持做實驗性的語文運動。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第一屆北美洲台語夏令會在休士頓舉辦。李勤岸在會中發表〈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的論文。會中，作家賴永祥發表論文時，提起「白話字」小說，提到鄭溪泮、賴仁聲等作家用台語白話字寫小說，並將這些作品拿給李勤岸看。李勤岸這時才了解，原來早已有人以這種方式，做母語文學的創作。
論文重提 斷詞分析母語文學
李勤岸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要做此研究，於是論文題目重新提出，委員會、指導教授全部更換。他並與鄭良偉教授的一個美國學生合作，針對這些文學創作資料，設計一套軟體去斷詞、去分析。李勤岸用了三年半時間撰寫論文，從一九九七年寫到二○○○年，才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有一次，李勤岸的好友李筱峰來夏威夷拜訪他。向來鑽研台灣史的李筱峰，看見李勤岸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研究書籍，就對他說：「那些語言學的專書，我看不懂，我看看這本《歷史語言學》好了。」李筱峰一看也十分不解地搖搖頭：「怎麼這本書裡頭，全是數學、邏輯概念？」
經過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淬練，李勤岸發現，自己竟然也能克服以前對數理知識的恐懼，透過種種學術上的訓練，便能夠發揮無限的潛力，突破過去的知識障礙。
二○○○年，李勤岸回到台灣，申請到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書，不料該校校長表示，因為一些政治因素，學校遲遲不發聘書給他。政黨輪替之後，教育界仍有此戒嚴下的心態，這是李勤岸始料未及之處。
李勤岸與太太攝於
Boston 住處。照片提供／李勤岸。
一通電話 哈佛大學走馬上任
二○○一年，李勤岸的太太，當時擔任鄭良偉教授的助教，得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正要開設「台語文課程」，並徵求台語教授，便通知他去申請。原先他並不積極，但後來連系主任彼得．鮑伯也打電話找他去。然而，彼得．鮑伯的「親中立場」，李勤岸很不以為然。他們兩個幾乎在電話中起爭執。不過，縱使政治立場不同，彼得．鮑伯仍堅持邀他去教授台語，就憑這點，李勤岸不得不信服，美國人可以在不同觀點下共事。
李勤岸在哈佛大學任教了兩年半，於二○○四年離開美國。由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因此，李勤岸回台任教。但是由於不合理的新制規定，舊制就擔任過講師的李勤岸，只能擔任助理教授之職。針對此事，他也只能徒呼無奈。
對於台灣目前的語言文化政策，李勤岸表示，前幾任教育部長都不曾真正用心推動母語教育，只有杜正勝部長有心有魄力在做，體制上有著不少困難，但他仍努力實行。李勤岸語重心長地指出：「母語運動，還有一段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期待我們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母語環境。」
本文收錄於《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出版，前衛出版社發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