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7變奏曲（下）
五月三十一日中午，我坐在雜誌社，跟同事討論事情。一位雜誌社的小姐，笑著對我說道：「這一期的《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都刊了你的相片，你現在是『國際性人物』，哇，你要請客！」
另一位也幫腔，一旁助陣說道：
「對啊，台灣的事情，難得上 TIME 跟 NEWSWEEK， 你不但同時上，又有你的相片，刊在上頭，要請客啦！」
我自知，因自己獨特的造型，而上了國際性雜誌，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但經他們一搭一唱，我也樂得合不攏嘴，連聲說道，「好，我請，我請，中午這一餐，大家看我的。」於是，我請雜誌社的同仁，在附近的小吃店，大家好好的吃一頓中餐。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那期的《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在這兩家知名國際媒體，同時各有一篇文章，報導出在台北市龍山寺爆發的反戒嚴示威，《新聞周刊》裡頭的那篇報導，所用的相片，是我面對群眾，發表演講的相片，當時我就站在手持警棍的警察前面，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揮舞著右手，一臉痛苦的神情。
《時代周刊》的那篇文章，也是用了我一張演講的相片，相片裡頭的我，剛從龍山寺廣場圍牆爬過來，遭到上百名警察阻撓，我乾脆站在圍牆的前端台階上，比那些警察高出半個身子，我的旁邊與圍牆的上面，都站滿了我們的支持者。就在那個緊張場面中，我突然提起勇氣，搖搖晃晃的站在那裡，面對群眾，呼籲「台灣人出頭天！」。
說來真巧，就在我那張相片下面，雜誌編輯放了一張蔣經國人頭照。
蔣經國當政的戒嚴時代，雖然他想盡一切辦法，例如，穿著一襲夾克，上山下鄉，拜訪老朋友，或者抱著小朋友，露出親切和藹的笑容，讓台灣的人民感受蔣經國是一個親民愛民的好領袖，可是，我投入黨外運動以來，我跟許多黨外新生代一樣，逐漸了解到蔣家政權，建築在一套可怕的特務系統上，嚴格的控制人民的思想，直到他晚年，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逐漸萌芽生根，蔣經國那套統治系統，再也不能把台灣人民，像馴服的綿羊，乖乖的關在羊欄裡面，他不得不順應台灣的民主浪潮，逐漸的鬆綁過去的統治方式。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因病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也曾經說出一句當時的名言，雖然這句話，來得太晚了：「我也是台灣人！」
其實，當時的我，在整個黨外陣營裡，我沒有任何公職，也不是任何團體的領導人，我只是鄭南榕《自由時代》雜誌社的一位採訪記者而已，因緣際會，我跟著鄭南榕，一起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又因著五一九當天的整個示威情勢，黨外的公職菁英，統統被困守在龍山寺廣場內，我不願眼看我們辛辛苦苦發動的示威，就讓國民黨當局，派了數百名警力，大門口一站，外面封鎖圈一圍，大家宛如束手就縛的降軍，因此，我也顧不得我的身分是記者，是來採訪新聞的，披上「甘地精神」綠背心，我就爬出龍山寺高聳的圍牆，圍牆外面的廣州街上，我跟幾十位來自各地的黨外黨工，另闢第二戰場，拉布條，呼口號，呼籲民眾支援食物……。
事後跟許多黨外黨工回憶，大家聊起，很多黨工，尤其是來自中南部的，五月十八日晚上，都要想盡辦法，突破警總人員的跟監，或搭火車，或搭飛機，或包遊覽車北上，許多人天未亮時，早已摸黑走進龍山寺等待了。我們許多黨外黨工，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歷史使命感，驅策著我們，要排除萬難，群聚龍山寺，展現我們台灣人民的力量。
整個五一九綠色行動，我只是這整個運動裡的一個小螺絲釘，但因我那奇特的甘地綠背心造型，而成為攝影記者，獵取鏡頭的對象，以致於《時代周刊》、《新聞周刊》與《遠東經濟評論》，這三家知名的國際媒體，因著五一九綠色行動，而報導台灣的黨外運動，剛好有我的相片在裡頭，如此而已，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我記得，在那次行動之後，有一天，我碰到尤清，他對我說：「我有看著你的相片，佇 TIME 雜誌喔！」
我明明知道，這只是因緣際會的巧合而已，但是，心頭仍高興無比。我當時還不太能體會，名聲如泡影，因此我不得不承認，當時我的相片上了國際媒體，甚至擺在蔣經國相片的上面，這種突然出名的喜悅，叫我興奮不已！原來，一個小小的黨工，也能在國際媒體「出頭天」！
我的興奮，維持不了多久，接著而來的，是一波波驚濤裂岸的打擊……。
